从硅谷到光谷之路——兼论高科技园区的建设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硅谷论文,光谷论文,之路论文,高科技园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是微电子时代，创造了硅谷奇迹；专家预言，21世纪将是光电子时代，光谷将续领风骚。从近几年对国际光电子领域的跟踪研究来看，光电子技术是我国同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最小的领域之一。今年5月8日，武汉地区的26位院士、专家联合向国家提出建议，在武汉建设“中国光谷”。与此同时，广州、上海、西安、长春等地也纷纷提出了建设光谷的宏伟目标。不可否认，武汉建设光谷具有巨大的优势，然而技术上的优势并不意味着产业上的优势，只有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将开放引进和自主创新相结合，才能发挥优势，取得成功。本文拟对高科技园建设的成功范例——硅谷的发展进行回顾，希望从中能得到对光谷建设的有益启示。
一、硅谷的成功经验
20世纪70年代以来，高科技园区以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倍受世界注目。美国位于斯坦福大学旁边的硅谷所取得的惊人成功，使得近年来涌现出大批硅谷追随者。硅谷最早的创业家是惠普公司的两个创办人，他们在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白手起家，在一个车库中研制出振荡器并创办了惠普公司。自1965年以来美国成立的100家最大的技术公司中， 有三分之一设在硅谷，1986年到1990年间，这些公司的市值增加了250 亿美元；硅谷企业在1975年至1990年的15年中，共创造了150000个与高技术有关的工作岗位；1990年，硅谷的生产商出口了几乎占美国全部电子产品出口额三分之一的电子产品。那么，硅谷是什么？在外人看来，硅谷是高科技的胜地：60年代硅谷的主导产业是半导体；70年代是处理器；80年代是软件；90年代则是互联网。硅谷是变化的，不是永远增长，也有起落。硅谷整个创新过程是一个新陈代谢、时起时伏的过程。
不少人把硅谷的成功归于“硅谷文化”，其重要成分是创业文化。硅谷地区的文化鼓励承担风险，也容忍失败。硅谷成立之初一些受过专门教育的青年工程师，怀着对已经长期存在的制度和传统观点的质疑，抛开了原有的社会环境，来到这个充满挑战的地区创业。相对别处的创业者而言，他们更愿意接受风险和试验。他们认为，行业及企业间的联系和先进的技术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单个公司或行业的作用；一个人对职业的忠诚要远远高于对所在公司的忠诚，公司只是进行工作的载体；试验和风险比稳健和对公司的忠诚更应受到重视。20世纪60、70年代期间，人员流动成为硅谷的一种生活方式。对地区经济和行业的忠诚将硅谷的创业者们统一到一起，人才市场的组织和创业的方式使得企业员工之间对市场和技术有着充分的交流。
产业体系的灵活性是高科技园区成败的关键。硅谷的产业体系基于地区网络，活跃的地区文化及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是硅谷保持活力的根源。硅谷的公司倾向于利用当地的各种关系网络来建立新市场、生产新产品和开发新技术。硅谷的各专业公司之间竞争激烈，同时又互相学习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进行技术革新。硅谷地区密集的社会网络和开放的人才市场也激励着创业者们不断进行新的试验和创业。企业内各部门的边界是互相渗透的，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当地机构如商贸协会和大学之间同样有着密切关联。多年的实践表明，硅谷发展的推动力不是由于某一项技术或某一种产品，而是由于各个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竞争和密切联系。因此，硅谷并没有刻意扶植某个部门，因为这样做就会适得其反。
在产业组织上，硅谷半导体和计算机行业新企业力图建立适合个人创新和高度分散的组织形式，保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竞争反应灵敏度。组织上的革新使得硅谷的公司能够比其他一体化组织形式的竞争对手更快地推出新产品。
硅谷小企业的迅速成长还得益于与大公司的合作。大多数美国计算机和电子大公司都与小企业保持着广泛联系。多年以来，硅谷每个半导体公司的最大客户均是IBM公司。 美国政府也对高科技企业进行各种支持，将航空和军事领域的R&D资金用于支持硅谷的企业， 或帮助国内电子行业获得研究和开发优势。由于中小企业管理局的诸多政策，社会对小企业传统的不信任观点有了极大转变，小企业同样能够得到美国政府的合同。
另外，硅谷拥有成熟的风险投资体系，任何有价值的创意、技术在硅谷都能得到很好的投资和帮助，风险投资不仅仅提供资本，更重要的是帮助组织和改造公司的领导班子。硅谷具有完善的人才流动体系，邻近斯坦福大学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利用。在斯坦福大学，师生创业是一种风气。斯坦福工学院的一座楼里先后诞生了三家著名公司：升阳（ Sun）、硅谷图文（SGI）和思科（Cisco）。
有专家认为，作为高科技创业公司的栖息地，硅谷至少包括七个方面的因素：第一，硅谷公司的生产结构是开放型的；第二，硅谷人才流动频繁，随之而来的是信息的流动和知识的传播；第三，加州宽松的法律环境使跳槽变得更宽松；第四是硅谷人允许失败；第五，硅谷人的生活和工作观是“活着为了工作”（Live to work），而在其他地方则是“工作为了活着”（Work to live）；第六，硅谷是多民族的大熔炉；第七，美国的全国证券交易商自动报价系统（NASDAQ）股票市场为硅谷公司上市创造了有利条件。正是这些因素一起构成了一片新天地，使硅谷成为创业公司的“栖息地”。
在硅谷之外比较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台湾的新竹、印度的班加罗尔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其中新竹和班加罗尔的共同特点是他们与硅谷的密切联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硅谷的延伸。90年代以后，台湾大量留美学生的回归，使得新竹成为高科技工业园区，他们许多人在硅谷工作过，他们创办的公司多与美国和硅谷有着密切联系。正是这种国际人才大循环使得新竹成为美国国外与硅谷最为接近的“硅谷”。
二、硅谷对我们的启示
在我们建设光谷的过程中，硅谷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当代高科技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制度和文化环境。美国经济学家N·罗森堡和L·小伯泽尔在其名著《西方致富之路——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演变》中认为，就科学技术本身而论，直到15世纪，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显然高于西欧，但西方国家很快后来居上，在经济上大大超过东方国家，原因是西欧在中世纪中后期建立了一种有利于不断创新的社会机制。如果我们要发展高技术产业，就首先应当建立起有利于高新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制度和文化。这样的制度和文化才是推进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最强大的动力。美国学者A·萨克森尼安认为， 人们往往都没有意识到，是硅谷那种合作与竞争组合成的不寻常的制度环境，使硅谷企业得以迅猛发展。
第二，要重视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由于高科技产业高投入高产出的特性，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加入，使得竞争变得异常激烈，竞争促进了创新和技术进步。
第三，注重技术进步和产品的开发，在技术竞争过程中重视人才的竞争。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在生产诸要素中人力资本要素扮演着最为关键的角色。市场竞争的关键是人才的竞争。在美国各个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都十分注重对于高素质、复合型、高学历人才的吸收和利用。Cisco 公司董事长钱伯斯就指出，Cisco采取种种手段网络市场前10或前15 名的顶尖人才，使得像3com和sun microsystems这样公司的一些创始人投奔旗下；而另一方面，在竞争中人才倾向于流向效益较好、报酬较高的企业，而一些新的企业在竞争中不断出现，也以高薪吸引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加盟，导致人才的流动性极强。
第四，在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要加强引导和支持。美国是世界上制订国家信息产业战略最早、颁布国家信息产业政策最多的国家。
第五，要有许多热衷于风险投资的企业家的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特性，但是作为技术发明者的科技人才一般缺乏足够的资金，资本的拥有者则希望自身的资本得到更高的回报，这样就产生了作为中介的风险投资机构。风险投资机构负责运作和管理资本拥有者提供的风险基金，通过发现优秀的管理人才和具有市场潜力的高技术项目，以股权、准股权或者债券的形式投资于新技术企业，并适时转让股权、变现获利。尽管风险投资本身就意味着项目有着失败的高风险，可是一旦选择好企业，其投资能获得相当可观的利润，这也正是风险投资者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在光谷发展过程中，风险资本在技术产业化方面也应发挥重要作用。
第六，高校是高技术产业的发源地，是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核心力量。同时，高等学校如果不能适应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将会严重影响高校自身的发展。因此，高校要冲破传统的教育观念和体制的束缚，走教育、科研、生产一体化的道路。
高科技园的发展因环境而异，但也是有着共同规律的。对于国外的有效的方法和模式，我们应通过学习和借鉴少走弯路，但决不能盲目照搬，必须结合自身实际，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我国在光电子技术方面与世界发达国家几乎同时起步，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制造技术落后和材料水平有限，而国际上光电子产业已经进入加速发展阶段，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3到5年。如果我们不在目前光电子技术产业化的起步阶段进入，就会失去大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到产业化后期时将要花数倍的力量才能弥补，也许会彻底失去时机，受制于人。
三、政府在高科技园区建设中的作用
从各国的历史经验看，在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一些国家运用政府的力量加快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市场体制的形成，同时保护自己的幼稚工业，保证潜在比较优势的发挥，的确显示了很大的能量。国际经济界普遍认为，采取这种亚太模式（韩国称之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是战后亚太地区一系列国家和地区高速成长的关键因素，对中国也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在过去的“赶超”时期，先进国家走过的道路是清楚的，政府拥有相对充分的信息，在这样的条件下，政府发挥了民间力量所不及的调动资源的能力，故而成功的把握较大。然而当面对创新的课题、需要探索未知的时候，政府并不具有信息优势，它的反应能力、动作效率则肯定不如民间机构，而且政府直接组织、管理高新技术开发和生产，又必然会压制个人创造力的发挥。因此，要在目前阶段发挥高科技，政府的作用虽仍然不容忽视，但同时要走出政府包办的误区。
综观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各国，政府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职能作用大致表现为：具有市场开拓的导航职能作用；对市场运行的调控职能作用；驱动市场发展的助推职能作用。这些职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适应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的。目前我国政府在发展高科技的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政府的性质和结构决定了它在直接的生产和商业活动中不具有民间企业所具有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因此，它应当尽量从市场活动中退出，更不应直接经营企业和干预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决策。政府要给创业活动开拓广阔空间，当务之急是要将专业科技力量的潜力从传统体制下解放出来。由于中小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源泉，因此特别需要降低进入门槛，帮助专业人员创业。
第二，真正适合政府起作用的是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应当在弥补市场失灵的领域，如建立市场秩序、提供公共物品等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要建设良好的法制环境。知识经济是以法规为基础的经济，当前急需加快包括保护知识产权在内的产权制度以及信用体系的建立。
第三，政府还应当努力疏通融资渠道。证券“二板市场”虽然呼之欲出，但是更为重要的退出渠道是大企业的收购兼并。这方面的法规需进一步完善。
第四，政府还应支持基础理论研究和共同技术的开发，并提供包括宽带网络在内的各种工作、生活设施。
在建设高科技园的过程中，政府必须明确自己职能的定位，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内扬长避短，做好份内工作，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四、风险投资机制的作用与建设
风险投资对发展光电子产业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风险投资是一种高风险和高收益的中长期投资，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催化剂”。国外发展光电子产业的经验证明：高科技技术成果的产业化不能依靠政府的投资，只能依靠民间风险投资的介入。目前中国正在探索建立风险投资机制，以期促进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市场化。
我国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尝试始于80年代中期，以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为代表，国内出现了一批专事风险投资的机构。但是十余年的实践表明，这些风险投资机构的运作效果并不理想，其中绝大多数都背离了设立的初衷，成为普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更有一些机构由于严重违规经营和炒作房地产、证券失败而陷入困境。导致中国风险投资事业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官办官营”是中国风险资本运作体制的致命缺陷。风险投资是一种风险极大的特殊的投资活动，如果没有一批具有完备专业知识和经营技能的职业风险投资家，没有将风险投资家的责任、利益与项目运作的成败和收益紧密挂钩的激励机制，没有能够有效制约风险投资家（作为普通投资者的代理人）的约束机制，风险投资活动是不可能成功的。由于体制和观念上的原因，中国的风险投资机构从一开始就采用了“官办官营”的模式，即由各级政府出资组建投资公司，按照国有企业的模式进行运作。实践证明，这种模式不能适应风险投资的特点和运作规律，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采用这种模式的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了失败。这是因为在国有独资公司的模式下，无论设计怎样周密的监督代理人方案，还是难以解决所有者虚置和预算软约束问题，当然更无法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第二，不成熟的外部环境对发展风险投资活动构成极大制约。中国的风险投资事业是在外部环境不成熟的情况下起步的。这种不成熟状况至今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由此造成风险投资活动举步维艰，困难重重。首先，风险资本严重不足。受金融严格管制影响，加上国家投入不足，资金来源问题始终是困扰风险投资机构的大问题。其次，缺少创新文化和创新机制。一方面，由于科研体制和管理制度的限制，高校和研究单位的人才用科研成果去努力谋求商业利益的动力机制尚未形成，因此风险投资所需要的大量创业者群体还没有出现。另一方面，在现行体制下，无论对创业者来说还是对风险投资者来说，其承担的高风险与能够得到的收益都是不对等的。不能容忍失败的传统文化和管理思想，也往往造成创业者和投资者趋于规避风险，满足于获取稳定收益。再次，缺少风险资本退出的渠道。风险资本在成功以后能否全身而退，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投资者的决策取向。可以说，没有风险资本的退出渠道就没有风险投资，而对于步入市场经济不久的中国来说，无论是公开上市的证券市场还是私募资本市场，在规模、流动性、可靠性以及运作成本和效率方面都不能满足风险资本退出的需要。最后，缺乏对风险投资活动的政策支持。国内外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风险投资机制与法律、政策、制度、文化、人才、市场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是整个国家经济、科技水平和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不进行制度创新，仅靠成立几个风险投资机构、筹集一些资金是不可能真正发展风险投资事业的，政府应该创造有利于风险投资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并给予积极的扶持，推动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
事实告诉我们，要创建有活力的高科技园区，仅仅保证资金、人才和技术的自由流动是不够的。一个国家的技术基础体现在其管理人员、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上，也体现在行业的整体领先性和企业之间密切的关系网络上，创建一个成功的高科技园区并不是将成功者的各种要素简单罗列起来，重要的是要有合理的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利用地区优势，建立有助于创业的社会文化氛围，在地方及整个国家范围内支持创新科技企业的发展。
美国商务部指出：“90年代，全世界的光电子产业以比微电子产业高得多的速度发展，谁在光电子产业方面取得主动权，谁就将在21世纪的尖端科技较量中夺魁。”可以断言，光电子技术将继微电子技术之后再次推动人类科学技术的革命。只要我们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将开放引进和自主创新相结合，就一定能发展我国的光电子事业，在研究上取得突破，在产业上形成规模，取得我国在该领域应有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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