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时耐[1]2001年在《庄学“内圣外王”说研究》文中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硕士学住论文 庄学“内圣外王”说研究 金时耐指导教帅姓名：工二邑镇 职称：研允员
郭晓丽[2]2009年在《钟泰研究》文中指出钟泰历经晚清、民国和新中国时期,他是在“五四”以来激烈的文化冲突背景下,深入探索中国文化和哲学精神,弘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知识学人。本论文是对钟泰的个案研究,作者力图将其全部学术思想纳入晚清以来社会、学术、思想和文化复杂变迁的背景之中,通过钟泰研究中国哲学史、国学、荀子学和庄子学的问题意识、学术思考、方法选择和文化理想的追求,阐发他因应时代变化,探寻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化的思想。本文在全面疏理和把握钟泰学术思想基础上,揭示了钟泰学术思想的叁大特点：一是钟泰强调中国哲学的本土化特点,并在中学统系的思路下,书写中国哲学史。力图在中西、新旧的现代性思想对垒中,突出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哲学精神。二是钟泰提出合汉宋为一的中国学术整合的方法论原则。他通过反思近代以来传统学术的困境,主张深入挖掘、合理阐发体现中国文化传统和精神面貌的国学资源,以突出中国文化的中国性。叁是钟泰展开了儒学重建的思考。他投入极大精力对《荀子》和《庄子》作注释、疏通,力求在经学解体、中国传统精神面临危机的文化困局下,通过儒、道资源的合理整合,重新建构起体现中国文化哲学精蕴,合乎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导引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新的儒学思想。“钟泰研究”这个论题,是在当代中国文化复兴、中国哲学的现代性反思、国学研究的开展和儒学当代价值的探讨等重要思想学术问题的逼显之下产生的。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总结其中的得失见蔽,反思其中的经验教训,吸收其中宝贵的思想资源。通过钟泰研究,本文认为可以给我们如下重要启示：其一,钟泰的学思之路,体现了中国文化现代性探索的一种方向。纵观钟泰学术思想,是立足于中国本位对中国文化的前途、命运的思考。笔者认为,就总体而言,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重建必须关照中与西、本土化与世界性的关系。但并不意味者每个学者的学术领域和具体研究都要在上述两者之间进行。钟泰的全部学术思考都是回归中学内部的,说明现代性思考要立足于本民族文化传统,从本民族文化的开新着眼的重要意义。其二,钟泰在中国哲学史写作中强调中西统系之别,重在突出挺立民族主体意识的意义,发掘中国哲学自我更新的能力。在当代中国哲学建构中,如何避免西方化范型的局限,破除将西方哲学方法作为普遍方法的迷信,求得中国哲学自身精神与特点的把握和阐扬,都是重大的理论课题。钟泰对中国哲学的思考并架构了体系完整的中国哲学史,其思想的研究意义和方法的借鉴价值重大。其叁,钟泰致力于通过儒家经典的重释,发掘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特别是他将荀子、庄子中具有反思批判精神、对人性的深刻揭示、制度建构的思想道德哲学以及对天人关系的根源性思考等理论的合理成分,纳入儒学思想之中,使儒学从思想体系到精神境界更趋完善。今天不论是“文明对话”、“儒教中国”,还是全球伦理、生命伦理的探讨,最终都有赖于儒学思想资源本身的根源性、开放性和丰富性。钟泰对儒学资源整合和儒家思想重建的尝试,是使儒学有效面对现代性要求的思考,其思想的价值意义不可低估。总之,本文研究认为,钟泰是属于学问家型的学者,同时又具有思想家的敏锐。其学术思想和人生轨迹都体现了遗俗独往的个性和逆向思维的特征。其学术思想见解具有超前性、现代性和前瞻性。
金德叁[3]2002年在《《庄子》外杂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关于《庄子》外杂篇的研究分叁个方面，即研究外杂篇之形成，研究外杂篇之思想，研究外杂篇对后人的影响。 关于外杂篇之形成，本文沿用学界关于外杂篇依次撰于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的成说，而将研究范围集中到区分内、外、杂的体例方面，论证这一体例是由西汉时期的刘向所创始，《庄子》的司马彪的五十二篇注本大致上是沿袭刘向编校本，郭象的叁十叁篇注本则由五十二篇本及向秀诸本改编而成。那么，我们关于内、外、杂叁部份的思想歧异的研究，就应当以刘向校书的指导思想为根据。 参照刘向校理各种书籍的宗旨，可以知道《庄子》之区分内、外、杂叁部份乃是从一种儒家的立场出发的。内篇与儒家的距离较近，外杂篇与儒家的距离较远，而这种差别是由时代造成的。内篇形成于《孟子》的时代，对当时处于上升态势的儒家思想持温和的态度。外杂篇形成于儒家已有显学地位的时期，对儒学已显露出的各种弊病有所认识，加以尖锐的批评。 而从根本的立场上看，外杂篇思想与孔子思想的关系仍是有同有异的，或者说外杂篇显露出：对孔子的敌意不是绝对的。另外，除儒家之外，外杂篇还受了关尹及老聘思想的影响。 关于外杂篇的思想结构，可用“多样统一”来概括。所谓“多样”，是指兼容孔、老、名、法、墨、杨诸家；所谓统一，是指统一于孔老学说的某种融合体。外杂篇之“多样”超过内篇，而在外杂篇思想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孔老思想融合体，又正是内篇的主体思想，亦即庄周本人的思想。由外杂篇之“多样统一”，笔者归纳出一种可用于当代社会生活的理论图式，即“相对论—→解体论—→立场论—→共同体论”。其中的共同体话，即“道本气用”的“多样统一”。
马晓乐[4]2006年在《魏晋南北朝庄学研究》文中指出庄学研究是人文学科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庄子》成书到现在，研究者代不乏人，故而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庄学。我们研究庄学，不仅要从逻辑线索出发，精细地研读、离析《庄子》这部书，挖掘庄子思想深刻的内涵和价值，更要从历史线索入手，去探索它的学术发展脉络与特点，探讨它与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背景、社会思潮、士人心态、文学创作的关系，以期窥探庄学在文化传承和人文精神构建过程中的贡献。本文即试图从点面结合的角度出发，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庄学发展之全貌和轨迹做出探讨。 全文分为十个部分，即引言、九个章节和余论。引言对庄学思想的主要方面及其理性精神进行了归纳，并介绍了先秦两汉时期庄学的发展概貌。先秦两汉是庄学的潜行期，文人士子一方面从学术纷争的角度关注庄子，一方面把庄子思想作为宽怀的慰藉。这些内容对于深刻理解庄学思想和把握庄学发展脉络是必要的。第一章《汉魏之际庄学的勃兴》，历数了汉末建安及叁国魏正始时期庄学渐受礼遇的过程。建安文士从生命哲学的视角开启了庄学的价值，他们达生贵性的浪漫情调和对《庄子》内容的反复称引，成为其后庄学大盛的前奏。正始玄学的兴起预示着社会思潮的转变，庄学借玄学之东风又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 第二章，《竹林七贤和他们的庄学情节》。本文认为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的竹林名士将庄子自然无为思想与追求自然率真的人生相结合，运用庄子的社会批判思想表达对现实的不满。他们实践了《庄子》“无用为用”的人生哲学，将哲学的理论化为生存的智慧，深入挖掘了庄学的政治实用价值，张扬了庄学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倡导并推动了一场以庄学为重要内容的社会思潮的到来，为魏晋时期庄学的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促进了庄学传播“从个体传播到群体传播”、“从直接传播到间接传播”的转变。七贤的庄学情结也折射出魏晋士人对庄子由“豁情”到“怡情”又到“钟情”的变迁。 第叁章，《西晋时期庄学的大炽》。庄学在西晋的流传出现云蒸霞蔚的繁盛景象。研读《庄子》蔚然成风，士人的言谈以《庄子》为指针，举止以庄周为“模则”。同时注释《庄子》者也星罗棋布，涌现出崔撰、司马彪、向秀、郭象等诸家注本，形成了庄子的诠释之学，标志着庄子学术体系的初步形成，在学术领域占
杨柳青[5]2018年在《王船山庄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船山是明清易代之际的大儒之一,因其思想精妙深邃、气象宏大而被世人尊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之集大成者。在留存于世的众多思想着作中,其庄学思想可谓独树一帜,主要集中于《庄子通》、《庄子解》二书,其余庄学碎语散见各类着述。本文以王船山庄学思想为研究对象,将王船山在《庄子》接受方面的论述与其所处易代之际的时代背景、特殊的遗民身份以及坚定的儒家立场相结合做综合研究,以期揭示其独具魅力的解《庄》特色。本文包括绪论和四章正文内容。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选题缘起,主要分析了目前学术界与王船山庄学思想相关的研究现状,并总结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章介绍王船山生平,探寻其庄学思想渊源。首先梳理了王船山的生活经历和存世着作。其次,发掘船山在明亡之后选择“隐居立言”主要原因在于士大夫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最后,重点分析了庄子的历史定位以及船山与庄子的精神共鸣,“人格认同”与“现实驱使”两个方面共同组成了船山解《庄》的内外动因。第二章论述王船山就思想深度、行文风格以及前后文章的精神契合程度所展开的对于《庄子》内、外、杂篇真伪情况的辨析,以及影响其得出“内篇为庄子亲作,外、杂篇为庄子后学所作,且杂篇价值高于外篇”这一最终结论的因素。第叁章的研究重点在于探寻船山庄学在思想性方面的闪光点。第一节从船山对“逍遥游”的理解和诠释过程中揭示其“庄儒互通”的解《庄》特色;第二节探讨的是王船山对庄子有关“本体”问题的理解;第叁节探讨的是船山在不同语境下对待庄子的不同态度及其成因。第四章则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论述船山解《庄》之特色,揭示其阐释依据,总结其对《庄子》内篇精神特质的归纳,凸显船山庄学思想在方法论层面所具备的超越前世之功。总而言之,本文重点从船山解庄的精神特质和方法论的角度展开研究,在此过程中紧密结合明清易代的社会背景,深刻理解船山的身世处境与遗民心理,寻找船山与庄子的共通之处,以期为船山庄学的相关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贺光耀[6]2012年在《《庄子·天下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庄子·天下篇》3200余字,“位置虽末,然意义重大；行文虽简,然用功极深。”研究《庄子·天下篇》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古今学者研究所涉,多有论及。顾实《(庄子·天下篇>讲疏·自序》云：“不读天下篇,无以明庄子着书之本旨。亦无以明周末人学术之概要也。”《天下篇》是我们研究《庄子》全书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辨别《庄子》全书各篇目真伪的重要标准,是先秦学术思想、“古之道术”发展演变的一面镜子,为我们准确理解和把握先秦各派,尤其是先秦道家各派的思想实质与内在联系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天下篇》开古代学术学派分类与民主批评风气之先,对后世学术史研究影响深远。然而,古今学者对于《庄子·天下篇》相关问题的研究与考察结果众说纷纭,难有统见。本文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文献、历史、比较、综合、分析等方法,对《庄子·天下篇》作一较为全面的考察,期以已一管之见,纠正某些传统误解与偏见,不求论述之绝妙精当,但求做些有益的探索,以呈《庄子·天下篇》之真实意图与真实面目。本论文主要内容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章,绪论。简要总结本课题的研究现状与选题原因,论述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说明研究运用的具体方法。第二部分：第2章,《庄子·天下篇》浅注浅译。在前人注译、疏证及阐释的基础上,对《庄子·天下篇》作一浅注浅译,粗呈对于《庄子·天下篇》内容的理解与把握,以资后文具体论述的开展。第叁部分：第3章,《庄子·天下篇》的作者与成文年代。归类、比列、分析各家说法,“立足原文,求诸全书”,论证《庄子·天下篇》为战国中期或晚期庄子门人或后学所作《庄子》“内七篇”之后序。第四部分：第4章,《庄子·天下篇》的主旨与行文思路。围绕《天下篇》“道”与“内圣外王”的核心内容与评价标准,分析其行文的内在设计与意图,明确其主旨与行文逻辑,证实《庄子·天下篇》的道家立场与思想主张。第五部分：第5章,“惠施篇”与“惠施章”之争。考察“惠施多方”一段文字,从《天下篇》原文与《庄子》全书相应内容出发,明“惠施”一段文字为《天下篇》所固有,取“惠施章”,而弃“惠施篇”。第六部分：第6章,附论。对《庄子·天下篇》学术史意义进行辩证分析,明确主观目的与客观效果、全面列评与选择例评的两方面关系,论述《天下篇》之客观效果意义上的学术史价值；对总论部分“其数一二叁四是也”一句的具体句读、意义归属与所指进行分析、论证,比较各家观点,阐述己之看法；对《庄子·天下篇》的写作特点作一简单概括,基于其序文的特点,从文体风格、语言风格、结构风格几个层面分别作一评述。第七部分：结论。总结全文,列述各部分结论,展望《庄子·天下篇》研究前景。
顾雯[7]2013年在《王叔岷庄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王叔岷以毕生精力研究《庄子》,他秉承师训,研究《庄子》从校勘入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由校勘训诂而通义理,由笃实而达空灵”的庄学研究方法,除了《庄子校释》和《庄子校诠》这两部《庄子》校勘着作之外,同时还写有《庄学管窥》和《先秦道法思想讲稿》两部专着,对庄子生平、着作、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校勘和思想两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不仅如此,王叔岷和庄子常常有着情感上的共鸣,他将庄子思想融入自己的人生感悟,并在诗歌中表达出来,如同庄子的隔代知音。目前尚无对王叔岷庄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总结之作。鉴于此,本文拟从校勘、思想两方面对王叔岷的《庄子》研究进行阐述,同时对其《庄子》研究方法及继承创新之处进行仔细分析并给予公允评价。本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梳理王叔岷的生平和着述,简述其情性品德和人生哲学；第二章从校勘学角度分析王叔岷对庄子其人其书的考证；第叁章从义理学角度对王叔岷的庄学思想进行梳理和分析,包括其诗歌中的庄学思想；第四章从斠雠和义理两方面评述王叔岷庄学研究的继承和创新。
杨天保[8]2004年在《王安石学术史研究》文中提出本文力图解答在北宋“选举时代”,“王安石之学怎样生成和演进?”的问题,为此,随着学主历史时空的频繁置换,王安石个人治学观念的历次嬗变、知识的多边积累、学术生成与转向的诸般特征,等等,都是要考察的重点。结构上,全文分上、下2编,共7章。上编有3章,主要就王安石学术思想的研究学史略作回顾,查阙补漏,强调历史研究是哲学研究的基础,并引出本文的总构想:以学术史研究弥补思想史研究。同时,作为研究的第一切口,在追溯王安石学术称谓的流变史中,本文首揭“荆公新学”的真貌,并立足于“王学叁体”新说,将整部“王学”发展史,大体划分为3个前后相承的阶段:早年原生体(即“金陵王学”、1021-1067) 、官学体(即“荆公新学”、1068-1076) 和晚年变体(1077-1086) 。考虑到初期形态的重要性,本文专就学界未曾落实的“金陵王学”史展开具体探析。此外,在王安石的学术渊源问题上,本文也努力从以往的研究模式中走出来,也就是在交游考辨和思想“互证”这两种传统做法之外,结合“地齐”(地理环境)、“政俗”(政教风俗)和“材性”(人才素质)这3个变量要素,重新凸现学术生成变动与社会和主体的逻辑关系。于是,在下编,本文首先透视北宋“选举社会”和“王氏家族”的互动关系,并藉此渐次勾画出,王安石早年由力主功名的“能吏”志气,向“保家”、“养亲”的“进士”科举之学转变的曲线图。其次,本文接着又在“选举社会”所规范的“举业”知识背景下,梳理早年王安石“场屋”交游的整个学术网络全景,进而演绎出在“举业”要求下,王安石个人学术生成的最初范式:以“字学”为开端,以“文章之学”为辅翼,由“文”及“道”,古文经学理念和时文制作,相得益彰。再次,本文经由北宋中前期官僚运转系统这一角度,归纳出王安石任职江南5路时期,日趋“边缘化”的政治处境,以及与之伴生的“边缘性”学术交游的实情。基于此,本文进而发现,在治学上,王安石同时经历了一个由外入内、反求诸身和以圣道自任的变动,其中,他在“为己之学”和“易学”方面的学术积累,基本上奠定了前期个人心性道德之学的雏形。最后,本文通过考察王安石在京师从群牧判官到知制诰(1055-1068) 期间的政治、学术活动,得悉学术主体性的理性自觉,已将一种“外王”的企求,逐渐植入到前期的“内圣”之学当中。继而,围绕王安石在金陵(今南京)讲学的经历,本文又发现,新的“礼乐之学”在原来“为己之学”和“易学”的庇护下,已茁壮成长。至此,贯通“内圣”、“外王”和体、用不二的“金陵王学”浮出水面,“王学”原生形态最终确立。
刘兵[9]2010年在《游于边际》文中研究指明本论文主要是提供一个解释庄子的新模型,提出庄子的基本方式是以纵破横,即以个人内在心灵超离来化解多元价值冲突,最终归结为游于边际的智慧。这一模型的提出是通过对现代庄学的反省实现的。现代庄学是在中国思想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其基本特征就是中国思想的西化式整理。这种方式是中国思想进入现代的内在要求决定的,但是它的铺展也是中国思想中国性丧失和掩蔽的过程。如何面对现代性和中国性的双重要求,是当代经典解释的根本课题。本论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庄子为对象,展开这样一种解释工作的。本文不是对庄子思想体系的逻辑解析,也不是一种比较研究,而是力图通过以庄子为中心的思想流程的描述,前后映照,以勾勒庄子这部经典的基本特质。本论文分为引言,上篇,下篇和结语四部分。引言介绍庄子研究的基本状况,并且提出本论文的目的和基本方法。上篇分为叁章,集中于庄子与其思想前辈及其后学的关系上,希望勾勒庄子思想的前因后果。第一章讨论孔子和老子及惠施对庄子的影响。孔子和老子对庄子都有影响,庄子对孔、老都有批判。他不满孔子过于世俗,老子耽于道论,而是走出一条以内在通天地的路子。对惠施的批判则是庄子超越名辩思路的源头。第二章分析庄子的问题与方式。庄子有其独特的洞见,那就是对多元价值冲突性的发现,这就是《齐物论》中彼此是非问题的本质。庄子内在超离之路就是要面对这一问题,以开出一个新的存有世界出来。这是庄子以纵向超离方式破解横向的价值冲突的努力。第叁章介绍庄子后学对庄子问题的进一步发展,指出由庄子到后学,再到郭象的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下篇分为四章,集中于庄子与其最重要的解释者郭象之间,分析后者在那些地方修正了庄子,希望藉此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庄子思想的内在脉络。第四章对庄子和郭象的异同做总的说明。认为庄子是一个追寻以纵破横的思想家,而郭象则对庄子的模式进行了改造,先肯定横向的多元存有,然后又肯定文明的意义。第五章以庄子和郭象的道论和玄冥之境说为中心,讨论二者的异同。郭象的玄冥之境说是对庄子道论的有力推进,试图以一种本体境界论的方式修正道论的内在化倾向。第六章讨论庄子和郭象的伦理观念。庄子伦理观念的核心是圣人,而郭象则把这一问题扩展开了,把人的社会性考虑进去,这是其玄冥之论的自然延伸,也是其政治思想的人性论基础。第七章讨论庄子和郭象的政治、历史观念。庄子基本上是对政治失望的思想家,他从根本上拒绝政治。不过,这也留下了一些基本困惑。郭象则力图在庄学的基本思路上,解决这一困惑。他以性分为基点,以历史本体和历史迹象的区分为关键,力图在儒家和庄子之间达到一个平衡。结语则指出,庄子思想既具有中国思想的基本特质,也具有其独特的洞见。庄子既指出了一条生命之路,也展开了对多元冲突问题的理论探讨。他的基本智慧就是游于边际,即通过内在生命的提升自由游走于多元存有之间,这一洞见有独特的政治意蕴。
刘生良[10]2003年在《《庄子》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庄子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也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其人其书荣膺着哲学与文学的双重桂冠，在一定程度上其文学成就甚至超过哲学成就。鉴于《庄子》文学研究相对薄弱的历史和现状，本文专力从事这一研究，拟对《庄子》的文学特色、成就及相关问题进行比较全面、系统而深入的探讨。 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共分七章。第一章是对《庄子》基本问题的考辨，旨在为下文的论述决疑排忧，洒尘清道。首先就庄子的姓名字号、生卒年代、生平事迹及着作真伪略加考索，提出了一些看法。又着重对庄子的籍贯故里这一疑难问题作了详细考辨，尤其对近年来颇为盛行的“安徽蒙城”说进行了辨驳批判，通过对大量史地书籍及方志有关记载的考证辨析，从而确认庄子籍里为战国时宋之蒙邑，即今河南商丘东北。接着以此为基础，从宋国的文化渊源与历史背景、地理环境与文化构成及庄子的身世个性与文化承传诸方面，考论了《庄子》的文化背景，认为它并非人们常说的楚文化，而是特殊的商宋文化，即以殷商文化为基础、以姬周文化为依托、以道家文化为核心，并广泛接受周边邹鲁、燕齐、叁晋和楚越等多种文化之影响，又重视分析批判以求发展创新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庄子》哲学和文学奇异绝纱之特色，都与此密切相关。然后又就《庄子》哲学属性及评价问题上长时间以来惑众误人的几个说法予以辨惑，阐明《庄子》深邃博奥的哲学思想，并非所谓“唯心”、“消极”、“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体系，而是以唯物、积极和代表平民阶级为主导，唯物之中有唯心，唯心之中有唯物；积极之中有消极，消极之中有积极；且着眼于整体的人，具有某种超阶级性，大致属于失意者、倒霉者、不幸者、弱小者的哲学思想体系。并且指出，儒家和道家各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人生的真理，以期破除疑惑，提高认识。 第二章探对《庄子》的文学类型，分别论述了《庄子》与浪漫型文学、现实型文学、象征型文学的关系及总体文学类型。笔者认为，《庄子》具有浪漫文学的精神实质和艺术特征，是中国浪漫文学创作之祖，对后世浪漫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众所公认、名副其实的浪漫型文学；庄、屈浪漫文学的不同，主要不是所谓消极与积极的不同，只是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差异。由于追求理想与批判现实是庄书中几乎同时并存的大主题，书中存在数量相当可观的现实文学珍品，具有现实文学的一些基本特征，而且在非纪实性、批判性、讽刺性等方面具有开拓性贡献，是中国现实文学创作的伟大拓源者，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庄子》又可属于以批判现实为主的典型、深刻的现实型文学。《庄子》采用“藉外论之”的“寓言”形式来寓理寄意，其“寓言”即象征，庄书中寓言又占十分之九，从而形成了寓言体象征文学的独特风格，庄子也就成了中国象征文学无可争议的第一大师，对中外象征文学都产生了深巨影响，如此看来，《庄子》)更应统属于象征型文学，而且是真幻合一、意蕴玄奥、辞趣华深、最富灵性的象征文学。总而言之，《庄子》是以象征型文学为主体，将浪漫、现实、象征叁大文学类型集于一身包含殆尽的复幌文学类型。它犹如“怒而飞”的大鹏，浪漫文学和现实文学分别是它那如垂天之云的两大巨翼，象征文学则是联通两翼、合而为一的硕大身驱和整体。就每一类型而言，它都是奇迹，这又是奇迹之奇迹！ 第叁章探讨《庄子》的文体形态，依次论述了庄文具有的散文、诗、赋、小说等多种文体特征及总的文体形态。在笔者看来，作为散文，《庄子》具有新奇的题材、奇异的思想、奇幻的手法、奇妙的结构、奇肆橘怪的语言、奇特的体制等奇异特色，是最具独创性的奇异的散文，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艺散文。它无疑是中国散文史上一座瑰异的丰碑，对后世散文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时，《庄子》又是绝纱的诗。因为庄周颇有诗人的气质；庄文颇有浓郁的诗意；并具有浓郁的抒倩性、葱笼的想象力、奇特的象征手法涵深的意境创造、诗的语言与韵律等诗歌特征；而且“他的思想的本身就是一首绝妙的诗”，在这个意义上，《庄子卜书便全部成为玄妙宏绰、奇趣无穷、永远解释不完的绝纱的诗章，一组悠扬缥缈的哲人之歌，在中国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庄子》又是赋的滥场。赋起源于以铺陈为特征的诗化散文，考察先秦文库之珍存，对仅体形成和诞生关系最大者，莫若善事铺陈的诗化散文《庄子》。与“命赋之厥初”的苟况和“以赋见称”的宋玉相比，《庄子》虽未形成赋的完整体制，却颇富赋的雏型，已看得见苟宋赋的端倪。《庄子》颇多铺陈文字，并形成相对独立的篇章，具备了赋的基本特征；它亦诗亦文，奠定了赋的特有机制；它那假设问对的的结构模式、对比映衬的铺陈方式、虚拟寄托的构思特点及丰富奇僻的词汇等赋的特征，为后世赋家所祖式，影响了赋体尤其是汉大赋的形式特征。由此可见，《庄子》不愧为赋家之祖和赋的滥场。《庄子》还是小说创作之祖。庄子所谓“寓言”，以“藉外论之’为基本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后来小说的同义语和代名词。作者通过以自觉的艺术虚构为主的新颖奇特的小说手法
参考文献：
[1]. 庄学“内圣外王”说研究[D]. 金时耐.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1
[2]. 钟泰研究[D]. 郭晓丽. 武汉大学. 2009
[3]. 《庄子》外杂篇研究[D]. 金德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2
[4]. 魏晋南北朝庄学研究[D]. 马晓乐. 山东大学. 2006
[5]. 王船山庄学研究[D]. 杨柳青. 山东大学. 2018
[6]. 《庄子·天下篇》研究[D]. 贺光耀. 山东大学. 2012
[7]. 王叔岷庄学思想研究[D]. 顾雯.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8]. 王安石学术史研究[D]. 杨天保. 浙江大学. 2004
[9]. 游于边际[D]. 刘兵. 东北师范大学. 2010
[10]. 《庄子》文学研究[D]. 刘生良. 陕西师范大学.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