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异与传承——建国十七年杂文理论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杂文论文,理论论文,十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现代杂文，始终十分繁荣，不仅名家辈出，佳制连篇，而且出现了鲁迅这样世界一流的杂文大师。这种景况，在中外文学史上也是一种罕见的奇观。茅盾在文学回忆录中就指出：“中国的现代文学史有一个既不同于世界文学史，也不同于中国历代文学史的特点，这就是杂文的作用。”
建国初期，杂文家面对新的时代、新的环境，有人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杂文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如杂文家秦似就说过：“全国解放，天翻地覆，这个变化是那么大，使我完全抛开了杂文。”“我的确觉得‘不是杂文时代’了”[①]。另一方面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特别是紧随其后的对王实味的大规模批判运动的消极影响，使一部分杂文作者心有余悸，视杂文创作为危途。于是，在现代文学史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杂文一度陷于停滞与徘徊，甚至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
最早敏锐地感觉到当时杂文沉寂状况的是上海的杂文家黄裳，他在1950年4月4日《文汇报》上发表《杂文复兴》一文，指出：杂文“这一种文体的运用，在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之下曾经有过极辉煌的成果的，也尽了它的战斗的最大的任务。解放以后，大家都在怀疑：是不是杂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问题似乎并未得到结论，然而事实则是杂文的沉默。”他认为“为了争取革命的胜利、巩固胜利的成果”，文艺工作者要继续使用“曾经运用过很久、向鲁迅先生学习得来的那种武器——杂文。”此论一出，立即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尽管黄裳恐人误会，在文中对“杂文复兴”作了种种限制性的解释，诸如这种杂文在新时代“应该是一种含着浓烈的热情的讥讽，目的是想纠正过失，改善工作的现状，这与对敌人的无情的打击是有着根本上的差异的。”但是，许多人仍不同意《杂文复兴》的观点。喻晓认为杂文“在这全国形成空前未有的统一局面，残余敌人即将完全被消灭的今天，我们说需要是需要的，对于敌人——四大阶级以外的反动派，我们还需要杂文的讽刺形式，揭穿他们的阴谋，……对于人民内部，杂文的形式已经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所代替，用不着‘冷嘲’与‘热讽’，有话尽管说好了。”[②]袁鹰也认为：“对于杂文，与其说‘复兴’不如说‘发展’，鲁迅式的杂文已经光荣的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它在对敌斗争的文艺战线上，留下了一定的光辉战绩。那样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的，到来了是和平建设的时代，时代在前进，杂文也就得从原来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③]当时参加讨论的文章还有金戈的《杂文的道路》、辛禾的《杂文小论》、萧曼若的《略论“杂文复兴”兼及讽刺问题》、张淇的《关于杂文的写作》、杜高的《杂文应该属于谁》、庄真的《我对“讽刺”的认识》，他们大都肯定“杂文是应该写，可以写的”，但对于应该写怎样的杂文，未有明确的结论。
两个多月后，冯雪峰在上海电台上连日播讲的《谈谈杂文》，可以看作是这次讨论的总结。他主张用“新的革命的杂文”来代替具有“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的奴隶头额上的烙印”的鲁迅式的杂文，“新的杂文，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时代，却完全不需要隐晦曲折了。也不许讽刺的乱用，自然并非一般地废除讽刺。它能够大声疾呼和直剖明析了。而首先必须站在人民的革命立场上，对于人民和革命朋友必须满腔热情，并且必须以人民大众的语言说话，为人民大众所容易懂得。现在是最有利于写杂文，也最有利于把杂文写得好、写得出色的时代。”[④]冯雪峰是根据《讲话》的观点来立论的，尽管他满怀激情地呼唤新的革命杂文和杂文家的出现，但是许多人仍视写杂文为畏途。
为什么这次讨论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杂文复兴呢？除了由于解放后全国政治、思想、文化、舆论的中心是北京，上海这一隅的关于杂文的讨论并未引起全国的重视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不少人对杂文这种讽刺艺术在新社会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清。据当时《人民日报》副总编兼文艺部主任林淡秋说，社会上存在“笼统地否定了讽刺在新社会的积极作用”的错误看法[⑤]。其实这不仅仅表现在对杂文的看法上，而且也表现在对漫画、相声等讽刺艺术的看法上。在《文艺报》组织的“怎样使用讽刺的武器？”讨论中，许多漫画家就深深感到“漫画愈来愈难画了”，“‘禁忌’越来越多”[⑥]；杂文家蓝翎指出：“这些带有讽刺特点的文学艺术形式，未能或未能充分得到发展，同对讽刺看法的偏颇是很大关系的。虽然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讲过：‘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其实，执行起来并不那么简单。‘乱用’不好，只讽刺敌人不讽刺内部就不容易‘乱’，所以只好只走这条路。”
因此，建国初期杂文出现变异，“匕首”、“投枪”式的锋芒渐渐隐没，歌颂性杂文和马铁丁式的“思想评论”盛极一时。但是，歌颂毕竟不是杂文的长处，如杂文家秦似在撰写了一批歌颂性杂文之后，就开始把兴趣转到戏剧方面。则陈笑雨、郭小川、张铁夫三人以“马铁丁”的笔名在武汉《长江日报》上开辟的思想杂谈专栏，大多从正面立论，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与道路品质的教育，这些文章多属应时之作，即兴之作，加上形式比较简单，“杂文味”也不足，“所以一般读者和报纸编辑也没有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把它看作杂文”[⑦]。
二
在鲁迅的杂文传统得不到全面的继承和发展之时，1954年4月18日，《人民日报》在“苏联报纸经验”栏目，发表了《中国青年报》负责人陈绪宗的文章《小品文——进行思想斗争最灵活的武器》，全面介绍了“苏式小品文”。原来马林科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如果认为我们苏维埃的现实没有可讽刺的材料，那是不正确的。”他主张用讽刺的烈火把生活中一切反面的、腐朽的和垂死的东西，一切阻碍进步的东西烧毁。小品文就负有这样一种光荣的使命。它是苏联报纸进行思想斗争，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武器。”
“苏式小品文”实际上是讽刺性故事小品，与中国传统的小品文名同实异。据《真理报》小品文部主编那林亚尼的分类，小品文有三种不同形式：一种是小型小品文，“它限制在一定事实上，而不谈得很远”；一种是概括性的小品文，“它不限于写某种事实，而是通过这种事实揭发一种现象”；一种是综合性的小品文，“把许多人的事情集中起来，创造一个人物的形象”。这三种小品文都是通过具体的事实和形象来表现一种主题思想，很少议论，顶多像寓言童话一样，在最后两行作一个简单的概括。而鲁迅的讽刺杂文，那林亚尼认为属于政论性的小品文，这种小品文在苏联报纸上，只用于写国际问题，至于国内问题就没有人来写了。在这一点上，当时中苏两国的情况倒是非常相似。
“苏式小品文”很快在中国的报刊上生根发芽，从1954年下半年开始，《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新观察》等报刊都大量刊登这类作品，并结集出版了数十本小品文选；北京大众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等还出版了数十本苏联小品文集，盛况空前。但是，这类小品文毕竟不适应中国的国情，加上它局限于真人真事，从写出到发表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多多少少给作者和编辑部带来些纠纷。因此，两年后“苏式小品文”就被大量兴起的中国小品文（杂文）取而代之了。
在陈绪宗的文章发表不到一个月，夏衍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其实，我们过去习用的所谓杂文或者杂感一类文章中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小品文；而杂文或杂感，则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早就是我们进步文学向各种反动思想斗争的一种最有效的武器。”[⑧]夏衍文中呼唤的其实是鲁迅式的杂文，他想借“苏式小品文”这股风，来为杂文复兴加把火。但是，这种杂文的复兴直到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以后才开始。
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出现了新的转折点。在国际方面，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特别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第一次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这给正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进一步独立思考的条件，同时也推动了当时正在萌发的以反对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为主要对象的思想解放运动。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这就是著名的指导和促进我国科学文化和文学艺术繁荣发展的“双百”方针。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中，又特别提到了杂文的作用，他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⑨]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杂文才真正“复兴”起来。1956年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全面改版，由原来基本上照搬苏联《真理报》模式的4个版扩大为符合中国国情和报纸传统的8个版，其中第八版是文艺副刊。当时领导《人民日报》改版工作的胡乔木特别强调杂文是“副刊的灵魂”，要放在首位，还强调提出杂文要批评抨击各种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歪风邪气。因此，改版第一天《人民日报》副刊稿约的第一条就是：“短论、杂文、有文学色彩的短篇政论、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应该说，改版后的《人民日报》在大胆提倡和刊登杂文这一点上，对全国报刊起了带头作用，打破了建国以来杂文创作沉寂的局面，推动了建国后杂文创作的第一次全面繁荣。这次杂文繁荣真正继承和发扬了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在文体上也表现出对鲁迅杂文的“回归”和“复兴”。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护“双百”方针和欢迎杂文复兴。1957年1月7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就对“双百”方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957年2月7日，马寒冰又在《文汇报》上撰文厉声指责杂文说：“好像我们国家的工作，简直不可想象地一团糟。”[⑩]因此，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代表人物徐懋庸在繁荣中隐隐感到一种潜在的危机，他像鲁迅当年写作《小品文的危机》那样，以“回春”的笔名在1957年4月1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小品文的新危机》，他罗列了七个尚未解决的矛盾，认为小品文（杂文）正面临着一个新危机。
徐懋庸的主要观点是：小品文“是不民主的时代的产物。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了；那么，这类小品文是否还有存在的理由呢？”针对“危机”说，《人民日报》从4月17日至5月3日陆续发表的11篇讨论文章，包括焦勇夫的《读“小品文的新危机”》、高植的《强身和治病——读“小品文的新危机”》、胡祖宇的《我看小品文》、候命的《“病”在何处》、严秀的《“危机”问题试论》、马前卒的《消亡中的“哀鸣”》、雁序的《锋利，正是为了治病救人》、铁航的《谈副作用》、彭伯通的《杂文是否定不了的》、范舟的《我说小品文要消亡》和李跃的《“讽刺”的危机》。在这些文章中，只有范舟完全赞同“危机”说，认为小品文不能用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消亡是它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胡祖宇则持折衷态度，说小品文是要的，但是应该有些分寸，可作批评的工具，不作或不作讽刺的工具。其他九人完全否定了“危机”说。这是建国后杂文理论的一次大讨论，“这次讨论尽管不是很深入，但在引起社会上更重视杂文，以及结合实际，初步总结经验教训上还是有益的。”[(11)]
与此同时，1957年4月15日，《文艺报》编辑部召开了杂文座谈会，林淡秋、徐懋庸、陈笑雨、张光年、袁水拍、舒芜、高植、杨凡、叶秀夫、王景山等十余人就杂文这一名称所包含的内容，如何通过杂文来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杂文的性能，如何扩大杂文的题材范围及作家队伍，如何使杂文的内容形式多样化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舒芜在发言中指出：杂文要生存，还要发展。生存的问题，就是保卫杂文的民主权利的问题。发展的问题，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鲁迅传统的问题。他认为当时生存的问题更突出，主要原因是外部环境，“根本解决的方法，还是要靠全国人民一致努力，全面地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徐懋庸并且提醒杂文家“一定要准备碰钉子。因为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是不需要杂文的。”[(12)]其实两个月后的反右“扩大化”，杂文家面临的岂只是“碰钉子”。尽管毛泽东当时告诉杂文家林放说：“我爱读杂文，假如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想做个杂文家，为《人民日报》写点杂文。”又说，“杂文家难得，因此，我要保护一些杂文家。”[(13)]但是，许多杂文家仍未能幸免于难。1957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再度改版，杂文版面明显减少，各地报刊的杂文专栏大都也偃旗息鼓了。
三
反右斗争开始后，鲁迅式杂文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种格调完全不同的杂文。据杂文家牧惠介绍：这种杂文，是矛头对准“右派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类“敌人”，而显示出“新的锋芒”的新杂文，是在“拔白旗”、批“白专”和“爬行主义”，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地方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教育、科学技术、文艺”等等观点以及一切“促退派”而发展和丰富起来的新杂文，是在歌颂和赞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等“新事物”、“促进派”而“开辟了新的广阔的领域”的新杂文[(14)]。
这种杂文的代表是当时影响很大的“龚同文”的杂文。“龚同文”是中共湖北省委机关写作小组的笔名，据其主要作者梅白回忆，“它毕竟是‘左’倾错误影响颇大的时期的产物，其基调是‘左’的，尤其是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时期的许多文章，伤害了不少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在‘火红年代’，对全省的‘五风’起过煽动作用。”[(15)]随着“五风”的被刹，“龚同文”的杂文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六十年代初期，我国政治形势又出现转机，中央开始纠正左倾错误，并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意识形态领域有所宽松，鲁迅式杂文开始复苏发展。但是，这个时期的杂文与1956年前后锋芒毕露、直接抨击时弊，触及重大政治问题的杂文有明显的不同，它们大都以“知识性专栏”的面目出现，“杂文的讽刺减少，锋芒收敛，笔锋犀利、酣畅淋漓的传统笔法有所变化，变单刀直入为侧面迂回，化一针见血为欲说还休。”[(16)]由于上个时期不少杂文作者这时仍处于“摘帽右派”的尴尬地位，心有余悸，噤若寒蝉，因此，这次杂文创作主要以党政机关高级干部为主。
当时杂文成就最大的首推邓拓，他从1961年3月19日至1962年9月2日，在《北京晚报》独家开辟“燕山夜话”杂文专栏，以提倡读书、丰富知识、开阔眼界、振奋精神为宗旨，共发表153篇杂文。他还与吴晗、廖沫沙合作，从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在中共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上开辟“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共发表62篇杂文。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全国许多报刊纷纷重新开设杂文专栏，如《人民日报》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和唐韬五人合作的“长短录”专栏，《重庆日报》张黎群的“巴山夜谈”专栏，《云南日报》的“滇云漫谭”专栏，《合肥日报》的“肥边谈屑”专栏，《西安晚报》的“秦中随笔”专栏等等。
但是这一时期并未出现杂文讨论，甚至也没有影响较大的杂文理论文章，杂文家仿佛都在默默地埋头创作。即使如此，这次杂文繁荣也仅仅持续了两年，1962年底，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燕山夜话”、“长短录”相继停笔，全国各地报刊的杂文专栏也都下马，杂文创作再度趋于低潮。而且“文革”一开始，便首先拿“三家村”开刀，邓拓含冤自杀，成为那场亘古未见的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者。杂文家邵燕祥在总结历史教训时指出：“总之，在‘对于人民的缺点’进行‘批评’时，没有‘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杂文的写法’没做到‘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以至没有‘废除讽刺的乱用’等等，都属于‘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换言之，即成了敌人。许多杂文作者，从徐懋庸到邓拓，就是这样陷于万劫不复的。”[(17)]
注释：
（1）秦似：《秦似杂文集·前言》，三联书店1981年5月第1版。
（2）喻晓：《关于“杂文复兴”》，1950年4月11日《文汇报》。
（3）袁鹰：《对“杂文复兴”的一些意见》，1950年4月16日《解放日报》。
（4）冯雪峰：《谈谈杂文》，1950年6月30日《文汇报》。
（5）林淡秋：《百花齐放中的散文小品》，见《业余漫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11月新1版。
（6）江有生：《行行有禁忌，事事得罪人》，《文艺报》1956年第15号。
（7）蓝翎：《〈杂文研究资料选辑〉序》，见《风中观草》，花城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
（8）夏衍：《谈小品文》，1954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9）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10）马寒冰：《谈小品文》，1957年2月7日《文汇报》。
（11）姜德明：《希望杂文创作出现新的生气》，《文艺报》1980年第3期。
（12）见《我们需要杂文，应该发展杂文》，《文艺报》1957年第4期。
（13）林放：《杂文之春》，1981年5月3日《文汇报》。
（14）牧惠：《鲁迅杂文的历史命运》，见《杂文杂谈》，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
（15）梅白：《龚同文始末》，《杂文界》1985年第3期。
（16）江冰：《文体的变迁与杂文的命运》，《文艺评论》1988年第1期。
（17）邵燕祥：《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自己的酒杯》，群众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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