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东北易帜新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张学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年来史学界对“东北易帜”评价不一。有人认为张学良东北易帜是形式上的，实质是东北地方保护主义；有人认为张学良进行东北易帜只是顺应了历史潮流，他是不得已而为之；还有人认为东北易帜对结束军阀混战，挫败日本企图策划分裂东北的阴谋，对维护祖国领土完整有着进步意义，应予以肯定；但也有人认为张学良东北易帜是打着反共口号，统一在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手下的，不符合共产党的利益，不值得称颂。尽管史学家们各持己见地评说这一距今70多年前的历史事件，我却认为张学良“东北易帜”这一壮举是他以民族大义为重，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百般阻挠，为维护祖国领土主权，捍卫民族独立，为现代中国作出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重大贡献，功不可没，值得称赞。因此，本文就张学良与东北易帜谈点自己的认识。
一、“东北易帜”是历史的必然产物
分析“东北易帜”何以能成功，有两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的：其一是张学良自身厌倦和憎恨内战，力主和平统一的思想在起主导作用；其二是当时国内外军事力量的对抗和政治局势的影响。
首先从张学良自身因素分析。虽然张学良出身于封建军阀家庭，几乎是在父亲的军营中长大的。但是他聪颖好学，追求进步，热爱祖国，有民族主义思想，锐意创新。加之张学良生长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对他爱国思想的形成有着绝对的影响。
20年代，中国军阀林立，各据一方，各派的背后都有外国列强支持，军阀之间连年混战。张作霖是奉系军阀的首领，在各派中实力较强，为扩张势力，张作霖从关外到关内多次兴师问鼎中原。张学良跟随父亲东征西伐，亲眼看到自己的士兵死于军阀战争的相互厮杀之中不无悲叹：“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注：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第381页[香港]星辉图书公司1986年7月出版。）他从内心深处越来越厌恶内战，说：“余自十九岁参加内战，无论胜败如何无不感到痛苦，因所到之处，都看到民众所受战争之苦，将士死于无意义之斗争，若为维护国权而牺牲则何等光荣？”（注：《辽宁文史资料》第18辑，政协辽宁文史资料研究会1986年11月编。）早在1927年，他在给留学日本的弟弟张学铭的信中，就深深地流露出厌倦内战的情绪，信中说：“我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福，不是个人谋荣华富贵也。但念同是同种，互相残杀，心中又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可见，张学良身为军阀之子，但他心中想着的却是为中华民族谋幸福，极不愿意国家四分五裂，军阀之间为争地盘相互残杀，一旦有外国列强干涉中国，屠杀中国人民，他便会不惜牺牲，主张全国人民一致对外的。
1927年2、3月间发生的汉浔惨案和南京惨案，深深地触动了张学良，尽管北伐是针对北洋军阀统治的，但是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使张学良十分愤慨，认为北伐乃中国内政，他说：“中国南北之事，不过国人对内政见未能一致，因起战端。古诗有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对外卫国，决不因对内不一致而发生影响的。此次英人若以武力对待中国民众，则凡属中国人，不分南北，皆有捍卫国家之义务，责无旁贷。”（注：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册，第199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张学良这番话充分体现出了他以民族为本位的思想。任何列强干涉中国内政和屠杀中国人，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只要是中国人，就有捍卫国家的责任。他还说：“南北曾对国事主张不同，但无论如何，决不能因一党一派之利害危及国家”，更表明了他始终把抗敌御侮摆在首位。
1928年4月间，蒋介石开始向北方伸展势力， 发动了所谓“二次北伐”，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5月初，国民革命军进占济南， 日本担心自己在北方的权益会受损，便以保护日侨为名，出兵干涉中国内政，以达到它侵略之目的，遂制造了“济南惨案”，致使中国军队6000余人惨死在日军的枪炮和屠杀之下。5月18日， 日本又发出了中国南北双方的武装部队都不准通过山海关的严重警告，迫使北伐军绕道而行。（注：黄美真、郝盛潮主编：《中华民国事件人物录》，第128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日本人的干涉， 给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喘息之机，军阀张宗昌、孙传芳等人想乘日本人“登场”之机对蒋介石发动大规模作战，力主张作霖挂帅，坐镇北京，指挥奉、直、鲁联军，共同对付北伐军队。
此时，张学良心中十分清楚，这样一来不仅会造成一种新的南北混战的格局，内战将会无限期地打下去。而且正好给日本觊觎中国东北领土，图谋独占有可乘之机。去年日本策划侵华的“东方会议”刚刚结束，一个首先征服“满蒙”然后灭亡中国的《田中奏折》立马上奏日本天皇，不已充分暴露出日本急于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吗？如果此时国内再不停息内争，局势对东北、对奉军极为不利，对整个中国也极为不利。于是，张学良不得不向张作霖泣涕陈词，力劝老父息兵，与蒋言和，一致对外，免为外患所乘，陷国家于危亡之域。张作霖也想到此间20万奉军开进关内，使东北后方兵单力薄，担心日本人背后会捣鬼。张作霖终于不得不在人民群众要求“停止内战，打倒军阀张作霖”的呼声中听从了儿子的劝谏，于5月9日通电全国，停止内争，一致对外。 并决定从5月30日开始，自动放弃保定，撤兵滦东，奉军班师回营。
这一决定，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想乘内乱之机谋利的目的难以达到了，便恼羞成怒，在张作霖出关之际，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秘密炸死了张作霖，企图造成东北群龙无首混战不堪的局面，进而乘机独占东北。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张学良在父亲去世之后，沉着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住了东北大局，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主政东北，从而彻底挫败了日本的阴谋。但主政后的张学良，面临的紧迫问题，就是“东北向何处去”？
东北地处苏联和日本两大强邻之间，日本独霸东北的野心由来已久。这时蒋介石仍率军继续北上，国民革命军已进入北京城，中国统一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这种形势下，东北“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地位显然已难以继续。日本人仿佛看出了张学良的心事，蓄意拉拢张氏，鼓动他搞东北独立使之摆脱中国本土，成为一个易于日本掌握的“仆从国”。然而，素有爱国民族思想的张学良看穿了日本人的阴谋。要为父亲复仇雪恨，从中国领土上赶走日本人是他强烈的愿望。但赶走日本，单凭东北一隅，势单力薄，没有强大的后盾，不足以奏效。况且苏联在后，严峻复杂的政治局势，摆在面前，从东北的自身利益、国家民族利益的双重考虑出发，使得张学良愿意与南京国民政府妥协，采取“易帜统一”的作法。因此，无论从张学良自身的爱国主义出发，还是从当时的国内外政局变化出发来分析，张学良“东北易帜”是历史进程的必然产物。
二、“东北易帜”的曲折进程
一般人认为“东北易帜”，就是东北三省改悬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帜的易帜。而对北京、天津的易帜并不知道。往往误认为北京、天津是国民党蒋、桂、阎、冯军队打下来的。其实不然，东北易帜不仅包括东三省易帜，而且还应包括当时由奉军控制的京、津、直隶及热河地区的易帜。
东北易帜的第一步是“京津易帜”。时间为1928年6月6日。当时奉系军阀张作霖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最后一任“临时总统”，盘踞在北京和天津一带。为了能和平出关将地盘让位于国民党军队，张学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首先，他积极敦促张作霖接受南京国民政府和平解决京津问题的方针，主动放弃北京政权；然后，他便主动实施撤军行动。
1928年4月；当北伐军推进平津一带时， 蒋介石决定对奉系采取和平手段，以实现全国统一的策略。5月30日， 蒋派晋军代表孔繁霨由上海来到北京，与奉军主将张学良、杨宇霆等磋商国奉合作等问题，并提出了国民政府军队停止进攻的条件，是以奉军在政治上易帜，在军事上撤至山海关外为先决条件。于是，张学良、张作相等主张停战的奉军将领们极积敦促张作霖，迫使他最后作出了放弃北京政权，撤至关外的决定。接着，张学良同孔繁霨商定，奉军不在京畿一带进行军事行动，奉军作第二次撤退，由琉璃河、高碑店撤至滦州以北，后张学良、杨宇霆也随军北返。对如何妥善维护奉军撤退后的京津地区过渡时期的治安，张学良也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议定，主持成立了以王士珍为首的“京师临时治安维持会”，只留奉军鲍毓鳞旅负责维持国民政府军队入城前的治安。待国民政府军队正式接收后，“京师临时治安维持会”即自行解散，鲍毓鳞旅在完成使命后也立即撤出了北京。由于张学良的积极努力，促成了北京问题的和平解决。6月5日北京易帜开始，城内撤掉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挂出了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以此标志奉军把掌握的全部政权和平移交国民政府。接着国民革命军冯玉祥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第三集团军均开抵北京南苑附近。8日， 国民政府军队陆续开入北京，12日，成立了“京津卫戍总司令部”。13日，南京国民政府派员前往北京正式接收了北洋政府的前总统府、国务院及下属各部、院机关一切事务。
天津易帜是和北京易帜同时实现的。天津是河北省省会，也是奉军在关内的根据地。按照张学良息争御外的思想，6月11日深夜11时， 天津也挂起青天白日旗。6月12日清晨， 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和副司令褚玉璞主动率军自天津离去，将地盘交与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至此，天津也完全归入国民政府统治之下。
“京津易帜”后，奉军和平让出关内所有地盘，只剩热、辽、吉、黑东北四省。张作霖被炸后，张学良采取果断措施，稳定了东北局势，于7月1日，发出“东电”，表示东北“决无妨害统一之意”。（注：《国闻周报》第5卷，第22期，1982年。）为了贯彻和平统一的初衷， 张学良先从收束军事做起，命令前方奉军进行第三次撤军。于是，就有了东北易帜的第二步。
东北易帜的第二步是“热河易帜”。时间为1928年7月19日。 张学良在7月1日发出“东电”的同一天，他即派出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等人，到北京与国民政府磋商热河及东三省易帜事宜。7月10日， 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在北京西山碧云寺会见了东北代表。由于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大派对如何解决东三省问题，特别是热河问题存在很大分歧，使易帜、服从中央诸问题难以马上定下来。后经李宗仁在会谈双方代表中斡旋，至7月14日， 才使“东北易帜大计由是遂定，其余细节留待以后再行磋商了。”（注：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下），第586页，政协广西文史资料研究会编印，1980 年内部发行。）于是，7月19日，热河奉军主将汤玉麟发出通电， 宣布“改易青天白日旗，一体服从三民主义”。（注：《国闻周报》第5 卷第23期，1928年。）至此，“热河易帜”较顺利完成。
东北易帜的第三步是“滦东易帜”。时间为1928年7月25日。 滦东一带一直为张宗昌、褚玉璞直鲁联军盘踞地，号称有70000大军。 当时直鲁联军退出天津后，军队驻扎在滦县地区。国民党第四集团军白崇禧与张学良商量，想以武力消灭张、褚所部。张学良为避免新的军阀混战，主张用和平改编的方式，将张、褚所部予以遣散，并拨发遣散费。孰料张、褚二人不但不接受改编，反对滦东奉军发起进攻，并勾结日军，企图夺还直鲁，恢复昔日地盘。同时，又向张学良发难，要求进兵东北，并由张宗昌任黑龙江省督办。张学良遂一面电告白崇禧出兵讨伐；一面派杨宇霆主持滦东战事。经过激烈的滦河会战，张、褚所部在国、奉两军夹击下被缴了械。后经奉军收束旧直鲁联军完全被消灭。至此，实现了“滦河东岸25日起正式易帜”。（注：《国闻周报》第5卷第38期，1928年。）
东北易帜的第四步是东三省易帜。时间为1928年12月29日。这是整个东北易帜四步中最后一步，也是最难艰的一步。 东三省易帜原定于7月22日，但由于日本的干涉和内部派系的斗争， 先后三次延期， 直至1928年年底才完成。
日本得知东三省将要易帜的消息后，十分恐慌，他们生怕失去在东北的特殊地位和权益。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从1928年6 月下旬开始以武力胁迫、金钱诱惑和“权位”勾引等手段，通过多种渠道对东三省易帜进行软硬兼施地反对和干涉。田中先后三次电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去警告张学良，不要同南京国民政府妥协，如果“轻与南方妥协，其结果所造成的影响，日本不能漠不关心！”（注：《对华回忆录》，第408页，[日]东亚同文会编、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64 年出版。）对日本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张学良非常愤慨，也毫不示弱地向林久治郎表明：“东三省政治一依民意而决，东三省父老子弟如主改制，则彼个人殊无权可以违抗。”（注：天津《大公报》1928年8月11日第2版。）鉴于日本对东三省易帜的严重干涉与威胁，张学良感到易帜之事关系重大，极宜审慎从事。为了避免日本武力干涉，张学良决定将原定7月22日易帜的时间向后推迟。同时电告南京政府“因日本阻挠， 易帜不能如期。虽推迟易帜时间，但拥护统一之初衷不变。”表示易帜之事“断不因日本警告即行终止。”（注：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册，第29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田中并不甘心第一次干涉遭到的失败，又利用张作霖葬礼之机，进一步加以干涉。遂派出前驻华公使林权助为特使，以参加张作霖葬礼为名到沈阳警告张学良。8月8日在访问张学良时，林权助公然要张中止易帜，并威胁说：“对主张妥协者以武力制止，田中已具决心。否则持自由行动，或将发生重大事件”。（注：王芸生：《六十年代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第168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张学良没有被威胁所吓倒，第二天，他在回访林权助时庄严表示：“余之决心以东三省人民为转移，余不能拂逆三省人民之心理而有所作为也。”（注：《国闻周报》第13卷第30期，1936年。）日本人的阻挠又一次碰了钉子，便气急败坏地公然在奉天火车站陈兵示威，要挟张学良，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张学良立即召集东三省保安会议讨论对策。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易帜不宜操之过急，要注意策略，缓步进行。于是，张学良决定再次推迟易帜日期。
可是，就在张学良与国民政府商讨对东北易帜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奉军内部出现了不协调现象。以杨宇霆为首的一伙反对派并不赞同东北易帜，仍主张亲日，希望利用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内部矛盾，待机入关，重温奉军问鼎中原的旧梦。当张学良与南京代表谈兴正浓之时，杨宇霆却与桂系代表窃窃私议，并公开对张学良说：“我们可以分开来做，你走中央路线，我和地方派联络”。（注：张德良、周毅：《东北军史》第121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张学良明显感到了内部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弄不好有被分裂的危险。为了稳定内部和应付局势，易帜必须从缓。故而，当10月9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希望他能于10 月10日易帜并就任国民政府委员之职时，张学良复电只表示了同意就任国府委员之职，但东三省易帜仍须延期。
此时东北局势确实有内忧外患的危机。内部杨宇霆等人在唱反调；外部日本正向东北地方当局施加压力，谋求修筑吉林至会宁、长春至大连的两条铁路实权；东三省人民的争路运动随之而兴起。张学良为了忙于内外应付，不得不再次延迟易帜。为了对付日本的威逼，张学良巧妙地同日本交涉周旋。他一面利用东北人民的爱国热情，鼓励民众团体发起统一运动，推动易帜；一面秘密加紧与南京磋商行动步骤。日本对中国内政的无理干涉，终于引起了英、美各国的不满，他们为了各自的在华利益，开始了反对日本独霸东北的国际攻势，向日本政府一再施加压力，日本国内的在野派也乘势指责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加强了反对田中内阁的活动。田中内阁开始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在国际舆论的压力和日本国内形势的演变下，到这年11月，田中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了对中国东北易帜的干涉，在日皇加冕典礼上，特向张学良派去的特使莫德惠等人承认东北易帜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表示：“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既得权益即不反对。”（注：天津《大公报》1928年11月11日第2版。）
张学良立即抓住这个大好时机，1928年12月14日，他在东北保安司令部再次召开东北地方当局最高重要会议，宣布东北三省定于1929 年1月1日元旦实行易帜。但蒋介石来电认为东北应于29日易帜， 不必待元旦，应提前三天。于是，12月24日张学良密电东北各地军政长官，决于12月29日改悬青天白日旗，东三省同时举行。26日，国民党中政会通过了“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决议。28日夜，张学良毅然一声易帜令下，黑、吉、辽三省一致行动，29日清晨人们处处可见青天白日旗“飘扬东北，万姓欢腾”。（注：上海《新闻周报》第6 卷第2 期，1928年。）同一天，在奉天省政府大礼堂举行隆重的东三省易帜大典，国民政府派方本仁出席会议，驻奉天各国领事均列席祝贺，惟有日本领事没有到场。庆典会上，张学良完成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的就职宣誓之后，立即向全国发表艳电通知国人为了“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注：《国闻周报》第6卷第2期，1929年。）
东三省易帜后，奉天省改为辽宁省，省会奉天改为沈阳市。奉军改称东北边防军（习称东北军），其建制编入国民政府军队序列。至此，东北易帜全过程结束。
三、结论
纵观东北易帜的全过程，不能不说这是张学良反日爱国言行和东北军民反日爱国运动的一种正义壮举，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
首先，东北易帜成功地宣告了历时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的彻底结束。标志着张学良已成长为一个伟大爱国者，是他为祖国为民族所建树的第一次大功劳。
其次，东北易帜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肢解东北、图谋独占的阴谋诡计，维护了民族利益和国家领土的完整。易帜后的东北结束了奉系时代割据一方的局面，在军事、外交诸方面直接听命于中央。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但“易帜”毕竟对蒋介石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标志着蒋介石所谓的全国“统一”的最后完成。增强了抵制日本侵略的力量，延缓了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的计划。这个意义上说，东北易帜也是对外抗击侵略、维护民族利益的爱国之举。
最后，东北易帜实现国家统一，不仅是全国人民的愿望、符合民心，而且也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要求，是顺应了历史向前发展的潮流。尽管有人认为，张学良的“统一”是拜倒在蒋介石新军阀的门下，是打着反共口号进行易帜统一的，不符合共产党的利益。我却认为：虽然东北易帜从客观上看是归属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扩大了国民党的势力，给处在发展中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增加了更大的阻力和困难。但是从实际分析，东北易帜是符合中国共产党根本利益的。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以及“统一中国东部为真正民主共和国”。（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引自《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第3页，中共中央书记处编， 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出版。）而东北易帜的主要目的正是谋求全国统一， 全力对外。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东北易帜是符合中共民主革命纲领的。再者，鉴于当时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认识不够，有的只是对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苏联的敌视。我们不可能苛求一个出身于军阀家庭，受其封建和资产阶级影响的人能马上无条件的走出一条联俄联共的道路。这是不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故而当东北易帜后，报界曾这样评论张学良“数年来反对内战，促成统一成功，终有不可湮没者在其富强国家的思想，实旧军人所罕见。”（注：天津《大公报》1933年3月13日第2版。）这一评价确实尊重了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而给予张学良的一个如实评价。”
本文在对东北易帜一番积极地评价之后，不得不说东北易帜也有它不尽人意之处。从某些地方来说，张学良对东北易帜考虑更多的还是他“东北军”的私利。而且，东北易帜是统一在国民党新军阀的国民政府之下的，这对东北军后来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利影响，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后来发展成为一切听命于蒋介石的极端政策，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执行了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东三省迅速葬送于敌手的恶果。但是，不管怎样，东北易帜的主流仍是好的，这一爱国统一举动是无可非议的。也证明了，历史上任何列强和反动势力想分裂中国的阴谋始终不会得逞的。统一是中国的主流，统一是中国人民的人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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