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确实性》中的“相对主义之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对主义论文,之谜论文,确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2－0006－06
一、白痴或者异教徒？
作为“第三个维特根斯坦”的压轴巨著，《论确实性》一书的许多读者都察觉到，维特根斯坦在字里行间除了显而易见的语境原则，还似乎包含着一丝相对主义的因素。比如维特根斯坦认为，所有的检验和确证都是在一个推理系统内部进行的，维特根斯坦的这个暗示导致了一种相对主义的威胁。因为，推理只有在一个系统或世界图景内部才是可能的，这个观点似乎意味着，在存在不同的世界图景相互冲突之处，就不存在对于哪种世界图景正确哪种又是错误的合理评价了。维特根斯坦说：“我的世界图景，是我的所有探究和断言的基础”(OC，§162)；它并不是我们基于什么理由而确信其正确性的信念，而是“我用来区分真伪对错的传统背景”(OC，§94)。
更直白的表述是：“当两个无法相互调和的原则真正相遇时，每个人都会把对方叫做白痴或异教徒。”(OC，§611)笔者将之理解为，两个无法相互调和的信念体系之间存在某种库恩(Tomas Kuhn)所说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若果如此，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立即就出现了：如果不同的人或者人群拥有不同的世界图景——如果形成我们的探究和断言的命题系统的基础，不同于形成他人的探究和断言的命题系统的基础，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如果只有在一个系统内部才可能会有对一种主张的合理评价，那么似乎就不存在一个对于相竞争的系统或世界图景自身的合理评价的基础了。当我们以自己的立场来考虑他人的世界图景时，我们判断自己的系统优于他人的系统。但是，尽管每一方都可以持有将其自身的系统判定为更优的引人注目的理由，双方都无法指出任何东西，表明另一方将接受认为相反方的系统略胜一筹的理由。因为每一个群体是将之当作相信某些事情的良好理由，其自身就是该群体的世界图景的一个特征。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永远无法被诱使放弃它们自己现在的世界图景，采用另一个世界图景。他们当然可以这么做。但是，维特根斯坦坚持认为，任何这样的世界图景的变化将最后要取决于一个说服或皈依的过程，而不是取决于一个给出理由的过程。(OC，§609，612；也参见§262)
假设我们接受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认为推理必然是在一个系统或世界图景的内部进行的。并且我们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即并不存在一个中立的、外在的视角，任何人都能以此视角来为不同的世界图景的相关优点进行一个合理的评价——并没存在这样的视角，它自身并不涉及对任何一种世界图景的接受。那么会出现什么呢？尤其是，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存在客观上对于认为一个世界图景优于另一个世界图景的较好的理由——也就是那些并不单纯“内在于我们系统”的理由？会不会导致这种情况：并不存在哪一种世界图景是真的或者错的这样的事实，也就是不存在关于这种信念系统接近于世界自身的原本特征的事实？会不会再现这样的情况，即一个信念为真或为假，乃是相对于持该信念者的世界图景来说的——因此是在我们的信念系统当中，一个信念是真的或者假的，而永远不能是无需任何限制条件而为真或为假的？这样一种相对主义是高度反直觉的。但是，对于许多读者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维特根斯坦在《论确实性》一书中所暗示的观点。我们不禁要问：这真的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实际主张吗？
某个反对相对我们而言非常基本的摩尔命题的人，这个情况真的类似于某个人说了一种总是在错误进行的游戏这一情况吗？设想有个人声称每个人都一直在错误地下棋；我们一直在遵守的规则是错误的规则。根据维特根斯坦，对这种声称的正确回应是，说人人都总是在错误地下棋是“毫无意义的”。他认为，这么说之所以没有意义，是因为正确地下棋，无非就是按照我们将之作为正确规则接受下来的方式下棋。正确地下棋规则，只不过是我们将之作为正确规则接受下来的下棋规则。如果我们直接把这种类比运用到诸如“地球在百万年前就已经存在”这样的摩尔命题上去，我们会随之得出以下主张：“说我们所接受的摩尔命题不正确，我们理应接受一组与此不同的命题作为我们所有信念的不容置疑的基础，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摩尔命题就像是一种游戏规则。我们所接受的规则定义了我们正在玩的游戏。并且，我们所接受的摩尔命题定义了我们的世界图景。因此，正如正确地玩一场游戏无非就是以我们所接受的规则来玩它，持有正确的信念无非就是持有与那些定义了我们的世界图景的摩尔命题相当的信念。”但是，这样的一种主张忽视了游戏规则与世界图景的基本特性之间的某种基本的非类比性。在游戏自身之外，关于游戏规则提不出什么问题。对于这种规则的正确性来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超越我们将之作为正确地而接受下来这一事实。但是摩尔命题则与此不同。不像游戏规则那样，的确可以提出某些超越摩尔命题自身的问题；世界原本之所是可以对摩尔命题提出问题。
二、谜底是什么？
摩尔命题的地位是由这些命题所依据的语言传统所设定的，“地球在百万年前就已经存在”的有效性是由现代物理科学和地质科学等现代知识游戏所设定了的，它对现代性的语言和知识经验来说是有效的，对于那些相信“世界只存在几千年”的神话传统(如圣经的创世神话传统)的语言世界来说，“地球在百万年前就已经存在”肯定让人瞠目结舌。然而，之所以会产生“相对主义之谜”(puzzle of relativism)，笔者认为，维特根斯坦将摩尔命题或轴心命题比作游戏规则，语言游戏的类比是高度误导的：游戏规则具有相对性，不同的规则决定了不同的游戏、不同的玩法之间很难沟通，也就是“不可通约”。语言游戏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是一个整体性的或世界性的概念，不同的游戏之间可以组成新的整体性的游戏，因而当然可以在世界性的语言游戏中获得它们之间的沟通和恰当的安置。
话又说回来，“尽管在维特根斯坦说的某些话当中存在相对主义因素——比如，在他将摩尔命题与游戏规则进行比较时——《论确实性》中的相对主义整体来说是隐晦不明的。”(Child,2011:213)但是在《论确实性》的另外一些段落里，维特根斯坦似乎很乐意声称我们的世界图景是正确的，而那些我们想象中的替代物则是错的。比如：“我们都相信，到达月球是不可能的；但是也许有人相信这是可能的，而且有朝一日真会发生。我们说：这些人不知道许多我们知道的东西。让他们不要这么确信自己的信念，——他们错了而我们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知识体系同他们的进行比较，那么他们的知识体系显然要贫乏得多。”(OC，§286)“即使那种认为我也许可能在睡梦中通过不明手段被送上月球的想法，也不会给我任何权利说这里有可能出现错误。如果我这样做，我就是不会玩这种游戏。”(OC，§662)“即使我错了，我也有权利说：‘在这件事上我不可能弄错。’”(OC，§G63)
但即便我遇到了一个与我全然不同的信念体系，也不足以使我放弃自己原来那一套系统。说这套信念系统是自己赖以生存的根基，所以它是不可能错的，这就像是“在想出某种听起来像是实用主义的话”(OC，§422)。但其实又并不是实用主义，因为我除了确信自己的信念系统，别无选择：“即使我来到一个居民都相信人们会在梦中被带上月球的国度，我也不能对他们说：‘我从未到过月球。——当然我可能弄错。’对于他们的提的问题‘难道你不会弄错吗’，我一定回答说：不会的。”(OC，§667)也就是说，我们与那些相信自己会在梦中被带上月球国度的人们之间，并不共享一个信念系统，即便他们对我的信念系统提出挑战，那也不能证明他们的信念系统就是对的，而我的就是错的。相反，不管他们如何怀疑我的信念系统，我都对之深信不疑。我与他们各属于不同的信念系统，不同的语言游戏，不同的行为方式，而对我来说，我的信念系统是唯一正确的。一个信念系统确信某种信念，对此大加怀疑的人是在挑战我的整个信念系统，它属于别的系统。在我看来就是非理智的，不能证明我错了。
维特根斯坦似乎清楚明白地认为，在不同的信念体系之间存在基本差异的地方，一种体系是正确的，另一种体系是错误的，这么说理所当然是对的。而这正是我们所采取的正确看法。我们应当同意维特根斯坦所说，对任何主张的合理评价必然凭借整个的信念系统。我们也应当同意他说，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完全中立的视角：它能在两种相互竞争的世界图景或信念系统之间进行一种合理的比较；对任何事物的合理评价只能在一种推理系统的内部进行。但是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对一幅世界图景的那些最基本的设定理所当然是真的或者是假的。这么说也并不意味着，假如我们遭遇到一种与我们自身截然不同的世界图景，将之与自己的世界图景进行比较的过程，以及将一幅世界图景评价为比另一幅更为优越的过程，无法成为一个推理的过程。如果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些相对主义看法的确是由这样一个洞见所产生的，即“有关一种假设的一切检验、一切证实或否证都早已发生在一个体系之内”(OC，§105)，那么他就错了；但是没有一个轮廓鲜明的、清晰可辨的证据支持他的确是这么认为的。
维特根斯坦为此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区分：主观确实性与客观确实性的区分。他对主观确实性和客观确实性的探讨，有助于我们回答他所说的确实性是不是一种相对主义。他说：“我们用‘确实’这个词表示完全信其为真，没有丝毫的怀疑，从而也想让别人确信。这是主观的确实性。但是某件事情什么时候在客观上是确实的？——当不可能出现错误的时候。但这又是什么样的可能性？难道不是错误必须在逻辑上被排除掉吗？”(OC，§194)维特根斯坦似乎要在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维持一种平衡：一方面，确实性是主观的，但确实性的逻辑，又保证了确实是客观的。确实性是主观的，所以它是相对的；另一方面，确实又是客观的，所以它又不那么相对。这种确实性本身是确实的。我们不妨这样来分析这种平衡：(1)这是相对的：在相信从未到达月球的我们与相信到过月球的人之间并不共享一个判断谁对谁错的标准；(2)这是绝对的：我们是对的，他们是错的，因为他们是非理智的(不符合我的合理性标准)；(3)而问题在于：我是对的，乃是相对我的标准来说是对的，就像你相对你的标准来说是对的一样，或者我客观上是对的，他们客观上就是错的？(4)对此的解决一：在我的河床上，我是对的；但我的河床本身并不是绝对确实、一成不变的。(5)对此的解决二：在“相对”与“绝对”之间有一个平衡。
培根在《新工具》序言里说，较古的希腊人本着较好的判断在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对一切事物都擅敢论断，另一个极端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敢抱希望了解——之间采取了折中的立场。我们可以设想，在湍急的河流中的竹筏，很难确定在某一点上。但并不因此就要被河水覆灭，撑筏高手照样可以在河里穿梭自如。他所寻求的，不是将竹筏固定在河中的某一点，这显然是做不到的，而是“随波逐流”，顺应河水的流向、速度和姿态，做到竹筏与河流之间的一种动态平衡。相对于河流来说，竹筏是不确实的，它无法保持不动。但竹筏在丧失这种可能性的同时，又获得到另一种确实性；它可以在河流中穿行。与保持不动的确实性相比，这种确实性才是可取的、有意义的。张志林、陈少明《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中暗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在反本质主义基础上提出相对理性的观点。(张志林、陈少明，1995：212－215；亦参见张志林2010：29)赫拉克利特有一个著名的“河喻”：“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维特根斯坦说：“(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说这话的人说错了。一个人能够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BT，265，原文有括号)信念毕竟有一个河床，这本身就是对相对主义的反驳。只因为有一个河床在，所以尽管河水和泥沙变动不居，但河还是原来那条河。
笔者相信维特根斯坦对相对主义是有免疫力的。语言游戏所展现的世界图景是一个具有正常消化能力的胃，所谓不同的世界图景之间仍然发生着世界性的联系，能够在世界性的语言游戏中达成它们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形成一个整体性的世界图景。世界图景的冲突、融合与变化也是(新的更为宏阔的)世界图景的生成过程，在世界图景的生成过程中，那些囿于旧有的世界图景而顽固对抗这一新图景之生成的人，就可能真的成为白痴、蠢货或异教徒了，世界图景的生成或自我生成是必然的，冲突、斗争和牺牲也是在所难免的。不同世界图景之间发生着世界图景式的游戏或关系，任何世界图景之间都可以发生世界图景式的交流或沟通，当不同的世界图景之间不发生关系或(因为时空限制)不可交流时，其中一种世界图景对于另一个世界图景来说就是无意义的；维特根斯坦在此(从自身的世界图景出发)对于不可理喻的或无法理解的世界图景的想象是一种夸张性的思想实验，他这么做的目的在于还是强调我们对于信念的确定性来自于世界性的语言游戏所支撑的信念系统。
三、“太初有行”：行为方式克服相对主义
维特根斯坦把相信和怀疑看作某种行为，我们相信什么或者怀疑什么，都涉及我们的行为方式。在《论确实性》里，维特根斯坦“满怀信心”地引用了歌德《浮士德》中的一句话：
(……满怀信心写下
“太初有行。”)(OC，§402，括号原有)
我们知道，浮士德精神首先是一种笃于实践的入世精神。浮士德在将希伯来文的《圣经》译成德文时，决定将“太初有道”转译成“太初有行”(Im Anfang war die Tat)，体现了他实践意识的觉醒。归根到底，我的整个信念系统并不是信念什么、不信念什么的问题，而是行为方式或实践的问题。我的语言游戏规则决定了信念系统的基本样式，而我的语言游戏，归根到底是由我的行为方式所规定的。
维特根斯坦在讨论种种语言游戏之间的“家庭相似”关系时，提出“不要想，而要看”(PI，§66)，在探讨论证的尽头时，又进一步提出仅仅“看”还不够，更根本的是要行动：“然而为证据提出理由根据，为之辩解终会有个尽头；——但是其尽头并非某些命题直接让我们感到其为真，即不是来自我们方面的一种看，而是我们的行动，因为行动才是语言游戏的根基。”(OC，§204)“人们总是从经验中学习；我们能够从人们的行为中看出他们明确相信某些事情，不管他们是否表达出这种信念。我们自然不是想借此说人们应该这样行事，而只是说人们确实这样行事。”(OC，§284)“描述这幅世界图景的命题也许是一种神话的一部分。其功用类似于一种游戏的规则；这种游戏可以全靠实践而不是靠任何明确的规则学会。”(OC，§95)
我们的信念系统是我们的一幅世界图景，它就像是一种游戏规则，而这样的语言游戏只有在实践中、在行为中才能学会。即使是物理语言游戏，乃至数学命题，也是“通过一系列行为得出的”(OC，§651)。然而为证据提出理由根据，为之辩解终会有个尽头；——但是其尽头并非某些命题直接让我们感到其为真，即不是来自我们这方面的一种看，而是我们的行动，因为行动才是语言游戏的根基。(OC，§204)“‘我不可能弄错’这个句子确实用在实践当中。”(OC，§669)这个看法有反面和正面两种因素。从反面看来，维特根斯坦拒绝了这样一个传统意见，即证成终结于那些自明为真的基本信念。他认为，证成终结于我们达到那些“对我们来说不可动摇”的摩尔命题。但是他又写道，“这些信念之所以占有稳固的地位，并非由于其本身显而易见或令人信服；倒不如说是靠其周围的信念才使它们不可动摇”(OC，§144)。维特根斯坦这一看法的正面因素是这么一个观点，即证成逐步达到一个“我们的行动”的终点。他说，给出根据的终点，“就是一个没有根据的预设：它是一个没有根据的行事方式”(OC，§110)。举个例子：“为什么在我想从椅子上站起来时无须使自己确信我有两只脚？这里并没有为什么。我只是不这么确信。我就是我做事的方式”(OC，§148)。接着，他又更加概括地提出，我们关于摩尔命题的确实性应当被设想为“某种处于有合理根据和没有合理根据之外的东西；仿佛是某种动物性的东西”(OC，§359)。他又说：“在这里我想把人看作一种动物；看作一种只有本能而不能进行推理的原始生物；看作一种原始状态的生物。因为任何足以作为原始人相互交流手段的逻辑都不需要我们为之提供辩护。语言并非来自某种推理过程。”(OC，§475)
可以这么说，猫无须先知道地球上有老鼠再去抓老鼠，婴儿无须先知道世界上有母乳存在再去吮吸。“孩子们学会的不是知道书存在、椅子存在以及其他等等，而是学会拿书、坐在椅子上以及其他等等。”(OC，§476)，在此意义上，我们的某些信念乃是出于动物性的本能，而非理智辩护或推理，我们不是先知道再行动，而是先去行动再知道。然而在另一方面，人毕竟不等于动物，因为人有理性。康德告诉我们，人类理性的一大任务便是为其自身划定界限，以免陷入他所说的“先验幻相”。维特根斯在对摩尔的批判中也做了类似的工作，他认为对摩尔命题的理智辩护或证成，突破了理智能力的范围，冲撞了理智的界限，是一种过度理智化做法。维特根斯坦暗含的意思似乎是，我差不多就是靠这些信念存活的，它们构成了我的安身立命之本，任何为之提供理智辩护的做法都是徒劳的，也是毫无必要的，因为它们在理性之外，属于信仰的领域。上面说的“动物性的东西”、“原始状态的生物”和“本能”，就类似于理性之外的信仰之域。理智活动是有尽头的：我们的证成(justification)逐步达到一个“我们的行动”的终点。它不是理性根据，而是“某种动物性的东西”。这是一种反理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立场：我们对摩尔命题的接受并非基于推理，而是扎根于我们最基本的行事方式：“在具有充分根据的信念的基础那里，存在着没有理由根据的信念。任何一个‘讲道理的’人都如此这般地行事。”(OC，§§253－254)如果我受怀疑主义者的蛊惑，去怀疑我是否真的有身体，我是否真的是一个人而不是一棵树，那么这并不是怀疑主义的胜利，而是理智的失败。人们有理由认为我是一名精神错乱者。怀疑主义触及了人类理智的边界。只有在理智范围内的怀疑，才是有意义的怀疑。如果你每走一步，都要怀疑前面的地面只不过是伪装成地面的陷阱，那你如何走路？再举个例子：你把金条放进保险柜，立即怀疑它一旦离开你的视线就可能立即消失，于是打开保险柜看个究竟。但过一会儿，你又会怀疑金条到底还在不在，于是不得不再一次去打开保险柜……如此反复，永无尽头。而要避免这场噩梦，唯一办法是“假定”，只要没人动它，不用看金条肯定还在保险柜里。所以，相当彻底的怀疑论者笛卡尔，他也不可能怀疑正在怀疑的“我”是实实在在的。而我之所以怀疑，乃是担心上当受骗。其实，不管是对物，还是对人的怀疑莫不如此。他的怀疑并非为了怀疑而怀疑，而是一种“悬置判断”，一种“反思”，一种反独断论的方法论。这种心中不踏实的不安定感，可以是一种理智上的正当诉求，也可以是一种情绪上的本能反逆。卓越的怀疑论者休谟，他决不把怀疑带出书房半步。而我的语言游戏、世界图景、行事方式和信念体系，就是决定我是否理智正常的一个标准。信念系统就是论证的本质：为摩尔命题提出理智辩护或证成的试图，冲撞了语言和理智的界限。
在此，维特根斯坦再次“左右开弓”：一方面，他釜底抽薪般地批判摩尔的理智主义；另一方面，他猛烈批判笛卡尔以来的怀疑论，给予其致命打击。更为有趣的是，维特根斯坦发现，互为论敌的摩尔与怀疑论者之间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都冲撞了语言和理智的界限。怀疑主义触及了人类理智的边界。维特根斯坦说，有理智的人不会抱有某些怀疑。有所怀疑与事事怀疑，只是一线之隔。一旦越过了它，你就丧失理智而不复为正常人了。维特根斯坦要在理智主义与反理智主义维持一个平衡。一方面，他反对摩尔的理智主义，因为他并不认为那些摩尔命题能够得到理智辩护，毋宁说它是我们的生活形式，那是理由的尽头，换言之，毫无理由。另一方面，他也不是一名非理智主义者，因为他仍然坚持某些信念是由另一些更为基本的信念所推导而来的，这种推导过程就是一种理智上的“证成”(justification)。在笔者看来，他提倡一种“有限的理性主义”，以及某种可流变的整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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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