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及其与同行评议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体论文,同行论文,学术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12)05-0162-05
学术同行评议是一种民主决策机制的活动，它的运行需要同行专家以一定的形式与结构组成某种代表性团体对学术进行评议。而这些“代表性团体”本质上是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因而，学术共同体是大学学术同行评议运行的前提，它在其中扮演着载体的角色。而我们知道，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是从西方开始形成的。它的形成与发展，同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内源上的一致性。因此，正确理解学术共同体的内涵、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以及学术共同体与同行评议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此方面作些梳理与分析。
一、关于学术共同体内涵的界定
“共同体”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德国社会学大师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enies)认为，“共同体就是基于自然意志如情感、习惯等，以及基于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有机体”。①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则在更宽泛的意义上界定了共同体的概念，他认为，“在个别场合、平均状况下或者在纯粹模式里，如果而且只要社会行为取向的基础是参与者主观感受到的情感或者传统的共同属于一个整体的感觉，这时的社会关系，就应当称作为共同体”。②此外，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则从共同体表现形式的角度进行界定，认为是“社会中存在的、基于主观上或客观上的共同特征而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组织，既包括有形的共同体，也有无形的共同体”。③
根据上述对“共同体”内涵的界定，所谓学术共同体就是从事学术活动的学者们根据某一范围内所具有的共同条件而结成的一个学术组织或团体。在这个组织或团体中，所有成员“共享着某种价值和文化、态度和行为方式”④。有学者把它称之为“学术部落”，并认为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学术部落，而且相互之间必然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价值信仰及行为方式。⑤然追溯此概念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它经历了大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20世纪40年代，波兰尼(M.Polanyi)在其著作《科学的自治》中最早提出并运用“学术共同体”的概念，尔后，希尔斯(Edward Shills)、默顿、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和普赖斯(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本·戴维、加斯顿(Jerry Gaston)、齐曼等一大批学者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了这个概念。尤其是库恩“范式”理论的提出，使学术共同体概念获得里程碑式的发展。在库恩看来，“科学共同体是由一些科学专业的实际工作者组成。由他们所受教育和见习训练中的共同因素结合在一起，他们自认为也被认为专门探索一些共同的目标，包括培养自己的接班人”⑥。因此，在库恩创造性地提出范式理论及进行深入论证之后，最终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科学共同体”内涵体系。
二、西方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源于西方国家，因此，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自然也最早在西方国家形成。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奉行传统的儒家经典学说，突出伦理道德的教育内容，并对科学技术教育采取贬抑的态度，而且，当时学校培养的只是封建制度的“卫道士”，而并非有作为的科学家，因此，自然谈不上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鉴于此，下文主要以“西方”国家为线索探讨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概况。
(一)古希腊罗马时代：师生组合共同体
从科学史的角度看，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即在古代自然科学的萌芽时期便出现了最初形态的“共同体”或具备共同体性质的组织或机构。一大批从事古代学术研究的自然哲学家们以自身为中心，吸引了广大拥有各自兴趣爱好的师生们，一起共同探讨感兴趣的问题。比如，著名的提出世界万物由原子构成的“伊壁鸠鲁共同体”，以探讨自然界本质为主的“爱奥尼亚共同体”，还有柏拉图的“阿卡德米”学园，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等等。这些简单意义上的共同体主要体现为一种“师生组合共同体”，对古代学术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不小的作用，也为后世学术的制度化提供了最初的原型。但在那个时期，一方面由于自然科学尚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学者所进行的学术活动仍包含于哲学知识的总体之中；另一方面，科学家还不是社会的一种专门角色，学者们的学术研究不但规模小而且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且学术研究仅凭个体的好奇、兴趣而从事。因此，从严格意义上看，古代的西方尚未出现真正的科学(学术)共同体。
(二)中世纪社会：“行会”大学共同体
进入中世纪后，学术研究活动也进入了自发的阶段，突出地表现在这时期一大批中世纪大学自发性地建立。美国学者佩里(Marvin Perry)在《西方文明史》中这样说道：“最初的大学并非有计划地建设起来，而是自发形成的。当渴望求知的学生集中于某些杰出的学者周围时，大学便产生了。”⑦大学的这种自发性形成与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具有内涵上的一致性，诚如滕尼斯所言，“‘共同体’是自然形成、整体而本位的”⑧。然而，中世纪大学的形成几乎毫无根基，“幸运的是，与此同时在各种行业和手工业中发展起来的行会组织中有一种组织模式可供借鉴，因此，自然而然地，老师和学生就把他们自己组织成类似的志愿性社团或行会，这样的一个行会被称为‘大学’”。⑨换言之，中世纪大学是在“行会”模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行会模式下，为了保护学术、满足学者们追求学问的需要，教师和学生常常在各大学和学者之间进行学术交往，这导致学术同行间联系更为密切，最终给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比如，当时著名的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云集了众多来自各民族、各地区的教师与学生，他们共同在学校里进行传播知识、探索知识、人才培养的活动。应该说，在漫长的中世纪社会里，中世纪大学犹如明灯，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具有一定规模和组织的“学术共同体”。
(三)17-18世纪：思想共同体
到了17、18世纪，自然科学逐渐从神学或哲学中分离出来，学术研究进入初步的体制化阶段。这时期，由于大学对自然科学仍采取拒斥的态度，因此，一大批进行科学研究的学者们(如牛顿、伽利略、玻义耳等)因共同的研究兴趣与需要在大学外建立了大量的无形学院与科技社团。比如，成立于17世纪上半叶英格兰的格雷山姆学院，这是一个由自然哲学家爱好者组成的俱乐部。正是在此基础上，1660年，英国皇家学会诞生，1666年，法兰西科学院成立。随后，欧洲各国相继成立各种学会(详见表1)。但由于这时期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尚未形成，大多数的学术研究仍是靠私人实验室进行，而且从总体上来说规模和范围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尽管这时期有不少无形学院、学会、学派组织成立，然而从总体上来看，这些学术“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思想共同体”的范畴，即仅仅是某种思想学说的代名词，凡是认同某种思想学说的人都可以是该共同体的成员，并不一定需要加入该组织或从属于该组织进行科学研究活动。如，林奈共同体、牛津生理共同体以及牛顿共同体等。因此，它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作为科学活动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学术共同体有很大差异。
(四)19-20世纪：“小科学”共同体
学术共同体的真正繁荣是从19世纪开始的。这主要源于自19世纪初以来学术研究的职业化、体制化程度大大加强的结果。1810年，德国的威廉·冯·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改革以往经院型的大学制度，提倡“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发展了大学“科学研究”的第二职能。应该说，这是一次全新的学术变革，按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的话来说，“以洪堡原则的名义采取的行动导致了独一无二的学术革命”(11)。随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并与作为研究生培养的制度“习明纳”(Seminar)结合起来，最终使科学研究找到了以往找不到的最合适的场所。换言之，科学研究在大学里体制化、制度化了。学术研究成为社会的一种专门职业，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员从此也被赋予了“科学家”的称号。
伴随着科学研究在大学里的体制化、制度化，学术共同体也开始获得了一个飞速发展的平台与空间。与以往相比，这个时期的共同体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所涉及的范围与学科上都是繁荣的。比如，有机化学的李比希共同体、生理学的米勒共同体、地质学的德拉贝齐共同体，还有心理学的冯特共同体，等等，不一而足。应该说，19世纪以后的学术共同体是真正意义上的以科学研究为主要任务的社团组织，与17、18世纪时期的思想共同体相比有了很大的超越。然而，近代的大学学术研究主要还是以“小科学”或“学院科学”为特征，不仅研究的规模较小，所需的仪器、设备较为简单，而且国际化程度不高，与社会的联系也不密切。因而，“小科学”时代的学术共同体必然具有“小科学”的特征。
(五)“二战”以后：“大科学”共同体
“二战”以后，大学的学术研究进入“大科学”时代。所谓“大科学”，简言之，就是学术研究的规模大、所需仪器设备复杂、学科交叉性强、地域交叉性强、学术人员流动性强等特征明显的学术研究活动。在这种背景下，学术共同体必然呈现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面貌。事实上，在20世纪中期以后，在各个学科或专业领域中已经很少有类似于19世纪的学术共同体。总体来看，“大科学”时代的学术共同体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首先，共同体成员间的学科交叉性大。如以“噬菌体小组”闻名于世的分子生物学领域的信息共同体，其成员主要来自7种学科。“一大类是物理、化学、生物物理的专家，占41.5%；另一大类是医学、细菌生物学、病毒学、生物化学专家，占44%；受过系统的分子生物学训练的只占14.5%。”(12)其次，学术共同体的地域性减弱，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共同体成员的国际化程度很高。再次，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越来越具备开放性、世界性的特征。如1985年，法国为执行“尤里卡”计划，在密特朗总统倡导下成立的欧洲技术共同体，欧洲许多国家的高校都参与了这一计划实施，这充分表征了现代学术共同体的开放性和国际性。
三、学术共同体与同行评议的相互关系
学术共同体是同行评议运行的载体，是同行评议存在的前提与基础。一个没有学术共同体的同行评议是不存在的。一个不健康或不完善的学术共同体同样也不可能有高水平的、令人信赖的同行评议活动。另一方面，学术共同体的发展也离不开同行评议。科学、合理的同行评议活动是学术共同体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因此，下文对学术共同体与同行评议关系进行简要地阐述，以利于我们更好地建设健康的学术共同体，完善同行评议机制。
(一)学术共同体为同行评议提供必要的评议主体
对于任何一种评价活动，评价主体是极为关键的，它往往是影响评价活动最为首要和重要的一环。在同行评议活动中，“同行”便是评议主体。那么，“同行专家”从哪里来？很明显，具有同一研究范式、共同研究旨趣的学术共同体便是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来源。究其原因，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其一，随着知识的不断向前发展，学科分化愈来愈细，知识的精深化与专业化致使外行人根本无法涉足与把握。诚如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言：“现代科学家必须承认对高深莫测的尊崇，其结果是科学家与外行者之间的鸿沟逐渐增大，普通人对相对论或量子论或其他诸如此类的高深问题，必定只能盲目地相信普及性的说明。……在大众看来，科学和高深的术语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13)而学术共同体成员基本来自于同一或相似的学术研究领域，因而在专业知识方面具备了成为同行评议主体的条件。其二，学术的发展需要自由与自主的土壤，所谓自由或自主，实际上是指学术应当由学术人自己说了算，任何一种非学术性的外在力量介入都是对学术自主的破坏，进而破坏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比如，行政力量介入学术评价事务中，采取短、平、快的“量化评价”方式，尽管有某种积极作用的一面，但从总体和长远看，它是对学术评价的真正意义和终极目的的违背。学术共同体是拥有同一研究范式的学者的集合体，是真正的“自己人”。由学术共同体成员担任同行评议的主体才能真正体现学术自主或自由的特征。
(二)学术共同体自身的特征影响同行评议的质量
既然同行评议的评议主体来自于学术共同体，那么学术共同体自身的某些特征或特性就必然成为影响同行评议质量的关键性因素。尽管在学术领域有多种多样的学术共同体，然而，不同的共同体之间有着某些共有特征。有学者把学术共同体的特征概括为内聚性、封闭性、排他性、自主性与国际性等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学术共同体具有学术性、自治性、等级性、地域性与非地域性并存等特征。这些特征既是学术共同体之所以为学术共同体的内在表征，也是关系到学术共同体的性质、优劣的因素。作为同行评议载体的学术共同体，其特征或特性必然影响到同行评议的质量与水平。比如，学术共同体的学术性与自主性，可以使学术同行评议能够始终坚持学术性标准而非其他的如政治、宗教或长官意志标准，并且在评议过程中，不允许有其他非学术共同体的力量介入与干预。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是“由学者和科学家组成的，以促进确切知识增长为业，以学术研究为核心的开放自治体系”。(14)再比如，学术共同体的非地域性能够让同行评议跳出某一国家或某一大学的限域，向更为广阔的学术网络圈(全国、国际范围)里邀请某一学科或专业的同行专家参与评审活动，从而保证评价的国际性与高标准性，也可在某种程度上避免利益冲突的发生。
然而，在现实中，我国的众多学术共同体要么是组织成员不纯，学术性不强；要么是自主性不强，外在的非学术性力量干预颇多；要么是等级性明显，“马太效应”严重；或者是地域性特征不突出，国际化程度不高等。学术共同体自身的这些特征都必将影响同行评议的质量。因此，当我们考察今日中国的学术同行评议活动中出现的种种弊端时，究其缘由，“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这里没有一个对外荣辱与共、对内资格审核严格的学术共同体”(15)。
(三)同行评议是学术共同体自主性发展的保障
“学术自由是进行学术批判的前提，是追求真理的先决条件，是繁荣学术、发展科学的保障。”(16)一个真正的或者有价值的学术共同体必定是自主与独立的组织。否则，学术共同体就形同虚设，甚至会为某种外在力量所利用，成为他们干预学术、控制学术的傀儡。然而，学术共同体自主性的获得与维护不仅依赖于其与外界力量的博弈与斗争，更依赖于共同体自身内部的自我运行与控制。换句话说，学术共同体内部必须有一种机制，而这种机制能够有效地保障自主性的体现与发挥。很显然，依靠同行专家进行学术审查、评判的学术“守门人”——同行评议就是这种有效的运行机制。它不仅是学术质量的过滤器，保证学术的健康发展，更是保障学术共同体自我生产、发展和应用学术的有效手段。可以说，“自同行评议制度创立后三百多年来，由学术共同体自身评判学术活动及其成果价值的同行评议，一直被视为自主科学和学术自主性的象征”(17)。此外，科学社会学之父默顿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分析了科学的自主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的四种精神特质(Scientific Ethos)或四项规范(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而同行评议恰恰能够保证这四种规范得以有效实现，即通过学术共同体自身对学术进行内部的自我管理与控制，而不需要借助与依赖外界力量的影响与干预。
(四)同行评议影响学术共同体公信力的维护与提高
所谓公信力，指的是公众信任度。任何一社会团体或组织要想获得其存在的合法性地位，就必须具备公信力，管理学术事务的学术共同体也不例外。拥有公信力的学术共同体是真正意义的学术共同体，它“必将为学术共同体的科研队伍建设、人才评鉴(谁是研究者)、学术成果评价、学术环境的创设、形成持续的科学研究能力以及保证所研究问题的前沿性等方面都有不可估量的作用”(18)。然而近几年来，学术失范现象或学术不端事件频发，这从某一方面体现了学术共同体的公信力处于下降或不高的状态。有学者从权力结构的视角对学术共同体的公信力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近76%的人认为当前我国的学术界处于失范状态。(19)这表明，我们的学术共同体公信力存在严重不足的现象。探究其缘由，无论是从共同体外部还是内部来看，其根本原因是由对同行评议机制的运用失当造成的。比如，政府或行政力量过度干预或控制同行评议活动；再如，个别学术权威可能不受约束地掌控同行评议等。这就会导致人们对同行评议结果可靠性的怀疑，学术共同体的公信力就会遭到破坏。因此，建立真正的、有效的由内行人管理和决策学术事务的同行评议机制是提高学术共同体公信力的有力保障。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同行评议机制必须有一种刚性的制度安排，在这个制度设计里，不仅要发挥评议专家的评议独立性、自主性，而且还应有他律性和自律性的要素，通过诸如建立被评议人的申诉制度等，实现对评议专家评议行为有效的监督与约束。
注释：
①[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8-65页。
②[德]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胡景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9页。
③[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欧阳景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页。
④边国英：《学术的影响因素分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年第4期。
⑤[英]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唐跃群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
⑥[美]托马斯·库恩：《必要的张力》，范岱年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88-289页。
⑦[美]马文·佩里：《西方文明史》(上卷)，胡万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320页。
⑧秦晖：《共同体·社会·大共同体——评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http://www.aisixiang.com。
⑨[美]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王臻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215页。
⑩John Mackenzie Owen,The scientific article in the age of digitization(Information Science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New York:Springer-Verlag New York Inc.,2007:30.
(11)[美]伯顿·克拉克：《探究的场所——现代大学的科研和研究生教育》，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页。
(12)甘志频：《从科学共同体的发展看中国科学共同体的优化》(博士学位论文)，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3年，第16页。
(13)[美]R·K·默顿：《科学社会学》，鲁旭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56-357页。
(14)(18)韩身智：《信任与发展——社会科学发展与学术评价若干问题思考》，《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第7期。
(15)陈季冰：《学术不端、学术规范与学术共同体》，《南方都市报》2009年4月25日。
(16)袁广林：《大学学术共同体：特征与价值》，《高教探索》2011年第1期。
(17)朱作言：《同行评议与科学自主性》，《中国科学基金》2004年第5期。
(19)阎光才：《学术共同体内外的权力博弈与同行评议制度》，《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