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与黑格尔对传统实在论的改造 ——对近年欧美“新实在论”的一个探源尝试

康德与黑格尔对传统实在论的改造  ——对近年欧美“新实在论”的一个探源尝试

·当代哲学问题探索·

摘 要:当前欧美学界的“新实在论”讨论形成了纷繁多样的实在论变种,都被冠以了“新”实在论之名。这些“新”都共同体现在反对“自然主义”、反对“反实在论”的方面,承认“概念性东西”的现实性,究其根本这与“新实在论”所蕴含的德国古典哲学背景密切相关。康德与黑格尔在其理论建构中都对传统旧实在论进行了改造,康德确立了反对自然主义“独立性”的思路,虽然在“物自身”上仍留有自然主义的残余;黑格尔继承并进一步加入了反对纯粹“主体性”的思路,形成了可以称之为“新”实在论的概念实在论。这一理论进路与当今的“新实在论”讨论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是其重要理论源头之一,而只有把握这一源头或许才能更好地理解“新实在论”的可能发展。

关键词:“新实在论”;自然主义;反实在论;物自身;概念;康德;黑格尔

近些年在欧美学界,以德国古典哲学为背景兴起了一种名为“新实在论(neuer Realismus)”的讨论,波及面之广,无论英美分析哲学还是欧陆哲学,无论理论哲学还是实践哲学,甚至是匹兹堡学派、海德堡学派,都有学者参与其中。这场讨论的代表人物有马尔库斯·加布里尔(Markus Gabriel)、安东·科赫(Anton F. Koch)、托玛斯·内格尔(Thomas Nagel)、约翰·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 Brandom)等等。[注]Cf. Markus Gabriel, Warum es die Welt nicht gibt, Ullstein Buchverlag, 2013;Markus Gabriel (Hrsg.), Der neue Realismus, Suhrkamp, 2014; Anton F. Koch, Hermeneutischer Realismus, Mohr Siebeck, 2016; Thomas Nagel, Mind and Cosmos: Why the materialist Neo-Darwinian conception of nature is almost certainly fal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John McDowell, Mind and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Robert B. Brandom, Making it Explicit: Reasoning, Representing 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玉米育种过程中,应用单倍体育种技术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创造出大规模的DH纯系,而在大规模的DH纯系中采取何种手段选择利用价值最高的DH纯系是现阶段单倍体育种技术应用需要重点攻克的难题。在具体育种过程中,DH系筛选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

众所周知,“实在论(Realismus)”争论的核心就是围绕对“现实(Wirklichkeit)”或“实在(Realität)”的解释展开,这场“新(neu)实在论”讨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纾解受到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后现代以及建构主义(Konstruktivismus)等观念所造成的影响,破除长期以来在学界占主导的两种解释立场:一是自然主义(Naturalismus),二是因反对自然主义而产生的反实在论(Antirealismus)立场。这场讨论最关键的意义就是给出了自然主义和反实在论各自的问题所在:其一,“自然主义”,简言之,就是认为“现实”或“实在”是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质料性对象的“外部世界(Auβenwelt)”或“自然(Natur)”等同,是不同于且独立于精神(Geist)、意识(Bewusstsein)或认识能力(Erkenntnisvermögen)的。[注]在某种意义上,这与我们传统理解的与“观念论”相对的 “实在论”内涵一致,所以也可称之为“旧实在论(alter Realismus)”。这种单纯的“独立性(Unabhängigkeit)”就是其症结所在。

其二,“反实在论”可以被看成某种“观念论(Idealismus)”,总体上或者认为“意识”或“认识能力”更应成为哲学研究的主题,不谈论“现实”或“实在”,或者认为“现实”“实在”的确信仅在主体的(subjektiv)“意识”或“认识能力”中。这种“主体性(Subjektivität)”就是其症结所在。而且“反(anti) 实在论”将“实在论”仅仅理解成“自然主义”,没有看到它的更多可能,所以在反对自然主义的过程中,误以为自己就是在反对所有实在论。近年来,得到广泛讨论的“新实在论”,简言之,就是既反对自然主义的纯粹的“独立性”解释,又不认同反实在论的片面的“主体性”解释,而认为精神、概念(Begriff)等不能片面地被认作是主体性的,而本身就是“实在的”或“现实的”,正如我们所理解的“外部世界”或“自然”那样。那么,为什么要反对自然主义和反实在论这两种解释?“新实在论”为什么要给出这样的基本思路?以上这些都引起了分析哲学界与大陆哲学界近些年的广泛关注。本文则试图通过对德国古典哲学史的回溯,揭示康德与黑格尔对传统旧实在论的不同改造,分析其中的逻辑线索,进而揭示近年来的“新实在论”讨论与德国古典哲学发展逻辑的深刻契合,以推进对当代哲学发展的认识。

无论是“自然主义”还是“反实在论”,无论是 “新实在论”还是“旧实在论”,都无法摆脱对以下这些核心概念的探讨:“实在”“现实”“物(Ding)[注]海德格尔对“Ding”的词源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参考海氏的考察,“Ding”的实在论意义非常明显。参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七编,孙周兴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65-1187页;Martin Heidegger, Gesamtausgabe Bd. 79,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4, S. 5-23.”与 “精神”“概念”“意识”等。我们甚至单从“Real-ismus”一词的构词上就能看出,它是关于“real(实在的)”的理论。

为了快速检测热氮吹硫过程气中H 2 S、SO 2、O2、H 2的含量,便于做出正确的操作判断,提前采购部分气体检测管。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要提升牛羊口蹄疫防治工作的质量,首先应该在养殖户较多的地区充分进行疫情的排查,尤其是对于牛羊养殖密集的养殖区、牛羊交易市场等地区进行严密的疫情排查。通过将兽医进行分组,并以小组为单位划分排查区域,从而保证排查工作的规范和效率,在进行排查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应该认真细致的进行排查,最大程度的消除牛羊口蹄疫的隐患。

通过“主观性”策略的两个方面,物自身表现为主观性的对立面,具有绝对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正如亨利希所指出的,物自身是自我中介的,“只有借着自身和对于自身才存在且可以理解的”。[注]Dieter Henrich, Between Kant and Hegel,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49;迪特·亨利希:《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德国观念论讲演录》,大卫·帕西尼编,彭文本译,商周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我们知道,康德对我们的认识能力进行了区分,而对于实在论问题的回应,最直接的就是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感性论部分,[注]依照我们的自然意识(natürliches Bewusstsein),对于“现实”的分析(实在论)首先是从感性能力开始的,黑格尔在其现象学中也是如此。“物自身”也是在这里首先提出的。下面笔者将通过“主观性(Subjektivität)”和“被动接受性(Passivität)”两种论证策略,说明康德最终“倒逼”出感性层面上不可知的绝对独立的却作为原因性的“刺激者(Affektion)”——物自身,从而出于驱逐自然主义的目的,却最终残留了自然主义的缺口。

1.自然主义缺口:先验感性论中的“刺激者”

康德承认经验主义(Empirismus)的部分观点,认为认识发端于主体与对象的直接关联,而主体借以与对象发生直接关联的手段就是感性直观(sinnlichen Anschauung)。感性直观的杂多“在某种关系中得到整理”的“形式”,[注]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以下简写KrV), Felix Meiner, A20/B34;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以下只标注页边码,且中文就采用邓晓芒译版)。就是纯粹直观(reine Anschauung)[注]Kant, KrV, A21/B35.,空间(Raum)和时间(Zeit)也属于纯粹直观。[注]对于纯粹直观的分析显示了康德哲学典型的认识论立场,而非心理学式的对于个别具体的感性认识活动的关注。后面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也利用了这一点。Kant, KrV, A22/B36.

目前,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基本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开展。国家、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政策,引导行业、企业逐步加强节能减排工作,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加快节能减排降碳工程建设,积极推行市场化节能减排机制,加强监督执法的力度,落实目标责任。这一工作机制已经取得了明显效果。为了使全社会达成低碳发展的共识,不仅要在企业层面下功夫,还要着力从个人消费端推动低碳减排。但是,个人消费端排放具有“小散杂”的特点,难以采用与行业、企业节能减排相同的方法进行引导。

需注意的是,本体、知性意义上的物自身是逻辑上纯粹的否定,而非绝对纯粹的“独立性”,这从知性层面彻底将自然主义驱逐出“现实”解释的实在论领域,“现实”或“实在”必须符合知性的标准以及界限,自我意识(更准确些,纯粹统觉)也在这个过程中充当关键要素。因此,康德对实在论的改造又做了一些推进,在知性上反对自然主义,但同时又完全陷入功能性的主体性意识(反实在论),这都为黑格尔更进一步的实在论手术准备了条件。

经过“主观性”和“被动接受性”两种策略之后,可以发现康德设立物自身的整个论证策略是典型认识论式的(epistemologisch),或者如康德自己所说的“先验工具论”[注]Kant, KrV, A12/B26;A46/B63.式的。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康德将“主体性”因素引入对传统实在论的改造,主体性的认识能力、意识已经参与到“现实”之中,自然主义在认识的开始(感性阶段)就得到扼制。[注]用反实在论或者某种观念论来扼制自然主义。但同时,这样的“现实”也只是“现象(Erscheinung)”,物自身不可知却作为绝对的独立性对主体感性直观的主观性进行否定,又是质料的来源,是感性直观的“刺激者”,因而自然主义的缺口就不得不保留下来。需要指出的是,不可知的“刺激者”暗含着物自身已经超出了认识先验的(transzendental)[注]transzendental并不代表超越经验(transzendent),而是先于并使经验得以可能。关于这方面更多的讨论,参见倪梁康:《Transzendental:含义与中译》,《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72-77页。领域而进入本体论(超验的,transzendent)领域,这是康德的困难所在,因而他也似乎无法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刺激”了感性——“刺激”了就不是物自身,不“刺激”就无法说明知识的来源(自然主义与主体性的矛盾)。进而物自身只能是一种“单纯”的无规定性,这就进入了知性的“可思”范围。

另一个层面是“内容”的主观性。康德把“与感觉相应的东西”称为感性直观对象Gegenstand(现象Erscheinung)的“质料(Materie,感官材料)”[注]Kant, KrV, A20/B34.,而感觉(Empfindung)则是“当我们被一个对象所刺激时,它在表象能力上所产生的结果”,[注]Kant, KrV,A19-20/B34.它是“我们知识中使得这知识被叫作后天知识,即经验性的直观的东西”。[注]Kant, KrV, A42/B60.因此可以说,感觉是直观的内容,当它组织在直观形式之中时,就会排除情感、意志等个人性成分(经验性直观)。[注]Kant, KrV, A28-29/B44;B66.但同时它仍是对象作用的主观结果,具有主观性,所以感觉得到的并不是事物本身之所是,而是主体感觉官能改造后的结果。N.K.斯密曾明确表示:“直观通过感觉而取得其对象,就是说感觉是直观的内容。而且既然如此,经验的直观也是通过感觉而取得其对于对象(即物自身)的关系,而对象是使它发生的。”[注]韦卓民先生将“intuition”一词译为“直觉”,而现在根据学界的普遍共识,译为“直观”更恰当,故笔者将译文做了相应修改。参见N.K.斯密:《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Norman Kemp Smith, A Commentary to Kant’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Palgrave Macmillan,2003,pp. 81-82.需注意的是,不应该把康德的“质料”与所说的“感觉”等同起来,因为“感觉”表达一种感性的感官心理活动,而“质料”作为与其相应的“东西”包含着某种“物理性因素”。康德后来明确指出“质料(自然之物)或者说内容,它意指一个在空间和时间中所碰到的,因而包含某种存有并与感觉相应的某物”,[注]Kant, KrV, A723/B751.所以质料是伴随感觉进入直观、但又发端于感觉之外的“某物”(Etwas)。[注]裴顿在解读中将“质料”与“感觉”等同起来,这样做明显值得商榷。参见 H.J.裴顿:《康德的经验形而上学——〈纯粹理性批判〉上半部注释》,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版,第66页。总之,由于直观“内容”的主观性,以及质料来源的需要,物自身就出现了。

康德致力于建构自己的先验哲学,基于对认识的批判,他做出了现象(Erscheinung,德文本意为对象“如它们所显现的样子”)与物自身(Ding an sich,德文本意为对象“之所是”)的区分,那么,康德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区分?“物自身”又是什么呢?

再者,从“被动接受性”策略来看,物自身乃为原因性的“刺激者”和最终来源。因为感性(Sinnlichkeit)是“通过我们被对象所刺激的方式来获得表象的这种能力(接受能力)”的,[注]Kant, KrV, A19/B33.而人作为有限的认识主体(或有限的思维存在者)有且只有感性直观,即一种“依赖于客体的存有”“只有通过主体的表象能力为客体所刺激才有可能”的直观方式。[注]Kant, KrV, B72.因此,感性直观具有完全的被动性、接受性,只有被刺激才发生,它不会主动、自发产生,更不会自觉地“自我刺激”。所以康德才说它只是“派生的直观(intuitus derivativus)”,而非“本源的直观(intuitus originarius)”。[注]同上注。因为感性直观具有完全的被动接受性,物自身才必然作为原因性[注]赫费反对将物自身解释为“原因”,这是为了避免将康德划归为某种“认识论的自然主义”,但似乎后来他又矛盾式地不得不承认这种因果关系。参见奥特弗里德·赫费:《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现代哲学的基石》,郭大为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第74页。的“刺激者”和“来源”发挥作用,由此与上面谈到的“质料”来源相呼应。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被动接受性”策略也存在某种间接性,即没有直接论证物自身的存在而是借助被动接受性“推论”出物自身,但相较于“主观性”策略的否定方式(否定感性直观的主观性)则更积极些。

大豆菌核病由核盘菌引起,属真菌病害,菌核在土壤中和植物病残体上越冬,菌核在土壤中可存活2年成为侵染源,种子中的菌核也可能引起侵染。

因此,结合第一二个阐明,康德说明了时空的先天必然性,它们既不是独立存在的东西,也不是事物的属性。因为如果作为独立存在的东西,它们是没有现实对象的;而如果作为事物的属性,它们也就不可能在对象被给予之前(即先于对象)被先天地直观到,所以时空形式无非内在于主体,是主观性的。空间是“唯一使我们的外直观成为可能的主观条件”,[注]Kant, KrV, A26/B42.而时间是“一切直观得以在我们心中产生的主观条件”。[注]Kant, KrV, A33/B49.既然主体一开始的感性直观是主观的,而时空形式又不反映事物自身的特征,所以在其参与“整理”之后,获得的直观杂多并不反映事物本身的状况,而只显示主观“操作”的结果。由此,这在“形式”上倒逼设立物自身。

而在康德的语境中,其关于实在论的最重要的探讨就是“物自身(Ding an sich)”问题;在黑格尔那里其实就是对“概念”或者“实体(Substanz)”的解释,以及对精神意识现象发展的最初环节的分析。[注]因文章的体量所限,这里笔者并不打算全方位展开康德与黑格尔各自在实在论方面的分析,只挑取了关键的部分。同样对于实在论的改造,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有哪些继承和改变?自然主义、质料性的因素以及主体性的条件得到怎样的处理?这些都将为我们理解当前“新实在论”的内在逻辑奠定基础。

2.主体化构造:知性层面的消极本体

在先验感性论之后,康德更愿意以“本体”(Noumenon)来称呼物自身,那么,作为本体的物自身,其内涵又是什么?是否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还是另有新意?

众所周知,康德对于传统本体论持批判态度,而康德对于“本体”概念的集中阐发[注]指先验分析论中原理分析的第三章,即“把所有一般对象区分为现象和本体的理由”一章。奠基在以“纯粹统觉”(reinen Apperzeption)本源综合统一为核心的先验演绎之上。先验演绎的结论之一就是感性对于知性的限制,“知性先天可以做到的无非只是对一般可能经验的形式作出预测,凡不是现象的东西,由于它不能是经验的对象,知性就永远不能跨越感性的限制,只有在感性中对象才被给予我们。”[注]Kant, KrV, A246-247/B303.在此基础上,康德批判了传统的本体概念,认为它是“傲慢的名称”,它“自以为能够在一个系统的学说中提供出有关一般物的先天综合知识(如因果性原理)”,[注]Kant,KrV,A247/B303.所以作为本体的物自身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理解。

胃癌是消化道常见的恶性肿瘤,在各种恶性肿瘤中发病率居首位,由于其饮食结构改变,环境因素及细菌感染等,使胃癌发病率日益增加。临床上根治胃癌的主要治疗方法为手术治疗。经过确诊在癌症尚未转移前及患者能够耐受住手术时应及时进行手术治疗。手术治疗为胃癌患者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在胃癌根治术中,全麻和全麻联合硬膜外麻醉是最主要的麻醉方法,但由于全麻术后患者易发生严重的疼痛、头晕、恶心等,而应用全麻联合硬膜外麻醉,可以对患者的受伤的部位进行有效的阻滞,减少患者中枢神经对外界的感觉,从而减轻患者对疾病的疼痛及不良症状的发生[2]。

康德对“本体”进行了界定,并区分出“消极意义的本体”和“积极意义的本体”两种“本体”。“如果我假定诸物只是知性的对象,但仍然能够作为这种对象而被给予某种直观,虽然并非感性直观(作为curam intuitu intellectuali 智性直观的对象——译者注),那么这样一类物就叫作Noumena(intelligibilia)本体(理知的东西)——译者注。”[注]Kant, KrV, A249.而“消极意义的本体”是除去我们感性直观的方式,是知性思维的结果,它“不是关于任何一物的确定的知识,而只意味着关于一般某物的思维,在这个一般某物那里我抽掉了感性直观的一切形式”。[注]Kant, KrV, A252.康德还进一步认为感性的学说就是消极理解的本体学说,“积极意义的本体”则只能是假定的智性直观的对象;但康德又否认人具有这种智性直观的能力,因而也就否认了这种积极意义上的本体。

小学英语情景教学模式就是创设一定的情景,让小学生在情景中学习英语的一种教学模式。在英语课堂上坚持采用情景教学法,从而充分体现和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受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小学生正处于儿童时期,而好动又是儿童的天性。因此,小学生英语教学课堂教学管理是关键。

可以说,消极意义上的本体是以一种否定的方式与感性相关联的,即以知性否定感性直观的方式得到对于物自身的思维,同时表明了物自身的不可知;而积极意义上的本体则完全与感性无关,其借助于智性直观,因而完全肯定了达到对于独立于感性之外的对象存在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消极意义上的本体也标示出物自身的另一个特性——可思性。“我们正是对于也是作为自在之物本身的这同一些对象,哪怕不能认识,至少还必须能够思维。”[注]Kant, KrV, BXXVI.可思性代表了逻辑上的无矛盾性(矛盾律),而非自然主义的实在性,是“悬拟的(problematisch)”,[注]Kant, KrV, A254/B310.物自身或消极意义上的本体[注]下文中所谈的“本体”,也都是在康德的消极意义上来说的。就是这样一种悬拟的概念。

悬拟的概念是“作为那些被给予的概念的边界而与其他的知识相关联(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注]Kant, KrV, A254/B310.因而物自身就是一种“边界”,“为了不使感性直观扩展到自在之物本身上去,从而限制感性知识的客观有效性。”[注]Kant, KrV, A254-255/B310.所以,“本体”(物自身)是以一种否定性的意义来表明知性对于感性的限制。虽然经过先验感性的分析,我们知道感性为主体的认识(包括知性在内)划定了范围(经验现象领域),从而成为一种一般性的限制,在这里知性通过思维的能力而“把自己悬拟地扩展到比现象领域更远的地方”,[注]Kant, KrV, A255/B310.扩展到感性无法达到的范围,从而反过来又对感性加以限制,即限制感性自以为是地认为已经认识了对象的本来面目,“本体”概念就是这样一种限制作用的集中体现。所以,作为“边界”“限度”的本体,成为一种观念、逻辑意义上的纯粹否定性,丝毫不具有传统本体论上的意涵。

(2)集料。首先要确定骨料的最大粒径。粗集料的粒径决定了沥青混合料的抗疲劳强度和抗车辙能力。由于沥青显酸性,为使集料与沥青有较好的结合能力,在选料时应该考虑碱性的集料。

首先,“主观性”策略就是指因为感性直观所具有的主观性,主体无法获得对象的本来面目,所以出现了绝对独立、客观的“物自身”。围绕这一反证策略,一个层面是时空形式的主观性。康德在空间与时间的“形而上学阐明”中指明时空作为感性直观的纯形式的先天特征[注]Kant, KrV, B38.:第一个“形而上学阐明”[注]以下简称“阐明”。而且由于康德的空间、时间的形而上学阐明在结构上存在相似性,所以后文笔者将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讨论。指出了先天性,即时空不是来自经验的经验性概念,而是已经作为基础存在于经验的表象之中;第二个阐明则说明了时空的必然性,因为主体可以设想无对象的空间和时间,但不能设想无空间、时间的对象,时空必然作为直观的基础。

运用了YOLO模型中的回归思想进行目标区域的获取,将人脸检测问题转化为单个回归问题,并将改进后YOLO模型用于ATM机上的目标人脸区域定位,大大提升了检测的速率。改进的YOLO模型训练步骤主要如下:

基于康德对实在论的改造,即一方面一定程度上反对自然主义的“独立性”缺陷,但给其留下缺口,另一方面又采取“主体性”的认识论策略(反实在论),黑格尔的实在论改造在这两方面都做了“修正”:一方面,彻底驱逐了自然主义;[注]在这里,对自然主义“独立性”的彻底批判,也不能忽视费希特的影响。他认为“实在”是以基础自我意识关系为前提的“必然思考”行动的结果,也是“我”的自我限制活动的结果;而自然主义之所以会对“物”有感觉经验性的外在被感物的理解,只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自我的行动性。这是康德的实在论版本的激进化。另一方面,反对康德纯粹的“主体性”认识策略,从而最终形成了其“概念(Begriff)”理论,用以说明“现实”或“实在”。

对于康德的实在论改造,黑格尔极其敏锐地看到了其中的要害,即因为认识的纯粹“主体性”,才不得不保留不可知的“独立性”的自然主义残余——物自身。康德实在论改造的两个方面存在着必然的相互关联,这被黑格尔评价为一种“工具论(Organon)”态度的结果,即似乎“认清了工具的作用以后,我们就有可能把我们通过工具而获得的关于绝对的观念里属于工具的那一部分从结果里抽出去,从而获得关于绝对的纯粹真理”。[注]Hegel, Gesammelte Werke Bd.9(简写GW9,下文都用简写), Felix Meiner, 1980, S.5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8页。但其实这“假定着我们自身与这种认识之间有一种差别,而它尤其假定着:绝对站在一边而认识站在另外一边”,以为“认识是自为的与绝对不相关联的,却倒是一种真实的东西。换句话说,认识虽然是在绝对以外的,当然也在真理以外,却还具有真理性”。这与其说是在“害怕犯错误”,不如说是“害怕真理”。[注]Hegel, GW 9, S.5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9页。从主体感性能力推出的具有绝对独立性的、自然主义倾向的物自身,同时又是不可知的(主体性无法通达unzugänglich),于是,似乎要去解释实在或现实的物自身又无法彻底解释了,这就是自然主义残余以及片面的主体性的危害。

为了克服康德遗留的缺陷,黑格尔抛弃了物自身,站在“概念”(Begriff)[注]Begriff一词的原初意思是“抓”“把握”。的视角上来彻底改造实在论。对于黑格尔来说,“概念”首先是“规定性(Bestimmtheit)”的,只有在规定性的基础之上,才能去把握对象具体而丰富的内容。同时“概念”也代表着“普遍性(Allgemeinheit)”,只有“完全规定了的东西才是公开的、可理解的,能够经学习而成为一切人的所有物”。[注]Hegel, GW 9, S.4;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9页。贾斯特斯·哈特纳克(Justus Hartnack)指出,概念的普遍性其实就是“主体的概念结构同实体的概念结构相同一”,[注]Justus Hartnack, “Categories and things-in-themselves”,in Hegel’s critique of Kant,Edited by Stephen Priest,Hampshire:Gregg Revivals,1992,p.83.可以说概念本源地规定人类经验的可能性和特性。不过罗伯特·皮平也提醒到,不应该“把经验对象或行为规范针对我们的概念结构的相对化诠释为一种限制”,[注]Robert B. Pippin, Hegel’s Idealism: The Satisfaction of Self-Consciousn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91;罗伯特·皮平:《黑格尔的观念论》,陈虎平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因为黑格尔追求的是达到“绝对(Absolut)”(绝对的客观性)以及主客体的统一。所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只能借助于自规定的概念的发展,即一种超越知性的理性逻辑,而非借助与自然主义相纠缠的感性手段。最后,概念的发展还具有必然性(Notwendigkeit),是“思维进展的次序”要求将其自身提高到“纯粹不杂的要素”[注]Hegel, GW 20, §12, S.52;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2页。。

立足“概念”理论,黑格尔之所以彻底抛弃自然主义,也是基于一个对其谬误的基本判断,自然主义已经独断地预设(voraussetzen)了对象——“如其自在的存在(Ansichsein)”,这已经暗含了所谓的独立“现实”与通达途径(Zugang)之间的分离与不连贯。相反,为了追求连续性(Kontinuität),黑格尔的路向是明确且唯一的,即消除传统实在论的自然主义预设,其手段就是“概念”的演绎,“对象的真性或实在性在于它的概念之中”。[注]刘哲:《黑格尔辩证—思辨的真无限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页。概念从自身生发出丰富的内容而成为“具体者”,[注]“具体者就是有规定的普遍者,因此包含有它的对方在内”。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76页。或者可以说黑格尔就是想试图揭示主体与客体的分离,自然主义的出现也只不过是概念自身的一个“环节”,而且这也预示着概念在一定阶段的某种“不完整性”。[注]Robert B. Pippin, Hegel’s Idealism: The Satisfaction of Self-Consciousn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98;罗伯特·皮平:《黑格尔的观念论》,陈虎平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因为为了补偿概念的这种“不完整性”,以免产生关于对象具体规定的“怀疑”,概念从而设定了对象的独立。

总之,黑格尔力图“演证概念的‘最终的’或绝对的客观性,但不是演证自在存在可以被认识为我们所构想的那样,而是“演证,一个以概念性为条件的理实性‘存在’在可理解的意义上所能是的全部(着重号乃笔者所加)”。[注]Robert B. Pippin, Hegel’s Idealism: The Satisfaction of Self-Consciousn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98;罗伯特·皮平:《黑格尔的观念论》,陈虎平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可以说,黑格尔的“概念”就是“现实”或“实在”。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的“概念”具有类似于康德纯粹统觉的本源综合统一[注]对于黑格尔“概念”自身的本源综合活动,参见刘哲:《黑格尔辩证—思辨的真无限概念》第三章第一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144页。的性质,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又不完全具有如康德那样的主体性特征。黑格尔在其成熟的概念理论(《逻辑学》)中一直避免一种主体式的认识能力分析,因为“概念”的本源统一不是主体自我意识构造活动的结果,而是本身在认识论意义上(epistemologisch)就先于主体的活动。同时“概念”正如上面所说的,是主体结构与客体结构的同一,这也就是一种在本体论意义上(ontologisch)统一连续的直接性(Unmittelbarkeit)。这是黑格尔对康德的实在论改造的推进(反对自然主义,也反对停留于康德的“主体性”),所形成的对“实在”或“现实”的理解可以称作一种“新实在论”。

整体来看,在这种“新实在论”之下,黑格尔理解的“现实”或者说“实体(Substanz)”,首先,“既包含着共相(或普遍)或知识自身的直接性,也包含着存在或作为知识之对象的那种直接性。”[注]Hegel, GW 9, S.7;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页。显然这里“实体”的意义多于自然主义者的理解,即包含了“共相”(“知识自身”),这也是“概念”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黑格尔“实体”中所包含的“存在”(“知识之对象”)也完全不同于自然主义所理解的那种独立性,而是“知识”可通达的、借由概念而来的。其次,黑格尔的作为主体的实体,也即“活的实体”,“只有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有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也才是个“真正的主体”。[注]同上注。也就是说,当一个实体将自身从潜在实现出来、进行自我认知时,它才能发现自己的现实性或实在。在笔者看来,“建立自身”“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则已经指示了“概念”的本源综合统一性质。最后,在认识论层面,实在或现实充当纯粹的否定性,而且作为“双重化过程”,其一就是对“原始的或直接的统一性”的一阶否定,而这正反映了破除自然主义的要求,其方法在康德那里就是以主体性的认识能力为中介的、实现基于自我意识的本源综合,但这在黑格尔看来还是成问题的。其二则是对“一阶否定”造成的区别和对立的否定(否定之否定),即对反思本身造成的对立进行否定,最终实现一种自身重建的“同一性”。

为了彻底破除自然主义,同时克服康德的“主体性”问题,黑格尔在经验意识发展的最初阶段——感性确定性(sinnliche Gewiβheit)[注]因文章的体量所限,在此只以最直接的经验意识的第一阶段来说明。就已经开始着手了。黑格尔明确拒斥直接性的感性意识对现实的解释,通过一种“均势攻击(equipollence attack)”的怀疑—辩证的论证策略,[注]根据M.N.Forster的说法,黑格尔将怀疑论纳入自己的理论运作之中以避免独断的观点,从而贯彻康德以来的“批判”原则,这也印证了黑格尔反复说明的,真正的哲学就是一条“怀疑之路”。M.N.Forster, Hegel and Skeptici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 97-182.指出感性确定性“所提供的也可以说是最抽象、最贫乏的真理。它对于它所知道的仅仅说出了这么多:它存在着”。[注]Hegel, GW 9, S. 63;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1页。也就是说,感性确定性所表达的仅仅是一种无规定的在场,一种纯有,其中包括对象的纯有和自我的纯有,而非具体的丰富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对象”和“我”都是纯粹的“这一个(das Diese)”,即“自我和事情(对象)在这里都没有多方面的中介性的意义,自我没有包含多方面的表象或作多方面的思考,事情并不意味着质的多样性”。[注]Hegel, GW 9, S. 6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72页。主体经验意识的感性确定性在黑格尔这里成为一种最抽象、纯粹的“共相(Allgemeine)”;又因其极易受到自然意识(自然主义)的侵染,因而无法承担对现实的把握,被黑格尔所扬弃。总而言之,在看似最直接与相异于主体性意识的东西打交道的感性确定性这里,自然主义也好、主体性的意识自身也好,对现实或实在的理解都被否定,这使得黑格尔从一开始便向一种“新的实在论”——概念实在论进发。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从康德到黑格尔,传统实在论如何被改造为反“自然主义”,到进一步不满于纯粹主体性的所谓“反实在论”,从而发展成“新”的形态。而这一德国古典哲学史的背景无疑给近年来欧美学界的“新实在论”诉求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正如M.加布里尔(Markus Gabriel)所说,自康德以来通达途径(Zugang)成为研究现实的首要考虑,而“新实在论”则意味着“取消康德的基本看法,但又不倒退为一种天真的实在论”。[注]Markus Gabriel (Hrsg.), Der neue Realismus, Suhrkamp, 2014, S.2.“新实在论”中的两个关键要素——反对自然主义的“独立性”(反对天真的实在论)和反对某种观念论的“主体性”(反对康德),前者可能会导致一种主体式的“反实在论”方案,于是为了校准“实在论”的方向,产生了后者。

以匹兹堡实用主义为例,W.塞拉斯(Wilfrid Sellars)激烈地批判了“所与神话(Mythos des Gegebenen)”,即在认识关系中,感觉与质料是非推论的被直接确定的,或者说被直接给予的,这不能成为知识的基础。但他又在其理论中划分出了自然逻辑空间和理由逻辑空间,自然科学或者因果条件的自然关系属于自然逻辑空间,规范性(Normativität)则属于理由逻辑空间。[注]Cf.Wilfrid Sellars,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虽然批判“所与”这种自然主义模式,但是塞拉斯却又在二分的自然逻辑空间中给自然主义留下缺口,而在坚持理由逻辑空间的必然性上走向一种主体式的规范性,这显然就是一种“康德式”的建构。而之后作为塞拉斯学生的J.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和R.B.布兰顿(Robert B. Brandom)都拒绝塞拉斯的逻辑空间的二分。为了克服塞拉斯的“康德式”问题,他们或多或少地都逼近了“黑格尔式”的方案,即抛弃自然主义的“独立性”模型,避免纯粹“主体性”的某种观念论:麦克道威尔指出相较于单纯的经验材料和概念一般,更普遍的是一种“直接性”的经验概念或者现象关系(erscheinende Beziehung),[注]Cf. John McDowell, Mind and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这使得等同于理由逻辑空间的概念领域可以“通达”自然事实,不存在独立、不连贯的情况,而且因为对客体敞开的直接性,又一定意义上避免了纯粹“主体化”;布兰顿则诉诸理由逻辑空间“规范性”的普遍化,在实用主义语义学的意义上来考察现实,即“知道什么”以 “知道如何”为前提,在一种“规范性”的推论结构(Inferenzstruktur)中,资格与承诺,给予与要求原因,自然主义的“独立性”被排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推论关系、一种连贯的间接性(Vermittelbarkeit),而其指向的是一种社会总体意义上的语言规范实践,这又避免了某种单纯理论上的主体性。[注]Cf.Robert B. Brandom, Making it Explicit: Reasoning, Representing 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有意思的是,布兰顿也曾在某次访谈中评价了麦克道威尔和自己的工作,认为他们两人都是关于世界、现实的“概念实在论者”,他们更加被“黑格尔版本而不是康德版本吸引”。[注]参见陈亚军:《德国古典哲学、美国实用主义及推论主义语义学——罗伯特·布兰顿教授访谈(上)》,《哲学分析》2010年6月第1卷第1期。

总之,当我们手握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实在论改造规划,就会发现其实追问“现实(Wirklichkeit)”的“实在论”在更宽的领域、更深的层次上并不与所谓的“观念论(Idealismus)”完全冲突,两者可以兼容,“实在论”可以包含某些观念性要素。而近年来的“新实在论”讨论所形成的各种理论形态也恰恰说明了这点,比如理性实在论(Realismus der Vernunft)、[注]Cf. Thomas Nagel, Das letzte Wort, Reclam Verlag, 1999; Thomas Nagel, Mind and Cosmos: Why the materialist Neo-Darwinian conception of nature is almost certainly fals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概念实在论、道德实在论等等。可以相信,通过更多的对哲学史的研究以及对“新实在论”讨论的介绍和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当前世界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时也为结合我们自身的研究提供方向和更有力的支撑。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9)05-0006-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比较与汇通研究”(16ZDA0)

作者简介:夏钊,1991年生,南开大学与德国海德堡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朱 磊]

标签:;  ;  ;  ;  ;  ;  ;  

康德与黑格尔对传统实在论的改造 ——对近年欧美“新实在论”的一个探源尝试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