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涛[1]2002年在《收视率调查在电视媒体优势策略中的应用及意义》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的入世，国际传媒巨头们的不断涌入，我国的电视传媒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市场竞争；一方面电视台(频道)、电视节目(栏目)，无论是形式还是数量都在大幅度增长，观众选择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传媒的市场竞争环境也日益逼迫着我国电视传媒业向市场化方向迈进。而在现实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制定电视媒体优势发展策略，就必须研究已经变化了的受众需求。收视率调查作为电视媒体特有的受众调查方式，可以比较直接的反映受众的节目需求和满意度，而作为衡量节目凝聚力以及电视台时段价值的重要依据，收视率也是撬动广告投入的重要杠杆。所以收视率作为一个重要的市场信号，已越来越为中国的电视人所关注。 随着收视率调查重要性的凸现，对收视率调查相关问题的认识与应用方式，也被提到中国电视理论研究与业务实践的日程上来。由于收视率调查被全面纳入中国电视传播运行轨道中还是近几年的事，加上我国这一行业起步比较晚，所以我们的电视人对收视率的理解和运用方面还存在一些缺失和误区。如在2000年以前的多次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主持人所对外公布的收视率数据(由央视索福瑞媒介调查公司做的全国电视观众收看春节晚会情况电话调查所得的收视率)，实际应该是到达率数据等等。另外，由于收视率的调查方法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个纯技术的问题，所以对收视率的调查研究关注的目光也比较少。但是如何正确看待和使用收视率，直接影响电视媒体自身的传播效果和竞争策略。因此，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收视率调查与电视媒体优势策略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首先试图通过较为详细的数据材料，从收视率调查现实状况入手，进 一步深入探讨收视率调查在电视媒体优势策略的应用，以及收视率调查对电视 媒体优势策略的影响及意义。并期望作一些前瞻性的探讨。 本文的综述部分首先对本文中的几个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同时介绍了该 选题的重要性以及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 第二章简略介绍了收视率调查的起源以及国内外收视率调查的简要发展 脉络。 本文第叁章结合电视媒介的二重性特征，着重论述了收视率调查在电视媒 一 体竟争优势中的重要决策意义。 第四章总结了收视率调查在电视节目评价、电视频道定位以及电视栏目编 排当中具体应用状况。同时提出国内收视率调查应用现状中存在的几个较为显 性和隐性的问题和误区。 本文的第五章主要是对收视率调查在中国电视当中的未来应用和发展趋 势作一些前瞻性的思考，这样的思考主要建立在电视媒体经营和发展的媒体 优势策略基础之上。 结论部分试图从收视率调查客体的角度提出在整个电视媒介竟争环境下， 我们的选择和对策。
郭玉真[2]2008年在《电视栏目改版研究》文中认为改版是电视栏目在自我完善和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适应性调节,是在渠道过剩、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的传播背景下,通过调整和改变电视栏目的内容、结构来引导和满足受众需求,能够引起受众察觉的电视创作、播出行为。改版是电视栏目在与受众沟通与交流的过程中对栏目表达方式的一种修正,对于打造电视栏目品牌,提升栏目乃至频道的影响力、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意义。随着同质异质传媒间竞争的加剧,中国的电视创作者从1994年开始一直把栏目改版作为提升栏目竞争力、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但目前的栏目改版存在着许多问题,不仅造成了各种资源的浪费,而且影响到了栏目的生存、发展,并且改版中同质化竞争的出现也影响了中国电视媒体整体创作水平的提高。本文运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改版栏目的观察和对相关节目管理者及主创人员的采访,系统研究了央视以及省级卫视许多栏目改版案例的改版过程,阐述了电视栏目改版的动因和依据,分析了电视栏目改版的意义、价值以及电视栏目改版存在的问题,从电视栏目改版策划的角度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法,本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首先,结合电视栏目化发展历程、分析了电视栏目的构成要素,对电视栏目改版的方式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央视、省级卫视及国外着名栏目改版的案例的研究,系统把握电视栏目改版的现状。第二,通过对电视栏目相关创作人员的采访和对有关文献的分析,对电视栏目改版的依据进行了阐述;从收视率、生命周期、同质化竞争、受众审美心理的变化、传媒生态等方面,对电视栏目改版的动因进行了分析。第叁,从栏目和频道两个层面论述了电视栏目改版的意义和价值,指出电视栏目改版是打造栏目品牌、提升媒体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从电视栏目改版的盲目性、复制性、重形式轻内容、栏目与频道定位不统一、收视率指标运用不当等方面对电视栏目改版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最后,从策划的角度提出了电视栏目改版的策略,把正确处理栏目与频道、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以及建立科学合理的电视节目综合评估体系作为改版策划的前提,并从利用生命周期曲线确定改版临界点、利用专项受众调查明确改版方向、采取生产型竞争策略促进媒介可持续发展、推动栏目改版中的内容创新等方面提出了栏目改版策划的步骤方法,指出创作理念的转变是电视栏目改版成功的基础。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传播学的角度,结合电视创作理论,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想结合的方法对电视栏目的改版进行了系统研究,宏观上,把电视栏目改版置于树立电视品派形象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微观上对电视栏目改版的操作过程及改版方式进行了个案分析。突破了以往仅仅从电视创作的微观层面对电视栏目改版进行分析的局限性;运用创新扩散理论阐释了电视栏目的生命周期的存在,指出了电视栏目改版的规律。分析了专项受众调查在电视栏目改版前期调查中的价值及运用方式,指出了生产型竞争和生态位战略对于提升栏目竞争力的意义。
黄聿清[3]2006年在《两岸电视观众收视行为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两岸历经五十余年时空之分隔，不同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下，也产生不同的传播政策与媒体现况发展。值此两岸政治、经济分流再汇流之际，本研究旨在透过近两年来的电视收视率数据分析，勾勒两岸电视观众的轮廓与收视行为的现况，并探究其差异，藉以提供两岸电视产业共同发展之可行方向。研究结果显示两岸电视观众在收视观众轮廓接近，均以「34岁以下」，「文化程度高中程度」，「学生、无业或退休」为主。台湾地区收视轮廓较趋近大陆城市部分收视轮廓，尤其是在文化程度的分布上更为相似。在收视行为上，虽然两岸人民的生活型态、媒体管理政策与发展有明显差异，但无论是收视量与全年收视率表现均呈现一致趋势；收视量相近似，收视趋势呈现节日性及季节性变化，此外两岸电视观众均会受到特定事件的影响而形成收视率改变，例如：SARS事件以及奥运会等。另外，在收视环境日益多元化、频道日增的媒体环境，两岸电视观众在节目类型收视偏好上也呈现相似的情形，电视剧、新闻、综艺、电影等节目类型都是收视比例较高的节目类型。但细究两岸主流节目部份，则可以看到大陆电视观众在内容偏好上，较从国家政策、政治以及节假日特别节目等面向出发，而台湾地区则较明显偏向娱乐化内容，并有日益本土化的倾向，政治面向上只有政党及选举议题较受关切。因此，本论文综合研究数据特征分析并得到以下关于两岸在电视节目产制合作与发展之建议：1．由于两岸观众轮廓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差异性有限，再辅以两岸观众收视量与日收视、周收视、及年收视曲线趋势相近，上述相关条件均是节目排文件规划重要指针项目，因此节目在排档规划性上，两岸是有一定相通性，水平式平移是可行的。2．两岸在频道开放政策上有所不同，因此目前大陆在频道竞争上还是以中央台占绝对优势，台湾地区则以无线四台稍有优势，但有线电视已有部份频道能与无线电视台平起平坐，整体呈现各立山头局面。3．节目内容上由于两岸在频道开放以及内容管理制度有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所形成的观众品味也有所不同。戏剧类型节目之素材与内容主题只要予以慎选，均可以在两岸受到观众欢迎；综艺节目上，台湾地区诸多节目为达到更多收视群众，所以追求高娱乐性，内容游走在尺度之间；新闻类型节目素材及走向与政治制度有高度相关，因此，目前两岸对彼此节目的接受性应不高，合作空间有限。
庞胜楠[4]2013年在《电视媒体与社交媒体互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日新月异的互联网领域，社交媒体无疑是近几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一股力量，其发展速度之快，影响力之大令人炫目，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习惯于通过社交媒体来接收信息，在社交媒体上随时都在发生新鲜事，它的蓬勃发展不断吸引其他媒体与之合作，电视媒体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随着视频网站的蓬勃发展，电视媒体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电视的未来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社交媒体的发展给电视媒体带来了新的活力，如今电视媒体与社交媒体的互动已经进入鼎盛时期。针对当前在电视媒体与社交媒体互动领域研究方面存在的范围窄、系统性不强、时效性差等问题，本文以案例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配合问卷调查法，从社交媒体和微博的定义谈起，通过对电视媒体和社交媒体特征的分析，找到了两者自身所存在的不足，进而对于电视媒体与社交媒体的互动原因及意义进行了探究。在明确两者互动原因的基础上，以微博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多个案例对电视栏目与微博的互动方式进行了介绍。在对各个具体的案例分析中，找到了目前电视媒体与微博互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且针对存在的问题提供了详细的解决策略。电视媒体与社交媒体的互动是必然的，符合两者的特征，对于两者的发展都有利，同时在当前电视媒体与社交媒体互动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需要电视媒体人和社交媒体人的共同努力。电视媒体与社交媒体的互动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由于社交媒体变化迅速，需要电视媒体人及时根据现状进行调整。本文的论点新颖，案例详实，实用价值高，在案例分析中搜集了大量原始数据，针对原始数据进行分析，独创性强，为找出电视媒体与微博互动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数据支持。此外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为电视媒体与社交媒体互动意义的分析提供了数据支持，提高了本文的原创性。文章以电视媒体与社交媒体互动效果评估标准作为结束，提出了作者对于两者互动评估标准的一些浅见，既是对电视媒体与社交媒体互动研究的一个总结，也为今后继续研究电视媒体与社交媒体互动提供了一个新角度，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人参与到电视媒体与社交媒体互动研究中来，为电视媒体与社交媒体的互动发展提供更多新思路和新方向。文章还介绍了电视媒体与社交媒体互动的一些新渠道，如社交电视、微信等。电视媒体在与社交媒体的互动过程中除了要关注新出现的社交媒体产品外还需要关注现有的主流社交媒体产品功能的变化，根据这些变化制定新的互动策略。电视媒体与社交媒体的互动并不仅限于微博，未来将会有更多的社交媒体新形式参与到与电视媒体的互动中来。
于晗[5]2017年在《我国电视媒体产业组织演化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传媒产业晋升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成为具有很强发展势头和增长空间的朝阳产业。电视媒体是传媒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具公信力和权威性的传统媒体。在我国,电视媒体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最初是非盈利的事业单位;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经过产业化改革转型成"事业单位、企业运营"的双轨制模式;本世纪的前十年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近年来受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的推动,迎来了媒介融合的大潮,整个发展过程跌宕起伏。电视媒体产业组织的演化及其影响因素是值得去思考和研究的问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该产业的行业特征和运行规律,以便提升市场绩效,适应产业发展环境,适时做大做强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产品需求。本文的直接理论依据是演化经济思想和产业组织理论。演化经济学注重经济力量发展过程和趋势的动态演变。虽然该理论没有成熟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却给我们提供了一种经济分析的全新时空观。本文将演化经济思想与产业组织理论中的SCP范式相结合,提出了电视媒体产业组织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产业内部SCP的相互关系上,忽视了产业外界技术环境和规制背景对产业组织形态的影响作用。同时,没有将产业组织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来研究它的演化变迁。本文构建了自组织和他组织两种演化机制来分析电视媒体产业组织的演化过程。自组织演化机制的动力是电视媒体本身的创新能力,由此带动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叁方面的交互作用、相互影响。他组织演化机制的动力是系统外部的创新,体现在整个社会技术变革带来的媒介融合,以及规制制度创新带来的规制变迁。这两个外部动力也推动了电视媒体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演化。内外部演化动力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自组织和他组织两种演化机制,同时作用于电视媒体产业组织的演化过程。在研究了电视媒体产业组织演变的影响因素、演变的方向和发展规律之后,本文重新审视了电视媒体现阶段的发展瓶颈。从自组织演化层面,提出了电视媒体要依托完善的创新机制来实现切实可行的内容创新策略,提升产业绩效,迎来发展的第二次高峰;他组织演化层面要首先利用技术催生的多屏共享、网台互动以及大数据平台来弥补电视作为传统媒体的局限性,通过品牌打造将传统媒体的影响力迁移到新媒体等领域,主导未来传媒产业的融合变迁。另外,从规制政策方面,提出政府部门要给予客观的制度保障来推动电视媒体的产业组织演化升级:应该转变政府职能,促进体制创新,优化电视媒体的市场结构;从供给侧入手,引导精神文化精品的产出;加快媒介融合的发展速度,实现整个传媒产业的产业升级。通过上述分析,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划分为实证结论和规范结论两个部分。电视媒体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在自组织和他组织演化机制双重作用下的演化规律和演化方向属于实证分析的结论,阐释了我国电视媒体产业组织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趋势。在规范研究部分,针对媒介融合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从媒体策略层面给出了应对的建议;针对规制对电视媒体产业组织的约束和促进,从产业政策的视角给规制部门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
杨洋[6]2017年在《新媒体环境下广东体育频道发展创新研究》文中指出传统媒体正面临传播渠道多样化、终端移动化、受众需求多元化的新媒体时代。在互联网通讯技术日渐发达和国家政策开放的支持下,体育媒体行业竞争激烈。拥有殷实资金基础的体育新媒体加入赛事版权争夺行列,广东体育频道在新媒体环境下面临互联网人才缺乏、广告经营能力有限、节目源匮乏诸多困境。本文将广东体育频道新媒体创新实践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内容分析法梳理了广东体育电视传播存在的现状及困境,找到发展创新的痛点和难点。本文将经济学中的熊彼特“五个创新”理论作为分析框架,重点探讨广东体育频道在新媒体环境下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创新、制度创新。从五个层面分析广东体育频道的创新举措,总结归纳实践工作的不足与制约,以此来尝试为传统媒体发展创新提出理论建议。通过对频道创新举措的分析得出结论:广东体育频道产品创新多样,公众号受众粘性强;新媒体市场痛点不明确,盈利能力不足;技术创新呈优势,资源创新较贫乏。本研究根据广东体育频道的现有优势,结合新媒体发展趋势为广东体育传播发展提出几点未来发展创新的建议:放弃“鸡肋”产品,聚合新媒体平台;拓展新媒体营销,活化商业模式;把握体育大年契机,提升策展能力。
沈渊[7]2008年在《中国省级卫视收视分析及个案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省级卫视异军突起,使得全国电视媒体市场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众多上星台在全国范围内与中央电视台一起争抢电视市场。与此同时,电视业的市场化,产业化趋势也日益明显,电视竞争要求新的市场规则和评判标准,而收视率正是竞争所需要的重要评价依据。此外,境外媒体集团对中国电视市场的觊觎,也迫使我国各电视台开始追逐与世界通行的收视率“货币”。在生存与发展的推动之下,各省级卫视开始不遗余力地追求收视率,力求在激烈的电视市场竞争中博得一席之地。收视分析则是在收视率数据的基础上对各种影响收视率的相关因素的分析和探讨,以求全面地展现收视情况。收视分析对于数据的描述与解释对于单个频道的具体运作乃至整个电视业的广泛领域产生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在对收视率,收视分析的概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对收视分析在省级卫视的应用特点和现状进行了详尽论述。在对收视分析的层面和框架思考的基础上,对省级卫视竞争性收视分析路径进行探究,力图为省级卫视的定位,继续发展提供收视分析思路参考。结论如下:一、锁定分析的市场并确定主要竞争对手是省级卫视竞争性收视分析的前提。二、收视率指标体系,观众因素和频道因素是省级卫视竞争性收视分析的主体部分。收视率指标体系是观众与频道之间信息传受的桥梁;观众因素成为频道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依据;频道因素是传播活动的主体和收视分析的关键。叁、省级卫视竞争性收视分析的价值整体体现在频道定位与竞争策略制定上。本文的第四部分以江西卫视为个案,江西卫视在媒体大战中的对于收视分析的应用从实践上为省级卫视竞争性收视分析路径做了有力的解释与补充,同时江西卫视的实践也印证了收视分析对于省级卫视突围发展的重要指导作用和现实意义。
冯莹斐[8]2016年在《基于KPI的电视节目多媒体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的构建》文中提出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产业都得到了飞速发展。我国的广播电视媒体也伴随着市场化的步伐,逐步向精细化、集约化的方向迈进。为适应市场化需求,提升节目质量,增强观众忠诚度,各级电视台逐渐引入了各种节目评估体系。然而,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快速发展,IPTV、智能电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收视设备的诞生和普及,以及移动互联技术的日渐成熟,传统的媒介生态和受众的媒介消费行为正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变化。传统的电视节目也面临着新的传播环境和新的挑战,为此,这些传统的电视节目也在努力地进行着新的尝试和探索。正因如此,以往的仅仅局限于电视端的节目评估,或是仅仅局限于收视率数据、满意度调查的节目评估,都已经不能满足不断变化着的媒介市场和节目创新与改革的需要。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开展了关于基于KPI的电视节目多媒体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的研究,试图能够以大众传播理论为基础,通过对当前的各级电视媒体正在使用的节目评估体系的比较和分析,以及对多媒体环境下电视节目的传播路径的分析,并引入管理学的关键绩效指标法的理念,最终得出针对当前全新的媒体传播环境的电视节目传播效果的KPI评估指标,并构建相应的评估体系,最终通过结合《奔跑吧兄弟》第二季的相关数据结果分析现有体系的可行性。
刘辉[9]2008年在《电视收视率预测算法研究及软件研制》文中研究指明在现代电视媒体经营中,由于市场经济竞争机制逐步完善,政府拨款扶持将越来越少,因而如何依靠有限资源来增加收益,对电视媒体来说至关重要。本文则主要研究如何有效地预测电视台频道收视率的问题。本文首先介绍当前电视频道收视率预测的研究情况及研究意义,并提出了本文研究的收视率预测问题;接着基于数据挖掘分类理论,包括决策树和贝叶斯分类算法来对电视频道收视率进行预测,并对实际数据建模仿真;针对前述方法只能对收视率进行分类的情况,又进一步提出基于ARMA模型来预测收视率的策略,并通过仿真分析,证明了该模型在电视媒体收视率预测过程中是可行有效的。通过大量的研究工作,针对各种电视频道收视率预测策略的特点,提出了关于电视台收视率预测软件系统的设计及实现,并给出基于面向对象思想的软件模型及相关模块的交互设计和实现,这个软件系统是健壮,可靠,可扩展且有效的。
祖群[10]2016年在《汉语言类电视文化节目创新研究》文中提出当职场婚恋秀、明星真人秀、歌唱竞技秀充斥于电视屏幕时,本土原创汉语言类电视文化节目的兴起和热播,引领了电视节目的新风尚。这类原创文化节目以传统文化中的汉语言文化为核心,运用现代电视艺术手段和充满时代感的认知方式而形成的新节目样态吸引着众多电视观众。汉语言类电视文化节目坚持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中汲取营养,传达观点,凝练价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民族的文化自信和国家的文化自觉。因此这类节目的热播,对于唤醒民族集体记忆和梳理文字背后的母语价值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基于以《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为代表的汉语言类电视文化节目,对节目的内容构成、节目样态、传播手段、品牌化构建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汉语言类电视文化节目的持续良好发展尽绵薄之力。第一部分是对汉语言类电视文化节目的现状分析。首先,对汉语言类电视文化节目进行内涵界定。由于汉语言类电视文化节目是近些年出现的新兴节目形态,其概念相对模糊。笔者通过学校图书馆搜集大量学术期刊、数字报纸、媒体报道等资料将其概念界定为“以汉语言为主要传播内容,充分利用电视传播手段,运用艺术的审美思维创造屏幕效果,强调汉语言文化的传承和审美娱乐的综合视听感受为一体的电视节目”。其次,面对《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汉语言类电视文化节目的热播现状,将其创新背景、创新动力做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建构。第二部分是对汉语言类电视文化节目内容构成和节目样态创新方面的分析。首先,笔者认为电视节目应该奉行“内容为王”的主旨,因为只有优质、精良的节目内容才能在理性与感性中唤醒受众、影响受众、凝聚受众,所以汉语言类电视文化节目在内容上坚持从传统文化中精耕细作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其次,目前很多电视文化节目“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的重要原因是节目形式样态的僵化。而汉语言类电视文化节目以综艺竞技为外壳,实现多屏联动,是节目样态的自我突破与革新。面对激烈的电视节目市场竞争以及观众日益提高的审美需求,汉语言类电视文化节目只有内容和形式的双重创新才能长久立足。第叁部分是从汉语言类电视文化节目的传播渠道、传播策略以及传播的艺术功能,分析其传播创新。首先,汉语言类电视文化节目改变以往单一传播方式,采用立体的传播渠道,其全媒体思维定位以及定向推送信息的精准手段让受众感受到节目的影响力和创造力。其次,汉语言类电视文化节目以悬念的戏剧性、感性与理性的双重性、互动参与的体验性为传播策略,让电视受众在节目的参与中学习汉语言文化,感悟文化的魅力。最后,汉语言类电视文化节目在传播的艺术功能上完成了“效率化”和“品格化”的双重高度提升,不但有利于文化类电视节目生产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当代中国人对于电视产品的文化需求。第四部分论述的是汉语言类电视文化节目的品牌化创新。首先,笔者对电视节目的品牌化进行了概念界定,可见电视节目的品牌化与节目的发展创新息息相关。其次,汉语言类电视文化节目以坚持本土化原则、专业化制作以及多样化探索作为品牌化途径,在全媒体竞争时代迎接挑战、把握机遇。最后,汉语言类电视文化节目的品牌化有利于形成忠实的受众群体并且形成品牌延伸效果。最后,对汉语言类电视文化节目的创新进行反思与展望。虽然汉语言类电视文化节目在内容形式、传播手段、品牌化构建等方面都实现了创新性发展,但是仍然存在不足,比如“传承”与“创新”的割裂、“生产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割裂、“当下创新”与“可持续创新”的割裂,这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与反思。基于存在的问题,今后的汉语言类电视文化节目更需坚守“文化使命”不动摇,构建专门的网台沟通机制,并且形成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
参考文献：
[1]. 收视率调查在电视媒体优势策略中的应用及意义[D]. 潘涛. 四川大学. 2002
[2]. 电视栏目改版研究[D]. 郭玉真. 山东师范大学. 2008
[3]. 两岸电视观众收视行为之研究[D]. 黄聿清. 复旦大学. 2006
[4]. 电视媒体与社交媒体互动研究[D]. 庞胜楠. 山东师范大学. 2013
[5]. 我国电视媒体产业组织演化研究[D]. 于晗. 北京交通大学. 2017
[6]. 新媒体环境下广东体育频道发展创新研究[D]. 杨洋. 广州体育学院. 2017
[7]. 中国省级卫视收视分析及个案研究[D]. 沈渊. 同济大学. 2008
[8]. 基于KPI的电视节目多媒体传播效果评估体系的构建[D]. 冯莹斐. 暨南大学. 2016
[9]. 电视收视率预测算法研究及软件研制[D]. 刘辉. 上海交通大学. 2008
[10]. 汉语言类电视文化节目创新研究[D]. 祖群. 山东师范大学.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