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差异大、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1999年以来，我国逐步形成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内外、着眼全局，提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推动形成东西南北纵横联动发展新格局。2018年11月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发布，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立足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全方位、系统化视角，提出今后一个时期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主要任务，着力提升各层面区域战略的联动性和全局性，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和整体性。
▲ 在建设京津冀城市群的过程中，雄安被寄予厚望。《中国经济周刊》摄影记者 胡巍| 摄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谋划与决策
今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第五个年头。5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稳步推进，协同发展的效应已逐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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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恒山，2006年6月担任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司长，直至2014年4月担任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一直负责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文件、规划和方案的研究制定工作，也主持或参与了京津冀发展相关规划的研究起草工作，深度了解并见证了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的进程。2019年9月，范恒山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专访，讲述了他亲历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决策和实施等过程。
1961年前后，毛泽东看到反映农村严重情况的报告越来越多。他敏锐地指出，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同时，他要求各级领导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不能靠逐级的报告。他还表示自己要搞几个点，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3］253。
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
“这个规划实际上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雏形。”范恒山谈道，正是在《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的基础上，根据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所做出的全面论述，制定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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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京津冀三地发展，多年来，有关部门和京津冀三地都做了一系列努力。范恒山向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国家发改委按照要求一直推进有关规划工作，形成了一些重要思路。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努力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相关规划也未能颁布实施。”
转变发生在6年前。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分别考察天津、河北，2014年2月又考察北京，着手布局加快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迎来了重大机遇。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调研时指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又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考察工作时强调，北京要立足优势、深化改革、勇于开拓，以创新的思维、扎实的举措、深入的作风，进一步做好城市发展和管理工作，在建设首善之区上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在范恒山看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能够迅速出台和落地实施，得力于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的亲自谋划和直接推动。“国家发改委作为牵头单位做了一系列工作，京津冀三地和国家各个部门也都积极参与，密切配合。可以说，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接下来的任务是组织实施。“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央成立了领导小组。在中央的领导下，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具体组织，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着手编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范恒山说，为此，国家发改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带队到三地进行实地调研，梳理相关问题，探索推进思路。
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基本编制完成。经过一系列讨论、征求意见和上报审核、修改完善等工作程序后，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对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来说，2014年2月26日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当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范恒山清晰地记得，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意义，对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原则、任务等做了全面论述，明确把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对于同类课程的积极引导意义和借鉴作用在于：开发了紧密围绕护理职业岗位要求和护士职业标准的课程内容；课程组成员与医院合作开发了以任务为载体、以项目为导向的课程教材；实施了校院结合、教学做一体化教学模式。
三地的协调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带
根据这一要求，国家发改委在2004年底和2005年初选择两个区域作为“十一五”期间区域规划的试点，京津冀就是其中之一。在前期专题研究的基础上，2006年下半年，规划编制工作正式展开，形成了《京津冀都市圈区域发展规划》，于2007年和2009年两次上报。
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数易其稿。于2014年初，完成了《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的编制工作。范恒山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表示，这个规划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河北考察所做出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着眼于发挥首都的带动和龙头作用、通过协同发展解决首都日益严重的“城市病”、推动三地合理分工优势互补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路。
电子设备机箱内的各部分均采用模块化设计，在调试完成后集中布置在机箱内，在布置过程中尽可能使各部分安排紧凑、合理，在满足系统使用性能前提下，使电子设计机箱内的空间可以得到充分利用，减轻系统重量缩小空间尺寸，将电子机箱重量控制在2 kg以内；同时，机箱在结构设计过程中还应充分考虑系统电磁屏蔽要求和强度要求。电子机箱结构方案如图6所示。
任何一项重大战略及其规划的出台，都有一定的理论探索和政策研究的基础。关于京津冀发展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
“这是第一次通过规划把京津冀三地联系起来，但考虑都市圈的含义，这次规划的范围并没有包括两市一省的全部行政区域。”范恒山说。
2010年，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相关要求，规划范围进一步拓展到两市一省的全部行政区域，并在这个基础上，将规划名称调整为《京津冀地区区域发展规划》，根据范围的调整，进一步修改完善相关规划的内容。在相关的研究中间，对解决首都存在的“城市病”，推动三地优势互补和协调发展提出了若干重要思路。
范恒山回忆，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指示并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按照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着手编制《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并在这个基础上，研究制定促进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发展的意见。
2011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实施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进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
范恒山回忆，那一年，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在相关材料上做出批示，要求搞好以大都市为中心的经济圈的统一规划、统筹协调、体制创新等工作，使其在全国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带动作用。
长期以来，京津冀三地面临的一个现实是，京津两市过于“肥胖”， 而周边的河北，却过于“瘦弱”，甚至存在着许多贫困县。尤其是北京，由于功能庞杂，带来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饱受“大城市病”困扰。三地尽管各具比较优势，但互补性差，呈现出竞争大于合作、独行多于联动的特点，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重要任务和当务之急。
规划纲要的核心是打破各自“一亩三分地”的利益约束，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实现三地的协调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的支撑带。
Yen等［19］发表于2014年的研究发现，服用二甲双胍组头颈部肿瘤的发生率比未服用二甲双胍组低0.64倍（P＜0.01）。在40～65岁年龄组和＞65岁的年龄组，同一年龄组中服用二甲双胍组与未服用二甲双胍的患者相比，头颈部肿瘤发生率明显降低（发病率分别为0.70和0.53；两者均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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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谋划和推动之下，《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顺利出台并实施。但是要达到中央的要求和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在范恒山看来，还需在3个方面加大力度：
一是要提高思想认识。京津冀三地要协同发展，必须在思想上 “连”，在心底上“同”，决不能固守自身的“一亩三分地”，不能只注重本位利益。思想的自觉，才能形成行动的自觉。
二是要建设好硬件和软件两个基础设施。硬件方面，要建设好交通等基础设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互联互通。软件方面，要推进市场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上要互联互通。要打掉一切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消除一切阻碍商品、资源、要素自由流动有形和无形的障碍。
三是要切实抓好关键领域的协同。如产业的协同和环保的协同等。只有产业的协同和联动，才能使资源要素得到优化配置，建立起现代化的产业体系，有效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环保的协同也一样，如果单靠北京一家，大气、水、土等的污染问题就难以得到有效治理，整体的环境保护也无法进行。
编辑：邹松霖zousonglin@ceweekly.cn 美编：孙珍兰
亲历者 范恒山 曾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综合司司长、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司长、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等职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王红茹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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