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和新红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学论文,俞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俞平伯是一位学者兼诗人、散文家。他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因为50年代的一场批判运动而使他竟以红学家闻名于世。俞平伯自1921年4 月受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影响与顾颉刚讨论《红楼梦》起，便与《红楼梦》结下不解之缘。1923年出版他的第一部、也是奠定他红学学术地位的专著《红楼梦辨》，1952年又将它修订改题《红楼梦研究》出版。1954年出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1958年出版《红楼梦八十回校本》，1954年1月至4月发表读《红楼梦》随笔三十八篇，后结集为《读〈红楼梦〉随笔》，直到晚年，他还不时发表有关红学的文字。他对于《红楼梦》，一生都保持着当年与顾颉刚讨论时的热情和诚实。
关于俞平伯红学之功过，半个世纪以来已有无数的评说，这些言论和著述累积起来大约也汗牛充栋了吧。照理说，已没有什么新话可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作为一个学案，他的学术真相需要经过历史的反复的考量才能显露出来。现在我们已经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回望离我们而去的百年红学，从学术史的角度来审视俞平伯的红学，也许有助于探寻它的真相吧。
一
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照他自己的说法，是要还《红楼梦》的本来面目。用文怀沙的话来说，则是“辨伪”和“存真”（注：文怀沙《红楼梦研究跋》，《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第 523 页， 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红楼梦》的面目确实是模糊不清的，有些地方还被歪曲得不成样子。它开始传世时，只是一些残缺的尚未定稿的抄本，现在能够见到的只有八十回，据说八十回以后还有草稿，可惜都佚失了。1791年程伟元、高鹗用活字排印了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他们说后四十回是偶然发现的，使残璧复合为全璧，他们只是做了文学修订的工作。从此以后，人们一般都相信一百二十回是《红楼梦》的本相，就是象王国维这样的学者也没有怀疑它的真实性。文本如此，对文本的评论更是众说纷纭，评点派、杂评派、索隐派，各执己见，使得《红楼梦》的面目更加扑朔迷离。
评点和杂评在本质上都是随想式的主观批评，其中片断评论不乏独到见解，尤其是脂砚斋等人的某些批语披露了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情况，是了解曹雪芹生平家世以及创作的重要资料，但总体来说，评点和杂评不足以全面准确把握《红楼梦》的精神，算不上是科学意义的批评。索隐派批评自有渊源，它勃兴于民国初年，一时成为《红楼梦》评论的主流。索隐派认为从前评点家和杂评家都是无的放矢，认为他们未能领悟《红楼梦》影射真人真事这个真谛，因而只在小说所描写的假人假事身上立论，不免自为好恶、妄断是非。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通过所谓钩沉索隐，宣布他发现《红楼梦》竟然写的是顺治皇帝（清世祖）和董鄂妃的故事。此书在1916年出版，很快便再版至十三版之多，可知当年所产生的社会轰动效应。次年（1917）蔡孑民（元培）出版《石头记索隐》，他认为《红楼梦》写的是清康熙朝的政治斗争，宝玉是皇太子胤礽，黛玉是朱彝尊，宝钗是高江村，十二金钗都是当时的著名文人。1919年又有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出版，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明清兴亡史，宝玉既指顺治，又指乾隆；黛玉既指董鄂妃董小宛，又指乾隆之孝贤皇后富察氏并兼指方苞；平儿指柳如是，又指尹继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索隐派的高论因新奇而惊俗，此论一出，完全盖倒了评点派和杂评派，独领红学风骚。
于此可见，俞平伯说《红楼梦》面目不清，一点也不过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1921年胡适发表了《红楼梦考证》。胡适的《红楼梦》研究是他推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策略和步骤，他借此提高平民文学、白话文学的地位，宣传他的“双线文学的新观念”，并告诉世人一种思想学问的科学方法。胡适说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把以往的研究概而言之为“附会的红学”。这“附会的红学”专指索隐派。他之所以撇开评点派和杂评派不谈，大概是认为评点和杂评只是文学评论，而索隐派虽然荒谬，却在历史学的范畴内，与他的《红楼梦》研究是一种学术类型，因此他不承认评点和杂评是学术。胡适抓住“作者之生平”这一个大问题，运用治经学、史学的考证的方法，考证出曹雪芹的生平与曹家盛衰的历史，认为《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注：胡适《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107－1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这就是著名的“自传说”。胡适对《红楼梦》研究本身的贡献，一是肯定作者为曹雪芹，从大量文献中搜集到曹雪芹生平家世的宝贵资料，并由这些事实断定《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二是从版本上考定《红楼梦》是未完之作，后四十回为高鹗补缀。胡适的研究也到此为止。他的兴趣只在用历史研究的方法来考证《红楼梦》，无意深入到《红楼梦》的文学世界。
俞平伯受了胡适的影响，并在胡适的研究基础上将研究推向纵深。他从作者和背景的研究转移到文本的研究，他从历史的眼光转变为文学的眼光。胡适认为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的手笔，只是一种假设，并没有拿出实在的证据，他还以为后四十回的回目是原书就有的，因而判断后四十回大体上没有违背曹雪芹的意思。俞平伯所依赖的除了版本校勘之外，就是文学鉴赏的能力以及在这鉴赏能力之上所建构的一套评价原则和系统。鉴赏不是研究，但鉴赏是研究的必不可缺的前提和基础，这是文学研究不同于历史学研究的根本之点。具有较高水平的欣赏能力的人阅读《红楼梦》，读到第八十一回都会有一种变味儿的感觉，这经验如同张爱玲所说：“小时候看《红楼梦》看到八十回后，一个个人物都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起来，我只抱怨‘怎么后来不好看了？’”（注：张爱玲《红楼梦魇》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俞平伯的文学鉴赏能力，正如何其芳所说“是胡适所缺乏的”（注：何其芳《论红楼梦》，《何其芳文集》第五卷第2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胡适认为《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甚至比不上《海上花列传》和《老残游记》，他自己也一再声明，“我没有说一句从文学观点赞美《红楼梦》的话”（注：胡适《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289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俞平伯利用了脂本和脂评，但他更主要的是依靠了鉴赏，可贵的是他以鉴赏为基础建构出一套评价原则和系统，使得他的评价具有了学术的品格。他比较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立下三条标准：一、后四十回所叙述的“有情理吗？”二、“能深切的感动我们吗？”三、“和八十回底风格相类吗？所叙述的前后相应合吗？”（注：《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第109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鉴赏是主观的，但这三条标准却具有客观性，并且符合小说的文学特性。俞平伯运用这个原则和系统分析后四十回，指出后四十回写宝玉中举、贾府复兴等等根本违背了原作的精神，断非曹雪芹所作，又结合脂本脂评，证明后四十回不但本文是续补，即回目亦断非固有。这个结论，被后来发现的多种早期抄本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俞平伯对后四十回的评价是“功多罪少”（注：《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第 129 页， 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续补使得《红楼梦》成为一部首尾完整的小说，它到底将宝玉、黛玉分离，一个走了，一个死了，保持了《红楼梦》的一些悲剧的空气。高鹗的失败，在于高鹗的身世思想、性格和嗜好与曹雪芹有根本的不同，他的续补不可能与前八十回的精神完全贯通。俞平伯对后四十回续补性质的考定和对后四十回的文学评价，是全面的也是客观的。
文本的研究还包括对前八十回原稿和前八十回以后佚稿的探索。由于前八十回是几经增删而又未定稿的抄本，从版本校勘入手研究原稿的形态，是探寻曹雪芹创作过程的现实路径。俞平伯根据“庚辰本”第十七、十八回不分回以及第三十五回和三十六回之间断接等等异常情况，结合情节文字和脂砚斋评本的抄本上的批语，对秦可卿之死进行探幽索隐。他列举四项：一、“从荣府中闻丧写起，未有一笔写死者如何光景，如何死法”；二、第十三回说：“彼时合家皆知，无不纳闷，都有些疑心。”这“纳闷”和“疑心”字眼值得深究；三、秦氏既患的是痨症，自不会骤死，骤死则非由病，这才引起了人们的疑心纳闷；四、秦氏死后的各种光景，由宝玉惊得吐血，贾珍的哀毁逾恒、如丧考妣，尤氏的胃病复发，联系瑞珠的触柱，宝珠的作义女等等，证明原稿写秦可卿是自缢而死，原因是她与贾珍私通被婢女撞见。这个结论被后来发现的“甲戌本”上的脂批所证实。“甲戌本”第十三回有批语曰：“‘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嫡（岂）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到者？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又曰：“此回只十页，因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却四、五页也。”俞平伯对前八十回原稿的研究虽然只是初步的，涉及的内容是局部的，还谈不上系统全面，但它却开启了研究《红楼梦》成书过程的大门。现在对成书过程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代红学的一个重要部门。
探索八十回以后的佚稿是俞平伯用力较多的又一课题。他根据八十回对后事的暗示性文字、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逻辑，对曹雪芹所写的八十回以后的重要故事情节作了一系列推测。他的推测大略有四项，一是贾氏，二是宝玉，三是十二钗，四是众人。总的结果是贾家没有重兴，宝玉贫穷而后出家。这些推测在佚稿发现之前还很难作出肯定的判断，但它对我们认识曹雪芹《红楼梦》的真面目，多多少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这项研究的后继者不乏其人，发展至今已成为当今红学中的“探佚学”。
二
我们谈俞平伯，不能不谈胡适，但又不能与胡适混为一谈。俞平伯研究《红楼梦》在旨趣、观念和方法上与胡适有重要区别。胡适对《红楼梦》文学本身并无多大兴趣，他把《红楼梦》“看做同化学问题的药品材料一样，都是材料”，“拿一种人人都知道的材料用偷关漏税的方法，要人家不自觉的养成一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注：胡适《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23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胡适自言有历史癖，他对传记、年谱之类文体情有独钟，他眼中的《红楼梦》只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所以他只用历史的方法来考证《红楼梦》。沿着“自传说”的路线走下去的不是俞平伯，而是周汝昌。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1953年上海棠棣出版社）把胡适的“自传说”发展到极致，红学变成曹学，也把它的弱点和缺欠暴露无遗。
俞平伯是一位诗人和散文家，他的兴趣在文学本身。文学是什么？20年代俞平伯不同意当时流行的三种解释，一所谓“是描画外物的”，二所谓“抒写内心的”，三所谓“表现内心所现出的外物的”，他认为文学就是他自身，他不凭任何外在的东西而存在。他在1925年3 月所作的《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中说：
一切事情的本体和它们的抄本（确切的影子）皆非文艺；必须它们在创作者的心灵中，酝酿过一番，熔铸过一番之后，而重新透射出来的（朦胧的残影）方才算数。申言之，natural算不了什么， 人间所需要的是artificial。创造不是无中生有，亦不是抄袭（即所谓写实），只是心灵的一种胶扰，离心力和向心力的角逐。追来追去，不落后，便超前，总走不到一块去；这是游离。寻寻觅觅，终于扑个空，孤凄地呆着；那是独在。（注：《俞平伯全集》第二卷第9页，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7年版。）
文学不是外物的“确切的影子”，这种观念在根本上就牴牾了“自传说”。他主张为文学而文学。他的散文创作，追求的是一种闲情逸趣和朦胧苦涩的韵味。朱自清评论说：“近来有人和我论起平伯，说他的性情行径，有些象明朝人。我知道所谓‘明朝人’，是指明末张岱、王思任等一派名士而言。这一派人的特征，我惭愧还不大弄得清楚；借了现在流行的话，大约可以说是‘以趣味为主’的吧？他们只要自己好好地受用，什么礼法，什么世故，是满不在乎的。他们的文字，也如其人，有着‘洒脱’的气息。”（《燕知草序》）（注：《俞平伯全集》第124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 年版。）弄清俞平伯的文学观念和实践，就不难明白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观念和研究方法何以与胡适不同。
“自传说”的基本观念是把《红楼梦》当作一部信史。无庸讳言，俞平伯当初是接受“自传说”的。《红楼梦辨》中卷有《红楼梦底年表》一章，他是在“自传说”的支配下所做的考证。同卷《红楼梦底风格》一章曾说：“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观念，《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从这一个根本观念，对于《红楼梦》风格底批评却有很大的影响”（注：《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第162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不过从他的具体论述中可以发现，他所谓的自传观念只是文学的写实主义。关于这一点，下文将会涉及。但接着他在考证大观园的地点问题时便发现了似南方又似北方的难以解决的矛盾。“这些自相矛盾之处如何解法，真是我们一个难题。……我想，有许多困难现在不能解决的原故，或者是因为我们历史眼光太浓厚了，不免拘囿之见。要知道此书虽记实事，却也不全是信史。他明明说‘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荒唐言’，可见添饰点缀处是有的。从前人都是凌空猜谜，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或者竟矫枉有些过正也未可知”（注：《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第183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大观园地点之难以坐实，这一个案使俞平伯对“自传说”产生了疑问，并由此对胡适的小说观提出了质疑，“《红楼梦》虽是以真事为蓝本，但究竟是部小说，我们却真当他是一部信史看，不免有些傻气”（注：《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第183页， 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如果说《红楼梦辨》中这种非“自传说”的观念只是局部的思想和个别的怀疑的话，那么几年之后，他在1925 年2月7 日《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九期发表的《〈红楼梦辨〉的修正》就是自觉而明确的与“自传说”划清界限。这篇文章要修正什么呢？“我说，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注：《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第285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这篇文章几乎与上文所引的《文学的游离与其独在》同时发表，可见是经过深思熟虑而非即兴之作。他用文学不是经验的重视而是经验的重构这条文学“通则”来看待《红楼梦》，说：
以此通则应用于《红楼梦》的研究，则一览可知此书之叙实分子决不如我们所悬拟的多。写贾氏的富贵，或取材于曹家；写宝玉的性格身世，或取材于雪芹自己（其实作品中各项人物都分得作者个性的一面）；写大观园之“十二钗”，或即取材于作者所遭逢喜爱的诸女……这些话可以讲得通的。若说贾即是曹，宝玉即是雪芹，黛为某，钗为某……则大类“高山滚鼓”之谈矣。这何以异于影射？何以异于猜笨谜？试想一想，何以说宝玉影射胤礽、顺治帝即为笨伯，而说宝玉为作者自影则非笨伯？我们夸我们比他们讲得较对，或者可以；说我们定比他们聪明却实在不见得。即使说我们聪明，至多亦只可说我们的资质聪明，万不可说我们用的方法聪明；因为我们和他们实在用的是相似的方法，虽然未必相同。老实说，我们还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呢，几时跳出他们的樊笼。我们今天如有意打破它、彻底地打破它，只有把一个人比附一个人，一件事比附一件事，这个窠臼完全抛弃。（注：《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第288－289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俞平伯对“自传说”的检讨和批评，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上升到观点和方法论的高度，表现了深刻的理性。他又说：
小说只是小说，文学只是文学，既不当误认作一部历史，亦不当误认作一篇科学的论文。对于文艺，除掉赏鉴以外，不妨作一种研究；但这研究，不当称为历史的或科学的，只是趣味的研究。历史的或科学的研究方法，即使精当极了；但所研究的对象既非历史或科学，则岂非有点驴唇不对马嘴的毛病。……《红楼梦》在文坛上，至今尚为一篇不可磨灭的杰构。昔人以猜谜法读它，我们以考据癖气读它，都觉得可怜而可笑。（注：《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第291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 年版。）
文末他甚至向他的老师胡适进言，希望胡适换上文学的眼光来读《红楼梦》。也几乎是同时，他还在1925年1月20 日《京报副刊》第四十二号上发表一篇答读者的《关于〈红楼梦〉》的公开信，信中对于《红楼梦辨》囿于“自传说”的一些考证，表示“我现在很少趣味了”，“我何以对此等问题渐少趣味呢。我恭恭谨谨地说，我新近发见了《红楼梦》是一部小说”（注：《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第295页， 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从此以后，俞平伯在几十年的研究生涯里反复申述这个意见，并且把这个意见贯彻到他的研究中。我们读他的《读〈红楼梦〉随笔》和其他文章，趣味的研究或者有之，却全然不见“自传说”的踪影了。
对于俞平伯的劝谏，胡适一直保持沉默。也许是思路的分野，胡适研究《红楼梦》，醉翁之意不在酒，只在宣传科学主义，因而并不认真理会俞平伯的意见。一直到1957年，当俞平伯受到大批判之后，他写了一篇题为《俞平伯的〈红楼梦辨〉》的短文，末署“1957年7月23 日夜半。记念颉刚、平伯两个《红楼梦》同志。适之。”此文只是回忆20年代俞平伯、顾颉刚受他感染讨论《红楼梦》的情形，丝毫也没有涉及俞平伯在学术上与他不同的见解，谈到《红楼梦辨》的贡献，只淡淡的说：“平伯此书的最精采的部分都可以说是从本子的校勘上得来的结果。”（注：胡适《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 247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这个评语未必允当。俞平伯此书用文学的眼光来支配和使用考证的方法，其中相当的部分完全是文学的批评。如果说到版本，俞平伯当时知道的版本除“程高本”外，就只有“戚蓼生序本”，比较重要的本子，“甲戌本”发现于1927年，“庚辰本”发现于1933年，其他本子的出现则更晚一些；用仅有的两种本子做版本校勘，能解决《红楼梦》的多少难题呢？倘若只承认俞平伯的版本研究，则等于无视俞平伯在建构文学研究系统方面的贡献。看来胡适并不同意、当然也不接受俞平伯的劝谏。坚持“自传说”的学者对《红楼梦辨》均抱保留的态度，近年周汝昌仍重复胡适的意见，说《红楼梦辨》“基本上是一部版本考订的性质”的书（注：周汝昌《还“红学”以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第41页。）。
三
俞平伯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小说，考证的方法不能完全解决文学的问题。这个思想早在他与顾颉刚讨论《红楼梦》之初就已萌芽。他建议与顾颉刚合办一个研究《红楼梦》的月刊，刊载两类文字，一类是把历史的方法做考证的，一类是用文学的眼光做批评的（注：顾颉刚《红楼梦辨序》，《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第65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做考证很难，作文学批评也不容易，特别是作古代文学的批评，它需要把握作者生平家世以及作家写作的文化空间，需要处理版本问题，文学中含有历史的和文献的性质，作起来更不容易。俞平伯深知文学批评的不易，他认为文学批评最要防止的是主观式的批评。他说：
原来批评文学底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俗语所谓，“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就是这类情景底写照了。我在这里想竭力避免那些可能排去的偏见私好，至于排不干净的主观色彩，只好请读者原谅了。（注：《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第161页， 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红学中评点派和杂评派的批评之弱点就在于他们是印象式批评，不顾及作者、时代和版本，亦无现代科学的系统，他们自己又不自觉于批评的主观性而谨慎为之，反而随意挥洒，在批评中注入历史的和逻辑的判断。这种批评常常引导人误入歧途。有鉴于此，俞平伯进行文学批评时如履薄冰，慎之又慎。
《红楼梦辨》中卷“作者底态度”和“红楼梦底风格”是俞平伯文学批评的两节重要文字。俞平伯分析了旧红学的失误，指出他失误的起源在于毫不顾及作者是谁，因而更无以明了作者作书的意趣态度。也就是说，俞平伯的文学批评是以胡适对曹雪芹生平家世的考证成果为基础和前提的。但俞平伯并不接受胡适对作者态度的见解，胡适的见解服从于“自传说”，认为作者“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作者只是实录。俞平伯的文学观念与这种镜子式的反映论格格不入，他当然不满足于胡适的说法。他一定要把作者的态度弄个明白。为此他设计了探寻作者态度的两条途径：一是“从作者自己在书中所说的话，来推测他做书时底态度”，二是“从作者所处的环境和他一生底历史，拿来印证我们所揣测的话”。由这两条通道，他找到的答案是三点：一、《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二、《红楼梦》是情场忏悔而作的，三、《红楼梦》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这三点是不是曹雪芹的态度的全部呢？他不肯武断，他只说至少是窥测到一部分。此后红学又发展了半个多世纪，今天来看俞平伯的结论，还是比较稳妥的。
重要的还不在结论本身，而在俞平伯对于红学的文学批评范式的设计。他把对作者本意的研究，看作是打开作品全部意义的大门。的确，对于作者本意的研究，是从作者生平家世考证的外部研究进入文本的内部研究的过渡环节，而从作者创作意图进入文学的内部结构，乃是一条避免陷入主观式批评的路线。它确定作者个人由生平家世思想等等因素造成的特殊性，并由这特殊性去解析作品的内在意蕴，显然是较多的排除了批评者出于个人偏好的主观因素，把批评者的想象限制在理性客观的界限之内。
从作者创作意图进入文本的文学世界，俞平伯抓的是风格问题。评论一部小说，着眼于小说的风格，不仅在当时具有独创性，就是对于今天的文学研究也仍有启迪的价值。俞平伯对于“风格”一词未作理论的阐释，从他在运用这个概念的批评实践中可以看出，“风格”包含着作者的态度和表现手法，并由二者结合而形成的与同类体裁作品的不同的个性。他认为曹雪芹的创作意图是感叹身世，情场忏悔，为十二钗作传，因而他的创作原则和方法是“逼近真情”，“按迹寻踪实录其事”。这样创造出来的艺术，人物的人格都是平凡的，优点和弱点同在；情节结构是逼真的，一点也不受俗情所喜好的大团圆主义的左右。与《水浒》、《儒林外史》等小说相比，《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
“怨而不怒”曾被人误解为作者没有爱憎立场，作品没有倾向性。如果不偏执于只言片语和个案分析，综合全文来看，俞平伯所谓“怨而不怒”实在指的是含蓄，这含蓄既是文章的风格，又是作者的个性。含蓄来源于作者对人世的深深的哀思。“愤怒的文章容易发泄，哀思的呢，比较的容易含蓄”。含蓄的文章，“初看时觉似淡淡的，没有什么绝伦超群的地方，再看几遍渐渐有些意思了，越看得熟，便所得的趣味亦愈深永。所谓百读不厌的文章，大都有真挚的情感，深隐地含蓄着，非与作者有同心的人不能知其妙处所在”（注：《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第170－171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含蓄还来源于作者对人生的忠实态度，在审美主客关系上，不以作者的偏见嗜好改造事实，因而含蓄的文章逼近真情和事实。他写人，不是好人皆好，坏人皆坏，因为没有疵点的好人和彻底的坏人在生活中是没有的；他写事，能够保有生活缺陷的真相，决不迎合习俗对大团圆的喜好，因为大团圆只是理想中的幻境，更不是曹雪芹经历的事实。基于这个“怨而不怒”的风格，俞平伯称赞《红楼梦》对于传统“很有革命的精神”。
如果比较一下鲁迅在20年代所著《中国小说史略》和同期题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讲演中有关《红楼梦》的论述，你就会佩服俞平伯的文学眼光了。《中国小说史略》认为《红楼梦》“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说《红楼梦》“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鲁迅的这两段文字被人们一引再引，早已成为经典之论，而俞平伯的同样的思想和见解，而且说得更系统更细致，反而遭到曲解和批判，这怎么能不为之叫屈呢！
俞平伯把握“怨而不怒”风格的深度，又表现在他用它作为一个尺度来考量后四十回，证明后四十回悖离原书风格，绝非曹雪芹的手笔。如他对宝玉中举然后仙去，对贾府重兴等等的分析，都是切中肯綮，验证他用风格作考证标准是可行的。其中他谈到后四十回写贾母对林黛玉的态度过于冷酷无情，失去了“怨而不怒”的风格。这条意见遭致了严厉的批评，并成为“怨而不怒”就是认为《红楼梦》没有爱憎立场这种解释的典型例证。言下之意，后四十回写贾母对黛玉冷酷无情，表现了贵族地主阶级的本性，正是作品倾向性所在，是写得好的。现在平心静气的读读俞平伯的文字，即可知俞平伯的见解如何贴切和准确。黛玉失去父母，寄人篱下，贾母对她的这个孤苦的外孙女的疼爱在八十回中写得明明白白；她作为家长，考虑到家族的根本利益而不同意宝、黛成婚，但不等于不怜爱黛玉。按原书的风格，断然不会象后四十回那样作简单而无情的处理。根据红学家探佚的成果，原稿应当是黛玉死后贾母等人才论宝玉的婚事，这不证明俞平伯的论断是贴近原书真相的吗？
文学批评要清除主观的因素，但实际上是除之不尽的，因为批评本身就是主观的性质。俞平伯对《红楼梦》的文学批评也不可能不带有主观的色彩。如前所述，俞平伯是一位闲适派的散文家，在文学观上强调文学的非功利性，他在文学上追求的是文学自身的趣味。这种性情、观念和嗜好都会渗透到对《红楼梦》的文学批评中，其中比较突出的表现是趣味的批评。这一点在《红楼梦辨》中已露头角，到了写《读〈红楼梦〉随笔》的时候就流露得更明显了。他批评一些杂评家把《红楼梦》当作闲书来读，而他自己何尝完全摆脱了这种文人的作风。
四
现在通行的说法，“新红学”就是“自传说”。如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的“新红学”词条的释文就是这样说的：“他（胡适）利用搜集到的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史料，经过考证，得出了《红楼梦》是曹雪芹‘自叙传’的结论。人们称从他开始的红学为新红学。后来，俞平伯也被《红楼梦考证》所吸引，与顾颉刚一起用通信方式讨论《红楼梦》，在此基础上，写成《红楼梦辨》一书，从观点到方法，与《红楼梦考证》一脉相承，而更为丰富完备，都成为新红学的奠基性著作。”如果“新红学”就是“自传说”，那么如前所述，就不能把俞平伯包括在内。倘若包括胡适和俞平伯，那就不能将“新红学”与“自传说”划等号，“新红学”包括“自传说”，也包括俞平伯非“自传说”的红学。从学术上看，胡适是“新红学”的开山者，俞平伯则是完成者。
“新红学”在它解决《红楼梦》的难题时建立了一整套理论、规则和方法的系统，形成学科的型范。这里，单是依靠一个新观念是不能奏效的。在胡适、俞平伯之前，运用西方文学和美学思想来研究《红楼梦》的就有王国维、吴宓、佩之和陈独秀等人，为什么他们没有资格成为“新红学”的开山人呢？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写于光绪三十年（1904），是一篇用叔本华的美学思想来系统评论《红楼梦》的专论。这篇专论的不少论述有相当深度，闪烁着一个深谙艺术的学者的智慧。他批评了索隐派，甚至超前的批评了自传说，他从文艺的本质特征着眼，指出“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故《红楼梦》之主人公，谓之贾宝玉可，谓之子虚乌有先生可，即谓之纳兰容若，谓之曹雪芹亦无不可也”（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一粟编《红楼梦卷》第262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他认为《红楼梦》打破大团圆的旧套，打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窠臼，认为悲剧非外部的原因，乃人生之固有，等等，均是难得的卓见。但是，这篇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题发挥叔本华的哲学，没有对作者生平和背景作必要的考证，也没有对版本作必要的校勘，他不但把一百二十回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而且他所宣扬的人生解脱之道，基本上是引证后四十回。王国维只是用一种新的观点来解释《红楼梦》，在方法上没有超越杂评派、评点派的随意式批评，尽管他的思想较新颖、眼光较深邃。
吴宓的《红楼梦新谈》发表于1920年《民心周报》第一卷第十七、十八期。吴宓倾心于照搬西方理论比王国维更甚。他用美国哈佛大学马格纳特儿（Dr.G.H.Magnadier ）所谓小说杰作之六大特征来规范《红楼梦》，证明它是中国小说的杰作。他用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来解释《红楼梦》悲剧，又用西方著名的文学人物来比照《红楼梦》人物，说宝玉兼有雪莱用情之滥、卢梭心情之不专等等，因而宝玉的特质是诗人。宝玉不乐读书以取功名，不务俗事，厌嫌衣冠酬酢等等，皆是诗人天性的表现。黛玉亦一诗人，故能与宝玉性情契合。黛玉与宝钗，是理想与实事之冲突，这冲突乃是社会中成败实况的反映。金玉姻缘是实在之境，木石前盟是情理之境，贾府大观园是经验的世界，太虚幻境是理想的世界。吴宓的评论不外是要证明萨克雷所发挥的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小说比历史真实”，这是因为“小说包含大量的被溶解了的真理，多于以反映一切真相为目的的（历史）卷册”（注：吴宓《文学与人生》第4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吴宓的《红楼梦新谈》的确使人耳目一新，但它也是给《红楼梦》一种新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有一百种理论就会有一百种解释，并不能解决学术上的疑难，同王国维一样，也不具备新的学术型范的品格。
佩之的《红楼梦新评》发表于1920年《小说月报》第十一卷第六、七号。这篇专论用西方社会学来解说《红楼梦》。佩之认为过去的人们把《红楼梦》当作言情小说、掌故小说、哲学小说、政治小说看，都失之于主观，《红楼梦》应当是一部社会小说，“他的主义，只有批评社会四个大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第三辑第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佩之将小说的内容分解为婚姻问题、纳妾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弄权纳贿问题、作伪问题，等等。他肯定作者批评社会的一面，却批评作者所开出的解决问题的药方，他认为曹雪芹将出家做和尚的人生哲学作为出路是消极、虚空和毫无价值的。这篇专论尽管道出了《红楼梦》的一些社会内容，但它用社会学的方法将文学形象图解为社会学的概念，也不足以担当开创新学术的角色。
1921年5 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卷首刊载了陈独秀的《红楼梦新叙》，陈独秀不同意上述几位学者的意见，“什么诲淫不诲淫，固然不是文学的批评法；拿什么理想，什么主义，什么哲学思想来批评《石头记》，也失去了批评文学作品底旨趣；至于考证《石头记》是指何代何人底事迹，这也是把《石头记》当作善述故事的历史，不是把他当作善写人情的小说。”（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第三辑第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陈独秀认为《红楼梦》是小说，不能用哲学的历史学的方法来研究，但他只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没有拿具体的批评来实践自己的观点。他唯一的具体的批评是用西方小说“善写人情”的特点来衡量《红楼梦》，主张将《红楼梦》琐屑的故事尽量删削，显然是无的放矢。
在胡适之前登上红学舞台的几位评论家，思想不可谓不新，但是相对旧红学的评点派、杂评派和索隐派，在学术方法上并没有进步。他们都不同意旧红学，但又不能驳倒旧红学，更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型范来取代旧红学。新的学术型范的创建是由胡适来奠基的。胡适把《红楼梦》研究看成是一门历史科学。他认为历史科学包括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天文物理学等等，不能像实验科学可以用实验方法来创制或重造证据，只有小心去求证，因而他把历史研究的方法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注：详见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第九章“‘科学’和‘民主’的定义”，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这个思想来源于杜威，但考证的方法却从乾嘉学派继承过来，这是学术上中西思想结合的一个范例。“自传说”有着先天的弱点，但胡适对曹雪芹生平家世以及版本的考证，足以驳倒当时甚嚣尘上的索隐诸派，为后来的红学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立足点，并且赋予了小说研究以科学的品格。诚如胡适所说，“这种工作是给予这些小说名著现代学术荣誉的方式；认定它们也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注：详见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第九章“‘科学’和‘民主’的定义”，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58页。）。
俞平伯继承、修正、发展和完善了胡适创建的新红学。俞平伯对于胡适的修正，首先是不认同胡适的意识形态的立场。胡适认为《红楼梦》研究的本质不在《红楼梦》自身，而在研究的方法，他把学术作为为自身以外目的服务的手段。俞平伯认为研究的目的在学术自身，文学上他主张为文学而文学，学术上他主张为学术而学术。也就是说，俞平伯摒弃了胡适的学术功利主义。其次，俞平伯认为胡适“自传说”的根本缺陷在于他把《红楼梦》当作历史，在这一点上“自传说”与“索隐派”的观念和方法没有本质的区别，他认为《红楼梦》只是一部小说。第三，俞平伯基于《红楼梦》是一部小说的基本观念，认为考证的方法不是研究《红楼梦》唯一的方法，研究《红楼梦》还需要用文学的眼光使用文学的方法。于是，他提出考证与赏鉴相辅相成的学术型范。他在《红楼梦辨·札记十则》中说：
考证虽是近于科学的、历史的，但并无妨于文艺底领略，且岂但无妨，更可以引读者作深一层的领略。……文学底背景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真正了解一种艺术，非连背景一起了解不可。作者底身世行情，便是作品背景底最重要的一部。……知道作者底生平，正可以帮助我们对于作品作更进一层的了解。……且文艺之有伪托、讹脱等处，正如山林之有荆榛是一般的。……有了这些障碍物，便使文艺笼上一层纱幕，不能将真相赤裸裸地在读者面前呈露……我们要求真返本，要荡瑕涤秽，要使读者得恢复赏鉴底能力，认识那一种作品底庐山真面。（注：《俞平伯全集》第五卷第281－282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这段话是针对文艺不需要考证的看法而说的，所以讲考证对于赏鉴之必要的方面多些，尽管它强调的是考证的重要，但它仍然很清楚的讲明了考证与赏鉴的关系。中国古代小说长期以来处在卑微的地位，小说作家不象诗文那样可以公开署名，通常的情况是署别名别号，将真实姓名隐蔽起来，岁月久远，作者和创作时间均成为难解之谜。不了解作者背景就无以深入领略作品，因此，作者背景的考证就是小说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部门和方法。此外，古代小说的生产和传播有其自身的特点，由于它是通俗文学的样式，又因为没有著作权和版权的有效保护，作品在翻刻中被任意修改增删是为常情，要认识作品的庐山真面，就不得不作版本的考证。这种考证是科学的历史的，它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正确的赏鉴文学作品，认识作品的真实意义。在俞平伯所建构的型范中，考证是为赏鉴服务的。
胡适创立的“新红学”在俞平伯手里得到了完善，使“新红学”具备了全套的观念、方法和技术系统。《红楼梦考证》和《红楼梦辨》对《红楼梦》疑难的突破，为一门学科树立了新的学术楷模。“新红学”成立的历史启示我们，一个新的学术型范的确立，需要有新观念新方法的引入，同时需要对旧的学术传统的继承，更需要与研究对象有机结合。学术型范的确立，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也不是从规则到规则，而需要通过解决学术的重大疑难而达到和形成。“新红学”当然不是学术的止境，它的弱点和缺欠，随着学术的发展不断的暴露出来。我们有理由相信，红学进入到新世纪之后必定又会有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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