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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最令人关注的教育问题，是在当年的高考中出现了罕见的大面积舞弊；同时，高校收费继续大幅度上涨，引起强烈社会反响。这一切，使中国教育大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公平问题突显。如果不能保证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公平、公正，就将损害没有权势的大多数人的教育权利，这不仅会损害教育自身的发展，并且会严重地危及社会公正。
高考舞弊大曝光
2000年被媒体曝光的高考舞弊案，主要有三起：湖南嘉禾县一中考点发生大面积的、严重的高考舞弊事件，考场秩序混乱，答卷大面积雷同，其涉及面之广、影响之坏，是湖南省恢复高考以来所未有的；广东电白县的高考舞弊案，系电讯器材店出售或出租BP机用以作弊，将答案传到考生的BP机上，有33个考生的答案雷同；湖南省隆回一中选送的14名保送生，13名系作假，其中两人分别是隆回一中正副校长的儿子，另外11名均为县及县属单位的干部子弟。
综合各方面的消息，类似湖南嘉禾一中、广东电白县、湖南隆回一中的高考舞弊案并非个别和孤立的事件，被媒体揭露的只是冰山一角。它引起举国上下的震惊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尽管有种种弊病，但正由于它最重要、最本质的优点——公平和公正，而被人们普遍接受。“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提供了社会公正的基本防线以及人才标准的公信度。这一被视为最公正的高考制度正在受到腐败风气的严重侵袭。一方面，教育规模的扩大、考生和高校招生数的逐年增加的确加大了考试组织、监考的难度；同时，不少地方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率，以及经济利益的驱动，考试舞弊已经呈现出“集团化、规模化”特征。它对当前的教育公正和教育改革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高校收费大幅提高激起强烈反响
虽然随着高等学校扩招，更多的青年走进大学，然而，持续增长的高校收费，又一次敲响了教育公平的警钟。据统计，全国各大学对2000年大学本科生学费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提涨，由1999年大致3000元左右，涨到4500元的水平，平均涨幅在1500元左右。2000年北京地区高校学费上调了20%。按照一般院校与重点院校以及专业的差别，学费标准分为6个档次，其高限从4200～6000元不等。上海高校的学费则从5000～6500元不等。广东省普通高校文史类专业学费平均上调26%，理工类平均上调43%，进入“211工程”的高校，学费可上浮20%。2000年，许多师范院校对师范生也开始收缴学费。华东师范大学2000年将师范生与非师范生的收费标准拉平，都是5000元左右。这样的涨价幅度是否有理论和政策的依据，是否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国情？一些调查显示，大多数家长表示对这一价格难以接受。据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的数据，京津广的1000位学生家长中，38%的被调查者可以接受的大学收费标准为每年学费2000元以下，46%的被调查者可以接受的大学收费标准为2001～4000元。也就是说，高达84%的学生家长无法接受2000年4500元的大学学费水平。调查表明，家庭月收入在3000元左右的被调查者中有25%的人可以接受每年4001～6000元的大学学费，这个收入水平在城市中属中等，而在小城镇和农村中，恐怕已经是相当高的水平了。
广州社情民意的调查显示，对于2000年各地高校普遍每年4000元以上的学费标准，近七成的家长认为偏高，另有三成家长认为一般。表示“完全能承担得了”的家长则不到一成，其余的家长大多只能“勉强承受得了”，极少家长表示“承受不了”。调查表明，家长可以接受的大学的年收费标准平均为3400元。
以2000年学费的最低标准4200元计，按照1999年我国人均收入统计数据，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5854元）的72%，农村居民人均收入（2210元）的190%。如果加上住宿费、书本费、伙食费等实际支出，则将超过一个城镇居民或两个农村居民一年的总收入。如此昂贵的学费，不仅让贫困家庭的子女对上大学望而生畏，即使对普通的家庭而言，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与此同时，不少高校“扩招”低于录取分数线的“议价”学生，每个学生收取数万元费用；许多学校学生转系或转专业也明码标价，收取数万元。这种不规范的行为无疑助长了教育腐败。
教育制度和政策的不公
除了高考舞弊事件之外，人们对现行的高考制度和教育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和探讨，以追求更为公平、公正的教育制度。
倾斜的高考录取线。我国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具备了形式上的公平——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但由于实际录取学生采取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各省市区的录取定额并不是按照考生数量平均分布的，而是按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优先照顾城市考生的准则，因此出现同一份考卷，各地录取分数线的极大差异，从而加剧了原本已经存在的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公平等。例如，1999年湖北、湖南的重点理科院校的录取分数线比北京分别高106分和77分，重点文科录取线比北京分别高78分和90分。
保送生制度和三好生、特长生问题。湖南隆回一中保送生舞弊案被揭露，引发了关于保送生、特长生制度的反思。原本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或优异生开辟的升学通道，在当前严重的社会腐败的环境中，正在成为一些有权势者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的捷径。尽管对保送生增加了综合能力测试，似乎并未能有效地遏制这一势头。许多学者、家长、学生呼吁教育部取消保送生制度，黑龙江省已首先取消了这一制度。类似的是目前实行的对省市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文体特长生等高考加分的制度。事实上，保送生的舞弊通常是在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等方面作假。教育腐败的现实与实行这些办法以因材施教、防止“一考定终身”，以及扩大学校招生自主权的初衷产生严重的背离。它使我们认识到当前中国道德失范的严重性，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教育改革的特殊性和必要的限制。
小学升初中电脑派位制度。为了推进素质教育，减轻升学竞争和学生负担，我国大中城市均已取消小学升初中的入学考试，重点中学不再举办初中。北京、上海等城市实行电脑派位（抽签），确定学生进入哪所中学。这一政策的初衷无疑是好的，希望以此逐渐减小重点学校与薄弱学校的差距，保持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但目前的现实，由于学校之间客观存在的差距依然很大，为了享受更好的教育，以避免被随意“派”到差校的命运，在取消了分数的竞争后，出现了家长之间权力、社会背景和金钱的竞争。那些质量稍好的学校，以共建、赞助等名义收取高额费用。据家长透露，北京市一类学校的赞助费5万元，二类学校为4万元，个别3万元；“公办民助”学校收费更高。这意味着上一所好中学，费用甚至超过上大学。当我们严格地限制民办学校发展，强调“不能以营利为目的”时，那些享有优越资源的公立学校却几乎公开地大举营利，成为创收的高手，办学行为发生明显扭曲。对公平、公正的教育理想而言，这都是令人感到悲哀的。
假文凭现象日趋严重
当前教育和学术领域比较突出的现象，一是日渐猖獗的弄虚作假，二是官本位对教育、学术领域的腐蚀、渗透。假文凭泛滥，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有报道称，目前在职人员中持假文凭的有五六十万之多。在今年西安市报名参加民办教师班招生考试的345名教师中，就发现有138人的大专毕业证书是伪造的，假文凭比例高达40%！除了公开买卖的假文凭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各种舞弊行为。例如，不久前，蒲富恪等5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4位博士生导师联名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揭发，广州师范学院（现已与广州大学合并，以下简称广师）物理系凝聚态物理硕士点2000年毕业生陈某的毕业论文严重剽窃他人成果，并且在事先有人指出的情况下，仍然被强行通过。他们对此深表痛心和愤慨，呼吁有关部门尽快查处这种违反科学道德的劣迹，维护我国学位制度的尊严。
当前比较严重的，是权与学、钱与学越来越紧密的结合与交换，所谓“仕而优则学”，“富而优则学”。目前，无需进行入学考试的研究生课程班“遍地开花”，仅北京大学一家，2000年8～9月开学的课程班就有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心理系）、区域经济学专业（城市与环境学系）、企业管理专业（经济学院）等十多个。同时，北大还设有近20个短期的研究生课程研修班。此外，北京大学还在重庆、太原、广州等地设有研究生课程班。这种研究生班造成“公款上学”的空前繁荣，有的单位甚至规定，处级干部可以上研究生课程班，一般干部只能“专升本”。许多单位还制定了相应的优惠政策，如提供学习时间、报销全部或部分学费等。已有专家对这种培训方式提出质疑，认为仅仅凭较短时间的面授，而没有付出比全日制研究生多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时间和精力，就认为已达到研究生同等学历，是不太可能的。这种方式就好像是对不合格产品的精美包装，实际上也是一种舞弊或变相舞弊行为。一些官员几乎不需要怎么上学，请人AI写作论文而获得学位。与已经成为社会公害的假文凭泛滥相比，这种真文凭中的虚假成分更不易辨识，比街头小贩兜售的假文凭的危害更大。它势必导致文凭和学历贬值、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准降低，教风学分的溃散，教育的公信度下降，从而不仅损害教育和学术，并且危及社会的健康发展。
在2000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王守昌委员痛陈学术腐败的种种表现：无论博士、硕士还是博士后点的建点或导师的遴选，评估尚未开始，背后的非学术活动便早已半公开地展开，或登门馈送，或美其名曰请专家讲学，往往不惜花费；有职有权者可以用公款出书，从而获奖、评职称、当博导，甚至获得各种荣誉称号；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卖”作品、论文的情况，以供评职称、学位用。由于权力可以随意跨越、干预学术活动，有权者就有学术地位、有经费、有成果，势必导致大家都往‘官场’上挤，导致我国的学术水平大滑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