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江淮城市的发展及衰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淮论文,后期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0)06-0028-10
一 江淮城市的繁荣
和唐前期相比，安史乱后江淮地区的城市发展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都有了很大的增长。扬州和稍后的苏州、杭州是当时最发达的大城市，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兴的中小城市。关于唐后期及五代的江淮城市，在有关唐后期商业的研究中多有论及，本文只择要做一概括，以见当时大致的发展状况。
首先是扬州。它位于运河和长江交汇处，是重要的南北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武则天时期扬州就已相当繁荣了，“地当冲要，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①安史乱后，更是转运江淮赋税的必经之地，“八方称辐凑，五达如砥平”。②交通便利，商客聚集。当时的人认为是“淮海奥区，一方都会，兼水陆漕輓之利，有泽渔山伐之饶。俗具五方，地绵千里”。③由于商业发达，吸引了很多地方官员也在城中经营，“以广陵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④兴元初(784)，扬州受到乱兵剽掠，而且“官河填淤，漕輓堙塞，又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由于商人和外来人口太多，原有的坊巷不能满足需求，道路都被占据。其时杜亚出镇扬州，“乃开拓疏启，公私悦赖，而盛为奢侈”。⑤其后扬州日益繁荣，奢侈之风也愈来愈盛，甚至成为时人心中扬州印象的一个特点。“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⑥唐人诗中，提到扬州，必定极写其繁华，如“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⑦“见说西川景物繁，维扬景物胜西川。”⑧“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⑨称赞集市的繁华，往来游人如织，笙歌处处，甚至死后墓地的好风景，实在是到了赞无可赞的地步。当时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⑩，是奢华的消费性城市。
“堤绕门津喧井市，路交村陌混樵渔”。(11)城中集市喧闹，城中来往的除了商人，还有很多是樵夫和渔人，这些应该都是为城市生活提供货品的人。唐后期扬州固然繁华，不过范围可能较小，城内人烟辐辏，商贩往来不止，但仅限于城池以内，一出城人口就没有那么多，南郭门外就有墓地，农村可能也在附近，宝应初广陵张嘉猷就是自明州归葬于广陵的南郭门外的。(12)而且扬州城外很近处就是农村，所谓“路交村陌混樵渔”。
扬州的船是很多的，玄宗时扬州一次大风，导致停泊的大小船只数千艘翻覆。唐人诗中写到扬州就写到船只的也自然很多，“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13)船只是最常见的交通工具。“市鄽持烛入，邻里漾船过”，(14)“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15)无论白天黑夜，船只在当地都随处可见，而且扬州夜间处处灯火，水边停泊的船只比比皆是。
到了唐末五代，扬州的繁华已经成为旧事，韦庄路过此地时，“二十四桥空寂寂，绿杨摧折旧官河”。(16)满是萧条景象。到南唐时，似乎又有了一定的发展，寒食夜里，富贵人家仍然有种种活动：“紫陌人归后，红楼月上时。绮罗香未歇，丝竹韵犹迟。”(17)扬州夜间的景象还是很热闹的，只是比起安史乱后的繁华，自然是大为不如了。
江南州郡，元和中超过十万户的只有苏州。虽然不尽是城市人口，但“朱户千家室，丹楹百处楼”，(18)“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19)可见城中人口的繁密。长安和扬州代表了唐代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准，苏州既然可以和扬州、长安相比的地步，则集市的热闹，商业的繁荣也就不言而喻了。当时人们认为“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20)苏州当地的纺织业很发达，土贡中有各种绢罗。战乱之后，“草履随船卖，绫梭隔水鸣”。(21)可见丝织业十分发达，即使是在相对混乱的时期，纺织也是最常见的工作。至于城内商业的繁荣，唐人诗中多有表现，“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22)“合沓砧水陆，骈阗会四方”。(23)白居易在苏州居住过很长时间，他回忆中的苏州极尽繁华之能事，“舟移管弦动，桥拥旌旗驻。”“况当丰岁熟，好是欢游处。”(24)“江南旧游凡几处，就中最忆吴江隈。长洲苑绿柳万树，齐云楼春酒一杯。阊门晓严旗鼓出，皋桥夕闹船舫回。修蛾慢脸灯下醉，急管繁弦头上催”。(25)
杭州作为大运河的终点，交通条件十分突出。“杭州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26)“南派巨流，走闽禺瓯越之宾货，而盐鱼大贾所来交会。”(27)上“东眄巨浸，辏闽、越之舟橹，北倚郭邑，通旅之宝货。”(28)杭州人口一直都增长得很快，历代地方官员多有修建，唐后期时，已经是“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29)“路开新城市，农开旧废田。”(30)“钱塘于江南繁大，雅亚吴郡。”(31)“杭土丽且康，苏民富而庶。”(32)唐人已经习惯于将苏、杭并称，苏州的“繁雄固为浙右第一”，而杭州呢，又是“知君暗数江南郡，除却馀杭尽不如。”(33)承认二州是浙西最繁华的城市。五代时，杭州作为吴越国的首都，有着比苏州更好的发展条件，开平四年(910)，钱镠又“筑捍海石唐，广杭州城，大修台馆”。修建规模浩大，周长七十里，这是当时少见的大城市了。“由是钱唐富庶盛于东南。”(34)到北宋初年，杭州和建康一起都是江南最重要的城市。
另外，宣州城市的发展也值得注意。它位于皖南丘陵地带，有非常发达的工业基础，也是江淮重要的矿业城市。“宣城重镇，陪京之南，……境环千里，邑聚万民”，(35)“赋多口众，最于江南”，(36)也拥有众多人口。当地在唐后期一直是以富饶著称的，“为天下沃饶”，(37)宣州不仅物产丰富，赋税数额也非常高，“宣州重地，较缗之数，岁不下百余万”。(38)所以屡屡成为官员敛财的地方。中唐时期，刘赞为宣州刺史，“宣既富饶，即厚敛，广贡奉以结恩”。(39)陈仲游在扬州、宣州和越州分别任观察使，“十余年间，三总大藩，皆天下殷厚处也。征求贸易，且无虚日，敛积财宝，累巨亿万”。(40)元和中，李錡在江淮叛乱，“以宣州富饶，欲先取之”。(41)由于宣州的富庶，往往遭到各方军队的劫掠。但是经过唐后期历次战争的破坏，直到唐末，宣州依然保持了相当的繁荣。
润州自南朝以来一直是军事重镇，位于江南运河和长江的交界处，和扬州一样，都是江淮转运的必经之地。同时城外也是海船停泊之处，具有极好的交通条件。
建康在唐代时地位不高，五代时作为南唐的首都又开始有所发展，“暮潮声落草光沉，贾客来帆宿岸阴”。(42)商人往来仍然相当频繁，可见当地的商业应该也比较繁荣。当时扬州商人制造了价值二十万的柏木器物，“载之建康，卖以求利”，(43)可见建康的消费能力之高。
常州位于江南运河旁，土地肥沃，出产丰富。被称为吴中最大的城市。“为江左大郡，兵食之所资，财赋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44)
浙东一直是比较偏远的地区，所谓“浙东僻处海隅”，(45)但其中的越州在唐前期就已经有了一定发展，交通十分便利，纺织业发达，出产高级的丝织品，物产也很丰富，号称“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46)明州于开元中建城，主要在唐后期才开始发展。由于交通便利，可以从杭州经过浙东河到明州，再由海路到浙江、福建、广南，而且是中日往来的必经之地。
总的说来，唐后期五代时期，江淮城市发展较快，扬州、苏州、杭州成为可以和长安、洛阳并肩的大城市，扬州在唐人心目中尤其重要。这些城市大多拥有便利的交通条件，有丰富的物产和手工业基础，经过历代的城池和道路修建，商业发展繁荣，往来商客频繁，是唐后期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
二 江淮城市的衰落
城市的兴起和繁荣是江淮地区在唐五代时期迅速发展的重要表现，同时，城市的发展进程中，也存在很多不利的因素，其中对城市影响最大的主要是战乱、瘟疫和饥荒。它们造成城市人口死亡，经济凋弊，商业停顿，市场关闭，原先的繁荣景象可以突然化为乌有。而城市在重重的打击之下，有些可能一蹶不振，有些则可能迅速恢复并且继续向前发展，对于灾难的种种不同反应促使我们深入探讨城市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彼此的差异。
对于人口众多又不事农业生产的城市来说，粮荒是最容易发生的灾难。一旦遇到天灾，甚至是短期的战乱，依靠周围地区供应粮食的城市马上会陷入恐慌之中，史料中出现的米价的极端数字大多发生在这种时期的城市中。先来看一下史书中记载的江淮发生的饥荒：
上元二年(762)，江、淮大饥，人相食。（《资治通鉴》卷二二零）
大历五年(770)十一月，淮南灾，“秋夏无雨，田莱卒荒，闾阎艰食，百价皆震”。免三分之二租庸米。（《册府元龟》卷四九零、《唐会要》卷四四）
大历六年(771)，“时淮南旱荒民饥，有逃亡他境者”。（《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
贞元八年(792)秋，江淮大水，害稼。（《旧唐书》卷一二《德宗纪》）淮南最重，“濒淮之地，为害特甚，因风鼓涛，人多垫溺，其所存者，生业半空”。（《全唐文》卷四八六《论江淮水灾上疏》）
元和四年(809)，“淮楚大歉”，庐江人“逐食於舒”。（《太平广记》卷三四三鬼二十八卢江冯媪）
长庆二年(822)，江淮饥荒。（《新唐书》卷四一《五行二》）“江淮诸州旱损颇多，所在米价不免蛹贵，眷言疲困”，半价粜米。十二月，和州乌江百姓杀官取官米。（《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
大和九年(835)三月，以淮南、浙西等道饥疫，赈米。（《文苑英华》卷四三六《赈救诸道百姓德音》）
大中九年(855)七月，淮南饥，民多流亡。（《资治通鉴》卷二四九）水旱疫病“流亡转徙，十室九空”。（《文苑英华》卷四三六《赈恤江淮遭水旱疾疫百姓德音》）
咸通三年(862)，淮南蝗旱，民饥。（《旧唐书》卷二一《懿宗纪》）
光启三年(887)“扬州连岁饥，城中馁死者日数千人，坊巷为之寥落，妖异数见”，（《资治通鉴》卷二五六）“是时，城中仓廪空虚，饥民相杀而食，其夫妇、父子自相牵，就屠卖之，屠者刲剔如羊豕”。（《新五代史》卷六十一《吴世家》）
即以上述不够完整的饥荒记载而证，其中淮南10次，江南4次，淮南无论发生的次数和程度都比江南严重得多。造成饥荒的原因里有4次旱灾，1次蝗灾，2次水灾，光启三年(887)扬州城里的饥荒则是连续战争的后果。这里并没有列入因战乱引起的短期城市缺粮。一般说来，饥荒对城市的影响要比乡村更大，由于城市所需的粮食完全依靠市场的供应，如果社会动荡不安，或者附近地区发生灾荒，在极短的时间内，城市的粮食供应就会出现问题。而如果这些事件持续的时间稍长一些，城市的粮食短缺就会变得极其严重。唐后期那些极端的粮食价格基本都出现在城市里。
解决饥荒的方式，其一是由政府主动或被迫赈济，如大历五年(770)减免三分之二的税收和长庆二年(822)和州乌江县百姓杀官取官米。其二是流亡，似乎这是最常见的方式，灾荒一起，经常有人移家或是逐食于外，不仅在乡村，城市里也有这样的事发生。比如元和四年(809)，淮南大灾，庐江里中啬夫的寡妻在当地得不到帮助，就选择了“逐食於舒”。大约城市中这样的事多发生在底层贫民中。第三种方法就是以人肉为食粮。这确实发生在城市中。光启末年的扬州遭遇连年战乱，每天饿死数千人，“饥民相杀而食，其夫妇、父子自相牵，就屠卖之，屠者到剔如羊豕”。至少说明，城中食物的来源主要是死人和被卖的活人。而居民赖以存活的方式就是用卖出家人的钱来购买人肉。这在唐后期五代并不是一件罕见的事，城市中只要遇到严重的饥荒，就会出现人相食的现象。总结起来，城市遭遇饥荒可能的解决方法主要是等待政府救济，贫民阶层可能选择流亡，而大量的居民则很可能选择以人肉为食度过难关。
造成城市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瘟疫。
上元(761-762)，“杭、越间，疾疫颇甚，户有死绝，未削版图，至于税赋或无旧业田宅，延及亲邻”。（《全唐文》卷四八代宗《恤民敕》）
宝应元年(762)，江淮“大疫，死者十七八”。（《新唐书》卷三六《五行三》、《全唐文》卷三九三独孤及《吊道殣文》）
贞元六年(790)夏，“淮南、浙西、福建等道大旱，井泉多涸，人渴乏，疫死者众”。（《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
元和元年(806)夏，浙东大疫，死者大半。（《新唐书》卷三六《五行三》）
大和九年(835)三月，以淮南、浙西等道饥疫，赈米。（《文苑英华》卷四三六《赈救诸道百姓德音》）
咸通十年(869)，宣、歙、两浙疫。（《新唐书》卷三六《五行三》）
龙纪二年(890)，“江淮疾疫，师人多死。”（《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杨行密传》）
大顺二年(891)，“淮南大疫，死者十三四。扬州庐舍丘墟，满目荒凉，昔日之雄富扫地以尽”。（《新唐书》卷三六《五行三》）
古代的疫病资料是很少的，两百多年间很可能远不止仅有几次疫情。从现有的记录来看，由于战争和灾害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在当时的医疗和卫生条件下，很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疫情。上元年间的浙东和大顺年间的扬州就是在连年的战争影响下出现瘟疫的。从上元元年(761)开始，唐军和刘展在两浙激战，连续几年里“灾沴繁兴，寇盗连起，百战之后，城池独存”。(47)也是在这一时期，江淮发生了严重的瘟疫，尤其是杭州和越州。而从光启二年(886)开始，扬州附近进行了连续五年的围城战。在战争和粮荒造成大量扬州市民死亡后，淮南在龙纪二年(890)和大顺二年(891)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疫情，当然，当时扬州的居民和军队大多以人肉为食，军队“盐尸”以为军粮，这些也可能是造成这场大瘟疫的原因。无庸置疑，瘟疫对城市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古代的医疗卫生条件下，“死者十七八”，“死者大半”是完全可能的事。当然在大部分情况下，城市完全可以从中恢复过来。比如760年杭、越一带的大瘟疫，并没有影响到杭州在当时迅速的发展进程。
造成城市衰落的第三个原因是战争，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连绵不断的战争对于城市的打击是巨大的。江淮地区在唐后期比起北方自然要太平得多，这也是大量北方移民迁入当地的原因。上元元年(760)，田神功的平卢军进入淮南，“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48)自此开始，随着南方军阀势力的增长，江淮当地的战乱越来越频繁。城市拥有的财富和货物使它容易成为军队劫掠的目标。
首先是扬州。上元元年(760)，田神功“入广陵及楚州，大掠，杀商胡以千数，城中地穿掘略遍”，(49)直到第二年五、六月才离开。光启三年(887)四月广陵兵乱，毕师鐸纵兵大掠。“宣军以所求未获，焚进奉两楼数十间，宝货悉为煨烬。……自城陷，诸军大掠，昼夜不已。……货财在扬州者，填委如山。……悉为乱兵所掠”。(50)杨行密在广陵城西大败毕师鐸，“俘斩殆尽，积尸十里，沟渎皆满”。(51)大顺二年(891)七月，朱全忠和杨行密相约共攻孙儒，孙儒“于是悉焚扬州庐舍，尽驱丁壮及妇女渡江，杀老弱以充食”。(52)显德四年(957)十二月，“唐人悉焚扬州官府民居，驱其人南渡江。后数日，周兵至，城中余癃病十馀人而已”。(53)
其它淮南城市也同样经历了大历三年(768)十一月，许杲“北至楚州大掠，……（康）自劝继掠，循淮而东，万福倍道而追杀之，免者什二三”。(54)贞元十四年(798)九月，彰义节度使吴少诚“遣兵掠寿州霍山，……侵地二十余里，置兵镇守”。(55)元和年间，彰义节度使吴少阳经常“抄掠寿州茶山以实其军”。(56)懿宗咸通九年(868)十一、十二月间，庞勋占据都梁城“据淮口，漕驿路绝”。十二月，“南寇舒、庐、北侵沂、海，破沭阳、下蔡、乌江、巢县，攻陷滁州，……又寇和州，……贼遂大掠城中，杀士卒八百余人”。当时运河断绝，漕运取道寿州，庞勋的军队“乘胜围寿州，掠诸道贡献及商人货，其路复绝”。庞勋又“使其党散入乡村，驱人为兵。又见兵已及数万人，资粮匮竭，乃敛富室及商旅财，什取其七八，……由是境内之民皆厌苦之，不聊生矣”！(57)在淮南乡村中募兵，从城市的富人和商人敛财，正是当时各种军队的普遍作法，这些对江淮经济的影响可想而知。乾符二年(875)，王仙芝等“剽掠十余州，至于淮南，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58)乾符三年(876)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庐、寿、舒、通等州”。(59)光启二年(886)十二月，寿州刺史张翱遣其将寇庐州，滁州刺史许勍袭舒州。(60)
宪宗元和二年(807)十月江淮李錡兵乱，骚扰宣州。(61)大中九年(855)七月“浙东军乱”，(62)大中十二年(858)七月宣州康全泰叛乱，淮南节度使崔铉出兵平定。(63)大中十三年(859)十二月，浙东裘甫“攻陷象山，官军屡败，明州城门昼闭，进逼剡县，有众百人，浙东骚动”。(64)咸通元年(860)正月到七月，裘甫陷剡县，越州官军大败。“于是山海诸盗及它道无赖亡命之徒，四面云集，众至三万，……（越州）城中士民储舟裹粮，夜坐待旦，各谋逃溃”。裘甫分兵掠衢州、婺州、明州、台州、上虞、余姚等地。“所过俘其少壮，馀老弱者蹂践杀之”。(65)乾符二年(875)四月，浙西“库兵作乱，行收党众近万人，攻陷苏、常，乘舟往来，泛江入海，转掠二浙，南及福建，大为人患”。(66)乾符四年(877)“二月，（王）郢攻陷望海镇，掠明州，又攻台州，陷之”。(67)乾符五年(878)王仙芝别将曹师雄掠宣、润。乾符五年(878)六月“王仙芝馀党剽掠浙西，”八月“黄巢寇宣州，……不克，乃引兵入浙东。”(68)乾符六年(879)十一月黄巢侵掠池、宣、歙、杭等州。(69)广明元年(880)六月，黄巢的军队陷婺州、宣州。(70)中和二年(882)“和州刺史秦彦使其子将兵数千袭宣州，逐观察使窦潏而代之”。(71)光启二年(886)年底，钱镠与浙东军战，占领越州。(72)光启三年(887)京口发生叛乱，“攻府舍而焚之……城中货财山积，是日，尽于乱兵之手”。(73)龙纪元年(889)六月“杨行密围宣州，城中食尽，人相啖”。(74)大顺二年(891)十二月，“孙儒焚掠苏、常，引兵逼宣州，钱镠复遣兵据苏州”。(75)乾宁三年(896)四月“顾全武急攻越州，乙未旦，克其外郭，董昌犹据牙城拒之”。(76)乾宁四年(897)，杨行密纵兵侵掠两浙。(77)
对扬州影响最大的是唐末杨行密、孙儒等人的扬州围城战，持续了五六年，战争结束后“庐舍焚荡，民户丧亡，广陵之雄富扫地矣”。(78)其余淮南城市受到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庞勋和王仙芝黄巢的农民战争时期。他们在农村募集士兵，在城市主要是劫掠财富。相比之下，两浙和宣歙地区在9世纪以前基本比较平静，遭受的战争破坏主要来自大中咸通年间的裘甫起义和王仙芝、黄巢军队的流动作战，以及唐末杨行密、孙儒战争的波及。战争影响遍布整个地区，尤其以宣州经受的战乱为多，同时即使是相对处于比较偏远地方的衢州、明州、台州也未能幸免。中和四年(883)，秦宗权的军队大规模侵扰江淮，史书称“所至屠翦焚荡，殆无孑遗”，以至于“州镇存者仅保一城，极目千里，无复烟火”。(79)从史书的相关记载来看，淮南受到的影响无疑更大。便利的交通条件和附近地区的供应是城市得以繁荣的重要基础。城市需要周边农村的粮食供应，不断补充的劳动力来源。大量人口的死亡和城市周围地区“极目千里，无复烟火”，这种种破坏对于城市的影响自然难以估量。在这一过程中，扬州的变化显得非常突出，这不仅由于它是江淮最发达的城市，而且扬州的盛衰变迁反映出来的是淮南和江南在唐末五代实力对比的变化。
在东晋南朝到宋初这一时段中，扬州的盛衰是和王朝的统一以及南北方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决定的。齐梁时期，广陵为军事重镇，也是南北商货交流中心之一，但带有军队保护下走私性质，对于城市发展有很大限制。直到隋及唐初，扬州仍然是防御和进攻江南的军事重镇。贞观以后，扬州的军事作用消退，商业日益繁荣。概括地说，唐代扬州迅速发展最重要的原因有两条，其一是大运河的修成。其二是南方，尤其是江淮成为朝廷的经济支柱。江淮在朝廷经济中占的分量越重，运河就越重要，扬州就越不可替代。“毫不夸大地说，唐代中叶以后财政支柱在江淮，财政命脉是运河，扬州则是枢纽”。(80)唐长孺先生的这句话正是对扬州之所以兴盛的原因的精辟概括。扬州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漕运的物资集散地而取得的成果。所谓“扬一益二”的说法，见于《通鉴》卷二五九唐昭宗景福元年(892)，洪迈《容斋随笔》卷九认为是当时谚语，李廷先在《唐代扬州史考》中提出，唐人并无此明确的说法，只是略具此意。比如元和(806-820)时武元衡“时号扬、益，俱为重藩”。文宗大和(827-835)年间卢求“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扬州隐然有天下第一的声名正是在江淮成为朝廷经济支柱的时候出现的。扬州除了在江淮转运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以外，其消费性特征也非常明显。它虽然也有一定的手工业基础，比如铜器制造业以及纺织业，但从土贡中看，天宝中纺织品仅锦袍和细绫，数量也很有限。755年以后，淮南入贡的纺织品就更少，远不及两浙和宣歙。唐人诗中诸如“游人只合扬州死”、“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描述，大量富有商大贾选择扬州为居所，都充分说明了扬州消费性的特点。可以说，扬州主要是因为在江淮财赋转运中的地位和作为江淮物资集散地而发展起来的消费性城市。这也是它最主要的力量来源。
扬州的衰落，是在唐末杨行密、毕师铎等人对扬州进行长达五六年的战争以后出现的。造成这一衰落的原因，首先是战争的破坏。在这场战争之前，扬州还是相当繁华的。“时四方无事，广陵为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逾百数”，商人之间往来应酬，缮治宅第。(81)战后杨行密初入扬州城时，城市中几乎已经没有多少居民了。从史料来看，战争期间城中一天饿死的有数千人，早在光启三年(887)围城大半年以后，据说就已经死亡大半，“城中遗民才数百家，饥羸非复人状”，(82)而且从当时客居的商人有了数千钱就准备离开来看，(83)一定有很多富有资产的人在更早的时候选择了逃亡，再加上很多人被当作粮食吃掉，还有部分死于战事，因此到孙儒驱赶丁壮及妇女渡江时，城中的居民必定已经很少。孙儒率领军队和扬州城中的丁壮号称五十万云云，不过是虚张声势。很可能大顺二年(891)杨行密进入扬州时的所有居民连数百家都不到，城中大量宅第空了出来，“远坊居人稀少，烟火不接”。(84)也就是说经此一役，扬州原来的居民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后来即使有所恢复，居民中也一定有大部分是新的移民。绝大多数居民死亡，扬州城繁荣的商业、市场自然也化为乌有，其后杨行密采取措施发展扬州的经济，劝课农桑，“招抚流散，轻徭薄敛”，(85)主要是以增加人口和在农村发展农业为主。军中粮饷供应则是通过和相邻诸道贸易取得，这些都说明了当时城中商业是相当衰败的。
除了战乱的巨大破坏，更致命的原因是漕路的中断。肃宗末年，由于史朝义出兵宋州，漕运一度断绝。建中元年(780)，“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86)但时间都比较短，朝廷大力保持其顺利通行。咸通九年(868)年底，与泗州隔淮相望的都梁城被攻破，淮口丧失，“漕驿路绝”。(87)自此之后，沟通两京和江淮的漕路基本上断绝。其后江淮内部的运河也受到很大影响。天福五年(940)，南唐国主想留在江都，“以水冻，漕运不给”，不得不回到金陵。(88)直到周显德五年(958)三月，“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胡三省指出：“此即唐时运路也。自江淮割据，运漕不通，水路湮塞，今复浚之。”(89)漕路的断绝，扬州失去了转运江淮财赋中的重要地位，作为物资集散地的作用也受到致命打击，失去了这些优势条件的扬州，如果要继续作为一个重要的商业性的城市存在，只能依靠自身的生产能力。在这一点上，扬州并不具备象苏杭湖越等城市那样好的工业基础。可以说，随着运河的修建，扬州得到发展；中唐时期，江淮漕运举足轻重，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扬州的鼎盛局面。其时也是扬州发展过程中的黄金时代。当时扬州也受到战争的破坏，但漕运的畅通保证了它的恢复能力。随着唐末漕路的中断，扬州开始衰落，长达五年的战争使得衰落一下子浮现出来。
在扬州的衰落背后还有更广泛的背景，就是淮南地区的衰落。在江淮地区内部，淮南最早得到开发，也一直是发展得最快的地区。隋统一之初，比起当时刚刚开始发展的江南东部，淮南的实力远远超过了江南。北宋以后，两浙成为南方最发达的地区，而淮南则和荆襄、广南一起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90)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可见唐五代在淮南发展的历史上地位必定非常重要。概括的说，淮南由盛而衰，大约经历了三次重要的转变。
第一次是在隋末。由于唐初的战乱，淮南地区遭到严重破坏，最明显的表现是户口数急剧下降，从大业五年到贞观十三年，总计降幅达到77.9%，各州户口全部剧减，仅有大业的十分之三左右。直到唐鼎盛时期，才基本恢复到大业中的数字。大致相当于两浙宣歙地区的吴中人口则一直稳定增长。经过这样的变化，吴中在大业中户数不足淮南的1/2，到贞观十三年，户数则增长到淮南户数的2倍以上。
第二次是安史之乱。江淮地区比北方要太平，淮南和江南一起，成为全国最富庶地区，甚至第一次成为统一王朝的经济支柱。江淮赋税维系着王朝的命脉。
最后一次则是唐末五代。对淮南的打击最为沉重。“自光启末，高骈失守之后，行密与毕师铎、秦彦、孙儒递相窥图，六七年中，兵戈竞起，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寰幅数百里，人烟断绝”。(91)“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92)不止是扬州，整个江淮都人烟稀少，大量田地变为荒地。“只残三口兵戈后，……旋求粮食莫供炊。”(93)描述的就是淮南乱后的凄凉景象。淮南各地的农业生产和城市商业都遭受到极大的破坏。大顺二年(89)以后杨行密的发展扬州及附近地区的经济，也主要是以增加人口和发展农业为主的。关于这时期的发展，《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杨行密传》中只说“行密既并孙儒，乃招合遗散，与民休息，政事宽简，百姓便之”。大乱之后，镇之以安静，休养生息而已。《资治通鉴》卷二五九景福元年(892)八月条则指出，“招抚流散，轻徭薄敛，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当时商业凋弊，农村一派破败景象，战争又不时发生，进而各地军阀纷纷建国，在这样的条件下淮南经济要恢复得和战前差不多恐怕是不可能的。后来王夫之更加发挥其意，指出“行密从之，垂至于李氏有国，而江、淮之民，富庶甲天下，文教兴焉”。(94)五代时期江淮地区最为发达的城市是苏州、杭州和建康，并没有扬州，当时真正有发展的也主要是江南。淮南在五代后期经常作为南北方政权的战场，经济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其时，“霍丘令周洁，甲辰岁罢任，客游淮上。时民大饥，逆旅殆绝，投宿无所”。(95)淮南连旅店都找不到，可见当时人口稀少，经济凋弊的程度。正因为这样，北宋以后，淮南的经济实力就远远低于两浙了。南朝隋唐时期经常将淮南和江南并称的“江淮”渐渐被“江南”所代替。
唐代是江淮城市迅速发展的时期，饥荒、瘟疫和战乱造成城市中人口衰减、粮食供应紧缺、商业停顿和大量财富丧失，对城市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无疑是负面的，城市可能在重重打击下出现停顿，但是又会以很快的速度恢复。总的说来，当时的江淮也正处于经济迅速发展的上升时期，江淮地区的城市在唐后期大多比较繁荣。而造成城市衰落最重要的原因是城市失去了自身的力量来源。对于江南的大多城市来说，它们拥有便利的地理位置，也大多拥有各种工业基础，比如越州、宣州、湖州、升州等地的纺织业，升州、杭州的金属制造业，婺州、衢州的造纸业，歙州的茶业等等，(96)这些工业基础使得它们可以在种种不利条件下继续发展，在遇到打击的时候迅速恢复。扬州是个特别的例子。它固然也拥有铜器制造业等一定的工业基础，但它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江淮乃至全国最繁华的城市，主要是因为拥有了江淮独一无二的交通条件和地理位置。它是整个南方地区的物资集散地，是江淮财赋运往两京的必经之地，是沟通南北的重要枢纽，因此它所取得的商业发展成就远非江南其他城市可比。当战争使得它失去了这一条件时，扬州的衰落不可避免。实际上，唐末的战争使得扬州的衰落以非常直接和残酷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不是这场战争的话，扬州的衰落过程很可能比较缓慢，但是随着漕路的中断，这种衰落也是必然的。
淮南从南朝到唐前期一直都是南方最发达的地区，实力超过江南，唐前期扬州城市的发展也远在苏州、杭州之上。唐后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扬州始终是江淮以至于全国最繁华的城市，同时，随着两浙经济的发展，苏州、杭州等地在城市建设、商业的繁荣程度等方面不断进步，和扬州一起成为江淮地区最发达的城市。唐末漕路的断绝和战争的破坏使扬州失去了作为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凭藉，元气大伤，五代时虽然经济有所恢复，但时移势易，扬州很难重现安史乱后的繁荣景象。而经过唐后期五代的持续战乱，淮南各地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严重破坏。可以说，淮南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战乱而衰落的。当然本文所讨论的淮南的衰落主要是表现在江淮内部淮南江南对比的基础上的。同一时期，两浙和宣歙由于相对平和的环境，继续稳定发展，苏州、杭州、建康在五代时的发展已有驾淮南而上的趋势，它们代表了五代江淮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唐末五代，不仅是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时期，而且也是历史上江南第一次有可能超越淮南的时期。北宋以后，两浙，尤其是浙西成为南方最发达的地区，而淮南和荆襄、广南一起都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97)
注释：
①《旧唐书》卷88《苏瓌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67页。
②《全唐诗》卷328权德舆《广陵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09页。
③《陆宣公集》卷9《杜亚淮南节度使制》，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6页。
④《唐会要》卷86《市》，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582页。
⑤《旧唐书》卷146《杜亚传》，第3963页。
⑥《太平广记》卷273妇人四杜牧，四库全书本，页三。
⑦《全唐诗》卷522杜牧《题扬州禅智寺》，第1323页。
⑧《全唐诗》卷692杜荀鹤《送蜀客游维扬》，第1748页。
⑨《全唐诗》卷511张祜《纵游淮南》，第1298页。
⑩《资治通鉴》卷259景福元年七月，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430页。
(11)《全唐诗》卷482李绅《入扬州郭》，第1224页。
(12)《太平广记》卷105报应四张嘉猷。
(13)(14)《全唐诗》卷498姚合《扬州春词三首》，第1262页。
(15)《全唐诗》卷481李绅《宿扬州》，第1220页。
(16)《全唐诗》卷697韦庄《过扬州》，第1759页。
(17)《全唐诗》卷749李中《广陵寒食夜》，第1867页。
(18)《全唐诗》卷481李绅《过吴门二十四韵》，第1220页。
(19)《全唐诗》卷447白居易《齐云晚望偶题十韵》，第1124页。
(20)《吴郡志》卷50《杂志》，四库本。
(21)《全唐诗》卷691杜荀鹤《送人宰吴县》，第1742页。
(22)《全唐诗》卷447白居易《登阊门闲望》，第1121页。
(23)《韦江州集》卷7《登重玄寺阁》，四部丛刊本。
(24)《全唐诗》卷444白居易《吴中好风景二首》之一，第1111页。
(25)《全唐诗》卷444白居易《忆旧游》，第1112页。
(26)《全唐文》卷316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206页。
(27)《全唐文》卷736沈亚之《杭州场壁记》，第7604页。
(28)《文苑英华》卷811罗隐《杭州罗城记》，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4286页。
(29)《全唐文》卷316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第3206页。
(30)《全唐诗》卷410元稹《代杭民答乐天》，第1011页。
(31)《全唐文》卷753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第7809页。
(32)《全唐诗》卷445白居易《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韵》，第1113页。
(33)《全唐诗》卷446白居易《答微之夸越州州宅》，第1117页。
(34)《资治通鉴》卷267开平四年八月，第8726页。
(35)《全唐文》卷879徐铉《魏王宣州大都督制》，第9192页。
(36)《全唐文》卷755杜牧《唐故宣州观察使御史大夫韦公墓志铭》，第7830页。
(37)《旧唐书》卷136《刘滋传附刘赞传》，第3753页。
(38)《文苑英华》卷412《授卢萼监察里行宣州判官制》1975年版，第2088页。
(39)《新唐书》卷132《刘赞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24页。
(40)《续世说》十二，四库本。
(41)《资治通鉴》卷237元和二年十月，第7642页。新、旧《唐书》《李锜传》略同，“初，锜以宣州富饶，有并吞之意。”
(42)《全唐诗》卷743沈彬《金陵杂题二首》之二，第1851页。
(43)《太平广记》卷355鬼四十广陵贾人。
(44)独孤及：《昆陵集》附梁书独孤及行状，四库本，上海古籍1993年影印。
(45)《资治通鉴》卷260乾宁二年正月，第8463页。
(46)杜牧：《樊川文集》卷18《李讷除浙东观察使兼御史大夫制》，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68页。
(47)《全唐文》卷316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第3206页。
(48)《资治通鉴》卷222上元二年正月，第7104页。
(49)《资治通鉴》卷221上元元年十二月，第7102页。
(50)《资治通鉴》卷257光启三年四月，第8355页。
(51)《资治通鉴》卷257光启三年八月，第8362页。
(52)《资治通鉴》卷258大顺二年七月，第8417页。
(53)《资治通鉴》卷293显德四年十二月，第9575页。
(54)《资治通鉴》卷224大历三年十一月，第7206页。
(55)《资治通鉴》卷235贞元十四年九月，第7581页。
(56)《资治通鉴》卷239元和九年闰七月，第7705页。
(57)《资治通鉴》卷251咸通九年十二月，第8137页。
(58)《资治通鉴》卷252乾符二年十一月，第8182页。
(59)《资治通鉴》卷252乾符三年十二月，第8186页。
(60)《资治通鉴》卷256光启二年十二月，第8343页。
(61)《资治通鉴》卷237元和二年十月，第7642页。
(62)《资治通鉴》卷249大中九年七月，第8057页。
(63)《资治通鉴》卷249大中十二年七月，第8071页。
(64)《资治通鉴》卷249大中十三年十二月，第8077页。
(65)《资治通鉴》卷250咸通元年正月，第8080-8082页。
(66)《资治通鉴》卷252乾符二年四月，第8179页。
(67)《资治通鉴》卷253乾符四年二月，第8189页。
(68)《资治通鉴》卷253乾符五年六月、八月条，第8208页。
(69)《资治通鉴》卷253乾符六年十一月，第8219页。
(70)《资治通鉴》卷253广明元年六月，第8227页。
(71)《资治通鉴》卷255中和二年十二月，第8287页。
(72)《资治通鉴》卷256光启二年十月、十一月，第8340页。
(73)《资治通鉴》卷256光启三年三月，第8346页。
(74)《资治通鉴》卷258龙纪元年六月，第8388页。
(75)《资治通鉴》卷258大顺二年十二月，第8422页。
(76)《资治通鉴》卷260乾宁三年四月，第8488页。
(77)《旧五代史》卷134《杨行密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781-1782页。
(78)《旧唐书》卷182《秦彦传》，第4716页。
(79)《资治通鉴》卷256中和四年十二月，第8318页。
(80)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81)《太平广记》卷290妖妄三吕用之，光启中高骈镇淮南，吕用之用事，其十二、三岁时扬州景象如此，到乾符初年长江中游多有战乱，吕避乱扬州，可见当地仍是相当平静繁华。
(82)《资治通鉴》卷257光启三年(887)十月，第8364页。
(83)《太平广记》卷270妇人一周迪妻，“迪饥将绝，妻曰：‘今欲归，不两全。君亲在，不可并死。愿见卖以济君行。’……售得数千钱以奉迪。至城门，守者谁何，疑其诒，与迪至肆问状。”很明显，当时他们不能离开的原因就是没有钱，“得数千钱”以后可以想办法离城。
(84)《稽神录》卷5，四库本。
(85)《资治通鉴》卷259景福元年八月，第8435页。
(86)《新唐书》卷53《食货三》，第1369页。
(87)《资治通鉴》卷251咸通九年十二月，第8134页。
(88)《资治通鉴》卷282天福五年十一月，第9218页。
(89)《资治通鉴》卷294显德五年三月，第9582页。
(90)［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键、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91)《旧五代史》卷134《杨行密传》，第1781页。
(92)《资治通鉴》卷259景福元年七月，第8431页；另见《唐会要》卷182。
(93)《全唐诗》卷692杜荀鹤《赠李镡》，第1744页。
(94)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7，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49页。
(95)《太平广记》卷354鬼三十九周洁。
(96)参见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第4章，第5节《手工业布局小结》。
(97)《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