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现行税制刺激需求增长_个人所得税计算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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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税制是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投资过度膨胀、市场需求过旺、高通货膨胀的典型短缺经济背景下形成的。因此,在税制中设计了许多平抑市场需求的调节功能。如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企业所得税中关于折旧的处理和增值税中有关投资的税务处理等条款都直接或间接地起着遏制需求增长的作用。毫无疑问,这些税制上的设计对我国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产生过积极和有效的调节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市场已经由需求过旺变为需求不足,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已经由短缺经济变为剩余经济,市场已经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了,市场有效需求不足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之一,制约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样,现行税制中一些抑制市场投资有效需求和消费有效需求增长的设计就必须加以改进。

一、税制中影响投资需求的主要因素

投资需求包括政府投资、国内企业投资和外国投资三个部分,其中国内企业投资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部分。当前我国投资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国内企业的投资需求不旺。而企业的投资需求主要来自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追加投资和对包括设备技术在内的固定资产的更新两个方面。固定资产更新所产生的投资需求实际上是企业将其逐年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转化为投资。

(一)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对投资需求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是1991年开征的税种,当时我国还是短缺经济,投资规模过度膨胀,导致总需求扩张很快,经济过热,存在着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且投资不合理,加剧了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设置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控制过度的投资需求,调节投资流向,改善经济结构。应当说,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当时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现在我国经济运行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需求过度而是需求不足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幅度逐步下降,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1%,处于低增长状态,生产资料价格已经连续39个月走低。而且,我国已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投资主体已经多元化,竞争领域中的投资决策、投资收益和投资风险都由投资者负责,市场已经对投资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了,对投资的约束和投资的流向应该主要通过市场来调节。事实上,当投资机制没有理顺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也调节不了投资规模和投资方向。我国前些年屡禁不止的重复建设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应该予以取消或调整以鼓励社会投资。

(二)我国增值税是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促进企业投资需求的增长。我国增值税不允许纳税企业在销售额中抵扣购入固定资产的价款,影响了企业对设备和技术等固定资产的投入。一方面,企业不愿积极地更新机器设备,直接地减少了市场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固定资产的投资大,内含税额也较重,增大了企业成本,降低了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使企业在进行新的投资决策时更加谨慎,这样就间接地减少了投资需求。因此,我国增值税的这一特点既直接或间接地遏制了市场对投资的需求,同时又阻碍了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而且随着我国投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这一影响会越来越大。有鉴于此,对增值税进行改革显得尤为迫切。考虑到增值税改革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可先将其改为收入型增值税,允许在销项中抵扣或者按某一比例抵扣固定资产折旧,以减轻增值税对企业投资的严重影响。

(三)我国企业所得税对投资需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小企业的税率和级距的设置不利于小企业发展壮大。我国企业所得税规定对年应税所得在3万元以下的企业按18%的税率计征所得税;对年应税所得在3万元以上至10万元以下的企业按27%的税率计征企业所得税。级距偏小,税率偏高,使小企业税后所剩无几,很难进行资本积累来扩大经营规模,而我国小企业又少有其他融资途径,因此,制约了小企业的成长。应该把3万元年应税所得额这一级次提高到10万元,将该级次18%的税率调低到15%左右,将原10万元的级次提高到50万元左右,税率由27%降至25%左右。其次,对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和企业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的摊销期限过长,不利于促进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创新。我国企业所得税规定企业房屋、建筑物的最低折旧年限为20年;机器等生产设备的最低折旧年限为10年;企业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的最低摊销年限为10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长意味着企业设备更新慢,或者企业必须为设备更新付出更高的成本,这无形中阻碍了企业投资需求的增长。据统计,目前在我国国有企业的技术装备中,属于60-70年代水平的占50%以上。在去年对纺织行业的压锭改造中,竟然发现还有40-50年代的设备。因此,应该在税制上缩短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和无形资产的摊销年限,以加速企业技术设备的更新改造。

二、税制中影响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

税制中对消费需求影响最大的是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我国现行税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不强,税收对市场消费难以产生积极影响的主要原因也就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没有体现税负的量能原则以及在财产税中缺少了遗产税这一重要税种。

(一)个人所得税对消费需求的影响。首先,我国个人所得税对生计费用采取预定标准综合扣除的方式没有体现税负的量能原则,有失公平。对个人所得课税时应考虑支付能力,此即个人所得税的量能原则。常用的扣除标准有客观标准和预定标准,前者即按实际发生的主要费用扣除,后者按预先规定的标准从总收入中一次扣除,不管实际发生的费用是多少。我国采用的是后者。按预定标准扣除费用,计算简单,易于征管,但是没有体现税负的量能原则,存在着税负不公平问题。其次,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征收,即将个人所得分类,分别按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征收所得税,或者免税,这种分类型所得税难以照顾到高边际消费倾向的群体。相同所得的纳税人会由于其所得来源的类型不同,或同类所得的次数不同,而税负不同。所得类型不仅影响税率的高低,还影响费用扣除额的大小;所得次数的多少也影响费用扣除额的大小。这种分类课税模式的税率和费用扣除的非个人化,使我国个人所得税不仅不能改善收入分配上的不公平,而且还使这种不公平的程度更加恶化,不利于低收入者。总之,我国个人所得税存在着制度上的局限性,减少了高边际消费倾向群体的可支配收入,没有起到积极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为了使我国个人所得税能起到其应有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应将我国现行的分类型个人所得税改为综合型个人所得税,建立个人统一税号,个人每年必须申报一次全部所得;调高征收起点,保障低收入者利益;取消预定费用扣除标准,在扣除费用时,要体现量能原则,至少应考虑到赡养人口数、医疗支出、教育费用和购买住房支出等家庭的主要生计费用。

(二)没有开征遗产税,失去了一种调节个体财富存量,刺激社会消费的强有力的手段。我国即期消费不足,储蓄居高不下,至少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国民为了保证未来的生活和以防不测而储蓄;其二,为了留给后代一笔财富而储蓄。若开征了遗产税,则“富不过三代”,人们就不再那么热衷于为下一代储蓄。此外,遗产税是对富人课税,也就是说,遗产税可以促使非消费领域中的部分财富转移到消费领域,因此,开征遗产税将会增加即期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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