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用价值论与生产要素价值论再批判
——兼析“科恩悖论”
宋爱忠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工商管理系，河南郑州451464）
摘 要： 将商品价值内涵界定为由当下社会必要劳动耗费决定的、在供需博弈中生成的商品的基本交换能力，共含了“劳动实体”与“交换关系”两本质因素，能够有效整合价值实体论与价值关系论之间的张力。立基于这一新界定，可知边际效用不是物的某种属性或主观感觉的变化，而是供需变动的结果，因此“边际效用价值论”之“新创”不过是“供需决定价值论”之陈词。同时亦可知，生产要素自然增值增加的主要不是由劳动耗费决定的它的基本交换能力，而是自然稀缺原材料的交换价值；至于先进机器使用导致的价值增加，则根源于复杂劳动耗费形成的商品在“供给—需求”交易结构中具有优势从而产生了较大交换能力，并将这种交换能力化整为零和流动转移，而非技术、设备等要素自动增值。此外，立足价值新内涵还可对“科恩悖论”和各种创新劳动价值论等观点展开新视域下的再批判与剖析，或能产生新的分析视角和理论前景。
关键词： 商品价值；基本交换能力；效用价值论；生产要素价值论
效用价值论与生产要素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劲敌”，国内学界对它们的批判可谓经久不息。然而，若不深入探讨所涉及问题的核心范畴——商品价值——的本真含义，而是将商品价值理解为一种“实体”或“关系”，会导致既有批判很难切中肯綮。本文拟从价值概念内涵的重塑着手，对效用价值论、生产要素价值论、“科恩悖论”以及各种创新的劳动价值论，展开新视域下的再剖析与批判。
一、商品价值内涵新解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商品价值”，国内学界一直存在着“实体论”和“关系论”之争。前者将价值看作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1］，认为价值是一种指示活劳动的实体；后者认为“商品价值不是单方面确定的先验的实体，而是不同主体之间交换劳动的关系”［2］，是一种交换关系。显然，这两种观点均没认识到商品价值概念并非某种单一属性之物，而是一个综合性范畴。一方面，在商品生产交换过程中实体论所强调的劳动耗费，主要是发生在生产领域中的事物。但是商品价值显然不是单纯生产领域能够产生之物，因此，它不可能与只发生于生产环节的劳动耗费为同一事物，或和它是等同性范畴，劳动耗费难以被认定为价值本体。另一方面，价值关系论认为价值本质上是一种交换关系，但却难以说清该范畴与生产环节的关系；同时将关系作为价值本体，又无法进行量的测定，这与商品价值具备可进行量化的本质特点相悖逆。
因此，厘清商品价值内涵，首先需要从涵盖生产与交换两大环节的维度进行综合考虑，同时又要超越任一环节，或者说“劳动”与“关系”本身均非价值本体但又是这种本体形成的基础。其次，价值本体还须具备可以测量的特征。再次，这种价值本体并非商品使用价值，而是侧重于强调商品的交换价值。那么这种价值本体到底是什么呢？本文尝试给出的回答是：它应该是由劳动耗费决定的商品的基本交换能力。这里的劳动耗费是指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基本交换能力是指由劳动形成的商品在供需竞争中展现出的交换其他商品的一般的与稳定的能力（祛除了市场偶然波动性影响）。这个定义，可以把劳动与交换二环节结合起来而不使任一方偏废，因而作为商品价值本体的物质承载物具有较明显的竞争力。我们可以从商品价值具体生成过程更为直观地看清这一点。
（一）商品价值产生所需要的序参量条件
关于商品价值概念的理解，不管是价值实体论还是关系论，主要基于牛顿力学范式的简单性视域展开。然而在实然层面，商品价值绝非市场系统某个单一环节所能产生的，也不是某种单一属性之物，而是在现代商品经济系统总体运行过程之中，在生产与交换多重环节中交互生成的、具有综合性内涵的复杂之物。若以简单性视域将其归结为诸如“劳动耗费”“关系”等某种单一属性之物，那就犯了还原主义的错误，从而商品价值概念的复杂形相就会被掩盖或化约。应当说，对该概念本真形相的探明，或需要仰仗人类最新科学形态——复杂性科学——的出场。复杂性科学是人类科学形态从“古代科学”和“经典科学”（以牛顿范式为代表）向最新科学形态的转折，它能够更为本真地揭示复杂世界。作为该科学形态核心成果的系统自组织理论在科学上证明“物质以系统的形式运动演化着”，被拉兹洛认为“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规律”，并“为科学中的还原主义纲领敲响了丧钟”［3］。因此这个理论可以为分析现代商品经济系统的运动演化提供选择性分析视角。由该理论可知，商品交换能力的具体产生需要有基本的序参量前提条件①。这些序参量条件构成了现代商品经济系统正常运行的环境，只有在此环境中才能现实地产生出商品交换能力和基本交换能力。其中最重要的四个序参量条件分别是：“必须存在效用”“对效用有需要”“利益存在区隔”和“产品相对稀缺”。详见图1所示。
第一，必须存在效用（物的维度）。若不特别说明，本文所指效用是泛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于某商品而言，要具备交易其他商品的交换能力，它必须具有对于交易主体而言的某种有用性，这是它获得交换能力的物质基础，也是从物的维度对商品交换能力产生之序参量条件的强调。第二，对效用有需要（人的维度）。某种商品有特定使用价值，但若该使用价值不被任何人所需要，也没有任何意义，依然不会产生任何交换能力。该序参量条件基于人的需要而产生。第三，存在利益区隔（人的维度）。即要有利益彼此独立的交易主体的存在。若交易主体之间的利益高度一致没有一定的区隔性，你我不分，好比胎儿与母体的关系，那就无法进行正常的商品交易。这是从交易主体的维度对商品交换能力产生所需要序参量条件的强调。第四，产品相对稀缺（物的维度）。这是交换产生的必要性动力条件。因为就算有了前述三项条件，若使用价值极大丰富，就像空气那样，仍然不会生成商品交换的一般动力。以上四项条件是商品交换发生以及商品交换能力生成的必要性条件，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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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商品基本交换能力即价值的生成
（二）商品价值的生成
具体而言，商品具体的交换能力形成需经两大环节：劳动生产环节与供求博弈环节（详见图1）。两大环节缺一不可，单纯有生产或者有供求交换都不可能形成商品的价值。生产环节只能形成使用价值，而供求交换环节只能形成交换价值。
第一，劳动生产环节。正如前述，商品中凝结的人类劳动耗费是商品交换能力生成的本质根源，同时又是商品交换能力衡量测定的根本尺度。这分别是从“质”和“量”两个维度阐明了活劳动耗费对商品交换能力发挥作用的机理：前者指明了商品交换能力生成的本质根据，后者指明了商品交换能力测量依据。但是需要特别澄清的是，劳动耗费（L）和商品交换能力不是等同性范畴，它们之间是形成、测量和被形成、被测量的关系，是对应性关系，就像“尺子”与“身高”的关系。只是为了在复杂的实践中更好地对商品的交换能力进行测量，我们才将劳动耗费与它当作关联度超高的类似物看待，对其中一个的测定类似等同于对另一个的测定。然而价值实体论直接将二者当成了完全等同的事物，但又不承认其中一个为多余物。自然地，只有L，绝不可能仅仅在生产环节或领域就自动产生出商品的交换能力，这种能力必须经由交换博弈环节，才能现实地、量化地生成出来。
总之，前述要素自然增值增加的主要不是由劳动耗费决定的它的基本交换能力，而是自然稀缺原材料的交换价值，它是一种与劳动耗费基本无关的市场供求现象。自然物之所以不能成为商品交换能力的决定性力量，源于其自身属性对于人的需要的自然外在性和对立性所导致的偶然有用性，及其对交换能力影响的自发被动性［9］。因此，比例极少的天然有用物的交换能力仅凭供需博弈决定。
第二，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博弈环节。在供需竞争中，劳动耗费（L）决定着使用价值供给的质和量。供给的质和量又影响着需求对它的依赖程度，进而影响着商品交换能力的大小：当使用价值的质地越好，使用价值的数量越少，在供求博弈中它就越处于优势地位并能够获得较多市场权力，也就越能生成较大的交换能力；反之，使用价值质地差、数量多，它就处于劣势地位并生成较小的交换能力。商品的交换能力与商品使用价值的质量成正比，而与它的数量成反比。上述过程是劳动耗费（L）通过影响供给与需求的博弈过程来影响商品交换能力大小的内在机理。使用价值的供给与需求的博弈结果可以用生产商品的劳动耗费的实现程度r 来表示：当商品的供给小于需求，则r＞1，这意味着该商品能够换回超过自身社会必要劳动耗费所决定的交易量（即多换取了其他商品），也就是说获得了超额的交换能力；当商品的供给大于需求，则r＜1，这意味着该商品换回了小于自身社会必要劳动耗费所决定的交易量（即少换了其他商品），也就是获得了缩小的交换能力；当商品的供给等于需求，则r=1，这意味着该商品换回了等于自身社会必要劳动耗费所决定的交易量（即该商品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大致能够生产出所换取数量的其他商品），也就是获得了它自己的基本交换能力，即价值②。
从上述两大环节可以看出，商品的交换能力正是由劳动耗费（L）内在地决定，并在市场供求竞争中现实地生成的，同时它又具体化为各种交换价值，货币化成波动不居的交易价格。当去除“供给—需求”动态博弈带给商品交换能力的种种振荡后，商品显现出一种较为稳定的交换能力，就是其基本交换能力。其内在实质是劳动耗费（L）通过决定使用价值的质与量，从供给维度对商品供需平衡系统产生决定性影响，并使供需平衡系统的样态变化从随机偶然性中表现出某种稳定性和一般性。在此过程中，商品随机变动的具体交换能力（用价格来指示）呈现出较为稳定的基本交换能力，就是价值。因此，就发生学角度来看，不是价值决定并生成价格，而是价格展现为价值。价格与价值是同一事物的两种样态，是描述商品交换能力的两种范畴形式：前者是现实的、具体的、不断变动着的交换能力，后者是从这个具体、现实和丰富的交换能力中展现出的较为稳定的、基本的、一般的交换能力，是前者的一种特殊形式。当然，这种“稳定”和“一般”的交换能力是从宏观趋势的维度来谈的，只是人类为把握时刻变动着的具体交换能力而对其进行的一种一般抽象，而并非说就某种商品而言，现实中一定存在着一个固定不变的一般交换能力，这种“稳定”性和“一般”性，只是一种趋势。在此意义上，晏智杰教授关于“劳动价值论所说的价值不过就是市场价格的一种较长期的稳定的价格而已”“企图在价格之外还去寻求什么价值，不过是搞神秘主义”等观点是成立的［4］。
二、效用或边际效用价值论批判
各种创新的劳动价值论剖析。近年来学界关于劳动价值论一直呈现不断创新局面，有学者将其总结为“四派八种”［16］。这些观点在繁荣学术的同时也明确地昭示出：作为认识较难确定的理论原在，传统劳动价值论理解范式的基底是多么摇曳。观点创新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其一，拓展“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的外延［17］，以消解创造价值的诸种新式劳动的存在与老式理解间的抵牾。其二，将生产要素和物化劳动扩入创造价值源泉范围，以论证按要素分配的现实合法性［15］。其三，将劳动价值论与均衡价格论相结合，以应付对传统劳动价值论忽视需求因素的指责［18］。显然，这些观点分歧是价值范畴本体内涵不明的产物，从它们商品价值新内涵的视域均可得到统一性解释：价值的本体乃由劳动决定的商品的基本交换能力，凡符合此规定的劳动均可形成价值，凡坚持价值多元论的观点均把价值和交换价值混为一谈，凡针砭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忽略需求的论断均没理解其对需求内在的本质性的包含。
为学生提供专业研究的文献，以弥补学生阅读和生活积淀的不足。借研究成果，让学生用自己语言写作。教学《雷雨》剧本选文，可让学生在读《雷雨》全本后查阅研究资料，用自己的话围绕“周朴园现在对侍萍是否有感情”话题写作。
价值实体论对效用价值论或边际效用价值论批驳的基本逻辑如下：其一，认定价值是一种客观的抽象劳动耗费；其二，认定效用是一种主观物；因此，主观物“效用”无法决定客观物“价值”。正如卫兴华教授所言：“边际效用价值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价值论。……难道第六个馒头的边际效用为零或负数时，市场上的馒头价格会因此为零甚至是负数吗？”［5］立足于价值客观性，的确能正确指出效用价值论的某些不足，但止步于此显然不够。要切中肯綮并走向深入则需要对效用范畴作关系属性路向的理解。
需澄清的是：首先，即便是脱离交换过程的那种纯粹主客关系的“效用”，亦非物固有的某种客观属性或实体，而是指谓供给与需求之间竞争结果的范畴形式，是标识“物的特性”与“人的需要”相一致程度的关系范畴，即物对使用者而言的有用性。这类边际效用不指向任何交易主体，是不掺杂主体间关系的纯粹的主客关系，如原始人采食野果。这种效用的大小只能由使用者基于物满足他需要的程度自行评定，评定结果不产生使别人愿意付出代价的压力，因而该物也不具备任何交换能力。其次，嵌入人们交换关系中的“效用”毫无例外地只能是凝含主体间“交换关系”的“边际效用”，并能产生交换能力。交换中的效用大小亦由使用者基于物品效用“供需博弈”的结果——需要满足程度——来评定。确如恩格斯所言：“……竞争关系是唯一能比较客观地、似乎能大体确定物品效用大小的办法。”［6］65边际效用递减，是需求对使用价值的依赖度下降，实质是供给与需求博弈导致双方权力结构改变，进而产生的基于需要满足程度的对物的有用性大小变动的主观评价（此时的供给和需求并非西方经济学均衡状态下的供给与需求，而是动态非均衡状态下的供给与需求）。其中改变的只是供需关系权力结构而非物的有用性本身。也就是说，第1个和第6个苹果在满足人饱腹的属性上毫无变化，变化的只是供给方数量的增加所导致的需求对供给的依赖度下降。所以效用的边际化移动以及边际效用，不是物的某种属性的变化，而是供需变动的结果，这种结果在西方经济学语境下以主观感觉的方式呈现，但其实质却绝不仅仅是一种主观之物。交换中，这种作为供需力量博弈结果的边际效用，对购买者愿意付出的代价大小有决定性影响，从而产生交换能力和交换价值。
由此发现，从斯密到边际效用价值论，均“坚持不懈”地犯着类似“旧唯物主义”的同一错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6］499不是从关系层面去理解效用，于是不可避免地犯下了错误。
“科恩悖论”剖析。当代著名左派理论家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G.A.科恩在《劳动价值论和剥削的概念》一文中指出：“假定一个商品在时刻t 具有某种价值。按劳动价值论的说法，这个价值是由生产此类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的。现在让我们进一步问：是在什么时候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回答是在时刻t，即当此商品具有要被解释的价值的时候。……则在过去生产它所需要的时间……在数量上和它的价值是没有什么关联。因此如果劳动价值论是正确的，则劳动并不创造价值。”［15］基于实体论将劳动与价值完全等同的逻辑，科恩发现了它的价值定义和价值决定之间存在悖论，即：在本体上把“价值”确定为形成商品的必要劳动（“过去式”、设为8天），其大小又决定于当前可以形成它的必要劳动（“现在式”、设为6天），二者为量、质均不相同，若“价值”是后者确定而来，则前者中的劳动创造的就不是“价值”。然而，一旦我们把价值理解为一种商品交换能力，此悖论即可迎刃而解。因为劳动与效用的交换能力本非同一物，效用中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已过去）的质和量，以及劳动形成的商品物理属性均无可改变，但这并不等于由其形成的效用的基本交换能力不可变。恰相反，与商品效用“直接”相关的交换能力本就时刻在变，效用进而交换能力一经产生即与缔造主（即“劳动耗费”）无关，而由交易时变化着的新的社会必要劳动耗费确定了。也就是说，从质和来源看，交换能力产生于过去，从量的大小变动看确定于现在。“科恩悖论”并不存在。
因此，颠倒事实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之“新创”，实质上不过是“供需决定价值论”之陈词——尽管它主观上不承认自己属于供求决定论一派。二者具有同一错误根源，即对商品交换能力生成的直接和终端物理环节的作用进行极化强调——只是效用价值论主观上没有认识到自己依然是供求决定论的一种“变形”。它们没看到貌似随供求而变动起伏的交换能力背后隐藏着商品的基本交换能力，它的根源则是社会必要劳动耗费。因其内含供求关系而具有某种解释力从而获得了非常大的迷惑性，以致有学者认为：“边际效用递减定律推翻了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前提——价值反论——科学地说明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必定成正比例变化。”“……‘边际效用递减定律’，科学地说明了使用价值乃是交换价值的源泉和实体……。”［7］
综上，对要素价值论进行实体论范式的批判极易陷入两个困境。其一，由于不能正确地理解价值之真正本体——商品基本交换能力，及其产生的真实过程（图1所示），也就难以清晰阐明为何有效用的非劳动物只有交换价值而无价值，而只能机械地把“有无劳动看作有无价值”的判断标准。一旦遭遇“人种树苗成材所获之利算不算生产要素自然增值”这样较难判明劳动耗费作用的案例，就陷入了解释困境③。其二，由于把劳动当作价值本身，当“无人工厂”所生产的产品不包含劳动耗费却价格不菲时，实体论就陷入不承认其产生价值与事实相悖、承认其产生价值却又找不到价值实体“劳动”的困境。而将其产品价值来源归结为“‘不在场的’企业‘背后’的科学人员的劳动”的正确论断［14］，又难以证明科技人员劳动是如何转移到无人工厂产品上的，因为劳动作为人力耗费的物理过程无法转移，能转移的只能是商品本身及其交换能力。总之，把价值本体归结为劳动就极难破解此难题；而在上述商品价值新内涵视域，这个问题就不难理解了。
在商品价值新内涵视域，效用价值论和供求决定价值论实属同一流派。它们的核心错误均与将商品价值归结为交换环节的产物有关——尽管效用价值论并不认为自己主观上做了这件事。这就忽略了价值（商品基本交换能力）产生的“劳动”环节的作用，并将V=L·r 化约为V=r，与实体论将V=L·r 化约为V=L 一样犯了还原主义错误。
三、生产要素价值论批判
在商品价值新内涵的关照下，亦可对生产要素价值论进行新的反思。要素价值论“容易使人困惑”（卫兴华教授语［5］）的主要证据有二：其一，生产要素“自然增值”现象作为一个事实广泛存在；其二，转移的生产资料“价值”与新增“价值”间有差额。前一证据被当作“劳动是价值源泉”命题的证伪，后者被认为是“机器创造价值”命题的证实。
（一）生产要素“自然增值”论的谬误
生产要素自然增值论认为陈酿老酒、成材的树苗、土地等会自动产生价值增值。这源于不了解商品交换能力具体的生成过程，将商品交换能力与基本交换能力、交换价值与价值混为一谈。
要素自然增值有两类。其一，天然有用物的增值。任何有用物用于交换均产生交换能力，但却不一定具有由平均劳动耗费决定的基本的交换能力。作为非劳动有用物的天然金刚石、金矿等物的较大交换能力源于自然力形成的供给自然稀缺因而完全取决于市场供需，而与劳动耗费无关。其二，劳动有用物的增值。由劳动耗费与自然力共同作用形成的效用，其交换能力由劳动力商品的效用的交换能力（而非劳动耗费本身）和自然物的效用的交换能力之和构成。当这些商品能够获得超过其中劳动耗费决定的价值的超额交换价值时，如陈酿老酒、成材的人栽树苗、提纯的金子、造好的玉器等，它们较大的交换能力主要由自然物的市场供需决定，而与其中劳动耗费关系不大。分析派马克思主义学者罗默看到了交换价值增加的非劳动因素，从而认定“有一件事情马克思是完全错误的，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在使用中)能产生比它体现的更多的价值，这种魔术般的性质并不为它所独有”［8］，这显然是没有深刻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当这些商品形成非超额交换价值时，如新酿酒、当季农产品等，则仍以由平均劳动耗费决定的基本交换能力为基础在供求博弈中进行交换。
Evaluation of the precipitation estimation accuracy of IMERG over mainland China with CGDPA
（二）“机器创造价值论”的谬误
对此，谷书堂教授主张“通过扩展劳动这一概念的外延而把资本等部分非劳动生产要素引入劳动（劳动生产率）的概念中来”以“说明非劳动生产要素对价值的作用”［12］，其实质是没认清要素增值的劳动根源与具体途径而作的“理论妥协”。这种为解决现实“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合法性而具有浓重“实用”色彩的理论发挥，将价值产生与分配的逻辑混为一谈，背离了事情真相。卫兴华教授认为：“利用物化劳动节省了活劳动，被节省的活劳动，在商品价值关系中会被当作实际耗费的劳动看待，从而形成更多的价值即超额价值。”［9］这只是指出了超额价值量的计量，对其来源于机器还是活劳动并未指涉。侯雨夫认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就是把……科学技术通过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影响到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从而影响到商品的价值的量的这种作用，误认为就是创造商品价值的作用了”［13］，该论断亦具不彻底性。把科技对价值的作用仅限定为影响“价值量”的大小，逻辑上实难解释“无人工厂”生产的“不含人类劳动”产品的价值有无问题。
使用先进技术或设备生产的使用价值导致价值增加的观点亦不正确［10-11］。首先正如“价值悖论”描述的那样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并无直接关系，只能通过影响供需权力结构才能影响交换价值大小。因此，使用价值在质上的有用性大并不必然产生较大交换能力，若其供给量大，其交换能力反而会小。若先进设备在提升商品质的同时供给量改变不大或变小，则必然提高其交换能力获得超额价值，这被认为是机器创造价值的证据。
目前，中心现在仅配备护理助理7名，上岗前要经过严格的岗前培训，包括医学知识、服务礼仪、电脑操作等内容，通过考核后才能上岗。
基于统一价值内涵的视角可发现，个别厂商因技术和设备使用而导致其商品交换能力从而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增加，根源于复杂劳动耗费形成的效用在“供给—需求”交易结构中具有优势从而产生了较大交换能力，并将这种交换能力化整为零和流动转移。这通过现代生产劳动分工结构实现：在一个企业或行业内部，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分别由不同的部门、不同的行业承担。活劳动相对复杂的环节有研发设计、品牌包装、管理营销等，相对简单的则集中于加工制造（且机械化、智能化机器取代人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显然，复杂活劳动所生产产品在其市场供需博弈结构中具有极大优势，因而能产生更大交换能力和价值。但要把这变为现实，不是一个部门或行业所能完成的，而必须借助分工。其发生学过程如下：活劳动复杂部门生产出较大交换能力的产品——复杂活劳动结晶体（专利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出售给简单劳动部门；后者凭这些专利或设备又形成高于同类产品基本交换能力的新产品，从而实现了交换能力——活劳动在生产中起作用后即已永逝——从复杂部门向简单部门的传递转移。于是，最终出现一个通过分工而形成凭借活劳动（复杂或简单）产生交换能力和交换价值并进行分配的联合生产结构。因此，个别拥有先进设备的厂商的产品价值增值，最终根据仍是来自活劳动形成的基本交换能力。当我们把所有环节企业的工人视为一个超级工人看待时就容易理解了：他既能搞复杂研发又能制造和销售，故他产品的交换能力从而价值增加，仍只能来源于包含研发、生产、销售等全部环节的活劳动尤其是科技研发的活劳动耗费。现在，资本不过是把这个超级工人的劳动分解到各个企业的工人去做了。这是马克思“总体工人”基本思想的当代确证。要素价值论的错误在于：没有从整体把握劳动分工结构，只是从分工结构的一个环节孤立地考察价值增加，从而把这种增加归源于该环节的某种生产要素，比如技术、设备、土地等。
实体论对效用价值论软弱的批判，错误有二：第一，由于把效用当作主观物而非关系，因此和斯密与边际效用价值论一样，实体论也没看到效用的实质是一种供需博弈结果，因而也就解释不了为何效用或使用价值会有交换能力和交换价值，也就无法进一步将这种交换能力与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基本交换能力区别开来，即把交换价值和价值区分开来，而仅片面地基于效用的主观属性（效用也内含着供给的客观维度）错误地否定它与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关联。这种浅化和粗化式理解难以企及事情真相。第二，由于“第一”的存在，实体论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批判没有进入价值根源探讨的深度。看不到边际效用价值论错不在于它有主观性——内含需要满足当然有主观性——而在于和供需决定论一样，未阐明价值的本体含义和根源。因此，立足于价值实体论无法给效用价值论致命一击，唯以共含“劳动和交换”双因子的统一商品价值内涵为理据方可使其无所遁形。
四、“科恩悖论”剖析
除可胜任对传统劳动价值论前述几个“劲敌”的驳斥外，商品价值新内涵亦能对“科恩悖论”以及“各种创新的劳动价值论之争”进行剖析。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嘱咐患者按时按量服药，并基于患者的病情予以饮食指导，对患者日常生活进行精心照顾，预防产生各种意外事件的出现。
第一，由于斯密不把效用看作是一种物的属性与人的需要之间的动态“供需博弈”关系，而只是将其理解为自在既成之物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一种固有属性——有用性，那这种物的属性与反映“人—人关系”的交换价值就无关了。由此，从“钻石与水悖论”得出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无关”（“价值悖论”）的错误结论。第二，由于第一的错误，斯密也就不可能进一步看到交换中的效用，实质即供需博弈之结果（效用在交换博弈中一定是边际移动的），进而发现不了“效用”即“边际效用”。由此，他无法认清以下过程：使用价值的质和量的供需博弈变动决定着交换价值，这一机理体现为边际效用对交换价值的决定。故“价值悖论”的确可由供求关系解释。卫兴华教授指出了这一点：“有人用水供大于求、金刚石求大于供的供求价值论反驳斯密，这其实也表明效用价值论解释这些现象的失败，所以只能转而用供求价值论来辩护了。”［5］第三，导源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边际效用价值决定论发现了可变的“边际效用”却忽略了其可变性原因——供求竞争，与斯密一样将“供需关系”继续排除，而仅仅把“边际效用”看作物的属性，于是，交换价值似乎和供求没有关系而仅由边际效用本身决定，因此也就看不到边际效用决定价值的实质即是供求决定价值。
应当说，商品价值本体论意义新内涵上重塑具有显见的学术意义。基于此视域，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系列长期争论的热点问题进行再审视，如“产值悖论”、服务及科技劳动是否创造价值、两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转形、单位时间价值量与效率间关系等。针对这些问题，均可展开新视野下的深入论证和再解释，由此或可产生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新的分析原点、研究范式和理论前景。下面，本文立足于商品价值新内涵，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两个“宿敌”——效用价值论与生产要素价值论——展开新的批判。
总之，基于商品价值新内涵，或能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诸多问题展开新视域的剖析，由此或可开辟新的分析原点和理论路向。当然，商品价值新内涵的科学性需要在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批判”中进行证伪或证实，而对效用价值论与生产要素价值论的批判以及其他热点争论问题的再剖析，仍需进一步深入。在此意义上，本文只为引玉抛砖。
小学音乐欣赏操作过程中，教师要教给学生一些欣赏的方法，为学生自行欣赏音乐提供技术支持。在音乐欣赏拓展训练设计时，教师需要有观照意识，结合学生音乐感知基础，以及学生生活中的音乐认知情况，为学生准备适合度更高的训练内容，帮助学生顺利展开欣赏操作，并建立完整音乐欣赏认知体系。音乐有无穷的魅力，这也是音乐欣赏展开的基础，在对音乐内涵展开解读的同时完成思想成长，这样的音乐欣赏才符合核心素养培养的基本诉求。
注释：
①系统自组织理论认为一个系统在其运动中有诸多影响因素，或控制参量。那些变动距离、转瞬即逝的快变量由于对系统宏观样态无决定性影响，不被归为序参量范畴；而那些处于主导地位并支配着系统宏观走向及其子要素命运的慢变量才是序参量。
没错，不，也不对。刘铁头咬文嚼字地纠正我说，不是怒气冲天，是恼羞成怒。刘铁头夹了块猪脸，嚼得呱唧呱唧满嘴流油。
②囿于篇幅所限，本文关于商品价值新内涵的论证相对简练，详细论证可参看笔者另一篇文章。宋爱忠：《价值实体论还是关系论：理论张力、整合逻辑与内涵新解》，刊于《现代财经》，2019年第3 期。
王臣林[4]采用复方丹参滴丸与阿司匹林联合应用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结果显示相比阿司匹林单独用药,联合用药治疗总有效率提高了14%,本文从老年人群这一特殊群体出发对联合用药方式进行考察,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心绞痛发作频率、持续时间均明显小于对照组患者(P<0.05),同时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与上述结果基本一致。可见,采用联合用药方式,对于老年不稳定心绞痛患者疗效有一定提升作用。此外安全性考察也同样显示,未见明显不良事件发生。
③卫兴华教授对此认为：“树的成长确实借助于自然力。……至于劳动价值理论，主要是就劳动产品的范围来说的。非劳动产品的自然物，其价格决定有分别的计算方法。”
站在大学讲台上，教师上课过程中可谓风采各异，而优秀的老师通常语言准确、简练同时不失风趣幽默，即体现出严密的思维性也使专业课的教授充满教师个人魅力。丰富而独具魅力的语言表达能更有效地启发学生深层次的学科思考。教学语言的技巧具有一定科学规律可循，但主要需要教师经过丰富的课堂实践历练来积累语言组织和表达能力。在高校课堂上，老师与学生的交流、互动是提升课堂效率的关键。为了调动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主动性，老师也常根据课堂教学计划安排多种方式引导学生参与到课堂教学，结合课堂提问或者讨论的方式来帮助学生进一步的理解学科问题，并不断通过课堂教学经验的积累完善面对面交互式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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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the Utility Value and the Theory of the Production Factors Value
SONG Aizhong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Henan Finance University,Zhengzhou,Henan,451464）
Abstract： The essential meaning of the concept of commodity value containing the two factors of "Labor entity" and "Exchange relationship",can come down to the basic exchange capacity of the product in the supply and demand competition,which is determined by its social necessary labor cost.Based on the new? essential meaning of the concept of commodity value,we find marginal utility is not the change of attribute of things or the change of subjective feeling,but the result of the change in supply and demand.So,Marginal utility axiology and Value Theory of Supply and Demand Decision is same thing.On the same basis of the new concept,we can find that the increase of natural value-added of production factors is not mainly determined by labor consumption,but by the exchange value of natural scarce raw materials；As for the value increase caused by the use of advanced machines,it is rooted in the advantages of commodities formed by complex labor expenditure in the "supply-demand" trading structure,resulting in greater exchange capacity,rather than the automatic value-added factors such as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Furthermore,we can Reexamined the Utility Value Theory,The Value Theory of Factor of Production,and the Cohen paradox.
Key words： Commodity Value,The Basic Exchange Ability,The Utility Value Theory,The Value Theory of Production Factors
中图分类号： F0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511（2019）03-0011-08
收稿日期： 2019-02-20
基金项目： 2018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8NDJC192YB）
作者简介： 宋爱忠（1977—），男，河南周口人，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工商管理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责任编辑 刘 晔】
标签：商品价值论文; 基本交换能力论文; 效用价值论论文; 生产要素价值论论文; 河南财政金融学院工商管理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