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挑战与展望——数据质量与思维定势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势论文,第六次论文,人口普查论文,思维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于弘文
2010年人口普查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客观地说，2010年的人口普查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比2000年时还要多。这方面的论述，国家统计局张为民副局长已经有很全面的分析(张为民，2008)。2010年人口普查工作组织实施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及时地解决，一定会影响到最后的数据质量。但是，2010年的人口普查遇到的有些问题，至今还是无解的。例如，2010年的人口普查要动员700多万的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如果每个人员在人口普查登记期间发给200元的补贴，全国就是14亿元，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那么，又怎样选调这些合格的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呢？只凭各级政府领导的口头动员、发一纸文件，就能动员到700万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无偿地为人口普查工作吗？
同时也应该看到，对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质量的质疑，到目前也没有停止。在2009年11月2日渣打银行发布的一份分析报告《中国—城市化博弈》中认为，2000年人口普查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对城镇人口的数据是高估了，实际的城镇人口应该比人口普查公布的少4000万，所以城镇化率应该是42％。2000年人口普查以后，统计系统对这次跨世纪的人口普查工作也一直在总结研究，希望对2010年人口普查提供更好的做法。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准备好了吗？
2010年中国的人口普查准备工作中，国家统计局面临着双重的压力，既有数据使用者对人口数据的质疑，由此导致的对官方人口统计数据的不信任；也有在组织实施人口普查工作中遇到的最基本的条件无法保障的难题。这里我们邀请了3位专家和学者，共同探讨这个难题。顾宝昌教授长期从事人口学的研究和教学，特别擅长从浩瀚的统计数据中发现规律性的现象和问题；王广州研究员对中国生育问题的研究和调查也是很有心得，多次参与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和普查工作；崔红艳处长就是2010年人口普查方案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她参与过1990年、2000年人口普查，1987年、1995年、2005年的1％人口抽样调查。
1 2000年普查带来的纷争
在我们迎接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到来的时候，我们不妨回顾一下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带来的纷争。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顾名思义，是要对从上次人口普查以来的十年中的人口变动态势作一个总体的盘点。比如，对我国目前生育水平的判断就十分重要，因为它关系到对我国人口形势及其走向的整体判断，对政策导向和实际工作都具有强烈的指导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以后，对于什么是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不仅没有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反而激化了人们在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的争论。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所报告的总和生育率为1.22。这一结果被普遍认为是“不可接受的”，连主持人口普查的国家统计局都认为是“偏低”了。尽管在2003年国家统计局又把它修正为1.4，仍没有使争论平息。于是，围绕着什么是我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出现了众说纷纭、烽烟四起的局面。实际上，国家统计局每年开展的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都逐年报告了十分详尽的分年龄分性别分孩次的生育情况。尽管这些都是国家统计权威机构正式出版的官方数据，但这些调查结果显然都被打入了冷宫，而鲜为人们所提及。而表1反映了从2001-2008年来我国生育水平的趋势是十分明显和一致的，即中国的生育水平非常稳定地保持在1.4～1.5左右的水平。尽管人们从各种角度和方法企图寻找什么是我国目前确切的生育水平，并且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结果，但有一点是大家都不可否认的，即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确实已经达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中国人口已经毫无质疑地进入了一个低生育水平的阶段。
2 伊朗的故事：调查与质疑
当我们对认为是由于数据质量问题而造成调查的生育水平缺乏可信度而争论不休时，我们不妨看看在我们亚洲另一端的伊朗发生的一场类似的争论。在大多的穆斯林主导的国家中的生育水平仍居高不下、计划生育步履艰难的情况下，伊朗的生育水平却在短期内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伊朗1956年人口普查报告的年增长率曾高达3.1％，为此，从1967年开始了以控制出生和实现零增长为目标的计划生育。1976年人口普查报告年人口增长率降低到2.7％，出生人口数量在进入80年代以后不断减少，从1986年的226万到1988年的182万再到1992年的不到140万。
1991年的人口普查报告年人口增长率为2.5％。这一普查报告的人口增长率如此低，以至普遍感到十分意外而不能接受。伊朗政府机构拒绝使用这一结果作为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础，联合国人口司也不予承认，在其制定的“世界人口前景(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中对伊朗人口的估计中完全无视1991年的普查结果。但是，1996年普查又一次证实了1991年的调查结果，年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到1.96％，妇女的生育水平从1986年的6.6下降到1996年的2.8。到2000年大规模的人口健康调查(DHS)再次表明伊朗的生育水平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的2.0，在城市地区已降到1.7。而最近的2006年的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伊朗妇女的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了1.4左右。
尽管一次又一次的调查反复表明，伊朗的生育水平已经大幅度下降，伊朗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幅度放缓，但是在伊朗的人口学家中间，对于这些调查结果的“有效性”仍不断提出质疑，认为调查结果表明的伊朗在1986-2000年期间的急剧生育下降“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最多是一时的”。他们提出，当1976-1986年期间出生的大量女孩进入婚育年龄后，伊朗会出现另一个“出生高峰”，生育率会再次反弹。伊朗政府在欢呼人口控制成功的同时，面对严重的失业危机也仍然把控制人口增长作为主要关注点。2005年出台的第五个发展计划继续重申了政府致力于生育控制的政策。如此迅速的生育下降对于伊朗人口学家来说是没有想到的，如何认识这样的形势的意见是有分歧的，面对低生育率到来的政策辩论在伊朗的人口学家中间仍在继续。
伊朗的一次次普查的结果一再被否定和质疑的经历意味深长，这反映了，认识和应对低生育率到来的过程看来至少不会比过去对高生育率的认识和应对来得轻而易举。人们的意识滞后于事态的发展是常有的事，但伊朗的故事足以引起我们的警觉。澳大利亚人口学家Gavin Jones认为，之所以对低生育率到来的认识迟缓有三个原因：(1)人口惯性带来的错觉，即觉得人口仍然在不断增长之中；(2)控制人口的思想定势，即长期以来面对人口过快增长的压力而形成的对生育的负面的习惯思维；(3)人口转变理论的缺陷，即它只回答了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历程，而没有回答低生育率到来以后的人口规律。可见，对普查结果的不同判断，除了技术方面的原因，也应该看到存在着认识方面的原因。由于没有认识到低生育率的到来而阻挡了人们去接受显示低生育率的调查结果。
3 什么是数据质量
关于数据质量的讨论已经很多，我这里提出几个方面供大家考虑。一个是数据口径问题，如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的区别问题。比如，某地长期以来人口处于负增长，但突然说最近变了，成为正增长了，怎么会变化那么快呢？一查原来是把以前的户籍人口口径的负增长变成了常住人口口径的正增长，那里的户籍人口仍然处于负增长。也就是说，是统计的口径变了，而不是那里的人口形势逆转了。但是，这种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造成了分子分母的变化而导致数据结果的变化，怎么能使决策者和广大公众明白而不至于被误导并从而对人口形势出现误判，就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了。
再一个是数据来源问题，如人口统计系统和妇女信息系统的区别问题。比如，某地的人口统计系统报告的总和生育率为0.6，而妇女信息系统报告的总和生育率为1.5，怎么相差那么大呢？原来当地的妇女信息系统只包括了已婚妇女而没有包括未婚和未育妇女，这样，自然在对总和生育率的计算中，由于分母人为缩小而造成报告的生育水平人为升高了，对于这样一个以年轻移民为主的城市就显得格外突出了，那么对生育形势的估计就难免会人为严重化。
再比如不同数据之间的比较问题。在认为运用常规人口统计数据考察生育水平不可信的情况下，运用教育数据来间接估计我国的生育水平不失为一个变通的办法。但是，如果说统计部门公布的出生数据存在着低报的问题，难道教育部门的入学数据就不存在着高报的问题吗？如果说在计算小学入学率时的法定学龄儿童人数的“分母”上有问题，难道在校学生数的“分子”就没有问题吗？如果连教育部门都认为自己的数据由于种种原因而存在着多报、虚报、重报的问题，我们怎么就能认为教育数据就是一块“净土”吗？如果分子(学生数)出现多报，而分母(出生数)出现少报，我们究竟如何来分清谁是鸡谁是蛋呢？当我们在看到出生数据中存在的问题而可能低估我国的生育水平时，也不应该忽视由于入学数据中存在的问题而可能高估我国的生育水平的问题。应该说，在这方面我们以前是有教训的。当发现一个数据不实时，我们往往希望利用另一个数据来验证或纠正，但其中就不自觉地隐含着对另一个数据的盲目或过分的肯定。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为“搞不清楚”我国的生育水平而苦恼，以至在对人口态势的判断上举棋不定。但是，什么是衡量数据质量的标准呢？世界上难道真有绝对准确的统计数据吗？我们历来认为不应该把“统计当会计”，而应该把统计结果作为判断“时态发展趋势”的依据。比如在生育水平问题上，无论是运用出生数据还是教育数据，尽管使用的资料不同，运用的方法不同，所估计的结果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大家都不可否认的，即中国目前的生育水平确实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我国的人口态势已经摆脱了数百年来的快速增长的阶段而进入到了以低生育率为标志的新时期，这难道还值得怀疑吗？
4 2010年普查的历史性
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将显示是一次历史性的人口普查，这是由于我国的人口形势正处于又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而决定的，它表现在4个方面：
(1)生育率持续走低。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迄今已将近20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使我们预见我国的生育率在未来将不继续走低。低生育率带来的效应将越来越显现。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高考人数的锐减。高考人数只限于本地适龄户籍人口，因而排除了外来人口的影响。北京今年高考人数比去年减少1.7万，录取率高达79.5％。长期的低生育率必然导致高考人群的“绝对减少”，而升学途径的多元化(除了大学，还有大专、职校、技校等等)和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境外上大学)又形成的高考人群的“相对减少”，两者相加使多年的“高考热”不能不从此风光不再、“寿终正寝”。一个长期处于低生育率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这是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中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应该说，我们对它的认识还刚刚开始，还相当肤浅。
(2)老龄化不断加剧。长期的低生育率必然导致我国人口的加速老龄化。最近我国欢庆建国六十周年，它提醒我们，从现在开始进入老年人群的都是解放后出生的，即在建国后50年代出生高峰(每年达2000万以上)的庞大人群将陆续涌入老年人群，我们必将迎来一个老年人群“蓬勃增长”的局面。希望小学因没有生源而关闭，而粉红色外墙的养老院已屡见不鲜。但长期以来，人们还是往往把对于老龄化到来的关注局限于老年人口的增多，然后是老年人口的护理问题，然后变成一个弱势人群问题，然后变成一个民政工作问题。这就使我们在认识和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的视野越来越狭窄了。应该说，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不仅仅是一个老年人群的问题，而将是一个整个社会将要变老的问题，它的影响会涉及全社会。人口老龄化将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一个快速走向老龄化的中国社会将是什么样的，这同样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我们对此还远远缺乏认识。
(3)城市化不断加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伴随着人口的流动和城市的扩张而不断加速，城市人口的比例几乎以平均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最近已达到47％。也就是说，很快中国就要成为一个“人口的大多数进入城市生活”的国家，中国将最终与千百年传统的“乡土中国”从此诀别，这不能不是在中国历史上带有划时代的一个转折点。一个高度城市化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我们对它的认识也远远谈不上。
(4)流动性不断增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流动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出现人数众多、范围广阔、途径多样的趋势，目前中国的流动人口已达全国人口的10％以上。如果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考察，那么流动量将更大。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移流曾是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人口流动，主要是墨西哥向美国的非法移民(undocumented migration)。而现在已经让位给了中国大地上的人口流动和迁移。中国向来是一个不流动的“头朝黄土背朝天”的、以“乡土意识为重”的民族，突然变成了一个高度流动性的社会，这是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它会对中国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还不能很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它的影响将是极其深刻的，史无前例的。
一个持续低生育、加剧老龄化、快速城市化、广泛流动的中国社会就将在我们目前呈现，必将构成我们正在努力建成的小康社会的基本要素。可惜，在众多的关于小康社会的讨论中，这些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却基本没有涉及。这就成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所必须要肩负的历史重任，即通过普查的结果清楚地揭示我国人口的历史性转折，从而展示我国社会的未来走向。我们对这种变化的认识尽管仍然十分肤浅，但可以意识到，如果把它仅仅看作是一个人口结构的变化，恐怕是过于狭窄了。它必将影响到我国未来发展的各个方面，引起我国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地理结构、文化结构、甚至政治结构的深刻变化。2010年后进入的“十二五”时期将是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因而2010年人口普查的成功将必然对“十二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尽管2010年的人口普查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性意义，它的胜利完成将难免需要面对巨大的挑战和艰辛的努力。为此，我们对2010年的普查的成功充满着热切的期望，我们对普查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也充满着真挚的敬意。
注释：
①本文根据2009年8月10～11日由中国人口学会人口信息和条件分析专业委员会与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在吉林省吉林市召开的“2010年人口普查：挑战与对策”研讨会上的发言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