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非正规部门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非正规论文,国外论文,部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0-05.
1 引言
非正规部门(informal sector)是指“在官方认可和记录之外的那部分经济”[1]。非正规部门的概念最早由社会人类学家Hart[2-3]于1971年提出，但此概念被官方采纳是在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份肯尼亚就业报告中，此后，有关非正规部门的研究在国外兴起，如今已形成一定的研究体系和理论成果。在中国，作为一种经济现象，非正规部门并不是全新的，但作为学术研究，尤其是对地理学而言，非正规部门还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课题。因此，对国外非正规部门的研究进展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将有助于国内学者更好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
2 非正规部门研究的主要内容
2.1 非正规部门的特征分析
2.1.1 非正规部门的边缘性
许多学者认为非正规部门是一种边缘经济，其本质是不发达的一种外在表现，出现在拉美、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其表现为，非正规部门以自我雇佣和家庭小生意为主要形式，主要从事小型商业活动，收入较低，通常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4-8]；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偏低，平均工作时间长[5,7]，由于缺乏技能和资金而更多地依靠亲缘和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来维持其生存和发展[9-10]。因此，与发达国家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相比，发展中国家和部分转型国家的非正规部门更多表现为边缘的或半边缘的依附型和生计型经济[11-12]。
2.1.2 非正规部门的异质性
国际劳工组织在最初总结肯尼亚非正规经济活动的特征时，倾向于将非正规部门看作是同质性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多学者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事实上非正规部门内部存在着很大的异质性。如，非正规部门中既有与主流经济紧密联系、以非正规企业形式存在的非正规经济，也有与主流经济相分离、以自我雇佣形式存在的非正规经济。有学者将其归结为劳动力嵌入模式不同，导致完全不同的非正规经济活动进入方式[5]。
非正规部门内部存在3类活动：直接谋生的活动；为正规部门生产和销售的从属于正规部门的非正规活动；具有现代技术和资本积累能力的自主型非正规企业[13]。由于非正规企业相对于另两种非正规活动有更多的资本和技术，其经营相对高级化，也被称之为“企业化非正规部门”[14]。
非正规部门也可简单划分为非正规生产部门和非正规商业部门，其异质性表现在影响二者的因素不同，就业与生产关系影响非正规生产部门的经济发展和其收入水平，而非正规商业部门中，产品和资本供给关系决定其经济活动和从业者生活的水平[15]。非正规部门的异质性还表现在其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研究发现，非正规部门劳动力市场存在一个“核心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和一个“边缘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16-17]。前者被称之为“核心非正规工人”，多为有技术的工人从事收入较好的自雇式非正规经济活动；后者被称之为“边缘非正规工人”，多为受剥削的低收入雇工。
2.1.3 移民、女性与非正规部门
移民是一些发达国家中非正规经济活动主要从业者。如移民在纽约制衣业中的非正规就业[18]，迈阿密古巴移民的“飞地经济”和海地移民的“自雇经济”[5]，伦敦的非正规家政服务业也多由被边缘化的移民从事[19]，此外，中国移民在国外经营非正规小企业，如小餐馆，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关注[5,18]。有学者将移民非正规就业的原因归结为当地人口构成的变化，当地人口比例的下降，加上某些部门的工资下降、工作条件恶化，本地工人纷纷退出，从而给移民在这些部门非正规就业创造了机会[18]；也有学者认为非正规就业是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一种主要方式[20]。
女性非正规就业在某些地区也是一个普遍现象。生产组织方式的柔性化为女性参与如制衣业这样的行业提供了机会，女性可以在家中完成企业分包的工作[21]；女性还多出现在帮忙经营家庭小生意中和某些低端服务业非正规部门中[22-23]。女性参与非正规就业既可以获得一定的收入，同时也可以兼顾照看孩子和做家务，但其工作负荷较重，收入较低，有的甚至没有报酬。
2.2 非正规部门的空间集聚与分异研究
2.2.1 非正规部门的空间集聚
非正规部门的空间分布是不均衡的。有学者[5]总结了非正规部门的3种空间集聚形式：正规经济活动靠近廉价劳动力集中的移民社区，以非正规形式雇佣廉价劳动力以降低其生产成本；传统的“血汗工厂”迁出绅士化地区，取而代之的是迎合高收入群体需求的新形式的非正规企业；非正规生产和服务活动的小规模集聚发展成集聚经济产业区，从而吸引更多的非正规部门。低收入移民社区对廉价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使其成为满足这些需求的非正规经济活动的聚集区，同时非正规部门也需要接近廉价劳动力和市场[24]，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种地方主义的趋势，有助于非正规部门在特定空间上的集聚[25]。
某些非正规部门，如街头小贩，多在城市高密度活动区集聚，如CBD、交通节点、交通线、公共市场、商业区等[4，26-28]。这些地方是人流最密集、交通最繁忙、商业活动最集中，也是城市地价最高的地方，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之为“冲突区”[27]，意即城市各种紧张关系的焦点。通常从城市商业中心开始，小贩的分布开始呈距离衰减，小贩的这种分布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接近顾客[26]，同时集聚也更容易产生广告效应以招揽顾客[29]，也有的学者认为是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之间经济活动的相互强化加重了非正规部门的集聚程度[30]。
此外，非正规部门还有另外一种集聚形式，即来自同一地理区域的乡村移民在非正规部门某一行业的集聚[31]。由于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之前就已经意识到城市不容乐观的就业状况，而将其就业定位在城市的非正规部门，早期移民的带动和鼓励作用以及传统的学徒体系会形成连锁效应，吸引更多的来源地移民在城市从事同一行业的非正规经济活动，最终导致对某一行业的垄断。
2.2.2 非正规部门的空间分异
不同类型的非正规部门在空间分布上存在差异。根据非正规部门外部形态，可分为地摊(hawking)、亭摊(kiosk)、棚店(stall)、门面店(front shop)等，其中地摊多位于城市主要经济活动节点周围，如超市、公交站点、工厂等，而棚店多位于市场中[17]。非正规企业可分为谋生型企业和成长型企业，在空间上，谋生型企业主要集中在城市边缘区和非正规居住区，而成长型企业则趋向集中于内城区[32]。从广义的非正规经济活动类型看，家务劳动随着郊区化的发展而向城市郊区扩展，社区或邻里经济通常发生于内城工人居住区，而发生在生产领域中的非正规经济活动则集中在贫困社区附近，由此可见，郊区化、内城的衰落和移民的涌入等城市变化导致了非正规部门的空间分异[33]。
有学者根据经济、制度、社会、环境等因素不同的组合方式，划分了非正规工作的4种区域类型，即低收入地区剥削型的非正规工作、相对富裕地区的自雇型非正规工作、低收入地区自雇型非正规工作、相对富裕地区剥削型的非正规工作[34]。发达国家城市中高收入社区绝大部分非正规工作主要是出于纯粹的经济目的，即受纯粹金钱利益驱动[35-37]，而低收入社区则主要是出于“再分配”和“社区建设”的目的，即为了发展社会资本，建立和巩固密切的社会关系[35，37-40]。学者用“文化转向”理论来解释低收入社区这一与传统非正规工作目的相违背的现象，认为这种非正规工作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文化适应，基于市场的金钱关系正在被另一种处于利益动机之外的逻辑所渗透，微观尺度上的再分配和社会性、人文化金钱关系以及非市场理性正在侵食传统的金钱关系[37，39]。
2.3 非正规部产生的理论研究
2.3.1 贫困就业理论
贫困就业理论也被称为“社会边缘化理论”，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Hart和国际劳工组织对该理论的提出和发展起了奠基性作用，其分析的焦点是城市贫困，强调城市内部结构的分化，如失业率增长、贫困化等导致了非正规经济活动的增长。哈特等人认为，城市对乡村劳动力的吸引力不仅是工资水平，还有多种收入机会，由此引起乡村人口向城市快速迁移，大量乡村移民加上城市本身人口的快速增长超出了城市现代部门创造工作的能力，因此，没有能力进入现代经济部门的城市贫困人口和贫民窟中的移民为维持生计而不得不寻求其他就业机会，包括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以此作为失业的缓冲[2,5,28]。由此可见，城市贫困人口进入非正规部门大多是迫于维持生计，是非自愿的。而正是由于大部分非正规就业者只能维持生计，因此有学者认为非正规部门的增长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恶化[41]，使城市就业结构呈现更边缘化和极化[42]。
贫困就业理论是从城市内部变化的微观角度来解释非正规部门的产生过程的，并将其看作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另一种显化，是一种边缘经济，国际劳工组织根据这一理论为许多贫困、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制定了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就业发展计划，使这一理论逐步发展为一种指导发展中国家就业决策规范理论。但也有学者对该理论进行批判[43]，认为从城市微观角度只能解释非正规部门产生的部分原因，忽视了经济全球化等宏观因素的作用，因为非正规经济活动不仅仅取决于国内环境，更重要的是“分散生产”、“柔性劳动力组织”、“服务业发展导向”等全球经济调整过程也影响着第三世界国家，导致了经济和社会的极化过程，也促进了经济活动的非正规化过程。此外，非正规部门也不是第三世界特有的现象，根据经济学家的估算和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存在非正规经济，而且在某些部门还有增长的趋势。因此，非正规经济不一定是边缘的，也不能说是第三世界特有的现象。
图1 二元经济(资料来源：Santos，1979，转引自文献[1])
Fig.1 Dual economy(Source：Santos，1979，from Johnston[1])
2.3.2 二元经济理论
二元经济理论脱胎于最早由Geertz[1]于20世纪60年代初建立的二元模型，他将二元经济结构分为“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和“集市经济”，后来Santos[1]将此模型扩展为两个相互作用、相互联结的经济活动循环：高层循环和低层循环(图1)。高层循环是由银行业、出口贸易和工业、现代城市工业、商业和服务业、批发业和运输业等组成；低层循环基本上是由非资本主义密集形式的生产，一般以零售水平提供的非现代的服务业和非现代且小规模的商业组成。二者分别对应于基尔兹提出的“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和“集市经济”，因此，高层循环以现代资本密集型工业、市场广阔的贸易和复杂的商业流通为特征，低层循环仅涉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地方性服务业和市场有限的贸易。显然，个人获得高层循环的产品受到收入的限制，那些贫困的没有能力参与高层循环的人总要设法创造他们自己的生存条件，即通过他们在低层循环中的参与而实现，非正规部门即是低层循环的一种表现形式。
单一和相互的补充形式形成了高层循环和低层循环之间的物质关系，从物质联系而言，两种循环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低层循环为高层循环充当市场，而低层循环又在家庭和其他地方非正规部门的生产者中寻找自己的市场[1]。
城市经济的这种二元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处于不断地变化中。当经济快速增长时，高层循环将渗透并取代低层循环，但在经济增长相对缓慢时，低层循环将控制城市大部分经济活动和城市空间，McGee[29]将这种过程称为“城市内卷”(urban involution)。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农村和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高，加上大量的农村移民参与到城市转型中，给能吸纳劳动力就业的高生产率的资本密集型部门带来了巨大的人口压力，促使人们从事低生产率的活动，从而出现激增和内卷[44-45]。
McGee等[4，29]]通过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非正规部门的研究，构建了第三世界城市土地利用与两个经济循环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模型(图2)。第一阶段，低层循环是城市的主导活动，城市的大部分空间被非正规部门所占据，香港和新加坡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处于这个阶段。但在第二阶段，高层循环开始扩张，对空间的需求也显著增长，在城市中心扩张是为了满足其办公和零售需求，在郊区扩张则是为了满足居住和工业需求。在这个模型中，麦基假设城市扩张可能有3个方面，CBD扩展到邻近低层循环的密集分租房屋区，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的住房需求，中上阶级的居住区向郊区扩展，工业也靠近新的房地产开发区。在这个阶段，很可能某些先前被贫民窟所占据的地方由城市政府接管，部分用于建造低收入公共住房，但贫民窟仍占据城市边缘或未被利用的小地块。这些发展引起了城市内部的交通拥堵问题，因为在CBD工作的大部分人员来自城市边缘区的中、上产阶级居住区，他们每日不得不穿过拥挤的低层循环经济活动区往返工作地和居住地，其通勤受到阻碍。正是在这个阶段，2个循环对城市空间的需求产生了最显著的冲突，代表高层循环利益的规划者和政治家开始将低层循环活动看作是“问题”而加以消除，于是出现了城市更新、消除贫民窟、重新安置甚至消除非正规部门等城市政策，香港在20世纪60、70年代处于这个阶段。到了第三阶段，随着城市经济的增长，高层循环继续扩张，成为城市的主导活动，占据城市的大部分空间，并与CBD连成一片，贫民窟和中、低收入者居住区被挤到城市的角落。
二元经济模型揭示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非正规部门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复杂回应，在某种程度上它表现为正规部门和城市经济增长的一种有用的副产品，因此，非正规部门代表了传统活动的“残余”[5]。然而，有学者并不认同这一点，认为富裕地区比贫困地区有更多的人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表明非正规部门的存在折射出了就业的空间不平等性，是收入产生机会的空间再分布，因此，非正规部门既不是传统资本主义的残余，也不是后福特主义的先驱，而是随地方和区域的经济、社会、制度、环境等因素变化而变化的复合体[46]。
图2 第三世界城市土地利用与二元经济循环阶段的关系
(资料来源：McGee[29])
Fig.2 Relationship of urban land use to phase of two-circuit system of Third World city(Source:McGee[29])
2.3.3 规制(regulation)理论
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Hernando de Soto是秘鲁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其代表作为《另一条道路——看不见的第三世界革命》[47]，他继承并创新了哈特的观点，但并不将非正规性归因于劳动力供给过剩，而是归于经济的过度规制，因此非正规部门代表了在国家严格控制的经济制度下市场力量的真正爆发。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大量乡村移民进入城市，为非正规经济提供了人口基础，非正规经济活动最初是一种谋生手段，但后来逐渐扩大以应对政府的强硬规制。他的这种另类观点在政策圈引起了极大反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与当时的主流经济思想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再到供给方学说转变相吻合。de Soto的打破政府规制障碍，实行私有化以消除“不公平竞争”的呼吁也被一些国际发展机构所接受。
也有学者引入韦伯的“社会围墙”概念分析利益群体及其政治经济权力通过发挥规制的作用将经济活动引向非正规化[48]，认为规制通常是正规部门的利益群体施加压力的结果，试图关闭非正规部门等外来者进入的机会，但有时也对非正规部门采取容忍的态度，除了害怕失业带来的社会紧张关系外，还在于他们能从非正规经济活动中获得利益。规制体系的受益者通常是中产阶级和工人贵族，而牺牲者是处于正规劳动力市场边缘的贫困者和失业者，政治经济精英通过在所谓的“血汗工厂”中利用缺少技术和权力的非正规工人来从现存规制体系中获益。
规制理论代表了一种激进的观点，将非正规部门看作是受由国家政治经济精英所制定的规制体系约束和限制的经济活动，因而主张采取激进的措施来应对这种严格的规制，如去规制化(deregulation)、去官僚主义化(debureaucratization)、私有化(privatization)等[3]。这种将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完全对立起来，割裂了二者之间的联系的观点受到了结构主义的批判。
2.3.4 嵌入(embeddedness)理论
嵌入理论是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分析非正规部门的产生原因的，即从分析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关系结构入手，并将二者看作是同一经济体系的不同方面。认为非正规部门不仅仅是贫困者在城市经济边缘谋生的表现，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因素，其一是非正规部门在现代资本主义积累中所发挥的作用，其二是与阶级结构中出现新的阶层、劳动力市场出现新的职位有关。因此，非正规部门并不一定是传统的或边缘的，而是紧密地嵌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网络中的。
二战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资本集中、标准化生产和郊区化为主导的增长促进了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扩大，大规模生产和大众消费将工人纳入了正规劳动力市场。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城市主导经济部门开始向服务业转移，分散生产、柔性劳动力组织改变了传统的就业关系，重塑了社会再生产和消费趋势，对经济组织和收入产生了反馈效应，导致收入的分散化和就业关系的临时化。经济结构的转型促进了经济和社会极化，中、低利润的企业为了生存，采取非正规方式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灵活性；经济和社会极化还影响了社会再生产和消费，低收入人口的扩大刺激了廉价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增长，高收入阶层的扩大促进高级特制商品和服务需求的增长，二者常常通过非正规经济活动来满足[24]。因此，发达国家的非正规经济通常与三种结构过程有关，即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后福特主义引起的城市转型以及欠发达国家的移民过程[9]，非正规经济的增长是根植于其发达市场经济阶段的状况，是镶嵌在当前经济体系中的一种新发展形式[49]。
生产方式的转变也使非正规经济活动将经济发展停滞地区的人们与主流经济有效地联系在一起[50]，为女性参与非正规就业提供了契机[21]，更为欠发达国家移民以非正规方式参与经济活动开通了最后的路径[9,51]。受经济全球化和生产方式转变的影响，部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开始从原始正规经济转向资本主义正规经济的经济转型，但由于社会、经济、制度背景、转型政策等的相互作用，导致企业和个人向生产和交换的非正规化方向发展，非正规工作急剧增长，家庭消费大部分来自非正规经济，其收入也多来自非正规工作，家庭被嵌入多元经济，而这种嵌入性也成为家庭生存基本条件[52]。
2.4 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的联系
Hart[2]最早从城市经济内部收入流动的角度，分析了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的联系，他认为在城市经济内部，既存在用非正规收入购买正规部门的商品和服务，如部分高收入者从事某些赚钱的非正规经济活动，却消费正规部门的商品和服务，也存在用正规收入购买非正规部门的商品和服务，如贫民窟中部分低收入者从事低工资的工作，购买廉价的非正规商品和服务。
结构主义认为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从两方面相互联系。首先，非正规部门为正规部门的工人提供廉价商品和服务，使正规部门的工人工资得以维持较低的水平，从而降低其劳动力成本[5,13]。因此，从这个角度看，非正规部门是对正规部门的巨大支持。其次，正规部门通过分包(subcontracting)把各种生产和销售任务分配给非正规部门，分包使生产和就业转向非正规部门，从而可以降低正规部门的成本，转移市场波动的风险[5，53-54]。
Portes等[43]总结了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之间联系的几种模型(图3)，第一种是非正规部门销售正规部门的产品，第二种是非正规部门为正规部门回收可再利用的垃圾，第三种是正规部门(建筑业)将生产分包给非正规部门，第四种是更复杂的生产和销售分包模式，多见于制造业中，跨国企业将生产分包给国内正规企业，而国内正规企业又分包给非正规企业或家庭工人，同时国内正规企业又将产品销售分包给百货商店或非正规商店。
由此可见，非正规部门不一定是传统的或边缘的，而是紧密地融入到现代经济网络中的。但也有学者认为，非正规部门从属于现代经济结构过程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特殊情况，在某些边缘地区，非正规部门是明显独立于正规部门的，是地方环境内部过程作用的结果[55]。还有学者从社会文化角度提出，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是通过基于深深文化根基个人关系网络和社会纽带而相互联系在一起[56-57]。关于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二者既存在竞争也存在相互依赖[41]，首先，非正规部门手工艺者与正规部门制造商之间、正规部门零售商与非正规部门商人间及非正规部门商人与正规部门旧货店间是竞争关系；而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生产与分配间是相互依赖的关系(图4)。
图3 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联系模型
(资料来源：Portes，Sassen-Koob，1987)
Fig.3 Modes of articulation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sectors in Latin America(Source：Portes，Sassen-Koob，1987)
图4 正规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竞争与相互依赖(资料来源：Lozano[41])
Fig.4 Lines of competition and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sectors(Lozano[41])
2.5 非正规部门的影响研究
2.5.1 经济影响
非正规部门对国家或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十分确定。有学者认为非正规部门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整体经济出现困难时以其灵活性和弹性对经济的稳定起基础性的作用，同时也是城市贫困群体尤其是女性收入和就业的重要来源，有助于培育企业家精神，能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58]。但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指出发达国家和转型国家非正规经济规模的增长有助于提高GDP水平，但发展中国家则相反，因为非正规经济的增长会导致税收明显下降，从而使国家财政收入受到损失，公共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数量也会下降，最终会阻碍经济的增长，此外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腐败也对正规经济起负面影响[59-60]。
2.5.2 社会影响
非正规部门的社会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极化和家庭生命周期两方面。发达工业社会的非正规工作加剧了收入机会的不平衡性，使社会结构出现了一种极化过程[61]。因为正规就业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非正规形式的工作，如兼职，非正规工作依赖于正规就业提供必要的支持，因此，正规就业的人就更容易从事某些非正规工作，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而非正规就业的人由于要忙于生产性的家务而无法从事更多的非正规工作，越来越丧失某些收入机会，从而形成社会极化。
家庭生命周期与非正规经济是相互联系的，非正规经济能为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贫困家庭提供不同的经济基础，而处于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成员所从事的非正规经济活动也是不同的[62]。根据家庭类型(核心、扩展家庭)和家庭小孩的数量与非正规经济活动的关系可将家庭生命周期分为4个阶段。第1阶段是刚刚组建的家庭，没有孩子，主要从事正规经济活动；到了第2阶段，第一个孩子出世，妻子/母亲退出正规劳动力市场，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主要是家务劳动)；第3阶段，更多的孩子出世，妻子/母亲仍需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以满足家庭经济需求，但工作时间缩短，丈夫/父亲开始从事兼职工作(非正规工作)；第4阶段，孩子长大，一些人开始进入非正规劳动力市场[63]。有学者并不完全赞同这4个阶段的划分，认为年轻的家庭中，男性容易获得正规就业机会，而女性以家务劳动和照看孩子为主，不太可能外出工作；随着家庭的成长，最大的孩子就业，多为非正规的，妻子也开始外出就业；到了后期(巩固期)，妻子不太可能外出工作了，因为孩子们都工作了，年长的孩子可能已获得了正规就业机会，而丈夫由于年龄问题可能从事非正规工作；当孩子们结婚建立了家庭后，又开始了类似的循环[5]。这样，在不同生命周期都有家庭成员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也有家庭成员从事正规工作，而这种不同就业类型的组合构成了贫困家庭的生存策略。
2.6 非正规部门的正规化与政策分析
非正规部门的正规化研究主要围绕两个关键问题的讨论而展开。
(1)非正规部门是否一定要正规化？支持城市经济多样化发展的学者认为，一个健康的经济社会是由各种活动和制度组成的，这些活动和制度安排能充分利用人们不同的技能和不同的生产组织技术，有助于有效地实现个人和集体的社会经济目标[54]。因此，城市的经济结构应是多样化的，与之相适应的市场也应该是多样性的，将非正规经济单纯地线性转换为正规经济未必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主张城市经济互补发展的学者从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具有互补性的角度提出，正规部门具有规模大、资本技术密集等特点，对现代经济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非正规部门虽然规模小但极富灵活性，是一个很有活力的经济单元，在城市低端商品和服务垂直交换市场系统中起着重要作用，仍是城市经济中必不可少的[44-45，64]。因此，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之间的互补性决定了二者都是城市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
(2)非正规部门能否正规化？资金问题是困扰非正规部门正规化的最大障碍，他们往往无法获得来自政府银行等正规渠道的信贷支持，大部分通过家庭和个体信贷组织等非正规渠道获得资金[17，54]；Sassen[24]、Daniels[54]认为非正规经济的增长是由于旧的制度框架与新出现的经济状况间出现了矛盾，制度因素是限制非正规部门正规化的另一主要障碍。此外，技术革新[5，56]、从业者的技能[23]等也是重要的限制因素。因此，并不是所有的非正规部门都能正规化，大部分难以负担正规化所需的各种成本[65]，同时许多第三世界城市现阶段的经济结构还不能容纳它们，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同时并存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正规化非正规部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目前实现正规化还不太现实[29]。
关于对非正规部门应采取何种政策措施来抑制或鼓励其发展，个别学者认为非正规部门不利于产业的技术革新，削弱了技术进步和投资的动力，最终会使产业限于劳动密集型，工业化成果不能得到更均衡的利用和分布，非正规部门的增长与发展的主题不符[5，56]，应限制甚至消除非正规部门的发展。但大部分学者认为对非正规部门应采取温和的态度，需要国家和地方有针对性地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为其创造一个动态的宽松的环境，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具体的措施主要包括：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17，23-24]；进行制度革新[5，24，66]，放松规制[13]；建立双重市场体系，成立综合管理机构，将非正规部门纳入整个城市经济发展中[4]；改善就业者的工作环境和社会保障状况，实现“体面就业”[53]等。
总之，对非正规部门不应一味地限制或简单地使其正规化，而是应更多地强调发展其积极的方面，充分发挥和利用它自身的优势[65，67]。
3 对国外研究文献的评论
从以上对国外非正规部门研究文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当前国外非正规部门研究范围广泛，涉及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地理学等多个学科。值得关注的是，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地理学者对非正规部门的研究不仅起步晚，而且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同时相对于地理学的其他研究领域而言，非正规部门研究很少受到足够的重视，仍处于研究的初始阶段。
在非正规部门的空间特征方面，尽管国外学者从不同地域类型、非正规部门的不同类型、以及从区域与非正规经济活动类型的相互联系等不同角度来进行分析，但分析研究的侧重点仅限于非正规部门本身的空间分布特征，而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的人的空间特征以及非正规部门的服务对象的空间特征。
由于世界各国的体制和发展背景不尽相同，非正规部门的现有理论多是从具体国家或城市的实证研究总结归纳得出的，大体上可以明显分为发展中城市和发达城市的非正规部门理论研究。虽然现有理论都可以很好地解释各自区域非正规部门的形成机制，但发展中城市的非正规部门理论多是从城市的微观角度来阐述和解释其产生过程的，忽略了全球经济变化给发展中城市及非正规经济活动带来的影响；而发达城市的非正规部门理论虽然考虑了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却缺少城市内部变化或特性的微观分析。因此，缺乏从综合视角分析非正规部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关于非正规部门与正规部门的联系以及非正规部门的影响和作用方面的研究，多是从现状描述分析入手，从静态的角度，进行个案研究，缺乏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和动态的角度研究非正规部门在城市各个发展阶段的作用以及与城市主流经济之间的关系变化，忽视过程研究。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非正规部门通常没有被列入官方统计记录范围内，历史资料尤其缺乏，给纵向对比分析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看，国外现有研究中，非正规部门对地域空间的影响研究还远远不够，对非正规部门产生的综合影响研究几乎没有涉及。
此外，缺少对比研究和定量研究也是现有非正规部门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非正规部门概念的不一致性给对比分析带来一定的困难，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不同国家和学者界定非正规部门存在着差异，国家的规章制度不同，将某项经济活动划为非正规部门时，所采取的衡量标准也不同，因此在对比分析不同国家的非正规部门时应慎重[68]。现有的国外非正规部门研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定量研究，这主要是由于缺乏相关统计数据造成，而进行大规模的调查是需要一定资金和时间。
本文引用格式：
尹晓颖，闫小培，薛德升.国外非正规部门研究进展.地理科学进展，2010，29(1.2)：1479-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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