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的宣传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年代论文,策略论文,世纪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4)08-0106-08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获得了迅猛发展，“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1](P697)。究其缘由，这固然是当时社会客观环境使然，同时也与左翼文化的宣传策略密不可分。面对国民党严密的文化围剿，左翼文化界采取巧妙的宣传策略，灵活运用一切办法，终于突破了层层封锁，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勃兴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宣传阵地。 一、严密的文网 1927年南京政权成立后，国民党就确立了一元化的宣传方针。为此，国民党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新闻出版的法令条例，要求“各刊物立论取材，须绝对以不违反本党之主义政策为最高原则”，“必须绝对服从中央及所在地最高党部宣传部的审查”[2](P397)，“所有民众读物，应把握三民主义为唯一之出发点，不许有其他思想存在其间”[3](P58)。由此可见，国民党在文化界编织了一张密网，严格钳制思想舆论。 根据这些规定，所有报刊均须绝对遵循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策，服从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审查。例如，1929年1月10日国民党中宣部颁布的《宣传品审查条例》，规定了各种宣传品的审查范围、手续、标准等，对“反动宣传品”进行了界定并制定了相应处理办法。其中规定：“宣传共产主义及阶级斗争者”，“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挑拨离间，分化本党者”，“妄造谣言，以淆乱观听者”等为“反动宣传品”；对这些宣传品，审查后将予以“查禁封查或究办之”[3](P74-75)。 在此期间，国民党对新闻出版的审查愈来愈严，并逐步从事后追惩转向事先防范。1930年12月颁行的《出版法》，要求“其内容涉及党义或党务者，并应以一份寄送中央党部宣传部”[3](P81)。这说明此时实行的尚是一种事后审查，且范围也有所限定。而1934年6月颁布的《图书杂志审查办法》，则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均应于付印前“将稿本呈送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申请审查”[4](P525)，控制显然更加严苛。为加强审查，国民党中宣部还成立了一系列专门机构。凡是报纸的电讯和稿件，由中宣部审查处审理；凡是图书杂志的原稿，由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处理；如果是戏剧剧本，则由戏剧审查委员会和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共同审理。这些机构都属于中宣部，在各省市设有分处或分会。1935年，内政部又申明：上海市出版物由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其余各地则由内政部审查[3](P245)。同年，国民党又成立了独立于中央宣传委员会之外的中央新闻检查处，专事管辖全国各地新闻检查机构。 当时，这些审查机构的工作量十分庞杂繁重。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报告，1929年2月4日至9日一周内，该部审阅中西报纸1200余份，各种定期刊物70余册，传单121种[5]。越一周，其工作量又增加到审查中西报纸1500余件，各种定期小册子60余册，传单23种[6]。到了专门成立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后，他们的工作更是非常紧张，仅4个月就“审查各种杂志书籍，共计有五百余种之多，平均每日每一工作人员审查字在10万以上。审查手续异常迅速，虽洋洋巨著，至多不过二天”[7]。 就其重点审查对象而言，无疑是中共出版物。1929年6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便向中宣部汇报：“查近日市上发现共党所著刊物颇多，言论荒谬，或诋毁党国，或诱惑青年。……推其结果，因销售愈多，而流毒亦愈深，无志之青年，每为诱惑，幼稚之工农，更易煽动，殊非党国之福。”[3](P287)而国民党中宣部的一份报告也说：“近来本党同志，以及一般有识之士，都感觉到共产党邪说盛行，将来对于人心向背，社会治安，国家前途，影响不浅”[8]。于是在这一个月内，南京政府连续颁布《查禁反动刊物令》、《取缔销售共产主义书籍办法》、《取缔销售共产书籍法令》等3项禁令，就如何查禁共产党书籍做出了具体安排。 这一时期，“宣传共产、危害民国”往往成为国民党查禁书刊的理由。1928年11月，国民党中宣部即以“捏词诬蔑中央，肆意攻击，意图煽惑民众，危害民国”为由，严行查禁了天津书局出版的《暖流半月刊》。几天后，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疾风月刊》及《双十月刊》也因“言论悖谬，捏词诬蔑，抵毁中央，肆意鼓惑，居心叵测，若不严予查禁，为害非小”而遭禁。次日，中国济难会江苏全省总会所办的《战迹旬刊》亦被认为是“共党刊物”，并以“言论悖谬，宣传共产，意在煽惑人心，以图暴动”的理由将其查禁。12月，上海第一线书店出版的半月刊《无轨列车》、上海励群书社的《血潮》等又因宣传共产主义与阶级斗争被禁。仅1928年7月至年底不到5个月时间里，被查禁的书刊就有40种之多[9]。 左翼文学作品是当时查禁的重点。据不完全统计，1929年至1936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各处室查禁所谓“普罗文艺”书籍309种，其中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田汉、陈望道、夏衍、柔石、丁玲、胡也频、蒋光慈、周扬、洪灵菲、巴金、冯雪峰、钱杏邨等许多左翼作家的作品[10]。社会科学书籍也历来是遭禁的重灾区。仅据1936年国民党中宣部《取缔社会科学书刊一览表》的记载，从1929年到1936年，就查禁、查扣了社会科学书刊652种，其中注明“共产党刊物”的391种，因“共党宣传品”、“鼓吹阶级斗争”等原因被禁扣的38种，二者合计429种，占总数的65.8%，几乎囊括了当时出版的马、恩、列经典著作和进步书刊[3](P246-277)。 抗战前夕，因为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许多抗战意识浓厚的刊物也被禁售。1936年11月至1937年6月，遭查禁的报刊就有《救国半月刊》、《生活知识》、《读书生活》等130余种[10](P164-172)。这些被查扣的报刊书籍的罪名大多是“含有反动意识”、“攻击党政当局”、“挑拨阶级斗争”、“宣传共产主义”、“不妥”、“欠妥”、“鼓吹抗日”、“普罗文艺”、“左倾”、“言论反动”、“妖言惑众”、“讥评政府”等等。另据学者统计，从1927年8月至1937年6月，国民党共查禁书刊2千余种[9]。 与此同时，国民党还通过邮件检查制度来防止“反动”书刊的传播。1927年7月，国民党刚在南京立足，南京戒严司令部就成立了邮政检查委员会并颁行《检查邮政暂行条例》，对一切往来南京的邮件进行检查。此后，国民党又在全国各地遍设邮电检查所，秘密扣留、没收与销毁对其统治不利的报刊图书。1930年4月19日，国民党中执委通令“查毁共党假名刊物”，令“各省市党部并函国民政府转令各省政府及所属机关，对于寄递各刊物，一体注意检查，一经查出，即予扣留烧毁，以遏反动”[11](P244)。在1936年编制的《查禁社会科学676种书刊目录》中，“1929年至1931年的共367种，其中陆续通令‘各省市宣传部及各地邮政检查所查禁扣留’‘通令各地邮检所扣留焚毁’者达182种”[12](P239-240)。另据北平公安局统计，从1931年11月30日至1932年2月24日(中缺1931年12月27日至1932年1月3日)的短短69天里，邮电检查员“扣留销毁”的“有关时局平信及电报，并宣传共产党的各种反动刊物、报纸”即达7280种[13]。 不仅如此，国民党当局甚至还采取了一些极端手段进行文化“围剿”。复兴社控制的《前途》杂志便公开宣称：“在中国，反动的文化运动中最有计划最有组织的，只有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下的普罗文学运动。……在如此场合之下，除禁止出版自由之外，必得封闭反动的左翼书店，焚烧反动的左翼书籍，逮捕反动的左翼作家。”[14]而他们也恰恰是这么做的。1929年2月7日，上海法院查封了创造社出版部，原因是其印发“共产党的反动刊物”[12](P12-13)。9月，上海的春野书店、第一线书店、晓山书店等也因发行或销售“共产党书籍”被查封。1930年，上海现代书局又因出版《拓荒者》、《大众文艺》、《南国月刊》等左翼刊物被强行封闭。 1933年11月12日，国民党特务还以“影界铲共同志会”的名义捣毁了上海艺华影片公司。随后，各大影院都收到“上海影界铲共同志会”署名的恐吓信，公开扬言：“各种鼓吹阶级斗争贫富对立的反动电影，一律不予放映，否则必以暴力对付，如艺华公司一样，必不宽贷”[4](P53)。次日，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又因销售左倾书籍被砸，并遭恐吓：“敝会激于爱护民族国家心切，并不忍文化界与思想界为共产党所利用，因有警告赤色电影大本营——艺华公司之行动。现为贯彻此项任务记，拟对文化界来一清算，除对良友图书公司给予一初步的警告外，于所有各书局刊物均已有精密之调查，素知贵(处)对于文化事业热心异人，为特严重警告，对于赤色作家所作文学，如鲁迅、茅盾……沈端先、钱杏邨及其他赤色作家之作品，反动文学以及剧评，苏联情况之介绍等一律不得刊行，或登载发行。如有不遵，我们必以对付艺华及良友公司更激烈更彻底的手段对付你们，决不宽假。”[15](P173) 至于人身安全，同样也受到极大威胁。1931年2月，“左联”五作家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监狱。1933年4月，左翼作家洪灵菲又在北平惨遭杀害。5月，潘梓年和丁玲在上海租界内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拒绝被绑的应修人则被当场枪杀。不久后，左翼作家和文化人楼适夷、艾青、穆木天、许德珩、侯外庐等又相继被捕。1934年初，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喉舌《汗血周刊》甚至发表文章呼吁当局应效法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办法，“消灭一切普罗作品，制裁一般普罗作家，……抓住了只有杀，绝无自新之路”[16]。果不其然，该年11月，《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便因为发表抨击国民党的文章，被特务公然枪杀于沪杭道上。这些接连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气氛。 二、形式的伪装 历史地看来，国民党通过编织文网，虽然一时强化了对思想舆论的控制，暂时维持了专制秩序，但也由此激起了人们的不满和反感。其中，左翼文化界的反抗最为强烈，而且采取的方法也最为巧妙。 为了突破国民党的查禁，左翼文化人士想了很多办法，如用火车或轮船转运而不用邮寄，这样就可避开邮件检查。对此，国民党曾感叹：“现在所赖以取缔反动文艺书刊之唯一工具，则有各地之邮件检查所，但其所扣留者为数甚微，因真正之反动文艺书刊，大都从火车及轮船上转运，很少由邮局寄递也。”[17](P335)此外，左翼人士在出版环节也想方设法巧妙应对审查，如把马克思译成卡尔，列宁译成乌里扬诺夫，把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分别译成普罗列塔利亚和布尔乔亚。出版社也使用假名，如中共地下的华兴书店改称上海启阳书店或春阳书店。1936年，侯外庐翻译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中、下册时，又使用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世界名著译社”的名义。 更有甚者是欢迎盗版。当时翻版盗印一度非常盛行，据华通书局的《中国新书月报》统计，1932年调查所得的翻版书就有201种之多[18](P77)。其中不少是国民党查禁的书籍，以鲁迅、茅盾、蒋光慈等人的作品为最。为了便于进步书刊的传播，许多左翼作家对这种翻版行为不但不反感，反而持一种欢迎和鼓励的态度。鲁迅即曾多次在给友人的信中高兴地说起自己著作被翻印的情况：“《准风月谈》一定是翻印的，只要错字少，于流通上倒也好；《南腔北调集》也有翻版”[19](P46)，“《南北集》翻本，……纸虽坏，定价却廉，当此买书不易之时，对于读者也是一种功德，而且足见有些文字，是不能用强力遏止的”[20](P461)。有的作家还干脆在书籍版权页印上“有人翻印，功德无量”八字。 这一时期，左翼文化人士还针对审查采取了一种对策，即文章如果在刊物发表时被删削，就设法编辑出版，并恢复被删的文字，甚至在被删处加上标识，以提醒读者关注。1935年，鲁迅把上年发表的杂文编成《且介亭杂文》时，便在《附记》中说明：《门外文谈》“第一节被删去了末一行，第十节开头又被删去了二百余字，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登出来时，后半篇都不见了，我看这是‘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的政绩”，“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使读者可以知道我其实在说什么”。《中国人失掉自信力吗》一文中，“凡是对于求神拜佛，略有不敬之处，都被删除。……现仍补足，并用黑点为记，聊以存一时之风尚耳”。《病后杂谈之余》“改动的两处，我都注在本文之下，删掉的五处，则仍以黑点为记，读者试一想这些讳忌，是会觉得很有趣的”[21](P211-213)。鲁迅还在《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中，把国民党通令查禁149种书刊的目录全部抄录下来，曝光于世，让更多的读者可以去寻找来看。 另一种办法是更名。左翼作家经常通过频繁更换笔名来避开审查，如瞿秋白在30年代使用了几十个笔名，茅盾也用十几个笔名在《文学》杂志发表了30多篇文章。1933年至1934年，鲁迅亦更换60多个笔名，发表了200多篇杂文。他在1934年便说：“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22](P382)为了避人耳目，有的左翼作家还故布迷阵。1928年，蒋光慈译完苏联小说《爱的分野》后，特别注明译于柏林。巴金在翻译《罗伯斯比尔的秘密》时也用了化名，还说译于西贡，以致国民党检查官以为译者是个华侨，于是就通过了。 此外，左翼文化界还经常采用更改刊名的办法，使刊物的生命得以延续。据统计，从1928年至1937年，左翼文艺刊物有五六十种，其中不少是同一刊物先后采用的不同刊名。如太阳社的《太阳月刊》被禁后，立即改名为《时代文艺》；《时代文艺》被禁后，又改名为《海风周报》，两年换过5个刊名。又如创造社的《文化批判》被查禁，就改为《文化》出版；《文化》再被查禁，就改成《思想月刊》继续出。再如文总的机关刊物《文化月报》出版一期便被迫停刊，于是改名《艺术新闻》，再次被迫停刊后又改名《文化新闻》。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也只出一期，从第2期起便改名为《文学导报》。夏衍后来即曾回忆：“凡属‘左联’机关刊物的，很少能出到五期以上。大都是出一二期就被封，然后改名再出版。”[23](P51) 在与国民党查禁机关周旋的各种办法中，最巧妙的是伪装本，也就是将出版物改头换面、冒牌发行，“采用‘挂羊头卖狗肉’的政策”[24]。此前在这一点上，中共曾有过惨痛的教训。20世纪30年代初，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中共在上海出版的报刊不顾秘密斗争的特点，在工作人员一再遭到缉捕，印刷所不断被破坏，不得不再三改版、压缩篇幅的情况下，仍盲目要求“扩大公开发行”，强调“发行革命报告是一种群众性的政治斗争”。有的报刊公开号召工人捐款购买飞机支援红军，甚至公开刊登“受红军各军请托招考各级指挥员”、“招聘服务红军医生”一类广告[25](P109)。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每期都在报头印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字样，没有任何伪装，而且公开叫卖，还扬言：“本报之公开与广大的发行，必然可以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26]。这就注定它“每天的工作，都是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枪口上，都是在他们巡捕，侦探，走狗的包围之中”[27]。该报还曾自述：“本报出版的头一天，便抱了绝大的决心，就是无论帝国主义国民党如何摧残，本报仍然本着一贯的革命精神，冲破敌人的进攻，不使他有一天的间断。”[28]但事实证明，这种蛮干做法付出了惨重代价，导致该报“迭遭摧残”。到1931年2月，《红旗日报》只能日出一小张，印1000多份[29]P137。其印刷所被破坏达4次以上，工友被捕，印好的报纸也全部被没收，最后不得不被迫停刊。 在吸取了这些教训后，中共地下出版物普遍采取了伪装本的形式。如1932年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再版华岗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时，就删去书名“共产党”三字，改为《宣言》。1933年上海春江书局重印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译本时，也将书名改为《宣言》，译者改为仁子。此外，还有许多书刊尝试用一般的甚至庸俗的封面名称混过国民党审查。其封面与内容往往离题万里、毫不相干，有的看似风花雪月，有的采用时髦语言，有的充满宗教意味，有的则以教科书作掩护。罗隆基当时就形容左翼书刊是“美女图做封面，书籍里唯物论充实质”[30]。详见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