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陈云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纪念陈云诞辰10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诞辰论文,现实意义论文,周年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陈云研究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那就是陈云经济思想基本上形成于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时期，主要内容是讲如何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我们现在已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加入了奉行自由市场经济规则的世界贸易组织，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陈云经济思想是否还有现实意义呢？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回答应当是肯定的。
的确，陈云同志是主张实行计划经济的，并且在晚年仍然坚持要以计划经济为主。但也正是他，在我们党内最先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要有个体经营和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作为补充的构想，最先从理论上阐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为人们摆脱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我所说的研究陈云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还不是或者主要不是从这个层面来讲的。
和所有伟大人物的思想一样，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也离不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局限。因此，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做出的关于计划工作的许多论述，无疑已经不再适用于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工作。但是，和其他伟大人物的思想一样，陈云同志思想的伟大之处也在于，它的基本的核心的内容是超越时代局限的。大家知道，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对于制定经济计划同样存在两种不同的指导思想：一种过分突出主观愿望，把主观能动性强调到不适宜的程度；另一种则要求主观服从客观，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而陈云同志正是坚持后一种指导思想的代表人物。因此，他的经济思想并不仅仅限于解决计划经济中的问题，而是更多地体现于对我国基本国情的深刻把握，体现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理解，体现于对宏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认识。相对于这些更为根本性的东西，实行计划经济还是实行市场经济只不过是手段罢了。只要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只要我们进行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只要经济运行中还存在宏观与微观的关系，陈云同志在计划经济时期所形成的那些关于反映基本国情和客观经济规律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下所从事的经济工作，就不会失去指导意义。我所说的研究陈云经济思想的现实意义，是或者主要是从这个层面来讲的。
那么，研究陈云经济思想在今天有哪些现实意义，或者说陈云经济思想在今天有哪些指导意义呢？我想，起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关于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和出发点
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搞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的党，党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到经济建设上，就是一切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对此，大概任何人也不会提出不同意见。但是在实际工作中，问题往往就出在一些同志忘记了我们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和出发点上。这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是如此，在今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情况下仍然是如此。现在一些地方普遍发生的为建开发区建工厂而违规侵占农田的现象，就集中反映了这个问题。
在经济建设中，陈云同志始终牢记建设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这个最终目的，因此，无论涉及什么工作，他首先考虑的是要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经济恢复时期，财经部门为了制止通货膨胀，加紧了征收公粮、发行公债的工作。陈云同志说.这些都是必要的，但一定要把城乡交流摆在第一位，就是不仅要将农民的土产收上来，还要把城市廉价的工业品销下去。他指出：“这是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提出过的，但却是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我们如果不管，怎么能算人民的政府呢？”[1]1956年底，陈云同志兼任商业部部长，他在部党组会上说：“商业工作，包括卖鸡、卖蛋，都有其政治意义。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六万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广大的城乡人民对我们是否满意。”[2]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针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验教训，指出：“为了老百姓的吃饭穿衣，搞化肥，搞化学纤维，治涝，扩大灌溉面积，都要花很多钱，这是必要的。我们必须使人民有吃有穿，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要从有吃有穿出发。……应该对搞工业的同志讲清楚，工业占重要的地位，但老百姓要吃饭穿衣，是生活所必需的，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3]1962年，中央采纳陈云同志意见，下决心进行经济调整。他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讲话指出：“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又采纳陈云同志意见，决定进行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调整初期，一些同志不理解，舍不得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致使物资供应紧张，物价普遍上涨。为此，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提出了经济建设的目的问题。他说：“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5]他还把压缩基建投资、增加必要的国防开支，也与经济建设的目的联系起来。他指出：“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搞国防建设，也是为了保障人民生活的改善。”[6]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为了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按照价值规律，进行价格体系的改革。对此，陈云同志是赞成的。但他同时反复提醒大家：“改革的步骤一定要稳妥，务必不要让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因价格调整而降低。”[7]
因为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因此，工业建设不仅要在保证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和物价稳定的前提下进行，而且不能以牺牲人民的身体健康和职工的安全生产为代价。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陈云同志虽然“靠边站”了，但还是叮嘱石油战线的同志，“要注意环境污染问题，在生产设计的同时就要做好防止污染的设计，不要等到事后再解决。”[8]改革开放后，当一些地方热心于引进经济效益好但污染严重的项目时，他又提醒大家，“防止污染，必须先搞”。[9]他说：“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10]1988年，陈云同志虽然已退居二线，但仍然十分关心环境保护问题。当他看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写的《“卫星看不见的城市”—本溪市环境污染情况调查》和《四川排放污物总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一》这两篇文章后，立即批给时任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的李鹏、姚依林，并在批示中写道：“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最后，他还附了一句：“请告诉有关部门，这方面的材料，以后注意送我看看。”[11]对于安全生产问题，陈云同志也十分关心。他在1988年同一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有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消极的一面，比如不少企业为了完成承包数，硬拼设备，带病运转。近年来安全事故增多，恐怕与此有关。”他强调：“企业一定要维护好设备，特别是关键设备，四个九不行，必须做到万无一失。”[12]
搞经济建设究竟要不要从国情出发？我们的基本国情到底是什么？对这样的问题，一些同志不大在意，而陈云同志对此却一向非常重视。他在1979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接着，他指出：“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没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13]由此，他得出结论：“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14]
在从国情出发搞建设的问题上，陈云同志讲得比较多的是以下三件事。
第一，是农业特别是粮食的生产问题。早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陈云同志就指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以前还要进口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现在虽然比过去好多了，但是，发展农业仍然是头等大事。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就很难发展。”[15]在制定“一五”计划的过程中，他指出：“中国土地少，人口多，交通不便，资金不足。因此，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建设的需要，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要把它看短了。”[16]在向中央汇报“一五”计划的编制情况时，他又说，“计划中最薄弱的部分是农业生产，能否按计划完成，很难说。”[17]在“一五”建设结束前夕，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言说：“农业对我们的重要性，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如果农业搞不好，就一定会扯我们前进的后腿。”[18]以后，陈云同志在1957年抓化肥和化纤生产，在1961年力主进口粮食，在1962年建议包产到户，都是为了解决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粉碎“四人帮”后，陈云同志再次提出进口粮食的建议，他说：“要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农民有了粮食，棉花、副食品、油、糖和其他经济作物就都好解决了。摆稳这一头，就是摆稳了大多数。”[19]“农民是大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20]改革开放后，农村政策搞活了，不仅允许农民多种经济作物，而且允许农民做工、经商。这时，在农村中又出现了忽视粮食生产的倾向。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同志反复提醒大家：“我们要发展经济作物，同时必须保证粮食的逐步增产。……不能因为发展经济作物而挤了粮食产量。粮食还是第一位。人不吃饭，牲口不喂料，是不行的。”[21]“种烟叶的亩数不能增加了，粮食播种面积不能减少了。”[22]1982年、1983年，粮食连续两年大丰收，一些同志认为我国的粮食问题过关了，可以放开手脚让农民种自己想种的东西了。那时，有的产粮大省因发生储粮困难，向中央告急，中央一位主要负责同志把告急的电话记录批转陈云同志。陈云同志看后写道：“依我看来，中国的粮食并不多，每年还进口一千多万吨。”[23]1985年，陈云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言，讲了6个问题，其中之一仍是粮食生产问题。他说：“现在有些农民对种粮食不感兴趣，这个问题要注意。……发展乡镇企业是必要的。问题是‘无工不富’的声音大大超过了‘无农不稳’。十亿人口要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24]由于主观上放松了粮食生产，致使1985年至1988年粮食连续四年减产，人均产量由1984年的786斤减为716斤，引起了物价波动。陈云同志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负责同志谈话，讲了8条意见，第一条还是要重视粮食问题。他说：“十亿人民要吃饭，农民种地卖粮给国家，天经地义。现在相当大一批农民搞乡镇企业，买粮食吃，不能小看。”[25]
第二，是资源特别是水资源的节约问题。早在建国之初，陈云同志就指出：“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水灾可能每年都会有”，因此要做好防涝的工作。但同时必须看到，“全国水量平均起来并不多，还缺水，有些地方就经常干旱。从总的看，从长远看，要以蓄为主，蓄泄兼顾。”因此，“要修水库、筑塘堰，山区更要注意种树种草、保持水土，对水一定要好好利用。”[26]从那时起，陈云同志就开始研究南水北调的问题。1975年，他赋闲在家，去南方视察，还专程去扬州察看了南水北调工程东线的枢纽工程江都抽水站，并对陪同人员说：“南水北调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在条件允许时应当进行。……目前财力有限，工程只能分段进行。”[27]1979年，陈云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后担任了党的副主席和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他给时任财经委副主任和秘书长的李先念、姚依林写信，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尽早注意的两个问题，第一个便是水资源的问题。他写道：“有些地区水资源已很紧张，如天津、北京等地。今后工厂的设立必须注意到用水量。……即使有水资源的工厂，也应该有节约用水的办法。”[28]1990年，陈云同志在中顾委担任主任，他看到水利专家张光斗、陈志恺两人写的文章《我国水资源问题及其解决途径》后，立即批给有关领导同志，指出：“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的问题的严重性。各级领导部门，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导部门，应该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并列入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加以实施”。[29]对于其他资源，陈云同志也提醒大家要注意节约。他针对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出现的新情况指出：“现在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都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种掠夺式的使用资源的倾向，应当引起重视。”[30]
第三，是人口的控制和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过程中，陈云同志深深感到，人口多固然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人均资源少、市场供应难、就业压力大等问题，如果不加节制，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因此，他非常拥护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计划生育的主张。他在1957年8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中国人多，必须提倡节制生育。这是有关经济建设的大问题。现在粮食、布匹、学校等紧张，都与人口多而且增长快有关系。节制生育的措施，要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见效。中央和各省市都要成立专门委员会，来抓这件事情。”当时，国务院决定成立中央节育委员会，由陈云兼任主任，但因为随即而来的反右派斗争联系到批判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致使这一机构未能正式成立，计划生育工作也受到严重干扰。进入新时期后，计划生育虽然被作为国策确定下来，但人口过多已是一个现实问题，是考虑任何工作时都必须面对的。陈云同志多次指出：“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而且人口多，耕地少。计划机关和工、商业部门的同志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如不纠正，必然碰壁。”[31]当时，有些同志盲目攀比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主张多搞大企业，减少中小企业，还提出“人民生活现代化”的口号。对此，陈云同志指出：“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个现实的情况，是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32]“在我们国家，先进的企业、落后的企业并存的局面，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否则，容纳不了那么多就业人员，有人就要闹事。”[33]他还说：“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少数可以先富起来。大体上差别不大，但是还有差别。要甘肃赶上江南，不容易。”[34]“四个现代化是一定能够实现的，要提高信心。但是现在往往把‘人民生活现代化’也一起提出，这样恐怕不行。当四个现代化实现的时候，人民生活水平必有提高，而且提高的程度不会小，但还不能同美、英、法、德、日等国相比，因为我国人口众多，其中大部是农民，那样比是办不到的。”[35]他强调：“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香港、新加坡、南朝鲜等地区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欧美日本各国也没有八亿农民这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很多。”[36]正是基于对国情的这种清醒认识，他主张在解决工资水平与就业程度的矛盾问题上，还是采取低工资、高就业的办法好，他说：“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37]
二、关于经济运行状态与增长方式
经济运行究竟是平稳发展好，还是一起一落地跳跃式发展好？经济增长究竟是围绕速度、数量、产值好，还是围绕质量、品种、效益好？对于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前和改革开放之后都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上世纪50年代有一种理论，叫“积极平衡”，是说事物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因此不应当消极地维护旧的平衡，而应当积极地打破旧平衡，寻找新平衡。从这个理论出发，引出了单纯强调速度的“总路线”，引出了“大跃进”，引出了“全民大炼钢铁”。陈云同志不同意这个理论，他说：“究竟什么是积极平衡，什么是消极平衡，认识是不同的。”[38]他在制定“一五”计划时说过：“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39]以后，他又重申过这一观点。他说，“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建设也宽裕，民生也宽裕，我看比较困难。”“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40]
粉碎“四人帮”后，很多同志想把被损失的时间夺回来，提出要“大干快上”，要搞“新的跃进”。陈云同志说：“人民向往四个现代化，要求经济有较快的发展。但他们又要求不要再折腾，在不再折腾的条件下有较快的发展速度。我们应该探索在这种条件下的发展速度。”[41]那时，钢的指标定得比较高，陈云同志主持经济调整时，把指标压了下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冶金部提出的引进设想，我都看了。他们是好心，想要多搞，可以理解。共产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样的事！我是共产党员，也希望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一九八五年搞六千万吨钢根本做不到。我说二000年搞到八千万吨钢，是冒叫一声，但也有点根据。……如果将来超过八千万吨，或者超过很多，阿弥陀佛！如果达不到，稍微少一点我也满意。我不光看你那个数目字，钢要好钢，品种要全。”“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在钢铁的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42]他还说：“过去的经验不要忘掉了。过去要计委定多高的速度就能定多高，要百分之十就定百分之十，要百分之二十就定百分之二十。这怎么行呢！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43]
后来，经过调整，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被理顺了。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二大提出了在20世纪末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奋斗目标。这时，有的同志头脑又有些发热，要求“提前翻两番”。对此，陈云同志强调，十二大提出的翻两番，是“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而且“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为后十年经济振兴创造条件。‘六五’是前十年的第一个五年，发展速度不能搞得太快”。他告诫大家：“如果急于求成，把本来应该放在后十年办的事也勉强拿到前十年来办，在‘六五’和‘七五’期间乱上基本建设项目，那末，经济又可能出现混乱，翻两番的任务反而有可能完不成。”[44]
在“提前翻两番”的指导思想支配下，1984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3年增加15.2%；1985年1至7月的工业总产值又比1984年同期增加22.8%。陈云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醒说：“这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他说，如果不降下来，“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45]但是，陈云同志的话并没有能引起有关方面足够的重视，国民经济继续以二位数的速度增长。结果，经济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中央只得于1988年决定进行带有调整性质的治理整顿。第二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回落到了4%。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过分突出经济发展速度、数量、产值的思路并不仅仅存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有人统计，建国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上发生过七次大起大落，其中改革开放之前三次，改革开放之后四次。这说明，陈云同志关于经济要平稳发展，要重质量、品种、效益的发展思路，无论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下，都是适用的。即使在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现在不是也有主张经济均衡发展、防止周期波动的学说吗？可见，经济应当平稳发展，稳定发展，均衡发展，乃是人类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一种超越经济体制的理性选择。目前，国际上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预期十分关注，既担心持续过热导致泡沫，也担心抑制过热降低需求。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广泛越紧密，人们越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平稳发展。
怎样才能做到经济平稳发展呢？陈云同志认为，必须使经济建设做到“有计划按比例”。他指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46]他说：“这一思想来之于马克思。”“在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一个国家胜利以前，马克思就设想过社会主义经济将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这个理论是完全正确的。”[47]
现在我们认识到，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基础上所建立的经济，而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大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或发展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建立的。因此，实行计划经济，除了在特殊时期，比如需要集中力量突击奠定工业化基础的时期有其合理性外，在社会主义相当长的时期内，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都是超过生产力水平的，因而都是不适宜的。但是，正如陈云同志所说：“按比例是客观规律”。[48]无论通过计划调节还是通过市场调节，经济只有“按比例”，才能平稳发展。他说：“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49]“不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乱状态。”[50]他在1954年甚至说过：“资本主义在盲目中依靠自然调节，能够相当地按比例发展，而我们说要按比例发展是从长时间算的，在短时间内，只是力求建设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不要脱节太远，实质上并不是按比例的发展。”[51]这说明，经济中的比例关系是客观存在的。无论使用计划手段还是市场手段，要使经济平稳，都必须使它做到按比例发展。
为了使经济做到按比例发展，陈云同志通过领导计划工作的长期实践，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有些原则，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适用的。比如，关于“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原则。陈云同志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52]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他又针对消费基金一度上升过高的情况，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他说：“一、要使十亿人民有饭吃；二、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只顾吃饭，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必须在保证有饭吃后，国家还有余力进行建设。因此，饭不能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了。这里就包含着一个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界限：只有这么多钱，不能提高太多。”[53]所谓“吃饭”和“建设”，其实就是积累与消费这一对重大比例关系的形象说法。今天，情况和过去有了很大不同。比如，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财政支出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且比重越来越少；物资有很多已不再为国家所掌握，而且大部分不再紧缺，即使紧缺，也可以从国外进口；城市居民的消费基金，也已经不完全取决于政府和国家企事业单位所发放的工资。因此，摆弄建设规模与国力、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计算政府手中的钱物，只注意控制政府的各项支出了。但必须看到，土地、水、石油等等资源也是国力中的一部分，而且重要性在日益显现。因为，我们的人均耕地、水资源、石油储量本来就不多，与世界人均占有量相比，分别为二分之一弱、四分之一强和十分之一。而随着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各方面对土地、水和石油等资源的需求愈来愈大。石油虽然可以进口，但也存在许多制约因素。而且，如果按现在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石油供应的对外依存度将由目前的30%增至60%，需要进口2.5亿吨以上，国际市场是难以满足的。因此，我们在制定经济建设的规划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时，仍然不能不考虑与国力是否相适应的问题。如果开发区、工厂、城市住宅区和街道等建设的规模过大，人们对高档消费，尤其是对轿车的需求过旺，势必进一步大量占用耕地，过度消耗水资源和石油，从而使“吃饭”与“建设”的矛盾加剧，建设与国力的比例失调，最终导致平衡破裂，经济出现新的不稳定。
再比如，关于“平衡要从短线开始”的原则。陈云同志在1962年领导第一次经济调整时，对此前几年由于急于求成而造成重大经济关系比例失调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在谈到如何进行综合平衡时，他讲了两点意见：一是从制订计划时就要搞综合平衡，不要在做计划时不按比例，等到执行计划中出现问题时再来纠正；二是按照短线搞综合平衡，不要按长线搞平衡，弄得建设项目长期拖延，工厂半成品大量积压，造成严重浪费。他说：“按短线搞综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综合平衡。所谓按短线平衡，就是当年能够生产的东西，加上动用必要的库存，再加上切实可靠的进口，使供求相适应。”[54]改革开放后，他又按照“短线平衡”的原则，提出国家要集中资金，加强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如农业、能源、交通、科技教育、环境保护、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等。陈云同志在这里所说的“短线平衡”的原则，当然是针对计划工作而言的。但西方经济学中也有一个“木桶定律”，讲的是木桶的实际容量不取决于木桶壁上最长的那条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条板，凡高出最短木板的部分都是无效部分，因为装进去的水都会流掉。这个定律与“短线平衡”的原则，意思显然是一样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再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去通过计划来平衡各种比例关系，但经济中的许多重大比例关系仍然是经济工作需要注意平衡的。比如，三次产业的结构，产业内部的结构，产品的结构，地区的结构，城乡的结构等等，它们都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对这些比例关系进行平衡时，固然可以用“木桶定律”来指导，但“短线平衡”的原则是中国人自己通过实践总结出来，应当比“木桶定律”更容易为中国人所理解所掌握，为什么不可以继续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呢？
三、关于宏观经济的调控
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存在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矛盾关系。过去，陈云同志针对一度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极力主张通过市场调节把微观经济搞活；同时，他又强调市场调节必须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发挥作用，以便使经济从宏观上得到控制。在陈云同志的话语中，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的其实就是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他所说的国家计划往往指的就是宏观控制，而他所说的宏观调控的手段往往指的也是国家计划。我们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不再把国家计划等同于宏观控制，甚至不再把它当成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但是，只要我们不过多地拘泥于“国家计划”这样的提法，而是注重于陈云同志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论述的实质，那么，其中蕴含的关于正确处理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之间关系的道理，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宏观调控，仍然是具有非常积极的认识价值的。
早在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胜利完成之后，陈云同志就提出“市场管理办法应该放宽”。他说：“现在从大城市到小集镇大部分都管得太死，放宽后，害处不大，好处很多。但这并不是说完全不要市场管理，不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领导，而是说要改变过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那一套办法。”他还主张，除粮食、布匹等重要物资和一些热销货继续统购外，其余可以自由选购。他说，实行这种办法后可能会有一些毛病，但我们只能一方面管好市场，另一方面不把市场搞死。“不走这条路，我们又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路。”[55]接着，他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了著名的“三为主三为辅”的经济体制构想。遗憾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这一构想后来并没有能得到实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陈云同志再次提起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问题。他在自己亲笔起草的一份提纲上写道：“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由此，他得出结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56]以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他对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又有过多种提法：如“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等。无论哪种提法，他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要通过市场调节搞活微观经济，又要通过国家计划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其目的正如他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说的：“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57]
对于市场与计划，也即搞活经济与宏观控制的关系，陈云同志还作过一个比喻，即把它们比作“鸟与笼子”的关系。这个比喻一发表，立即引起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一种认为，这个比喻反映陈云同志要把已经搞活的经济重新装回到“鸟笼”里，是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而另一种则认为，这个比喻道出了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关系的真谛，是为了有利于搞活经济，而不是为了搞死经济。一些西方学者也对这个比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它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人们沿着这个思路来思考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关系。其实，陈云同志所说的“笼子”，是相对于把“鸟”捏在手里不让它飞而说的，而且这个“笼子”并不象一些人望文生义理解的那样，真的像“鸟笼”那样狭小，而是恰恰相反。正如他自己说的，这个“笼子”“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58]
今天，我们虽然已经不实行计划经济了，但仍然有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十年规划，还有宏观调控的目标，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有关于经济活动的各种法律法规。这些一方面在保证着微观经济像“鸟”那样自由飞翔，另一方面不也像“笼子”那样起着限制微观经济盲目发展的作用，使之不至于失控吗？远的不讲，就拿去年来说，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规模过大，增长幅度达到43%，其中制造业增长75.8%，钢铁业和水泥业的增长都超过了100%，；同时，信贷投放增幅过大，突破了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M1全年增长17%的宏观调控目标，造成煤电油运供应的全面紧张，全国有20多个省份拉闸限电。针对这一情况，中央政治局及时召开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抓好中央确定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落实，适度控制货币信贷增长，切实加强土地管理，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坚决遏制某些行业中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接着，国务院决定对全国在建和拟建项目进行一次全面的清理、审核，严格控制商业营业用房特别是高档写字楼、别墅、公寓的建设，清查清理2003年以来的土地审批和占用情况，整顿处理各种违法批地、非法占地行为。银监会还决定严格贷款的授权管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部分行业的贷款审批权上收至省行或总行。所有这些调控措施和清理、审核、清查、整顿、上收权限的办法，不都是陈云同志所说的控制宏观经济的“笼子”吗？用来做“笼子”的“材料”可以有所不同，在计划经济时期更多的是使用行政手段，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更多的是使用包括经济政策在内的经济手段。但“笼子”的实质——对微观经济进行宏观控制这一点，则无论是在什么经济体制下都是相同的。
陈云同志之所以反复强调加强宏观控制，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地方和部门都缺少横向的经济联系，小而全、大而全的自发倾向很严重，如果不注意宏观控制，很容易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给国家造成巨大浪费和难以处理的善后问题。早在1954年，陈云同志就说过：“我们国家大，一不小心就会盲目发展。””以后看见某些行业有较大发展的时候，不要太高兴，要加强管理，否则，发展就会过头，生产就会过剩。”[59]为了防止重复建设，他曾提出过一个关于基本建设的重要原则，即“先生产，后基建；先挖潜、革新、改造，后新建。”[60]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着重点应该放在国内现有企业的挖潜、革新、改造上”。[61]“现有企业要提高折旧率，加快设备更新，引进先进技术，进行技术改造，这在多数情况下，比建新厂效益高。”这“应该是我们今后发展工业的一条新路子。”[6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实行了搞活经济的政策，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对此，陈云同志一方面指出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农村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搞活了”；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它带来的一些缺点，其中之一就是“各地区盲目的重复建设”。[63]过去有一种看法，似乎重复建设只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实，市场经济受价值规律支配，具有更大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更容易发生重复建设。只不过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投资主体绝大多数是私人企业，发生了重复建设，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被淘汰的企业损失在老板，工人自有各项社会保险负责。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投资主体基本上还是国家和集体的企业，重复建设造成的损失仍然是全民和集体的。即使投资主体是个人，由于后面往往有政府的支持和参与，资金大部分来自国有银行，一旦出问题，必然使银行出现呆账、坏账、烂账，损害的照样是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另外，由于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企业一旦垮台，工人失业、农民失地等等善后问题，最终还是会成为政府的沉重包袱。前段时间发生的“铁本”事件，在这方面便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再次说明，各经济管理部门如果不对微观经济进行严格的宏观管理，一旦形成重复建设，将会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对于国家宏观调控的途径和手段，陈云同志也作过许多论述。从这些论述看，当人们不大重视价值规律时，他比较强调经济手段，比如，建国初轻纺工业的原料供不应求，他提出提高皮棉与大米的比价，结果棉花大发展；而当人们任凭价值规律起作用时，他比较强调行政手段。这些手段有些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已不再适用，比如说冻结工资、奖金、物价，实行生猪派购等等，但有一些即使拿到现在也是适用的。比如，他强调国家手里一定要储备足够数量的粮食和外汇；货币发行权要归中央，必要时可以紧缩银根；中央财政在国家财政中要占较大比重；不要从根本上取消国家财政补贴，等等。这些论述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必要时要进行国家干预。他说：“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是一种好现象。”但“对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64]二是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他说：“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65]事实反复证明，在我们国家，只有经济手段而没有国家干预和中央权威，要想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是很困难的。
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念陈云同志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陈云同志“关于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和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的观点，关于‘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观点，关于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观点，关于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的观点，关于要十分重视和认真对待社会上存在的各种消极现象、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定要一起抓的观点，等等，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长期的重要指导意义。”[66]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关于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经济运行状态要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方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树立和落实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一科学发展观，我认为与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的今天，改革开放正处于关键时期，我们应当结合经济建设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更加深入地研究陈云经济论著，像探寻和挖掘宝藏那样，从这座丰富的思想宝库中尽可能多地汲取智慧和营养，以便更好地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服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