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德国纳粹时期的大屠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纳粹论文,德国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1）02—0144—13
一 事件及其解释
我们称之为“大屠杀”的事件，时间可以大致界定在1933年（迫害无辜平民的开始）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集中营囚犯的解放）之间。它是以国家社会党在德国的权力上升为开始的，该党煽动一种对选定的受害者进行身份识别、没收财产、隔绝驱逐乃至最终毁灭的政策，该政权的核心战略是“地缘政治”（获取新的国家领土的驱动力）和“种族思想”（把国民分成纯种的内部群体和非纯种的外围群体的两极化定义）。这些在本质上都是通过军事强权和政治表达（藉政治性的超凡魅力和有效的政治符号及仪式的作用），或者更明确地说，是通过政治指令、法律措施、自发暴力、战争、人口流动、科学实验、强制绝育、集中居住、强迫劳动、饥饿、射杀和毒气等等来实施的。根据最新的研究，被有组织地作为攻击对象并遭到屠杀的无辜平民包括：30万残障人、将近150万罗姆人（吉普赛人）、5,000至15,000个同性恋者、600万犹太人——还必须要加上持不同政见者、差不多350万苏联战俘、1,300万苏联平民① 和250万非犹太波兰人（他们是驱逐出境、枪击、强迫劳动或者饥荒的受害者）。②
去了解和解释这一恶行的动机，这种探寻引发了六十多年来的争论。最新的研究表明，四个因素导致了大屠杀。首先是反犹太传统，特别是“救赎的反犹主义”：它利用了基督教的希望、恐惧和千年乌托邦观念，宣扬这个世界可以通过除掉犹太人而获得拯救。③ 其次，通过新型大众传媒调动意识形态。第三，所谓“现代性”——特别是利用十九世纪的科学发现去加强生物学和种族理论，再加上社会规划的理念以及实现这些理念的官僚设施。例如，科学被用来证明对人种类型进行定义、分类、注册和迁移过程的合法性。所以，为了根据被假定的类别来对民族加以分别，纳粹政权在整个欧洲迁徙人口。第四，希特勒的克里斯马式风姿。他的政治技巧和花言巧语成功地把由反犹太传统、意识形态和科学现代主义构成的别扭的大杂烩融为一体，以至于让作为整体的社会接受—或者说默许了——暗示给他们的东西。
在本文中，我将从历史的角度、归纳性地予以开始，详述德国每个阶段的集体记忆，最后以此为结语：有关大屠杀的集体记忆是“不断变化的”，受制于“各种各样手段”的，也是自相矛盾的。
二 1945年至今三个德国有关大屠杀的政治和社会记忆
（一）紧随战后而来的岁月
人们常说，紧随战后而来的年代是以沉默或者遗忘为标志的。而实际上，幸存者在说、在写，他们也是能够被看到的，但是他们没有获得倾听也无人予以关注。因此，这一事件并不是“被遗忘”（为了忘记某事，我们先要记住它），而是“不被承认”。未被接纳的原因有如下几个：首先是权宜之计。反犹太主义和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同情并没有在战争结束时骤然消失。为了学校、司法系统和行政部门能够继续运行，许多教师、律师和管理人员仍旧留任（第一部特赦法在1949年获得通过）。此外，1945年后控制德国的法国、英国、美国和苏联等盟国，首先集中精力于为难民和流放者提供紧急救济，而不是把精力放在其前任的命运或者已故亲人的身上。同时，自由派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全神贯注于与国家社会主义的不间断的斗争，而不是最近的对平民百姓的大规模毁灭；或者说，他们不承认这一事件，因为工业化的和官僚政治性的大规模谋杀超乎他们的想象——也就是说，太不可思议了，让人无法相信。④
观看战后早期建造的纪念物，可以获得对当时纪念风气的印象。在德国北部小镇于克明德（Ueckermünde）树立着一座战争纪念碑（见图1，未标版权出处者为作者本人所有），它很有代表性地展示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碑如何被简单地附加在“一战”纪念碑上，以纪念死去的当地居民。纪念碑没有提及牺牲者的受伤和死亡原因。这么看来，死亡的原因只是“战争”本身而已。受害者是当地的，作为亲近的人而被纪念。由这种纪念物所呈现的记忆，大部分是非政治性的。
图1：于克明德的战争纪念碑。铭文读作：“为了和平，我们牢记：1914－1918年间，116人死亡；1939－1945年，66人死亡。”
（二）冷战时期东德和西德的记忆
冷战期间，有关大屠杀的记忆获得滋养，其特点是碎片化。在大众层面（我们可称之为“社会记忆”），人们记得他们最近的经历：从流放地返乡的人，从德国东部疆土归来的被驱逐者，来自德累斯顿这样的被飞机轰炸过的城市的逃生者，集中营的幸存者，无家可归的人，也包括先前的军人、警察、安全以及管理人员。在官方层面，我们可称之为“政治记忆”，它用两种相互矛盾的叙述，沿着不同的意识形态路线发展。在（共产主义的）东德，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描绘成是法西斯主义者在垄断资本主义支持下发动的，被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所击败。像厄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
mann）这样的英雄提供了东德记忆的合法化，直至1989年才告结束。其它受害群体——如犹太人——并未获得承认。⑤ 例如，东德绝不承认以色列，也不提供赔偿。最重要的是，在东德，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让对大屠杀的回忆黯然失色；相反，强调抵抗运动的自豪感以及将其它一切做淡化处理，东德维护了一种英雄记忆的传统。
在（自由主义的）西德，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官方记忆最初——但至少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也是这样——是被战争、德国兵和被驱逐者的经验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被抵抗运动（传统抵抗运动的中央纪念堂建于1953年）所把持的。然而，与东德保持了对英雄的国家崇拜不同，西德形成了对受害者的崇拜。不过，这种崇拜并不是建立在“主动的”牺牲者（烈士或为民族事业做出自我牺牲的人）的传统形象之上，而是那些为了种族的幸存准备放弃生命的被动的牺牲者（一个始于1942—1943年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失利之时的主题⑥）。1945年后，盟军对德国城市的轰炸，在中、东欧对日耳曼人的驱逐，盟国的去纳粹化方案以及苏联报复的残酷性，再加上德国人是被纳粹政权胁迫和操纵的意识，让德国人确信在战争结束时他们不用对自己的苦难负责（罔论其他人的苦难）：他们自己就是受害者。⑦ 参照20世纪50年代早期竖立的政治纪念物，这种受难感可以得到说明。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一座纪念性的路标：它显示了德国各城镇的方向和距离；而在1945年，德国人正是从这些城镇中被赶出去的。这一路标（见图2）——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1992年被拆除——纪念了家乡的市镇，并且暗指了德国人从先前的东部疆土上被赶出去，以及他们返回或者重获家园的要求。
图2：纪念被驱逐者家乡的路标（20世纪50年代早期）。
但是，两个德国的官方记忆，或许都可以通过他们的“禁忌”和所忽视的东西，得到最好的说明。在东德，这意味着三个主题的边缘化：纳粹政权下的反犹太主义、西方盟国在击败纳粹中的作用（和苏联军队的作用截然相反）以及1945年苏联进军途中残暴对待德国人。西德也热衷于边缘化军队（“纳粹国防军”）在大屠杀中的作用、平民旁观者的角色、死于德国囚禁的350万苏军士兵及共产党抵抗运动的作用。在每一种情况中，这些纪念的禁忌都是被眼前的政治利益所推动的：在东德，与西方盟国以及被看作是美国的殖民前哨的以色列关系冷淡，但是与苏联的关系非常密切；而在西德，与苏联的关系很冷淡，同时它渴望展现军队传统（联邦德国在五十年代重新拥有武装）以及一个基本上由无辜的旁观者和受害人组成的社会的积极形象。
与东德相对稳定的官方回忆形成对比，西德的官方回忆经历了一个转变：从作为受害者的自我形象到承认其他人（特别是犹太人）也是受害者。在国家记忆文化中，这是一个具有高度创新性的发展，因为：让一个国家承认因为自己的好战而带来受害者的情况很少见（一个相似的例子是法国，它在90年代也承认了犹太人是受害者）。这一发展应主要归功于纪念活动家，他们在六、七十年代组织公民协会，致力于消除禁忌、启蒙公众。比如，为了挖掘先前的政府机关或者迫害地点，人们带锹集会。同样地，1967年，他们竖立了一个名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恐怖之地”的纪念指示牌（见图3），显示了集中营和杀戮中心的名字；这是对纪念被驱逐者家乡的纪念牌（图2）的精心回应。
图3：“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恐怖之地”（柏林，1967年）。
西德社会记忆的“下层”转变的其它原因来自于大众文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79年电视播放了影片《大屠杀》。过半西德人至少观看了四集影片中的一集；有三分之一的人观看了全部四集。⑧ 改变也来自于西德政府的缓和（détente）政策。这一政策以七十年代的勃兰特总理为象征：他在国事访问的时候，象征性地跪在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纪念碑前。这一举动富含道德与政治意义。道德上，作为谦卑的标志，它正式承认了罪责，承认了犹太人作为受害者和波兰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政治上，它表达了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放弃德国对波兰领土的要求，承认波兰的主权，以及西德与波兰及东德关系的正常化。
然而，这项缓和政策（在一个碎片化的记忆图景里）只是西德不断改变的记忆文化中一个元素而已。在那里，更保守的政治家恪守反极权主义的教条，通过比较东德和纳粹国家的独裁，认为东德政权中有国家社会主义的成分。⑨ 同样地，东德国家的代表在西德政权中也看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元素。简言之，东德和西德的保守派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责任“外化”了，因此，他们自己的政府和社会跟这一事件的道德结果就分离开来。
（三）1989年后的大屠杀记忆
在1989和1990年，两德统一时，发生了什么？一开始，有关过去的国家叙述成为一片空白：一分为二、获得政治许可的叙述——东德的反法西斯主义、西德的反极权主义——都无法再维系下去。然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几乎没有什么能比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把这些如今已经非常不同的国家和人民联系得更加紧密了！⑩ 1989年以后的新的纪念政策整合了东、西德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中的元素，这一方式在建立新公共纪念碑的项目中也成为一种政治表达。由于东德拥有一座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央国家纪念馆，而西德却没有（这反映了西德对这一事件的多元的——如果不是前后矛盾的——处理方法），所以一些公共和政治人物表达了这样的愿望：1989年后，统一的德国应该为这一新的国家建立一座新的中央纪念碑。(11) 其结果就是“新岗亭”（Neue Wache）或“新警卫室”的出现（见图4）。
图4：柏林“新岗亭”——“战争和暴政受害者”国家纪念馆。
从1960年到1989年，这里一直是东德的中央“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受害者纪念馆”，里面可以看到一位抵抗运动无名战士的骨灰和一柱永恒的火焰。1993年它重新落成后，纪念馆中有了一尊复制的凯绥·珂勒惠支（Kthe Kollwitz）的哀伤的母亲的雕像，这是一个宗教主题——即圣母怜子（pieta）。但对这一纪念堂的公共争论集中在它的新奉献主题上：“战争和暴政受害者的中央纪念馆”。因为这些非常一般性的术语——“战争”、“暴政”——把牺牲“拉平”了；它们主张不必探究死亡的历史原因，所有死者（无论他们是纳粹侵略的受害者，是盟军轰炸的德国牺牲者，甚或是东德政权的罹难者）都应该得到纪念，藉此，死亡的原因和杀戮的理由都将被忽略不计。这一纪念馆的时代错置，被一个事实所加强，那就是：通过允许开放性的术语“暴政”包括假定的东德政权的暴政——虽然东德在1993年后已不复存在，通过把所有受害者归入到“战争和暴政”的受害者而不考虑特定的政权及迫害之原因来维持德国人作为受害者的自我形象，纪念馆在事实上体现了自由主义的反极权信条。(12)
作为对这一纪念馆的抗议的部分成果，在九十年代，更多的纪念物被规划出来，不仅纪念一般意义上的“战争和暴政的受害者”，也纪念特定的受害者团体：它们包括罗姆人（吉普赛人）、所谓的安乐死计划的受害者、同性恋者以及犹太人——特别是在2005年，随着“欧洲被谋杀犹太人纪念馆”落成典礼的举行，对犹太人的纪念达至高潮（见图5）。
图5：“欧洲被谋杀犹太人纪念馆”（获胜模型在底部左侧）。
三 超越国家的新记忆框架
当代德国对大屠杀的集体记忆跟早期的记忆一样，是碎片化的。因而，有些人认为我们不应该说什么“集体的”记忆，而是讲“集合起来的”（复数的）记忆。但我在这里想说的是记忆的“动态机制”：它处在或者超越了传统的占统治地位的记忆框架——国家。
在今天的德国，最显著的一点是官方（国家）和私人（社会）纪念叙述之间的不一致和不和谐。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在最近一项基于访谈的研究中被披露出来，它证明：纵然拥有关于历史事实的知识，在纳粹政权的军官和官员的儿孙当中，很少有人愿意承认其父辈参与了大屠杀并因此该对这一事件负责。换句话说，年轻一代看起来没有能力承认在国家呈现的象征性地承认责任的官方历史版本与他们自己所喜欢的版本之间的关联。(13) 更深的分歧还存在于官方的把大屠杀视为一种“德国”遗产的表述与移民们对待大屠杀的反应和情绪之间；移民并不把自己看作是罪责的继承者。这种不和谐在学校里最为明显：在那里，不管是在感情上还是在道德上，来自土耳其人家庭的学生很少认为这一事件像对他们的来自德国人家庭的同学那样，跟自己有什么关系。(14) 所以，现在的历史课程就成了“局内人”群体与“局外人”群体——他们对大屠杀或者有所关注或者了无兴趣——之间疏远的一个原因。
在国家和私人叙事间的不和谐之外，记忆框架正在离开国家。这一点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两国”（binational）间项目——如编纂两国间（法国－德国和德国－波兰）学校教科书——有所增长。同样地，在德波边境有两国合作的战争纪念馆，在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üttel）有发掘苏联战俘万人坑的项目。一个更新颖的记忆框架是“欧洲的”（European）。这一立场由政治家们提出，他们认为经济、政治和社会联盟防范了国家间进一步的冲突。(15) 它亦由历史学家所倡导，他们试图把大屠杀放置在更宽泛的欧洲殖民传统中（事实上，大屠杀是“国内”［内部］殖民的一种形式）；(16) 他们也承认：没有其它欧洲国家的合作，大屠杀是不可能的。第三种新记忆框架是“国际性的”（international）。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家纪念日从11月9日（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人民悼念日”［Volkstrauertag］）变为1月27日（即1945年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的那天），这是由联合国推动的；它也成为承认大屠杀的国际协作的一个标志。这一转变从2000年斯德哥尔摩会议就开始了，已经成为第四个记忆框架的标志。丹尼尔·列维（Daniel Levy）和纳坦·施耐德（Natan Sznaider）把第四个框架称之为“普世的”或“世界性的”的大屠杀记忆，因为这一事件业已成为从法律和道德上衡量随后的种族灭绝罪行的标准。(17)
虽然国内的有关纪念的分歧和创新带来了两国间的、欧洲的、国际的甚至是普世性的回忆，德国是否会抛弃它对大屠杀记忆的传统的国家处理方法，仍有待进一步的观察。检测这些创新是否有效的一个方法是看看它的历史教育。近来，笔者考察了1980年至2010年间出版的18种历史教科书。虽然它们不能完全代表当代德国的教育政策，结果还是显示出：记忆的国家框架依然被保持着（这是一个对整合土耳其裔学生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帮助的事实）。两本教科书提到欧洲与大屠杀有关；(18) 同时，一本提到意大利，(19) 一本提到联合国。(20) 但是，典型的20世纪80年代对大屠杀的政治处理手法——其关注于纳粹的外交政策和希特勒，使用了诸如“恐怖”、“权力”（Herrschaft）、“扩张”和“独裁”（Diktatur）等标题——现在已经被更有文化性的和更尊重法律的手法所取代，其中主要的教育课题包括“种族主义”和“种族灭绝”。同样地，学校教科书很少提及纪念上的不和谐、两国间的合作纪念以及普遍人权。尽管有发现“普世的”或者全球性的道德性回忆的政治和法律措施，但在教育中鲜有此类实践的证据。相反，他们越来越多地呼吁年轻人，让其识别大屠杀时期个人的苦难。他们还诉诸“记忆的反身性”（memorial reflexivity）——这意味着鼓励学生去反思记忆和有关记忆的大众媒介（纪念碑、电影、文学）。四本新近的教科书(21) 包含了关于记忆的一些章节，号召学生去反思纪念馆，去参观遗址，并说明现有的（特别是伪造的）对大屠杀的解释（见图6）。
图6：正如教科书《具体的历史：一份学习和练习手册·三》（Geschichte konkret.Ein Lern－und Arbeitsbuch,3,Braunschweig:Schroedel,2005）所示，有关记忆的教育愈发常见了，它鼓励学生去记忆去反思有关记忆的媒介。版权所有：施罗德（Schroedel）出版社
四 当代德国对大屠杀的赔偿
为了“弥补”（wiedergutmachen）和“赔偿”以国家社会党政权之名犯下的罪行，或者说是去修补其与受害者的关系并与之和解，西德政府（现在的德国中央政府）已采取了大量的措施。具体而言，这包括：战后让一些知名的德籍犹太人回国，1949年采用《基本法》授予幸存的犹太人以德国国籍，1950年在德国建立犹太人中央理事会，犹太-基督教合作的制度化、学术研究、精心准备的纪念仪式、复兴犹太文化和宗教生活的措施（随着美因茨、慕尼黑和波鸿建造了新的犹太教堂，2006年在柏林首次有学生退出希伯来语研讨班），鼓励犹太人从前苏联移民到德国（从1989年至2010年，220,000人从这一法律中获益，这导致在册的宗教社团从1989年的30,000人膨胀到2009年的120,000人）。
然而，把弥补和赔偿的隐喻应用到对罪责的遗产的政治和道德回应时，尚不足以充分地表达历史和解的复杂性及其不足之处。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没有什么赔偿是真正足够的，因为那些最需要它的人都已经死了；而且，对于幸存者的合法的、金钱的和象征性的赔偿从来都是有分歧的。充其量，这些措施让德国和以色列国家及其人民之间的紧张关系稳定下来。为什么金钱的和合法的赔偿一直无法厘清？这里有四个主要的原因。首先，1952年，西德政府承诺给以色列30亿德国马克。但是，这在以色列人中引发了强烈的抗议，他们拒绝所谓的“血钱”，声称对逝去的生命而言，没有什么物质补偿是足够的，对作恶者亦应绝无宽恕。其次，20世纪40和60年代的审判表明了惩处作恶者的意愿，但只有极少数挑头的官员被审判，大多数人依旧逍遥法外，甚至领取西德政府的养老金。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仅犹太人，还有罗姆人（吉普赛人）、安乐死计划的受害者和同性恋者，都开始领取补偿。但这些大多都来得太迟了；而且，对于谁应被归类为“幸存者”、赔偿的根据、以及（世界犹太人理事会）对资金的支用，都存在着分歧。最后，虽然1991年的法律允许苏联犹太人移民到德国，但是对其中许多人的宗教或者种族资格的怀疑以及来自以色列政府——它关心的是犹太人移民到德国分散了朝向以色列的移民——的压力，使得德国政府在2006年开始限制移民。
在德国抑或在以色列，这些措施跟集体记忆有什么关系？正如笔者在前面所说，虽然政治和制度性的措施可以影响人们的情感和关系（在此是犹太人和德国人之间），它们并不能反映社会记忆。2005年，德国从工业和政府部门中募集了45亿欧元用以赔偿奴役劳动的受害者，这时，德国政府试图去影响社会记忆：它保留了3亿多欧元，建立了一个称之为“记忆、责任与未来”（Erinnerung,Verantwortung,Zukunft）的教育基金会，旨在推动青年项目，巩固德国政治和社会记忆的现有成果，其中包括：对传统的英雄主义自我形象的挑战，对责任的确认，对自己的侵略行径带给受害者的承认，以及对两国间和跨国间纪念框架的部分认可。
五 语言和图像中历史的留存
虽然政治措施被用来确保对罪行的主动承认及做出赔偿，但仅凭它们还不足以把人们从过去中解放出来。因为正式的记忆介质（文字、图像和仪式）经常传递着国家社会党时期的图像和观点，它们在不知不觉中维持着具有时代性错误的价值观。这一过程体现在以下四个例子中。
一个多少有些让人生厌的、通过语言实现的历史留存发生在2010年的秋天，德国中央银行董事会的一名高级成员西罗·萨拉辛（Thilo Sarrazin）出版了《德国自我毁灭》（Germany Abolishes Itself）一书，该书通过比较土耳其裔德国人的高出生率，批评了所谓日耳曼种德国人的低出生率。作者坚持了这样的观点：种族上纯正的、被推定的“日耳曼人”，与之截然相反的是不纯种的（外国人）。让人惊讶的是，虽然政治家呼吁萨拉辛辞职，但正像该书的高销售量和写给《柏林晨邮报》（Berliner Morgenpost）的信件所反映的：公众对他所声称的东西的回应并非完全是批判性的。(22)
在学校教科书里，可以发现一种更精妙的对具有时代性错误的分类和价值观的传播：例如，有关历史宣传的图片没有被标示为文件，这样，它就有可能被误认为是对历史事实的再现。比如，“德国人的道路都一样”的图表（见图7）就是一个典型的已经出版的教育宣传材料的复制品，显示了纳粹时期理想的职业道路；它也被认定为当时的一份文件。而在图8中，刻画了“德国人的道路都一样”的图表是图7的简编版本。这两种图表经常印行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德教科书上，并且都是有效的教学工具，被用来给学生讲授那些职业道路所表达的意识形态。此外，它们对面临职业选择的（过去与现在的）年轻人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但是，无法表明第二张图表是对一份历史文件的改编的事实（与真实历史文件的复制品截然相反）促使学生不把它看作一份历史的遗物，而是一个他们可以识别的图像。
图7：“德国人的道路都一样”，《我们的历史·卷3》（Unsere Geschichte,vol.3,Braunschweig:Moritz Diesterweg,1986）。版权所有：Moritz Diesterweg出版社
图8：“德国人的道路都一样”，《过去的旅程》（Die Reise in die Vergangenheit,Braunschweig:Westermann,1981）。版权所有：Westermann出版社
另一幅常见的教科书图片是1944年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并在那里等候党卫军筛选的匈牙利犹太人的影像（见图9）。这幅图像是一名党卫军军官所摄并按顺序刻画的。相比之下，一位不知名的囚犯对到达和挑选这一相同场景的素描（见图10）显示出：一个孩子正在被人从他父亲身边拉开，这是一幅“从未”被印刷在教科书上的图像。再一次，从每一幅包含着道德和历史讯息的对比鲜明的图像中，我们不仅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也会设想：（在教科书中）对这些刻画了平静而有序的残忍的图像的广泛使用将会让学生完全用党卫军军官的“眼睛来看待”（历史），却浑然不知这一场景对无故的被驱逐者的后果。
图9：奥斯维辛集中营坡道上等待筛选的匈牙利犹太人（一名党卫军军官1944年拍摄的照片）。
在挣脱过去的观念和图像上我们都面临着困难，这引出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例如，描述和再现大屠杀而不使用它在实施时的观念和图像，这会很困难，也许不可能做到。当提及毁灭犹太人的决定在1942年被采纳时，像“最终解决方案”这样的避讳语以及“终结”和“解决”这样的词所拥有的让人生厌的含义，依旧出现在学术写作中。在今天的德国，儿童最常用的两个羞辱人的词语是“受害者！”（Opfer！）和“犹太猪！”（Du Jude！）。这种羞辱不仅以历史知识为根据，而且通过历史知识，它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把纳粹意识形态渗透到当代意识中，(23) 从而继续滋养着把“德国人”和“犹太人”一分为二的种族分类。
图10：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对被驱逐者的筛选（一位不知名的被驱逐者的素描）。版权所有：奥斯维辛－比克瑙（Auschwitz Birkenau）国家博物馆
六 记忆的中介与介质
集体记忆不是静止的，其变化与后来者及负责信息传播与解释的机构利益相一致，也与传输和解释信息的各媒介的利益相一致。一般说来，负责创造大屠杀集体记忆的中介是政客、记者、教师、知识分子和活动家。虽然各国政府在集体记忆的形成中扮演首要角色，但它们不是至高无上的，只是集体记忆在其中“相互作用”和随着时间“变化”的三个层次或者领域——政治、社会、个人——中的一个。换言之，政治机构对记忆形成的领域只有部分的控制，这些领域之间有诸多不一致，它们受制于跨国框架或者（不完全的）普世框架。此外，认识到这一点——或多或少具有开放性和合作性的领域之间的“动态机制”——很重要。这种动态机制的典型例子是德国柏林关于建造国家大屠杀纪念馆有长达17年之久的争论——在哪里建、如何建、为什么建？图11展现的是纪念馆模型展示会的一个讨论的场景：当地政治家在左侧，右边是一名知识分子（他正在讲话），中间是一位艺术家（他在沉默），还有一位惊愕的参观者。虽然在那些决定公共艺术的形式——大屠杀的记忆将藉此传递给未来的人们——的力量之间存在着不平衡，这一场景仍旧显示了高水平的制度多元化。
但在这些人类中介以外，我们也应该重视那些唤醒和传播记忆的媒介（纪念碑、电影以及创作它们的艺术家）。对这些介质——特别是艺术和视觉媒介——来说，它们大多公然地反抗制度化，因为它们的含义是开放性的，这也就为讨论提供了相当大的余地：比如，大屠杀纪念馆就是公共场所讨论的中心话题，是对私人和社会记忆进行争论的大屏幕。所以，除了人及制度中介，我们亦应把批判性的关注放在记忆的介质、正式的符号、语言以及让过去成为现在的仪式上面。
即便是学术使用的语言介质（即观念），它们也在使用会招致批评的方式表达过去。例如，在记忆研究的领域，许多专家运用个人记忆（心理学）的规则，来解释集体记忆的形成机制，正如用线性隐喻所表达的：从热情到冰冷，从参与到冷漠。历史学家亨利·鲁索（Henry Rousso）声称：对法国而言，有关大屠杀的集体记忆处于否定的阶段，继而到了进步的良心发现阶段。他认为可能要经过25年，罪行才会被承认，因为在认罪的直接后果中，对罪行的记忆在政治上是不适宜的：它会让重要的法律和教育精英变得没有合法性，从而危及社会的稳定。(24) 十九世纪的苏格兰小说家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提出了类似的线性模式：根据这一模式，在冲突的双方可能发生和解之前，必须要经过六十年。(25)
图11：1995年柏林文化部长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艺术家西蒙·安格斯（Simon Ungers）和艺术学院院长沃尔特·让斯（Walter Jens）讨论柏林大屠杀纪念馆的模型。版权所有：柏林国家档案馆
最近，德语和英语的记忆专家们采用了一个线性解释模式，该模式认为有两个可预测的阶段：一个是“交际的”，一个是“文化的”。据称：“交际的”记忆在事件后不久即发生，也就是在人们（目击者）谈论或者交流的时候，这时对事件的记忆是不断变化的；但在后来，这种记忆愈发成为“文化的”，在文化产品——文献、纪念物、电影——中固定下来，它也不会在缺少目击者的情况下发生变化。(26) 我认为，有两个理由可说明从交际的记忆到文化的记忆的这一模型是误导性的。首先，在1945年，出现了目击者书写回忆录和进行文学创作的热潮，这些人在事件结束后不久急切地想记录和分享他们的亲身经历，但在当时，这些回忆很少能够出版，因为几乎没有什么人想倾听！（现在和未来的直接的生存需要占了上风。）其次，由于个人的回忆不是有关过去的可靠来源，所以目击者利用电影和书籍等文化资源加强其记忆，甚至他们的记忆部分地来自于这些资源。比如，通过阅读或者参观展览，把具有说服力的图像提供给他们，就算是他们个人的记忆不会被取代，也一定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不能说：记忆首先是交际的然后是文化的。相比之下，记忆受制于中介的利益，也受制于语言、视觉和仪式表达的正式规则。
七 大屠杀后不断变化的回忆传统
大屠杀用什么方式影响了支撑着当代集体记忆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德国和欧洲对大屠杀的记忆能否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对另外一些事件的记忆相比较？这里，有四个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在实际的层面，不管这一事件的国际性质和当今对它的国际性记忆，“大屠杀”有明显的德国国家专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德语已经被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所玷污；当代德国是许多有关记忆和知识的历史遗址的所在地，在对它们的保护上让人起敬；有家庭成员参与这一事件的人感到自己有特殊的责任；大屠杀记忆被视为民主的国家政治文化的道德标准（应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避免的负面模式）；对过去德国民族主义罪行的象征性承认是独一无二的（法国是另外一个例子）；当然，记忆被“三个”不同的德国做出迥然不同的解释的事实，也是一份独特的有关记忆的遗产。
与此同时，大屠杀激起的持续不断的迷惑力。不仅仅来自于关于残暴的极端性质的知识带来的震撼，也来自于这一事实——有关大屠杀的含义的争论仍旧在继续。人们常说：大屠杀代表了对欧洲文化传统（哲学的和宗教的）的彻底背离。比如，这里一直有个争论：大屠杀是对启蒙和文明的“违背”？或者说，它实际上是“起源”自启蒙运动的传统？前者把大屠杀理解为是对现代理性思维和人道主义的“背弃”，(27) 而后者则把大屠杀理解为理性思维和变态科学的“肆意妄为”，因为没有它们，复杂的官僚机构和种族分类会是不可想象的。(28) 当我们把反犹太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欧洲传统的因素添加进去的时候，这一辩论的复杂性就被加强了。
德国和欧洲公共（政治）记忆中的第三个矛盾由对两种明显不相容的纪念政策的追求构成。一方面，藉旨在提高对“特殊群体”（犹太人、罗姆人、奴役劳动的受害者）的认识的说教、纪念物、基金会、教育项目等，各国政府和纪念积极分子追求一种“承认”的政策。同时，各国日益主张把大屠杀记忆视为“普遍人权”——它在“联合国1948年防止和惩治种族灭绝罪行大会”、1948年《人权宣言》以及2000年“斯德哥尔摩大屠杀教育论坛”决议以来的教育措施中获得批准——的负像。
最后，西方国家有关大屠杀的高强度的和数量庞大的纪念项目和决议，证明了一个根本性的设想：记忆实现了“救赎功能”。这里，对一条道德命令——记住罪恶会帮助我们从过去汲取教训，从而防止再犯——有不必言说的认可。这是一种根植于犹太传统的信条，已经被整合进欧洲的启蒙传统中去。(29) 然而，由于缺乏集体回忆能富有成效地救赎那些投身其中的人的证据——无论是恢复一个国家的道德和政治声誉，还是开释某个民族群体的道德重负(30) ——，所以我们必须追问：在欧洲和北美之外的地方——那里，其它种类的宗教和哲学传统业已发展起来，是否有可供选择的处理过去的其它方法？
注释：
① 根据俄国科学院1995年的统计。
② 更多内容参见 Raul Hilberg,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Chicago:Quadrangle Books,1961; Saul Friedlnder,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vol.I,The Years of Persecution,1933-1939,New York:Harper Collins,1997,and The Years of Extermination:Nazi Germany and the Jews,1939-1945,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7.
③ Saul Friedlnder,“Ideology and Extermination:The Immediate Origins of the ‘Final Solution’,”in Moishe Postone and Eric Santner,eds.,The Holocaust and the Twentieth Century:Catastrophe and Meaning,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pp.17-33,18.
④ Arthur Koestler,“On Disbelieving Atrocities,” in Yogi and the Commissar and Other Essays,London,Jonathan Cape,1945; Tony Kushner,“The Meaning of Auschwitz:Anglo-American Responses to the Hungarian Jewish Tragedy,” in David Cesarani,ed.,Genocide and Rescue:The Holocaust in Hungary,1944,Oxford & New York:Berg,1997,pp.159-178; Enzo Traverso,pp.1914-1945.La guerre civile européenne,Paris:Editions Stock,2007,p.328.
⑤ Martin Sabrow,“Den Zweiten Weltkrieg erinnern,”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no.36/37,2009,pp.14-20,15.
⑥ Martin Sabrow,“Den Zweiten Weltkrieg erinnern,” pp.17-18.
⑦ Bill Niven,ed.,Germans as Victims :Remembering the Past in Contemporary Germany,London:Palgrave,2006.
⑧ 见：Zeno Ackermann,“Der Untergang und die erinnerungskulturelle Rahmung des Zivilisationsbruchs,” in Pankower Vortrge.Zum aktuellen Umgang mit der Nazizeit,Berlin:Helle Panke,2006,pp.34-50.
⑨ Enzo Traverso,1914-1945.La guerre civile européenne,p.105.
⑩ Rainer Schulze,“Instrumentalisation-Marginalisation-Re-evaluation:Flight and Expulsi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Post-war German Collective Memory,” in Monica Riera and Gavin Schaffer,eds.,The Lasting War:Society and Identity in Britain,France and Germany after 1945,London:Palgrave 2008,p.180.
(11) 一个国家确实需要一座中央纪念碑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12) 参见 Schulze,“Instrumentalisation-Marginalisation-Re-evaluation,” p.107.
(13) Harald Welzer,Grandpa Wasn't a Nazi:The Holocaust in German Family Remembrance,translated by Belinda Cooper,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2005.
(14) 见：Bernd Fechler,Gottfried K
βler and Till Lieberz-Groβ,eds.,“Erziehung nach Auschwitz” in der multikulturellen Gesellschaft.P
dagogische und soziologische Annherungen,Weinheim and Munich,Juventa Verlag,2000.
(15) Harald Schmid,“Europtüisierung des Auschwitzgedenkens?” in Jan Eckel and Claudia Moisel,eds.,Universalisierung des Holocaust? Erinnerungskultur und Geschichtspolitik in internationaler Perspektive,Gttingen:Wallstein,2008,pp.174-202.
(16) Mark Mazower,Hitler's Empire :Nazi rule in Occupied Europe,London:Allen Lane,2008.
(17) Daniel Levy and Natan Sznaider,“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osmopolitan Morality:The Holocaust and Human Rights,” The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vol.4,no.2(2004),pp.143-157.
(18) Hans-Jürgen Pandel,ed.,Geschichte konkret.Ein Lern-und Arbeitsbuch,3,Hanover:Schroedel,2005; Dieter Burkhard et al.,Zeitreise 3,Stuttgart:Ernst Klett Verlag,2010.
(19) Anton Egner et al.,Geschichte 12.Herausforderungen der Moderne,Hanover:Schroedel,2002.
(20) Thomas Verger et al.,Entdecken und Verstehen 3,Berlin:Cornelsen,2001.
(21) Hans-Jürgen Pandel,ed.,Geschichte konkret; Florian Osburg and Dagmar Klose,eds,Expedition Geschichte 3,Frankfurt am Main:Moritz Diesterweg,2001; Hans-Jürgen Lendzian,Zeiten und Menschen,Paderborn:Schningh,2005; Dieter Burkhard et al.,Zeitreise 3.
(22) Joachim Fahrun,“Jeder zweite Berliner gibt Thilo Sarrazin recbt,” Berliner Morgenpost,11/12 September 2010,p.2。到2011年1月，该书已售出150万册。
(23) 见：Günther Jikeli,“‘Jude’ als Schimpfwort im Deutschen und Franzsischen,Eine Fallstudie unter jungen mnnlichen Berliner und Pariser Muslimen,”in Jahrbuch für Antisemitismusforschung no.18 (2009),pp.43-66.
(24) Henry Rousso,Le Syndrome de Vichy,Paris:Seuil,1987,“序言”。
(25) Ackermann,“Der Untergang,”35f.
(26) Jan Assmann,Das Kulturelle Gedchtnis.Schrift,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h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Munich:C.H.Beck,1992,第1章。
(27) Dan Diner,“Between Aporia and Apology:On the Limits of Historicizing National Socialism,” in Peter Baldwin,ed.,Reworking the Past:Hitler,the Holocaust,and the Historians' Debate,Boston:Beacon Press,1990,pp.135-145.
(28) Zygmunt Bauman,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Cambridge:Polity Press,1989.
(29) 经常被引用的格言——“救赎的秘密在于记忆”——来自犹太教哈西德派牧师巴尔·肖姆·托夫（Baal Sham Tov,1700-1760）。
(30) Chrsitian Meier,“Erinnern-Verdrngen-Vergessen,”Merkur,no.570/571,(1996),pp.937-952; Lutz Niethammer,Kollektive Identitt.Heimliche Quellen einer unheimlichen Konjunktur,Hamburg:Rororo,2000,pp.333-334.
标签：军事历史论文; 德国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