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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起俱乐部的“资本撤退”事件中，雅琪集团的起由是因为俱乐部的自我造血功能太差，投资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资方难以为继：而万达集团除了部分是因为经营球市亏损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恐怕是如王健林所说，是“个人及俱乐部对中国足球的发展已失去了信心”。现象摆在那里了，本质又在哪里呢？值得我们好好地挖挖根。
通过粗略地对比，笔者发现了周、王二人身上有几个“有趣”的共同点，一是两人在踏入球市这一激流时，均充满了乐观精神；二是两人都经历坎坷，周建国白手起家，创建了一个年产值上亿的民营集团，王健林曾当过林业工人，入过伍，靠两万元建立起了今天资产达30亿元的大集团；三是两人皆有极强的管理决策能力，处于经济战线最前沿，能触摸到市场经济的脉搏。谈这三点，并非无的放矢。第一个共同点从侧面反证出中国球市的潜力巨大，孕育着造就经营成功的无穷商机。根据第二点里展示的两人的经历，可看出他们都具有坚毅的性格，即看准了一个目标，能矢志不渝地走下去。像周建国已坚守足坛两载，王健林更是从职业化一开始就入主大连队，若非内外环境变得愈发恶劣，他二人绝不可能如此轻言退出。据此我们能否得出一个悖论：在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的周、王二人并不适合于号称“职业化”的中国足球。
话到这儿，问题有点眉目了，也就是说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未因中国足球职业化而消失。在职业联赛开展到的第五个年头里，其扼制足球发展的各种弊端已大量暴露出来，此次“撤资”事件可视为新旧理念在资本运营中的剧烈冲突。在球市经营中，不少有识之士已提出改革体制、发展股份制俱乐部、构建市场规则等设想。若说股份制，当年张桐坡早已在辽宁率先举起了股份制大旗，而今张公安在？股份制俱乐部亦成了徒有其名的空架子。
体制问题、观念问题，说穿了，诸多问题的本质问题是人的问题。
在这里所指的“人的问题”并非是提“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层含义，而是把人作为能动主体，视其对经营管理球市的作用。体制、观念其实都是人主观意识的衍生物，又以客观现实表现出来。
中国足坛的领导者就是中国足协及其众多下属机构。当初作出开办职业联赛的决策说明中国足协的官员们是具有某种决心的，但是这种决心不是发自于其内在，而是外在压力使然，因此也就决定了其行为是局部的、缓慢的，只能称之为“改良”，而不能叫作“改革”。一日改良过程中，形势发展与自身利益产生冲突时，他们反成为足球迈向改革的阻力。
既然中国足球的本质问题是人的问题，那么又该如何解决呢？中国足坛亦亟需“足球型企业家”，也就是同时具有足球专家和企业家的知识、能力、素质的创新性复合人才。要满足这一需求有两大途径，一是在旧有人员中挖潜，加紧学习，改造自我，这是说者容易做者难，真正实施起来颇费周章；二是广纳贤才，优化组织结构，这是一条切实可行的“终南捷径”，只有加快足球内部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法制化，构建起完善合理的管理体系，才能在中国足坛开展有效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否则，真要挨到自下而上进行大变革那一天的到来，后果也就愈发难以预料，而雅琪集团和万达集团的“资本撤军”业已表现出了这种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