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科书录用外国作品的历史考察——从“中体西用”到“启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科书论文,语文论文,外国论文,中体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808(2009)03-0062-05
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正式设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国语(文)学科。伴随着国语(文)学科的诞生，国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也逐渐开展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从诞生之日起，贯穿整个近现代，国语(文)教科书几乎全部选录了相当比例的外国翻译作品。为什么以母语教学为主要任务的国语(文)教科书如此普遍地选录了外国翻译作品？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导致这一普遍现象的原因很多，比如近现代教育话语的变迁、教科书编辑者的身份认同和外国翻译作品的典范性，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主要从近现代教育话语变迁的角度对此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
社会领域的变革总是先通过新的话语来助长声势，而且最终也是以话语体系的改变来表明和巩固自己的成功。中国近现代的主流教育话语主要经历了清末时期的“中体西用”话语和“五四”前后的“启蒙”话语。主流教育话语的变迁必然会引起教育内容的变化，进而对国语(文)教科书选录外国翻译作品产生重大影响。
一、中体西用：清末教育话语
鸦片战争以后，以“明人伦”为话语特征的传统儒家教育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受到强烈质疑。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以“中体西用”为话语特征的新式教育，意欲培养既能效忠清朝政府又能掌握先进军事和科技的人才。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被经世派、洋务派、改良派广泛接受的社会思潮”[1]。“中体西用”成为近代主流教育话语。这对教学内容的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最先开放的小学国语(文)教科书就选录了一些蕴含西方文化的改写作品。
(一)“中体西用”话语对西方文化的部分容纳
最先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是洋务派的学者沈毓桂。他在1896年4月出版的《万国公报》(第75卷)上，用沈寿康的名义发表《匡时策》一文，提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然而，真正对“中体西用”指导思想进行系统阐述和理论概括并使之走向全国的是张之洞上呈御览的《劝学篇》。张之洞论述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中学为体，“以正人心”；西学为用，“以开风气”。“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底，端其识趣，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中体西用”以其理论化的思想体系渐为知识精英所认可和接受。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应时而起的维新派虽然把向西方学习的内容扩及到政治制度层面，要求实行君主立宪。但这仍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并没有突破“中体西用”的话语范畴。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宣谕：“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宜发愤为雄，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2]之后，《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相继颁布。至此，“中体西用”因得到最高统治者的承认而成为包括教育在内的整个近代社会的主流话语。
“中体西用”是一种旨在提倡西学的话语形态。它的积极作用表现为“西学在‘中体西用’模式中获得了合法化和合理化，突破了传统文化的一元结构模式”。“通过对‘中体西用’的肯定，西方文化终于在传统纲常名教的名分下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3]所以，“中体西用”话语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它打破了千余年来“中学”一统天下的格局，以当时人们可以接受的文化架构形式，为引进西学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从而为教育内容对西学的包容以及后来作为西学一部分的外国翻译作品入选国语(文)教科书埋下了伏笔。
(二)“中体西用”话语在国语(文)教科书中的实践
19世纪末期，社会上就已经出现了新式学堂。到1904年全国推行新学制以后，新式中小学堂更是在各地大量涌现，从而对正规教科书有了更大的需求。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除了以学科的形式进入教育领域外(比如物理、化学等科，其教科书几乎属于全盘引进)，还通过翻译作品的形式进入了国语(文)教科书。受“中体西用”话语的影响，这些外国翻译作品的内容主题主要集中在科技、地理和制度等领域。
1.《蒙学课本》和《蒙学读本》
由南洋公学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庆鸿等人编纂的《蒙学课本》是我国第一部自编小学国语(文)教材。虽然还有一些传统蒙学读物的痕迹，但它已经明显具备了“中体西用”的话语特征。其编辑大意云：“泰西教育之学，其旨万端，而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纲。德育者，修身之事也；智育者，致知格物之事也；体育者，卫生之事也；蒙养之道，于斯为备。”[4]659在形式上，它参考了西方教科书体例，即“西国读本有错综者，有类别者。是编(第二编——笔者注)用错综例，每故事两课，间以杂字一课，浅说琐记一课。”[4]661且有深浅次序、循序渐进之意。在内容上，它的一些选材也多译自英文读本(如《华盛顿》等)，即“凡所捃拾，大半译自西书，略加点窜。间有出自臆撰者，远仿虚亡是之体，近师西人稗说体编小学书之例，意主启发，勿疑为私造典故也。”[4]661
《蒙学读本》是清末新学制颁布之初最为流行的一套小学国语(文)教科书。与《蒙学课本》一样，它除了在体例上参照西方教科书之外，还在道德教育领域引入了西方内容。“前三编，就眼前浅理引起儿童读书之兴趣，间及地理、历史、物理各科之大端，附入启事便函，逐课配置图画，为今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之具体。”[4]661-662其第四编专重德育，用《论语》子章，分纲提目，采用故事的形式，将中国历史上的修身故事，并译有东西前哲懿行(如《梭格拉底之谈话》《科仑布》等)，组成文章。
2.《最新国文教科书》
由于是在对已出版的各种新式教科书进行研究讨论基础上编写而成的，《最新国文教科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非常完善。其所选录的外国翻译作品的主题范围有所扩大。除了科技类、西方先哲类的文章(如《声光》《电热》《巴律西》《希腊三哲》《奈端》《广濑武夫》和《侯失勒威廉》等)外，这套教科书还选录了一些反映当时西方先进政治制度的文章(如《预备立宪》和《君主立宪》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五册中已经选录了林纾翻译的“拉封丹寓言”和“伊索寓言”中的某些片断：
“牡鹿就饮于池，自顾其影，见两角杈桠，意甚得也。既而俯视其足，叹曰：吾有美丽雄伟之角，而足小若是，殊不足以称之。伊方郁间，有虎骤至，鹿大惊，奔走绝速，虎不能及。迨入深林，角梗于树枝，几为虎所获。幸而得免，鹿乃自悔曰：吾重吾角，吾角几杀我；吾轻吾足，吾足实生我，故天下之物，惟实用者，斯可贵。”
“有狮卧于丛莽，山鼠逸过，触其蹄。狮怒将扑杀鼠，鼠曰：苟舍我，吾必有以报公。狮笑释之。已而猎者得狮，系以巨绳。狮狂吼，鼠习其声，知为前狮也。啮绳断之，狮逸。鼠追呼曰：‘吾向者几膏公牙，公以为所纵者鼠耳，岂意鼠亦有以报公耶。请公勿更轻鼠矣。’”[5]
总之，这个时期的小学国语(文)教科书内容充分体现了“中体西用”这一话语特征。在“中体”方面，编辑者编写了大量蕴含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短篇“以固国本”；在“西用”方面，编辑者不仅利用西方教育理论(如泰西教育之德智体三纲理论)来指导国语(文)教科书的编辑，而且还选取或编写蕴含部分西方文化的作品(如编辑者改写的《巴律西》《亚剌伯之马》《君主立宪》以及林纾翻译的《拉封丹寓言》等)。反过来，入选教科书的这些外国翻译作品也很好地传播了西方的科技、地理等知识，有效地参与了国民开智和社会发展。
二、启蒙：“五四”前后的教育话语
随着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以民主和科学为核心词汇的“启蒙”话语首先成为文学领域的主流话语，随即波及到包括教育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思想文化领域。作为教育思想的重要载体之一，国语(文)教科书在其内容选择上必然会受到这种“启蒙”话语的影响。
(一)“启蒙”话语对西方文化的深层引进
中华民国成立后，虽然确立了民主共和制度，但袁世凯登基和张勋复辟等一系列“丑事”使当时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们认识到，仅仅从技术和制度上学习西方是不够的。他们认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最大障碍在于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只有用西方文化改造或者代替传统文化，才能真正拯救民族和国家。他们从文学领域开始，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把以“民主”“科学”“共和”“平等”“自由”为核心词汇的启蒙话语从文学领域强劲地扩展到整个社会思想领域。于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们争相运用这种新的话语体系来探讨教育问题。其中代表性的文章有陈独秀在《新青年》(第1卷第2号)上发表的《今日之教育方针》等。①如果对知识分子发表的这些文章进行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其所体现的“启蒙”教育话语特征。比如，在总结外国教育经验和本国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陈独秀提出了“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四条教育方针。“现实主义”是要通过教育使学生尊重现实，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惟民主义”则是要通过教育使学生了解国家之意义，增强以民主为前提的国家观念；“职业主义”就是要通过教育使学生了解个人和社会经济的关系；“兽性主义”即通过教育使学生锻炼体魄，增强意志，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承担未来艰巨之责任。可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先进知识分子们，从“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高度来考虑教育，意欲通过教育来实现自己对“民主”和“科学”理念的执着追求。
在先进知识分子的推动下，这期间官方所颁布的教育纲领性文件也体现了鲜明的“启蒙”话语特征。1919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呈教育部《请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要求：“(一)从前部令公布之教育宗旨，请明令废止。(二)北京教育调查会所议定之‘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请明令宣布为教育本义，听各教育者研究阐发。”[6]然而，什么是共和精神？一般说来，所谓共和精神，不外乎是坚持理性、推崇科学、发扬民主、尊重人权、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1922年，教育部颁行“壬戌学制”。这次学制按照“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教育本义确立了七项标准作为学校系统改革的指针。这七项教育标准为：“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重国民经济力；注重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7]不难看出，“七条教育标准”透射着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时代内涵，蕴含着新兴的资产阶级对“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平等”“共和”以及“个性解放”等理念的追求。这些理念及其据以提出的理论基础(如人本主义和实用主义等)无不是由西方借鉴学习而来，甚至其表述也来自西方的话语形态。例如，受杜威教育无目的论的影响，用“教育本义”或“教育标准”代替“教育宗旨”等。
(二)“启蒙”话语在国语(文)教科书中的实践
“五四”前后，“启蒙”话语空前高涨，自然会对国语(文)教科书内容的编选产生影响。而在当时，新文学刚刚起步，真正在内容和语言形式上符合教科书编选标准的本民族作品，还不是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教科书编辑者便把目光瞄向了蕴含“启蒙”理念的白话外国翻译作品。这就造成了外国翻译作品在国语(文)教科书中的大量入选。本文对这些外国翻译作品的分析，主要从主题内容和语言表现形式两个方面来进行。
1.在主题内容方面
“五四”前后，小学国语(文)教科书的“西化”程度大大加深。其表现之一就是教科书所选录的外国翻译作品的主题内容有所扩展和改变。之前，外国翻译作品的主题内容集中在自然地理、科学技术和先贤前哲的个人品质等领域。此时，由于“启蒙”话语的影响，外国翻译作品的主题内容则集中在思想、政治等领域。
民国成立后不久，商务印书馆为抢得头筹，公布了自己的编辑要点：“(一)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二)注重表彰中华固有之国粹特色，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三)注重国体政体及一切法政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四)注重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五)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8]商务印书馆当时出版的《共和国新教科书国文》《新法国文教科书》和《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等几套教科书，体现了上述要点。其所选外国翻译作品的主题也集中在自由、爱国、民主、自然、社会发展等体现“启蒙”话语的核心理念上。比如，《美国之自由钟》《鱼的悲哀》和《布鲁达斯演说词》主要宣扬了自由和民主高于一切的精神；《自由的责任》则告诉学生自由不是绝对的，是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是承担责任的自由；《缝工的总统》采用具体个案来展示人人平等的理念。《共和国之模范》《自由祖国之祖》通过具体的国家来展示自由、民主理念及其运作；《灯台守》则通过一个灯塔看守人宣扬尽责、奉献的精神；《最末了一天的功课》(即《最后一课》)《二渔夫》《卖国的童子》和《少年爱国者》突出爱国主义情感；《天演论导言》《物竞天择》主要告诉我们“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意指只有进行社会变革才能实现国家富强；《卖火柴的女儿》和《黄昏》则表现了对封建压迫的揭露批判和对被压迫者的同情。这在当时都是先进的思想和政治理念，非常有效地“启蒙”了相当数量的中小学生。
中华书局当时出版了《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新中学教科书国文读本》和《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等几套，同样体现了鲜明的“共和”“自由”“平等”等“启蒙”话语特征。《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编纂旨趣就规定：“……乙、阐发共和及自由平等之真义，以端儿童之趋向。丙、提倡国粹以启发国民爱国之心。丁、兼采欧化以灌输国民之世界知识。……”[9]这些教科书所选录的西方翻译作品的主题也集中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和个人修养领域。比如：《法兰西的女神》《华盛顿誓词》宣扬了自由精神；《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先驱》突出了不畏艰险进行开拓进取的个人品质；《斯提芬孙》和《惹摸斯》突出了科技文明；《你应该为国家保全你的生命》《柏林之围》宣扬的爱国主义品质；《伯爵夫人》《珊格尔夫人自叙传》和《美国妇女的社会运动》则是宣扬男女平等和妇女自立自强的理念。
可以说，“启蒙”话语首先为国语(文)教科书进行了“定性”，即宣扬“自由”“民主”“科学”等理念，外国翻译作品本身在思想主题方面所具有“启蒙”性正好符合教科书的编写需要。这才是外国翻译作品被大量选录的原因。反过来，这些蕴含“启蒙”理念的外国翻译作品又很好地参与了“自由”“平等”“共和”等精神理念的推广。
2.在语言表现形式方面
由于价值观念、意识形态跟语言形式的杂糅性，在我国近现代，文言和白话不仅仅代表两种语言形式，还有着丰富的政治文化意味。语言的口语化、内容的通俗化、精神的平民化，无不包含着新兴的资产阶级对民族独立、国家自主和个性解放的政治追求。因此，从文言到白话不仅仅是一种教育话语变迁的体现，更是一种社会思想的深刻转变。同时，白话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教育的难度，缩短了教育周期，更有利于进行普及教育、开启民智。因此，对激进的新文化运动推动者来说，文言往往被视为代表僵化思维和政治保守，跟复古联系在一起。而白话往往被视为代表先进、自由和个性，跟进步等理念联系在一起。
随着“五四”前后“启蒙”话语的昌炽和国语运动的开展，1920年教育部训令国民学校改“国文”为“国语”，白话作品逐渐走进了国语(文)教科书。但真正到了编辑教科书的时候，编辑者才发现真正适合选录的白话作品并不多，原因当然是“现代文学初期的创作语言贫乏、题材狭窄、艺术手法单一，对读者缺乏吸引力”[5]。这种困境在早期几套国语(文)教科书编辑大意中都有表露。比如，《白话文范》编者洪北平在“编辑大意”中表示“现在选白话文取材很不容易，如有不妥的地方，还望同志多多指教”[10]。甚至到了1923年，《初级中学国语读本》编者在编辑大意仍然说“形式内容都好，足资模范的(白话作品)究竟还是很少，适于中学生用的，尤其是少”[11]。
从另一方面讲，白话要取代文言成为教科书语言，必须进行一定的建设。除了吸取古代白话作品的“营养”外，白话外国翻译作品也是白话建设可资借鉴的“模板”。因为外国翻译作品不仅为白话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外来词汇和新造词汇，扩大了汉语的构成，而且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欧化”句式，使汉语容纳和传递信息的能力在可能的范围内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提高和扩容。这一点正是原有的文言所短缺的，也符合国语(文)教科书学习语言文字的要求。从语言形式角度看，相当一部分的白话翻译作品已经具备了入选国语(文)教科书的资格。
从语言表现形式的角度来看，外国翻译作品入选国语(文)教科书也是基于“启蒙”话语的影响。其表现就是这个时期国语(文)教科书选录的绝大部分外国翻译作品都是白话形态的。
总之，无论是在“中体西用”话语占主流的清末时期，还是在“启蒙”话语占主流的“五四”前后，外国翻译作品入选国语(文)教科书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当时能够容纳或者主动引进西方文化的主流话语形态。话语背后是思想文化。也可以说，这一切又都源于社会思想文化的变革。先进的知识分子最初学习西方的技术，失败后接着学习西方的各项制度，再失败后才意识到落后的根源在于文化，这才有了新文化运动。这一对西方文化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在国语(文)教科书所选录的外国翻译作品中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由此可知，近现代国语(文)教科书是社会主流文化的体现，教科书的任何变动都源于主流文化的变革。同时，作为其中一部分，国语(文)教科书也参与了社会文化的变革。比如外国翻译作品被选人教科书后，积极参与了对西方文化的传播，促成了中小学生的觉醒，发挥了启蒙作用。甚至可以说，入选教科书的外国翻译作品对近代社会的发展和国民性格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能够对我们当前和今后的语文教科书编辑提供很多思考，比如：在选材方面应该具有开放性和世界性的眼光，及时吸收社会文化发展的最新成果，安排好文言和白话在教科书中出现的时间和比例，等等。
注释：
①相关文章还有：朱元善在《教育杂志》发表的《今后教育之方针》；贾丰臻在《教育杂志》发表的《教育危言》；陆费逵在《中华教育界》发表的《论教育本义当定为“培养国民人格，以发展民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