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及其出路研究——兼论“民工潮”的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剩余劳动力论文,民工论文,出路论文,对策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894（2000）03—0010—06
一、“民工潮”的基本特点及其成因
当代中国出现的人口流动大潮，主要是农村人口流动。与我国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相一致，农民流动开始于八十年代初，以后以逐年递增的趋势迅猛发展，至九十年代中后期形成波澜壮阔的局面，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对这一不可扼制的人口流动浪潮，有人斥之为“盲流”，有人称之为“民工潮”，有人叫好，有人叫坏。笔者认为，利弊相伴而生，两相比较，利大于弊，只要我们认真研究，积极引导，变弊为利，农村人口流动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必将起着巨大的推进作用。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据有关专家分析，在中国12.5亿人口中，有9亿多是农民身份的人口，其中有7.9亿居住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占农村总人口数的88.4%，另有1.05亿农业户口的人住在城镇。在7.97亿人中，真正搞饭吃的有5.23亿人，其余2.74亿人是未成年人和已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在5.23亿农村就业人口中，从事农业劳动的有4.6亿多人，其余6000万人口从事非农业劳动。全国4.6亿农业劳动力仅有14亿多亩耕地，虽然还有一些后备土地资源，这些土地按我国现有农业生产力水平综合分析，最多2亿劳动力就可以经营好。近年来， 随着农村乡镇企业等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已经吸纳了1.1 亿多农村劳动力。根据中南财大博士后王红玲的计算，我国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比较准确的是1.17亿人。[1]1亿多剩余劳动力大军无事可做，人多地少的矛盾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可耕地的减少仍在不断扩大，为了求生计，求发展，只得背井离乡，外出找活干，无非是图个挣钱养家，生活得更好一点罢了。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当人口流动与社会流动呈上向流动的趋势成为可能时，当务农与外出打工、经商等的成本与收益产生较大差距时，特别能激发人们去追求新的生存发展方式的强烈欲望。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游离出来，三三两两结伴而行，外出打工寻生路，从农村涌向城市，从落后省区涌向发达省区，汇集成滚滚涌来的“民工潮”，就成了不可阻挡的社会事实。
从我国“民工潮”的规模、特点和基本走向看，据资料显示，1985年以前，全国农村流动人口不足1000万人，而1986年就增至3000万人，1988年升到5000万人，真正的“民工潮”兴起于1989年，数量超过6000万人。据社会学家郑杭生、洪大用对农民涌入城市的数量分析估计，1990年为7000万人，1992年为9000万人，1994年后外出打工涌入城市谋生的约为1亿人左右。[2]另据中国农村人口信息和研究中心的人口流动研究小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陈吉元、胡必亮和庚德昌所进行的三个宏观调查和研究资料也显示，农村人口流动的人数差不多已经接近1亿。并且占农村总人口15 %以上的农村劳动力短期或长期地离开了他们出生的村庄，而且数量还在增加。其中大约10—20%左右的人口从自己的家乡移居到别的农村定居，大多数农村流动人口仍然是从乡村涌向城市，从落后省区涌向发达省区，约占80—90%。在流动的农村人口中，90%是从农业转向非农。粗约估计，大城市吸收了30%，中、小城市接收了40%，乡镇只容纳了20%。流动的高比例是从不发达的西北、西南地区和中部较落后的地区向经济较发达的我国南部和东部地区。88%的年龄在18—40岁之间，约50%以上受过初中以上的教育。[3]在80年代，我国农村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的主要方式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9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离土又离乡，异地求生存，求发展。由农村向城市，由内地向沿海的地区间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
从农民工从事的职业特点看，80年代，以到乡镇企业从事非农职业为主，进城打工的农民以建筑业、当保姆为主。到了90年代，农民外出所从事的工作已经涉及城市二、三产业的上百种行业。在建筑、运输、邮电、商业、餐饮业、渔业、修理、生活服务，以至工矿企业，到处都有农民工作的身影。民工从事的行业越来越多，如木工、瓦工、漆工、收购、做小买卖、编织、驾驶、开小吃店、力夫、倒卖票证，蹬三轮车、拖平板车、做豆腐卖、卖菜、检破烂、拆迁、当保姆、耍把戏、弹棉花、爆苞米花、擦皮鞋、补鞋、开发廊、电脑打字等等，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在中国的都市，随便走到哪里，异乡客比比皆是。其中，建筑业中的农民工始终是主力。而四川省则是全国劳务输出最多的省，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可以说只要有外来人口从事工作的地方，就有四川人，四川人生存的本领，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毅力，今天下人瞩目而吃惊。
是什么原因和力量使得众多农村人口离开家乡，离开土地外出求生存、求发展呢？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黑土地、黄土地承载不起过多的庄稼汉这一严酷的现实，促使农村大量存在的剩余劳动力渴望找到新的就业机会，从土地上游离出来寻找新的生存发展空间，这样就自然涌向经济相对发达，就业机会相对较多的城市和沿海发达地区去谋取职业。从外部环境来看，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催化下，城市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突破了劳动力配置的城乡分割模式，使企业获得了招工、用工、工资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促进了农民离开土地异地就业的大发展。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执行，使农民获得了对自身劳动力的自由支配权，再加上务农与从事非农职业比较利益的驱动，对城市和发达地区物质和文化生活的向往，就促进新一代农民告别传统的宗法家族组织及其生活方式，摆脱土地的束缚，投身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去。可见，市场经济是农村人口流动的原动力。“民工潮”的出现，则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出现的社会现象。尽管个体外出的原因和走向多种多样，但都不同程度地应证了这些共同存在的成因。
二、“民工潮”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中国农民这一群体，是一支非常了不起的社会力量，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体现着中华民族勇敢无畏的精神。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在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的屡次革命战争中，中国农民的优秀儿女们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与中国工人阶级一起浴血奋战，终于取得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伟大胜利。然而，一声令下，解甲归田，他们中的大多数回到土地上辛勤耕种，毫无怨言。他们索取最少，缺乏社会保障，生存和发展全靠自己，为社会贡献最多最多。几十年被束缚在土地上不能流动，求生存求发展的空间和职业选择的自由都被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和户籍制度，城市用工制度人为地限制了。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大地，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重新焕发了农民的巨大热情和潜力。有条件的兴办乡镇企业，没有条件的外出打工，短短十几年，农民企业家兴办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很快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三支力量之一，而外出流动打工的农民工，也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再一次显示了中国农民这一群体的英姿风采。
当然，从土地上游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的“民工潮”，由于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牵引，市场经济机制的推动，必然是一种结构性的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从中国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从北向南的涌动挤压态势。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迁移，对社会结构变迁也发生了多方面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健康的方面，也有消极、不利而形成严重社会问题的方面。分析研究“民工潮”的利弊，及早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才能因势利导，使之成为有序的、可控的、持久地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
“民工潮”对社会结构变迁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第一，从流入地的情况来看，大量农民工的存在，为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大量农民工的存在，为城镇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准备了劳动力资源的蓄水池，加快了劳动力市场的发育，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建立了一个灵活的机制，特别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只要认真留意观察一下，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发展，目前外来劳动力对流入地来说已经越来越不可少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失去外来劳动力，中国各大、中城市将会陷入“瘫痪”，城市的环境卫生将无人打扫；许多建筑工地将会停工；沿海绝大多数的乡镇企业将会关门；深圳这个最大的经济特区将会成为一个死城；珠江三角洲一带大量的“三来一补”企业的老板要卷起铺盖回家；城市居民的生活将会变得很不方便。可见，外出打工求生的农民活跃在经济战场的各条战线上，已经成为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第二，从流出地来说，农村人口流动，为农村中过剩的劳动力寻找新的就业机会，一方面大大缓解了农村的就业压力，有利于农业实现规模经营，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另一方面，农民外出打工不仅赚到了票子，取得了经济效益，而且通过做工、做事，在发达地区，在城市接受现代文明的教育和市场经济的洗礼，开阔了眼界，改变了价值观念。通过外出民工带回家乡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经验、全新的观念而带动一地农村经济发展的例子是很多的。许多农民在多年的打工生涯中，实现了从“打工”变经营，从帮工变“老板”的演变。许多家庭“出去一人，全家脱贫”；有的农民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回来会办厂”，成了农民企业家。可见，农民流动的自身意义和社会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对社会结构变迁的正面影响是巨大的。据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外出打工的农民一年挣回的钱在500亿元以上。 单是四川省外出打工的农民每年寄回家乡的款项就在60亿元以上，贵州省是20亿元以上。外出打工的农民还是文明的使者，新的观念、新的生活方式的倡导者和示范者，通过他们，城市文明就会逐渐渗透到广大的农村地区，悄然地改变着农民的生活，为城乡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第三，农民进城打工，有力地冲破了城乡分割的社会结构，打破了人才和劳动力合理流动的陈规戒律，推动了城市劳动力的职业竞争，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注入了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当然，农民进城谋生，也给城市在册职工，尤其是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带来了心理压力。形成农民工与下岗职工抢工作干、争饭吃的竞争局面，给政府为解决人口就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当然，一般地说，农民工选择的职业是城市职工不屑一顾的苦、脏、累或收入较低的工作，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和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以及城市用工制度的进一步放开，新一代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和谋生技能也会提高，他们会在更多的领域大显身手。与城市职工在职业上就会形成新的竞争局面，这样又会推动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从而引起劳动力的结构型变化。
第四，农村人口流动，推进了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民工潮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问题的一次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农业和农民问题最根本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民工潮是中国农民的觉醒，它表明了中国农民对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这种城乡隔离，两个天地不平等格局的不满和挑战。民工潮现象既反映了农村就业不充分，又反映了农村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滞后。我们应抓住历史赋予的机遇，因势利导，着眼于全国、着眼于广大农村，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农村第三产业，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给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中国城乡一体化，缓解因农村人口流动，给城市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造成的人口挤压分布态势。
“民工潮”对社会结构变迁也造成了不少消极影响，造成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令人忧虑的严重社会问题。诸如，就业压力，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社会秩序混乱，计划生育失控等。农民流动影响了城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加重了交通运输和城市基础生活服务设施的负担，使本来就十分紧张的城市基础设施如住房、供水、电、气、热等，通讯、教育等问题更加突出。出现“坐车难”，“住房难”，“米袋子”，“菜篮子”负担加重，“棚户区”等社会现实。对整个社会的稳定造成冲击。尤其是在春节前后，大量民工经常滞留在各交通干线的大中城市中。造成春运期间铁路交通、航运、公路交通等超负荷运转；农民进城打工给城市带来生机的同时，也带来了他们在农村落后的生活习气，如随地吐痰、乱扔烟头、废纸等，给城市的环境卫生管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一部分农民流动人口在走向城市的过程中受到诸多挫折，社会适应失败后，很容易走向违法犯罪道路，导致盗窃、抢劫、打架斗殴、贩毒、卖淫嫖娼、黑社会团体等社会丑恶现象的不断发生。又由于流动人口浮萍式的生活状态使社会的有效管理带来困难，造成城市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在一定程度上的管理失控和滑坡。
这些因农民流动、民工潮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是我们应该着力研究，找出对策及时治理的社会工作，使之变不利为有利，变消极为积极的因素，从土地上走来的农民劳动大军，就能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疏导“民工潮”合理流动的几点对策思考
中国现代化的实质是农业现代化，是农民现代化。没有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就很难有中国的现代化。解决好农业和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研究“民工潮”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制定出有效的社会对策，其意义是深远的。
从以上两部分的描述分析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农民流动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的必然现象，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表现。“民工潮”是有利有弊的，两相比较，利大于弊。不是如何扼制的问题，而是如何疏导、如何管理的问题。
要制定明确的政策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必须澄清以下几种模糊认识，走出理论的误区。第一，政府职能部门没有充分认识农民流动本身是结构性的、长期性的问题，将长期性的问题当作突发问题而采取应急性处理方式，很难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疲于应付。既然农民流动本身是一个长期性的社会问题，就需要进行宏观的规划，并根据不同时期的特殊情况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落实相应对策。第二，综合性的社会问题被当作单一性的问题，未能作通盘考虑，综合治理。上亿人口的流动浪潮，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的大问题，具有综合复杂的特征。第三，对流动人口抱排斥的态度，将农民流动人口作为控制和限制的对象，因而采取强硬堵截的措施，这是目前大多数地方政府的作法，因而是治标不治本，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第四，现在中央政府还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研究和制定农民流动的管理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和全国性的协调管理工作，各地方政府就很难进行有效的管理。只好用临时调集力量的办法进行突击整治，管理不到位，反弹现象就很严重。比如创建文明卫生城市就是如此。第五，政策法规不健全，有些现行规章交叉，相互矛盾，给依法管理流动人口带来巨大困难。
思考制定正确有效的农民流动人口管理对策，彻底缓解民工潮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已是势在必行、迫在眉婕的事情了。笔者认为，对“民工潮”的疏导治理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进行：
（1）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要对“民工潮”现象高度重视， 将其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中，确立管理体制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设立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的社会工作部，加强政府对流动人口的有序管理，克服农民流动的盲目性和无序性。
（2）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管理法规和工作机构， 特别要按照“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这一我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大政策思路，制定相应的户籍管理法规，严格把握进入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务工和居住管理的入口，彻底放开中小城镇的户籍管理限制，让那些能独立谋生，有生活经济来源的农民流动人口，彻底脱离农村，变农民身份为市民身份，引导他们向中小城镇聚集。大力发展小城镇，有序地让“民工潮”回流到一个一个的蓄水池中，从而实现城乡一体化。
（3）抓住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逐步实现人口正态分布的战略目标。中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12.5亿多人口，9亿多农民的发展中大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分布呈东密西疏的极不合理状态，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特征。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这两项建设将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国家各部委投入的大量资金和将要支持的建设项目，加上在国家金融信贷，税收政策支持下，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牵动和吸引许多国内外企业家到西部来投资开发的项目，西部10省市自身的建设投入，将会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开辟广泛的就业门路，开启新的生存发展空间。这样一来，就会改变西部农村人口流动的方向，哪里有投资，哪里就有工作干，有钱挣，流动的农民工就会涌向那里去谋生。那时就会出现农村流动人口在西部省际间流动，甚至我国中部和东部省区的农民建筑队、打工队向西开拔的局面，出现人才从“孔雀东南飞”，改向“孔雀向西飞”的格局，从而从根本上缓解民工潮由西向东挤压的态势，实现中国人口东、中、西部地区正态分布的理想状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动态均衡推进的发展模式。我们要抓住这一历史发展的机遇，逐步实现中国农民的身份转换，实现农业和非农产业的比例协调，实现社会现代化。
（4）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增加农业投入， 保护农民的利益，加强和推进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转化，发展复种农业、生态农业，推广计算机农业专家系统，实现种田科学化；完善土地转包、买卖制度，逐步将土地集中到种田能手手中，实现规模经营、集约化经营，机械化耕种，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全面发展农业经济的综合开发和深层次开发，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让他们就地转移，聚集在小城镇周围，以省会中心城市、地州市城市为依托，在县、镇建立起星罗棋布的城市群，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农村人口与非农村人口的比例，减轻“民工潮”对大城市的压力。形成布局合理，健康有序的城市化格局，借助市场经济的推力，打破身份限制，实现城乡职业选择一体化，社会保障一体化，从而提高社会整合的力度，实现法规管理、有序管理的目标，社会现代化，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才能达到应有的水准。当然，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的过程。
（5）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 要集中力量抓好对外来人口的登记，建立外来人口宏观管理机构，加强暂住登记，用工制度的规范化，收费和出租房屋管理。政府和民间结合，以政府为主，条块结合，以块为主，把外来人口的管理落实到基层。积极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严厉打击犯罪活动，进一步加强外来人口的职业培训、卫生防疫和计划生育管理，充分调动社会各部门介入这项工作，把责任落实到人，使超前规划，宏观调控，疏堵结合的对策思路具体化、规范化。只有这样，才能变“民工潮”的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健康持续发展。
总之，“民工潮”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必然现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民工潮”对社会结构变迁有着深刻的影响，我们要正确认识“民工潮”所产生的利弊得失。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农民流动的积极效应和有益之处，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又要尽力削弱和抑制农民流动日益显露的弊端，以推动经济社会的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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