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强[1]2003年在《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与企业制度》文中研究表明全文分为两篇。第一篇是关于现代企业理论的一个批评性回顾，第二篇是本文的正式讨论部分。 在第一篇中，我们分别考察和回顾了企业存在理论和企业内部结构理论。一个主要认识是，有关企业理论的讨论，正确的路径应是选择科斯(Coase，1937)、张五常(Cheung，1983)等人所开创的分析框架，将交易费用理解为现实中的一种约束条件，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各种制度安排，而不是将视角仅仅局限在“权威”或者“机会主义行为”这样一些无法证实的约束条件上。我们相信，唯有如此，有关企业或其他制度安排才能在新古典价格理论中寻找到某种存在基础。 正式讨论包括叁个内容。首先，我们通过一个实例来考察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与消费的企业组织方式相对应，在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中，消费者并非直接从一个代理人(或企业)那里购买最终产品，而是通过与众多投入所有者分别签订要素和劳务购买合约(或断权交易，outright transaction)的方式来获得最终产品的。根据科斯(1937)，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中的“发现相对价格”费用是相当高的。我们认为，尽管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可能会涉及到较高的交易费用，但如果辅之以其他替代性的制度安排，这种组织方式的交易费用会降低。此时，通过建立企业以节省交易费用所带来的“盈利空间”有可能就不是很大。“盈利空间”不是很大，那是因为企业这种组织方式也会涉及较高的交易费用。在某些极端的条件下，这些制度安排的存在可能会使得与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有关的交易费用低于消费的企业组织方式所涉及到的交易费用。此时，消费的市场组织方式就有可能出现。换句话说，科斯意义上的企业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流行”起来。 其次，本文试图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之上，推导出一个关于创新型知识产品的间接定价理论。众所周知，与中医配方这类知识不同，创新型知识产品的交易费用是非常高的。在新古典企业理论中，企业是一种投入产出转换装置。这样看来，如果直接就创新型知识产品这样一种投入在它的所有者与消费者之间进行交易和定价的费用太高，那么放弃这种交易方式，而代之以对经由这种知识生产出来的最终有形产品进行交易和定价，通常要花费较少的交易费用。这种替代方式之所以可以节省交易费用，是因为与无形的知识相比，有形产品的交易费用要低很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企业不仅是节省交易费用的一种选择，而_Ii1_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关于无形知识的间接定价方式。 最后，我们将论证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在现代企业理论中存在的合理性。在熊彼特(1934)看来，企业家一个创新主体。但是在现代企业理论中，我们不难发现这套理论体系并不存在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之所以如此，我们认为关键是它们忽略了对产品创意的交易费用的分析。科斯和张五常的企业理论可以看作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非此即彼的假定之上:或者假定产品的数量和质量维度给定不变，或者假定所有的产品创意的交易费用为零。如果是前者，山于产.异:数量和质量维度给定不变，因而可以轻松回避企业中的产品创新问题。企业爪只有监督者、管理者或代理人，他们皆因节省交易费用而存在(重要的是注意，所要节省的交易费用仅仅是限定在一个给定的产品和质量维度的空间中)。如果是后者，则意味着存在一个有效的产品创意交易市场，企业可以轻易地从外部公开一市场上购得所有产，}{:原创思想。虽然产品数量和质量维度的动态化得到了解释，但却将企业中熊彼特意义_!二的企业家忽略掉了。因为创新者没有必要进入企业—成为企业家—获取来自创意的租金，他只需将“生产”出来的产品创意拿到市场上让人购买就行了。
彭可茂[2]2007年在《中国油菜产业—交易行为与合约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揭示中国油菜产业的内在发展规律并为产业的发展提供政策依据。论文以新制度经济学为主要理论基础，采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以及案例分析法等多种方法，对中国油菜产业进行综合研究。论文以中国油菜产业运作的交易费用和利益主体的合约选择行为切入点，通过SCP分析范式和交易成本、资产专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信息与合约的不完全性、交易频率等范畴，针对中国油菜产业的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各环节的问题与特征，研究了油菜产业的主体行为特征、制度变迁因果、组织结构演进与经济绩效提升的问题，分析了中国油菜产业的发展规律与趋势特征，探索了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变量的影响中国油菜产业的产业组织形式、资源配置效率、经济绩效与福利效用的运作机理及实现途径。论文最后设计出了相关的对策与措施，为发展中国油菜产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现实的政策决策参考。论文主要回答了以下一些问题：对当前中国油菜产业组织结构及其成因从制度角度做出解释。对中国油菜产业组织的运行绩效进行全面的实证分析，并从产业组织制度安排和产业主体行为选择方面剖析原因，进而提出关于油菜产业组织结构与产业运行绩效的一般性结论。对政府油菜产业相关政策的绩效进行评价，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政策参考。在对油菜产业进行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以优化产业资源配置、提升主体绩效为目标，提出油菜产业组织制度创新的途经，构建高绩效的油菜产业市场运行组织模式，引导和推进油菜产业组织的创新和产业技术的升级。论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为导言，在明确研究目的和意义的基础上，提出研究的内容、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论文的整体分析框架及研究方法，并介绍了主要创新点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第二章为文献综述，首先明确了论文的一些主要概念，随后综述了国内外关于交易经济学与合约选择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农业产业化研究进展等方面的文献，为研究工作铺垫了理论基础。第叁章将自1949年以来的生产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评述了各阶段的发展特征及其原因，阐释了技术进步特征和区域分布。进而以超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和灰色关联理论模型为分析手段，对中国油菜的投入—产出进行了深入分析，测算了技术效率、科技进步贡献率、要素产出特性、规模效益、要素关联度及排序等，并比较了叁种测算结果。最后，根据CD生产函数结论，预测了国内未来30年的产量。第四章以油菜产业的生产组织运作的合约模式为研究对象，以不同形式产业组织的合约选择所带来的绩效为主线，以湖北省油菜产业组织为案例，着重研究了“公司(+基地)+农户”型、“专业合作协会+企业+农户”型和“纵向一体化”型油菜产业组织，对不同的产业组织在存在基础、组织结构、利益联结方式、运行方式、运行绩效等方面做了对比研究，为油菜产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第五章从植物油加工业的历史、现状与特征入手，在油菜加工行业的组织特性、竞争结构、市场结构、行业壁垒等方面分析了油菜加工行业组织结构。进而在研究行业企业行为的基础上，着重从行业经营绩效和行业规模经济这两个方面，深入研究了中国油菜加工业的交易行为与合约行为。行业经营绩效从全行业及区分产权的经营成果及资本运营绩效上展开研究；规模经济从全行业及区分产权的不同规模企业的主要经济效益指标进行统计与分析，为政策改进提供了思路。第六章首先从供需的角度测算并分析了居民食用植物油及菜籽油的消费状况与特征。其次，多角度地研究了居民食油购买行为特征。第叁，运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通过求解中国城乡居民食油的各种需求弹性，揭示了城乡居民食油消费行为与制约因素之间的关系。第四，运用1998年～2004年的收入与消费数据，对城乡居民的消费行为、结构、趋势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对研究。最后，探讨了中国食油发展的发展方向，为及时调整食油的生产、加工、流通和外贸结构、满足居民日益提高的物质生活需求提供了依据。第七章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和政策探讨。本章总结了油菜产业在如下方面的研究结论，包括：生产环节的资源配置效率、技术效率、科技进步贡献率等，及主要产业组织形式的绩效比较；加工环节的产业集中度、品牌市场占比、行业壁垒、不同产权的经营绩效、资本运营及规模经济；消费环节的购买行为介入度、品牌意识与偏好度、需求弹性、消费变动趋势等方面。在此基础上，从四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针对油菜生产效率特征，提高生产资源配置效率的政策建议；针对油菜产业组织的行为与绩效特征，推行农业产业化的政策建议；针对油脂加工行业结构与行为特征，提高行业绩效的政策建议；针对居民食油消费行为特征，提高社会剩余的政策建议。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选题接触学科前沿，具有开创性。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以交易主体的交易行为和合约选择为核心，对中国油菜产业进行了系统的经济分析和发展对策研究，其选题接触学科前沿，具有开创性。第二，研究范畴有别于以往文献。本文以中国油菜产业的交易费用和合约选择为切入点，并将中国油菜产业分解为生产、加工及消费等环节，分别研究了中国油菜产业的产业组织结构与经济效率问题，从而明显地有别于以往文献的研究范畴。第叁，构造了一个基于SCP分析与新制度分析相结合的农业产业组织绩效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着力对引致“绩效”的产业结构及主体行为进行分析，并把研究重点放在影响农业经济运行“绩效”的制度变量之上，不仅使制度变量内生于经济运行分析当中，并在对农业产业组织绩效问题的研究方面实现了新古典研究范式与新制度方法的融合。第四，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注重实证和定量分析。本文运用动态分析和静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等多种研究方法，注重实证和定量分析，利用数据资料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模型的设定和运算，对中国油菜产业进行综合研究，并设计出相关的对策与措施。
涂传清[3]2014年在《基于农户增收的生鲜农产品流通价值链分工与组织优化研究》文中提出促进农民增收是解决我国“叁农”问题的核心。但是，在当前我国大力推动以市场化、商品化和专业化为特点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户实现增产增收的愿望却越来越难。其突出表现是：一方面，响应政府号召进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而发展起来的特色农业也遭遇产品“卖难”困境；另一方面，农业领域的产品内价值链分工使得农户处于不利的收益分配地位。本文以此为背景，以赣南脐橙流通价值链为实例，运用产业价值链的相关理论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和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生鲜农产品流通价值链管理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第一，构建了农产品流通价值链管理研究的整体框架。由于现有的价值链管理理论体系基本上都是针对工业品而构建的，而农产品具有许多不同于工业品的特质，导致农产品价值链的增值机理与工业品不同；同时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分工与组织也与工业品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的首要任务就是结合生鲜农产品的特质，剖析生鲜农产品流通价值链的增值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产业价值链管理理论，构建农产品流通价值链管理研究的整体框架。第二，以赣南脐橙为例，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其流通中的价值增值活动及相关参与主体。通过对比分析不同流通模式下赣南脐橙流通价值链的分工及流通收益的分配情况发现，中间流通成本较高，是推高农产品终端零售价格的主要原因；同时还发现与中间商相比，果农的投资收益率处于一个十分低下的水平，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农产品领域的确存在“两头叫，中间笑”的情况。在此基础上，着重剖析了当前赣南脐橙流通价值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当前赣南脐橙流通价值链管理中存在增值过程管理滞后、不同环节的参与主体之间尚未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政府提供的支持性活动过剩与不足并存、缺乏能够主导整条流通价值链的核心主体等四个方面问题。第叁，为解决赣南脐橙流通价值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我们通过深入剖析国内外生鲜农产品流通价值链管理的典型成功案例，指出了其得以促进农户增产增收的内在本质，借鉴这些经验，提出了赣南脐橙流通价值链优化的总体思路，并指出赣南脐橙流通价值链叁个需要优化的重点领域，即：分工与组织优化、增值过程优化和增值收益分配优化。第四，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超边际分析方法，通过模型揭示在产业价值链分工背景下，果农增产不增收的内在原因。探讨了果农通过有效介入脐橙仓储和品牌营销活动，以达到分享流通增值收益的必要性，并分析了当前制约果农介入仓储和品牌营销活动的障碍因素。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果农通过选择恰当的分工组织模式，实现对脐橙仓储和品牌营销活动的有效介入，达到分享流通增值收益的可能性。本研究可能的创新点有：⑴构建了农产品价值链管理研究的整体框架，清晰地阐明了农产品价值链管理研究的核心问题，为人们深入开展农产品价值链管理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可视为在理论上的创新。⑵与现有研究局限于探讨不同分工组织模式和契约规制安排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本研究通过对赣南脐橙流通价值链的实证分析，认为在农产品价值链分工背景下，果农要想分享流通中的增值收益，必须通过对流通中其它增值活动的有效介入来实现，果农介入这些活动的障碍可以通过分工的组织制度安排来化解，此可视为观点的创新。⑶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超边际分析方法，揭示了农产品生产区域分工背景下，农户陷入增产难增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研究方法上具有新意。
王廷惠[4]2003年在《微观规制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微观经济领域中的政府行为边界，取决于如何理解市场。抽掉许多现实因素的一般均衡理论，将经济描述为一个机械系统。根据一般均衡理论，在一定要素和初始条件下，可以对结果进行唯一和准确地预测。在一般均衡框架中，结果是可以重复的，过程是可逆的。这样，市场体系之外的人为控制和指导经济运行就变得极有吸引力，政府控制经济系统总是能够实现希望预期结果。将经济比拟为一架机器的思想，显然不适合用以认真理解现代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如何运转的，也不适合为经济政策形成提供理论基础。一般均衡理论似乎更适合用于解释原始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非但不能证明市场体系实际运行的动态效率，反而成为政府实施微观规制和进行普遍干预的理论工具。在正统经济学视野中，只有严格满足一般均衡条件，市场才能得以良好运转。基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市场失败”理论，将所有偏离一般均衡条件的情况都看作是例外，理解为市场出了问题，然后想当然地赋予政府矫正“市场失败”的任务。将普遍存在于真实市场运行之中的市场现象理解为“市场失败”，只能是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出了问题。 马歇尔以来均衡经济学的发展仍然没有触动传统理论框架，更加远离实际，缺乏说明市场实际如何运行的解释力。由于固守没有真实时间的比较静态均衡方法，主流经济学仍然无法解释实际经济现象和行为。要对真实世界里的市场现象提出清晰的解释，必须将时间、知识和人类行动等重要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如果将市场理解为一个争胜竞争的动态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受到利润激励的企业家发现过程，还是一个开放和复杂的演化过程，那么，建立在理解市场运行过程的多维现实特征基础上，需要对“市场失败”范式所讨论的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不对称等典型“失败”现象予以重新认识。从市场过程的视角来看，“市场失败”往往是伴随市场过程的必然现象，是市场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竞争过程的必然表现，传统理解的“市场失败”正好是市场过程有效运作的具体表现形式，具有比市场成功或者市场均衡更为重要的过程意义。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随着市场过程的展开，经济主体总是能够通过试错、学习和相互适应过程，找到多种解决“市场失败”问题的有效方式，许多时候政府实施的微观规制都是缺乏合理根据的。 非政府进入壁垒并不能构成市场过程争胜竞争的实质威胁。自然垄断的自然性质表明自然垄断是市场过程内生的有效率的现象，垄断只是市场过程中竞争获胜的暂时现象，垄断利润不过是激发更多市场主体参与争胜竞争的暂时回报。政府反垄断措施往往会破坏动态竞争过程，损及动态效率。政策相关的外部性源于产权制度安排。负外部效应的存在意味着缺乏实现外部性内部化的合适制度，源于制度失败。而正外部性是市场过程的额外结果，也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市场过程常常能够通过多种方式解决公共物品问题。政府垄断公共物品的供给反而会阻碍多样供给公共物品方式的出现，甚至会扭曲市场信号，误导资源配置。信息不对称问题实际上正是需要随着市场过程的展开，信息才能得以发现，并在交易各方扩散与均衡。与此同时，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还是机敏的企业家发现潜在利润机会的前提。总之，争胜竞争市场过程能够内生出多种解决“市场失败”问题的有效方式，政府实施微观规制有时非但无法矫正“市场失败”现象，反而成为问题的真正根源。 在主流微观经济学看来，市场的功能是在各种相互竞争的社会目标之间有效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配置社会资源。主流微观经济学框架内的“市场失败”理论错误地理解了市场经济的真正过程。市场作为一个争胜竟争的过程，真正的功能在于协调与知识分工有关的分散知识，在于激发市场参与者发现他人能力、计划、可获取资源、潜在需求以及迄今为止仍然未被发现的可能技术，这些发现活动能够促进市场参与者之间计划的协调，有助于开发现有经济情况下仍然未引起注意的生产可能。就这一意义而言，市场作为一个企业家推动的发现过程，不可能出现无法成功运转的时候。依据其真正功能判断，市场根本就不可能失败。“市场失败”理论低估了市场过程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因此只能借助政府实施规制和干预。实际上，“市场失败”更有可能在政府管制过严的情况下出现，而这些情形实际上往往是政府失败所致。 政府微观规制实践表明，微观规制往往效率低下，甚至引发政府俘获现象。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政府规制往往对争胜竟争的市场过程构成根本威胁。由于缩小甚至封闭了市场主体参与市场过程的机会，政府规制阻挠了具有特定场景的知识优势的市场主体发现和利用利润机会的过程，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严重障碍。政府失败理论的有关研究结论，同样能够为确定政府微观经济领域中的合适角色提供现实与理论的反面参照。 基于对一般均衡理论的批评以及将市场理解为一个争胜竞争过程的认识，在剖析了“市场失败”现象的实质和反思政府规制之后，一个可靠的结论就是首先应该通过宪法秩序限制政府的活动范围。为了制约政府?
张梦龙[5]2014年在《基于公共物品属性视角的铁路改革结构特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如何在积极推进高速铁路等铁路现代化建设的同时,通过改革来创造新的制度红利,实现技术进步和改革创新的协调发展,是一项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铁路改革需要考虑诸多因素,行业所提供的物品属性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试图从铁路产业特征和运输产品属性出发,研究分析对改革路径有着深层次影响的铁路改革结构特性及相关问题。具体来讲,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1、通过对我国铁路前期改革的反思,以及国内外相关产业改革经验的考察,论证提出研究铁路改革必须重视行业提供的物品属性,尤其是公共物品属性。我国铁路改革已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继续深化却面临诸多难题,行业属性定位的模糊成为铁路改革长期处于“胶着”状态的深层原因。作为兼具商业性和公益性的特殊行业,铁路不可能完全市场化,改革的先行步骤是明确基于行业属性分解的市场边界,这也决定着铁路领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处理。2、在对铁路产业特征及公共物品属性构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公益性与商业性、行政性与市场性、共用性与专用性、公共性与企业性等多个维度对铁路公共物品属性的特殊表现展开研究。从不同侧面重点分析了公共物品属性对铁路改革存在的若干结构性影响。论证提出在影响铁路改革结构特性的各种结构性问题中,基于物品属性的结构是最基础性的。探究铁路改革应当首先致力于解决这些结构层面的问题,建立对铁路改革更加全面和理性的经济分析。3、在对铁路作为一个行业整体上的公共物品属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铁路产业内部各具体业务环节的公共物品属性问题也进行了研究,论证提出在探寻铁路改革目标模式与结构特性时应充分考虑以上问题的特殊影响。基于行业属性分解的铁路分类管理与改革、基于公共企业独立运作的运输生产组织结构调整、基于产业纵向关系调整的铁路运输业重组,以及相应的行业管理和政企关系重构,都是公共物品属性视角下铁路改革需要重点考虑的内容。为此,本文试图从容易引起人们忽视的公共物品属性这一新的视角,从行业所提供物品的属性这一基本维度,来重新认识铁路的性质及对改革的特殊影响,并对其中的主要经济学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建立更具完整意义上的铁路经济和铁路改革分析框架。本文主要运用公共物品理论和公共经济学,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共分七章的内容,重点就公共物品理论、铁路产业的公共物品属性构成、公共物品属性对铁路改革的结构性影响、国外铁路和国内运输业改革中公共物品属性问题的处理等展开讨论,在对如何区分铁路的公益性和商业性、明确政府在铁路中的作用和铁路的市场边界、铁路公企业的运作及相应的政企关系、政府规制和法律环境等整体性问题进行探讨的基础上,深入到产业内部对铁路产业链各具体业务环节的公共物品属性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建立起了对铁路属性的整体认识,构建了一种基于公共物品属性结构性影响的铁路管理体制改革框架。论文的主要论点和创新体现在四个方面：l、在总结国内外经验走向和对我国铁路前期改革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论证提出应当重新明确铁路的属性定位并按属性分解进行分类管理。公益性铁路与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铁路,以及公益性运输和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运输的明确区分和分离即“公商分离”,按物品属性对行业进行分类管理、投资、建设和运营,是今后铁路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铁路领域政府与市场关系处理的基础。2、对铁路产业中普遍存在而又容易受到忽视的市场失灵、市场边界、公共性、公益性、公平性、正外部性、拥挤性、共用性、市场化指数、可商业化程度、公共物品属性程度、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属性的转化、政府作用、公共企业、特殊法人制度等概念及对铁路改革的结构性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归纳提出“共用经济”这一经济学概念用以分析铁路经济问题,从而构建了基于公共物品属性视角的铁路改革分析框架。3、将“公共中间品”概念引入对铁路的经济分析,改变对铁路轮轨关系和产业组织的传统看法,并深入到铁路产业链内部,对铁路运输业内部特有的公共物品属性及基于网络型基础产业共用经济现象一般特性的铁路公共中间品和公共企业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一种基于从“二分法”到“叁分法”产业纵向关系调整的铁路运输业重组模式。4、在对铁路改革中若干结构性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论证提出了基于公共物品属性的中国铁路管理体制改革框架,并对其中的“公商分离”、“调度公共化”、“叁分法”行业重组、政企关系重建及改革过渡期的政府职能等有关配套改革进行了探讨。应当说,从结构层面来思考和研究铁路改革,需要回答的问题还很多；从物品属性特别是公共物品属性视角来探究铁路经济和铁路改革问题,本文目前做的还只是初步探索,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对此寄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和努力。
叶楠[6]2009年在《我国体育市场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体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催生了我国体育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并使之成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由于我国体育产业起步晚、规模小,其发展规模和速度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但其发展空间和潜在市场却是巨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的发展首先取决于市场发展的走向。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办体育的体制,目前体育市场本身发育不成熟,市场体系体制不完备,极大的制约了体育产业的有序发展。体育市场发展的研究虽然已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理论与方法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总体研究还比较薄弱,特别是整体化的研究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本文沿着体育市场发展的文献综述——体育市场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体育市场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国内外体育市场发展的比较研究——我国体育市场体系的构建——我国体育市场发展模式的优化——体育市场发展能力的FAHP综合评价模型——我国体育市场发展路径的选择这一逻辑主线,将常规的研究方法与特殊的研究方法结合运用,力求对我国体育市场发展有关问题进行多学科、整体性的综合研究。本研究的内容结构框架大体上包括这样几个大的部分：首先在“国内外研究综述”中除对当前体育市场的国内外研究及其主要观点进行介绍和归纳外,对几个与本研究紧密联系的基本概念加以辩析,并将“体育市场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作为专门的一部分,对与本研究密切相关、在论述中将藉以指导的几个经济学基本理论进行阐释,为本研究作整体的理论铺垫。第叁和第四章在全面论述和分析影响体育市场发展因素的基础上,比较研究国内外体育市场的发展,概括国外体育市场发展的基本模式和特点,进而通过国内外不同体制下体育市场发展的比较制度经济学分析,得出发展我国体育市场的若干启示。第五章接着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提出发展体育市场的核心问题：我国体育市场体系的构建,对体育市场的组织管理体系、类型结构体系、法制体系、基本保障体系进行系统研究。第六章和第七章是对前面几章理论论述和实证分析作出全面评价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与建议。其中,第六章的内容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有关理论,联系我国体育市场发展的实际,提出我国体育市场发展模式的优化,包括体育消费需求与供给动态均衡发展、体育市场类型结构合理发展、加强体育市场主体经营模式优化发展、体育市场环境与监管模式优化发展。第七章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引入了数学建模的形式,运用现代运筹学中的层次分析法,结合多级模糊评判,建立了体育市场发展FAHP综合评价模型,并运用这个模型以山东省体育市场发展为实际案例进行了具体评价分析。第八章从体育市场发展路径选择的发生机理和体育市场发展的制度变迁方式选择,提出我国体育市场发展路径合理选择的对策。最后是全文总结、主要创新点及研究展望。
杨丹[7]2011年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农业分工和专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文中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加剧,这种制度安排的局限性逐渐开始显现出来：分散农户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日益尖锐,农产品市场波动日趋频繁,农户面临的风险不断增加,而抵御风险的能力并未得到有效提高。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农户家庭内部实现了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产业之间的分工,农村劳动力在非农产业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发展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在农业领域内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并未得到相应的提高,这不仅使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受到阻碍,更使农业难以通过迂回生产获得工业报酬递增的好处。家庭生产方式下,单个农户参与农业分工和进行农业专业化生产将面临难以承受的高额交易费用和巨大的专业化风险。在这种背景下,以农户互惠合作为基本原则,以节约农户交易成本、降低专业化风险、提高农户风险规避能力为功能特征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逐渐兴起,成为兼顾农业生产经营长期激励和促进农业分工与专业化发展的有效途径。但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蓬勃发展的态势背后,仍然存在很多很严重的问题,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对农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推动也非常有限,这成为本研究的现实背景和出发点。与此同时,学术界对农业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存在明显不足。文献大多致力于对农业分工与专业化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但缺乏对农业分工和专业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与机理的研究。国内虽然有些文献提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促进农业分工演进和农业专业化发展有效途径的观点,但也是主要致力于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育的影响因素、功能和作用、以及组织内部治理结构等方面的研究,对土地细碎化、生产规模超小化背景下如何以保持家庭生产方式为前提有效组织农户参与农业分工和促进农业专业化发展的研究则寥寥无几。本文认为这一问题既是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严峻政策挑战,也是发展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关于改造传统农业的重要研究领域,更是分工与专业化研究领域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基于以上现实背景和学术背景,本文旨在立足现有研究成果,应用交易费用经济学、农户经济学、合作经济理论以及新兴古典经济学等分析工具,采用逻辑思辨分析、理论模型分析、实证模型分析和典型案例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作用机理进行更合理、更深入地解释,探寻家庭生产方式背景下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育以及农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未来方向。因此本文要研究的问题是：(1)分工和专业化视角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必要性,(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基本原理。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1)家庭生产方式对农业分工与专业化发展的局限。通过比较农业和工业产业特征的异同,分析农业领域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交织的特征对农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限制作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农业领域特有的家庭生产经营方式如何使单个分散的农户具有弱质性特征,而难以承担农业分工产生的高额交易费用、考核费用、调费用,也难以承担农业专业化所带来的巨大专业化风险,来分析家庭生产方式对农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限制作用。(2)家庭生产方式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必要性。通过解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现实逻辑,利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超边际模型验证交易效率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决定性影响,分析探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帮助农户在分工和交易费用、专业化和家庭安全之间进行有效权衡、并改善农户家庭兼业化和农民职业化之间的权衡,以及在此基础上比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市场方式、订单方式、企业方式等其他分工组织方式的优劣,来探讨家庭生产方式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必然性。(3)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变迁,以及现阶段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呈现出的不同形式和特点。通过对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历程的分析,探讨现阶段更适合推进农业分工演进和专业化发展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历史背景,剖析现阶段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类型以及与农业分工和专业化相关的特点。从改革开放前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到改革开放后农民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现阶段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表现出更强的生命力；现阶段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分工演进和农业专业化发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4)家庭生产方式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农业分工的协调和促进。农业分工能够给参与分工的农户带来分工收益,但同时也必然产生交易需求和交易费用,因此农户需要在分工和交易费用之间进行权衡,而农业的产业特点以及家庭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分工演进,本文通过分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如何突破家庭生产方式的限制,帮助农户在农业分工和交易费用之间进行有效权衡,来探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协调和促进农业分工的基本原理。(5)家庭生产方式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农业专业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农业专业化能够给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农户带来专业化经济收益,但同时带来的专业化风险也会威胁农户的家庭安全,因此农户需要在农业专业化和家庭安全之间进行权衡,而农业的产业特点以及家庭生产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专业化发展,本文通过分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如何突破家庭生产方式的限制,帮助农户在农业专业化和家庭安全之间进行有效权衡,以及改善农户家庭兼业化和农民职业化之间的权衡,来探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业专业化发展的作用原理。本文的研究结论包括：(1)家庭生产方式对农业分工与专业化发展的限制表现在：①家庭生产方式使分散的单个农户支付搜寻成本、检验成本、监督考核成本和协调成本的能力较弱,从而限制了农户家庭获取分工经济的能力和程度。②专业化生产大大提高了农户家庭面临风险的可能性,削弱了农户通过多样化生产规避风险的有效性：而且,保障家庭安全的紧迫性以及农业的生态多样性、生产季节性、劳动投入非连续性等因素也限制了农户家庭专业化生产的意愿和能力。(2)农业分工是农业专业化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从农业分工到农业专业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从农业分工演进到农业专业化发展是质的飞跃。参与农业分工的主体一旦进行了农业分工选择,就决定了其从事农业专业化的方向,但这种选择并不意味着立即能够实现农业专业化,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与工业和服务业分工到专业化的渐进过程相比,家庭生产方式使农业分工到农业专业化的渐进过程更加漫长,不确定性也更大。(3)家庭生产方式下单个农户难以通过市场、企业、订单等方式参与农业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家庭生产方式下单个农户仅通过市场方式参与农业分工会面临较大的市场不确定性和较高的交易成本,而农业生产的生命过程难以在企业内仅通过权威命令完成,订单方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成本但更容易产生机会主义风险,严重影响订单的稳定性。因此,家庭生产方式下,市场、企业、订单这些分工组织方式都不适合单个农户参与农业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4)分工和专业化视角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条件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农业分工的协调效率高于市场交易效率并能使参与农业分工的农户获得更高的效用水平。交易效率的提高是农业分工演进的必要条件,只有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农业分工的协调效率高于市场交易效率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才是农户参与农业分工的必然选择；而当农户从事专业化生产所需的学习成本越低、专业化收益越大时,农户越容易通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参与农业分工；交易服务从农产品生产和销售中分离出来,以及交易服务的交易效率的提高能够增加参与农业分工的农户所能获得的效用水平。(5)分工和专业化视角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必要性在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既能够保证家家庭生产方式对农业生产的长期激励,又能够降低单个农户的交易成本、提高单个农户的抗风险能力,使单个农户能够获得更多农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好处。家庭生产方式有效调动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是现阶段最有效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但单个农户参与农业分工并从事专业化生产必将面临高额交易费用和巨大专业化风险,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保证家庭生产方式对农业生产的长期激励为前提,通过合作方式使单个农户有机联系起来,并保证单个农户具有剩余索取权,能够有效降低单个农户的交易成本、提高单个农户的抗风险能力,使农户能够获得最大化的农业分工和专业化经济净收益,从而促进农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6)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改善农户对分工与交易费用的权衡、专业化与家庭安全的权衡、农户家庭兼业化和农民职业化之间的权衡,提高农户获取分工经济和专业化经济的意愿和能力,促进农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①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协调成本、考核成本以及扩大市场范围改善农户对分工与交易费用的权衡效率,拓展农户分工经济的范围,提高农户参与分工的意愿和能力。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降低专业化风险、提高风险规避能力和专业化生产收益帮助农户更好地在专业化与家庭安全之间、农户家庭兼业化和农民职业化之间进行权衡,促进农业专业化发展,同时还通过提升农户的个人专业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的迂回化程度和标准化程度增强农广的专业化生产能力和信心。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1)研究视角的创新。对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现有研究多从制度、模式、治理结构等角度进行分析,而本论文从农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视角出发,研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必然性,以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农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研究打开了更广阔的研究视野。(2)研究内容的创新。①充实了农业分工和农业专业化的概念框架,分析了家庭生产方式对农业分工和农业专业化的限制作用。②从促进农业分工演进和农业专业化发展的角度揭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必要性,拓展和完善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的理论框架,丰富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研究的内容。③阐明了家庭生产方式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效协调农业分工和推动农业分工并促进农业专业化发展的作用机理,为小规模经营和土地细碎条件下传统农业的改造和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经验借鉴。(3)研究观点的创新。通过研究提出农业分工是农业专业化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从农业分工到农业专业化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帮助农户在分工和交易费用、专业化和家庭安全之间进行更好地权衡,并改善农户家庭兼业化和农民职业化之间的权衡,从而促进农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等一系列新观点。
常倩[8]2018年在《基于效益与质量提升的肉羊产业组织运行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羊肉作为一种优质肉类,已成为居民肉类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羊肉消费需求的拉动下,中国肉羊产业发展迅速,成为农牧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但中国肉羊产业发展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资源与环境的制约、生产效益与产品质量提升等多方压力,同时肉羊产业规模化、组织化、标准化程度低,制约了其进一步发展。在此严峻形势下,肉羊产业如何组织以提升经营效益,改善产品质量,实现肉羊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企业、政府以及学者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因此,在此背景下从效益与质量提升的双重维度对肉羊产业组织的运行机制进行研究,有助于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企业制定经营决策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首先利用微观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对肉羊产业主体效益、产品质量、产业组织进行理论分析,并探讨肉羊产业组织对效益与产品质量的作用机理,从而构建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从肉羊产业的关键环节出发,对肉羊养殖和屠宰加工两个环节的组织形式及其对效益与质量的影响进行分析;再次研究肉羊养殖和屠宰加工两个环节的纵向协作问题,对纵向协作的基本形式、决定因素及其对效益与质量的影响、合同设计与农户参与等进行分析;接下来将肉羊产业相关辅助行业和机构纳入分析范围,研究肉羊产业的空间集聚问题;之后,采用计量模型检验产业组织对肉羊养殖效益与质量控制的影响;最后探讨肉羊产业组织运行机制如何优化以实现效益与质量的提升。本文主要得出如下研究结论:第一,产业组织是影响肉羊产业效益与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产业组织可以通过影响成本和产品差异化而影响生产者效益,通过影响生产者质量控制的能力和动力而作用于产品质量。第二,肉羊养殖环节组织效率是生产要素和生产激励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家庭经营到养殖合作社,再到公司制肉羊养殖,生产成本优势降低,而差异化优势凸显。第叁,肉羊屠宰加工是产品差异化与价值提升的关键环节。肉羊屠宰加工呈现从以肉羊屠宰为主,到羊肉分割分级,再到羊肉及其副产品深加工的不同发展阶段,产品差异化程度和价值逐渐提升。第四,肉羊产业纵向协作是企业对生产成本、管理成本和交易成本权衡的结果,企业产品质量和生产规模是推动紧密纵向协作的重要因素。第五,肉羊产业集聚对相关主体效益和产品质量的影响是混合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本研究的特色和可能的创新有:第一,从效益和质量两个视角综合分析肉羊产业组织运行机制。第二,将质量的品质与安全属性区别分析,并建立生产者质量控制指标体系用以定量分析。第叁,利用微观调研数据计量分析产业组织对肉羊养殖效益与质量控制的影响。
李东方[9]2016年在《“互联网+”时代中国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改革开放伊始,我国的商品流通改革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变迁,逐步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高度集中化的流通组织模式转变成灵活、开放的市场化流通组织模式,流通组织在流通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当前我国流通组织的现状与流通组织现代化的要求还相去甚远,与我国日益提升的流通产业的定位更不相符合,无论从流通效率还是流通形式等方面均呈现出比较初级和落后的特征,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很不匹配。近年来,虽然连锁化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流通业态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但无论从发展规模、结构占比、运营效果上看,也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对传统流通组织体系的冲击作用仍然不足,传统流通组织变革步伐缓慢。因此,对流通组织的现代化改革势在必行。在市场化深入改革的大背景下,不断丰富和创新适合于当前市场经济发展的流通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提高流通组织的效率,建立大市场、大流通发展思路,是我国流通组织现代化改革所面临的主要任务。2012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了要建立现代流通体系,把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推到了改革的前沿。2015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叁次会议中,李克强总理提出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这标志着我国将全面进入互联网技术和传统产业的“生态融合”,打造“互联网+传统产业”的经济社会生态体系。“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流通组织带来了巨大的转型机遇期,也为流通组织的现代化转型指出了明确的时代内涵。“互联网+流通”是以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为联通平台从事经济活动的一种全新经济形态,不仅会促进流通组织快速发展,还会带动与流通相关的金融、物流、云、大数据等领域的充分发展。从国家的政策层面,已经明确提出了“互联网+”在流通领域发展的政策导向,这为我国传统流通组织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政策支持和环境支撑。“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流通产业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更先进的流通理念、更高效便捷的流通技术、更广阔的流通市场。本文即以“互联网+”为背景,深入探讨传统流通组织如何实现与互联网的对接、融合,如何运用现代流通理念改造传统流通组织,尽快实现流通组织的现代化。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现有文献中关于流通组织有大量的研究和论述,主要可以归结为对流通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和对流通组织创新的研究,其中涵盖了产业组织理论分析和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等理论视角,以及关于流通组织结构优化的研究、关于流通组织现代化的研究、关于零售业态创新的研究、关于流通组织纵向关系的研究、关于流通组织商业模式和运行机制的研究、关于互联网背景下流通组织创新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素材和研究的理论基础。然而,现有文献在对互联网背景下流通组织的系统性研究方面还存在着继续研究的空间。本文采用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交叉学科分析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分析法对中国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问题进行了研究,创新之处是：第一,本文以市场的逻辑为研究视角,在深入挖掘流通组织变革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厘出从竞争到合作是流通组织的变革方向,并尝试构建流通组织的分析框架。第二,建立了流通组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流通组织进行了综合状态评估。第叁,在路径选择上,紧扣“互联网+”时代的特征。互联网+流通组织,打破了传统的流通组织构架和运行模式。本文认为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的实质是从个体的竞争态势向组织的合作优势转型,并基于此构建了转型的分析框架,即从机理层到结构层到形态层叁个层次进行研究。其中,第一个层次是流通组织合作机制的建立问题研究；第二个层次是流通组织结构的优化问题研究；第叁个层次是流通组织的形式创新研究。中国的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要以现实存在为基础,只有对我国流通组织的现状深入了解,才能拨开迷雾,探寻到转型的路径。在定量分析方法中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流通组织的现状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在当前我国流通组织现代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不仅要继续创新发展流通组织形式,发展符合消费者需求的新型业态；还要继续调整流通组织结构,尤其是提高虚拟流通在整个流通中的占比,鼓励企业积极上网上线；更重要的是要引入先进的流通组织运行机制,从机理上重构流通组织的运行模式,从供应链的主导权、价值网络构建等方面推动传统流通组织向现代流通组织的转型。通过对流通组织转型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本文最后得出中国流通组织现代化转型的路径安排。第一,流通组织机制的转型路径包括：流通组织价值网络的构建,流通组织纵向与横向关系的重构和全渠道的流通组织机制的建立。第二,流通组织结构的转型路径包括：虚实结构的优化；渠道结构的优化；业态结构的优化。第叁,流通组织形式的转型路径包括：020模式,打造全新客户体验；差异化经营,引领特色消费；提升业态核心竞争力,重塑渠道价值；精准定位,创造竞争“真空”地带。
李瑜[10]2007年在《农户经营组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家庭承包经营体制的最大成功在于重建了农户经济,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为农业和城乡工业化同时发展为特征的国民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微观基础。然而,我国“叁农”问题的许多深层次问题远远不是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本身所能解决的,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农户的超小规模经营难以适应大市场的要求。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并不在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本身,而更多的是由于这一制度之外农户经营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因此必须进行组织制度创新。农户经营以农户为主体、农业为客体,引导农户进行组织创新必须从农业产业组织化和农户组织化两个方面展开,通过培育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和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两种途径,整合、构建出促进农户经营组织化发展的产业组织体系。从整个农业生产和经营角度来看,不管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还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都可以改变以往单个农户在市场中的不利地位,而其能否发生必然遵循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原则。由于目前学术界普遍重视对农户经营组织创新的动因和收益的研究,而忽视了对组织创新的层次性、组织成长机理及其与农业产业关系的分析,因而很难揭示我国农户经营组织创新缓慢发展的深层原因。本文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以农户为基点,以农户经营为分析视角,以市场为导向,以延伸和稳固农业产业链、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和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其整合为主要内容,以产业组织理论、合作经济理论等相关理论和国内外研究动态为基础,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户经营的内涵、功能、农户经营组织及农户经营组织化等内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沿着农村经济体制→农户经营行为及其绩效→农户经营组织化行为选择→农户经营组织体系构建这样一个分析思路,通过实际调查,按照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基于农地制度变迁等农村经济体制变化对农户经营行为影响及其绩效分析,总结出农户经营组织化行为选择的特征;通过对农户经营组织化发展的国际比较与现状分析,探询农户经营组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对农户经营组织创新的组织层次性、内在机理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检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户经营组织化的互动成长发展模式及其成本化解的思路和若干政策建议。本研究包括七章,各部分内容简介如下:第一章导论。本章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论述了农户经营组织的国内外研究动态,说明了本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可能的创新之处。第二章农户经营组织化的理论基础。本章具体分析了农户经营的内涵、性质与功能,对农户经营组织及农户经营组织制度进行界定,进一步阐述了农户经营组织化的内涵、必要性、现实可能性、具体内容及其相关理论,为后面的分析作理论支撑。第叁章基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农户经营行为分析。本章以农户经营行为分析为切入点,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基于农地制度变迁等农村经济体制变化对农户经营行为的影响及其绩效进行分析,总结出现代农户经营的组织化行为特征,论述了农户经营组织化行为选择的必要性。第四章农户经营组织嬗变及其逻辑启示。本章从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两个方面,阐述了国外农户经营组织的历史演变趋势、动因、特点以及对我国的经验启示,进一步分析我国农户经营组织的历史演变趋势、动因及存在的问题。结合国内外实践,对我国农户经营组织化发展的逻辑启示是:在稳定和坚持农户经营的前提下,培育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而整合、构建促进农户经营组织化的成长发展多组织支撑体系,并通过政府支持体系的保护,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现有的农户经营行为特征、行为选择及其绩效已经为这一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很好的实践基础。同时,这也是以后各章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五章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培育。本章具体分析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内涵、内部环境及其运行条件,总结我国目前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并对其内在运行机制的逻辑关系及其适应性进行分析、评价,剖析农业产业链不能延伸和稳固发展的原因,优化选择出“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这一符合我国实际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发展的一般形式,并提出构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必要性。第六章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构建。本章具体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涵、类型及内在逻辑关系,通过对合作社组织原则进行国际比较,分析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构建原则,并对农民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边界进行深入剖析,从而构建出“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农产品行业协会”逐级递进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体系及其成长的发展模式,探询其运行的有效性,促进农业产业链巩固和发展,并提出进一步对两种组织链进行整合的必要性。第七章农户经营组织整合。本章根据第五、六章的研究结果,依据两种组织发展的内在逻辑,构建促进我国农户经营组织化的互动成长模式,建立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并进行实证分析,进而对我国农户经营组织化发展提出建议和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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