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名与双名：汉晋南方人名的变迁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单名论文,人名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晋时期，华夏国家向南方扩展过程中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权力接触场景，只是由于文字记录缺乏，“莫可得而考”，①长时间内对这些问题欠缺细节上的深入理解。②随着湖南等地秦汉吴晋简牍的陆续出土，这种情况稍有改观。近几年来，针对简牍中出现的夷民、真吏等问题，学者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③不过，由于简牍多为官府行政记录，直接显示华夏文化与南方接触的文字信息很少。而且，如何避免华夏立场上的“偏见”，也需要认真辨析。这些都要求研究者改变思路，尽可能在零碎的资料中寻找新的观察角度。笔者在这方面的努力之一，是通过分析吴简中特殊的姓氏结构，观察南方土著人群的编户化痕迹。④本文打算沿着这一思路，进一步考察汉晋南方的人名问题。
“人之有名，以相纪别”，⑤在现代社会中，姓、名共同构成一项人群标记符号。但姓与名实际是有区分的。名的使用要早于姓，两者组合是一种后起的文化习惯。在不同的文化体中，人名的使用大都有其特定规则。⑥具体到古代中国而言，春秋战国以降中原地区逐渐形成稳定的华夏式姓名习惯，即“姓(氏)＋名”。⑦这种用汉字标记的姓名系统，包含丰富的尊卑、统属等观念，⑧具有华夏文化标签的作用。在华夏国家向周边扩展其势力的过程中，这种文化标签也会随之扩散到周边地带。从某种意义上说，周边人群对华夏式姓名的接受和使用，意味着文化同化和变异的发生。
这种现象至今仍然存在。民族学者和语言学者对人名所体现的民族接触，如双语人名现象，就给予了相当关注。⑨历史上，这种现象不断重复发生，不过由于南方民族普遍缺乏自身的文字记录，其人名系统的变化长期以来也一直隐而未彰。与之相比，湖南里耶、长沙等地所出时间上形成序列的简牍人名，虽然也属于华夏立场上的单方记录，由于其地方性和原始档案性质，仍为探索早期南方地区的文化接触与权力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本文计划从上述简牍资料入手，重点对汉晋南方人名系统中单名、双名的使用进行分析，由此观察华夏文化对南方社会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南方”是一个需要界定的地理概念。在自然地理上，一般以秦岭—淮河作为南北分界。具体到汉晋时期，根据《汉书·地理志》来看，南方可以分为巴蜀、楚、吴越三个文化区域，对应着长江上游、中游、下游三个地理单元。上游巴蜀“土地肥美”、“俗不愁苦”，官僚教化较早推行；中游楚地“火耕水耨”、“信巫鬼，重淫祀”；下游吴越之地则民风“好勇”、“轻死易发”。⑩本文参照这种区域观念，将考察重心放在巴蜀、楚和吴越三个区域，同时也适当涉及西南夷和南越地区。
一、单名与双名
南方出土的汉晋简牍资料中，包含编户民人名最多的是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目前竹简仍在陆续刊布中，详尽的人名统计仍有待来日，但仅《吏民田家莉》就出现近两千个人名，数量相当庞大。这些人名主要为长沙郡临湘县编户民，具有很特别的区域抽样意义，引起一些学者关注，相关讨论涉及人名用字特征、同姓名现象等问题。(11)而吴简人名最显著的特征则是全部为单名，即由“姓”和一个单字的“名”构成。由于《后汉书》、《三国志》和存世汉魏石刻中显著的单名色彩，人们通常认为东汉三国是一个单名流行的时代。因此走马楼吴简单名现象所具有的学术意义，并未引起特别注意。
问题往往存在于“常识”之中。一般认为，东汉三国时期的单名习惯肇始于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去二名”诏书。这年春天，皇帝下诏称自己的“箕子”之名不“合于古制”，故“去二名”，改为单名“衍”。(12)这件事的推动者是刚刚出任大司马不久的王莽。由于《汉书》只是摘录，不清楚是否同时发布了“令中国不得有二名”(13)的法令。但不少学者认为，“去二名”由此成为制度，开启了一个单名流行的时代。(14)不过，仔细梳理东汉石刻资料就会发现，东汉人名实际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层现象。官吏和知识阶层的确遵循着“单名＋字”的制名习惯，对一般民众而言，单名、双名仍并行使用。
最典型的资料是章帝建初二年(公元77年)的《汉侍廷里父老僤约束石券》，(15)共出现24个人名，分属于6个姓，单名、双名者各有12人。分别是：(1)于氏：于中山、于中程、于孝卿、于孝、于伯先、于伯和、于程、于季、于稚、于思；(2)单氏：单侯、单子扬、单力；(3)尹氏：尹伯通、尹明功、尹太孙；(4)錡氏：錡中都、錡初卿、錡季卿；(5)周氏：周平、周兰、周伟；(6)左氏：左巨、左中。石券中单名、双名同时存在，说明双名不会是称“字”。石券出土地是河南偃师县缑氏镇郑土窑大队南村，东汉时属河南尹缑氏县，(16)距离首都洛阳很近，正处于东汉帝国的统治腹心。按照通常认识，这里的民众应是整齐的单名，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类似的材料还可以找出不少。现存东汉买地券数量可观，这些地券中往往会书写买卖双方和见人姓名，下面列出其中一些(括号内为地券时间和出土地)：(17)
孙成、张伯始、张长卿、许仲异、樊永、张义、孙龙、樊元祖(建宁四年，洛阳)
王当、王使偷、王元兴、左仲敬、曹奉祖、黄唯、留登胜(光和二年，洛阳)
房桃枝、赵敬、罗西造、樊汉昌、王阿顺(中平五年，洛阳)
樊利家、杜謌子、孟□、秦胡、杜子陵、李季盛(光和七年，平阴)
武孟子、靡婴、马熙宜、朱大弟少卿、赵满、何非(建初六年，忻州)
上述地券中单名、双名并存，可以排除称“字”的可能。由上文可知，单名在地券人名中并不占优势，如武孟子地券有6个人名，单名2人，双名4人。(18)房桃枝地券提及5个人名，单名1人，双名4人。这种人名结构与侍廷里石券相近。其他类型的东汉石刻资料中也有不少双名记载，如定县北庄东汉墓发现的160余个匠人名中，有王文伯、于仲荆、马伯成、李次孙、祝文虎等20余个双名；(19)安徽亳县出土东汉字砖提到主人王成和两个工匠名：丁永豪、张永骄；(20)永兴二年(154)东阿芗他君石祠堂题名有师操义、荣保、代盛、邵强生；(21)洛阳出土残碑有左阿息、王阿犊、阎青坚等俚俗人名，多为带有“阿”字的双名；(22)任城王墓题名有曹文、戴元、陆唐子、严仲问、房付英、田仲文等；(23)建初八年肥城画像石题记有孝子张文思、石工王次。(24)由此可以进一步明确，东汉中原地区下层民众的命名习惯并非单名，而是单名、双名并存。这一点文献中也有佐证。东汉中后期农民军领袖多有双名者，如“海贼”张伯路，渤海、平原“剧贼”刘文河、周文光，九江蔡伯流等。(25)
东汉一般民众制名具有单双名混杂特征，与《汉书》、居延汉简等史料中记录的西汉人名使用状况相近，显示出民间制名习惯的延续性。概括来说，西汉人名中的双名主要有两种形式：(1)两个字连用，共同构成一种表达。常见的如延寿、汉昌、利家、延年、长寿；(2)由一个实字和一个虚字构成。地券人名此类较多。虚字使用有一定规律，主要有子、之、元等语气助词，表示排行的伯、仲、季、叔、末，表示美德的忠、信等。(26)以上两种形式的双名，在西汉社会中都是普遍存在的。
这就提醒我们，观察两汉制名习惯的变化，要注意区分不同层次的人群。事实上，东汉为单名时代的认识，主要来自于正史列传人物和官吏、知识阶层的碑石题名。这些史料中呈现的“单名＋字”整齐形式，其实是社会上层的文化习惯。与此同时，底层民众不仅一般无“字”，对单名、双名也并没有明确区分。换言之，“单名＋字”体现了一种身份。《后汉书》中所记为数不多的双名者，就大都带有明显的民间色彩，方术、逸民、列女等传尤为集中，如张巨君、叔孙无忌、樊志张、泠寿光、皋伯通、鲁女生、费长房、蓟子训、解奴辜、东郭延年、封君达等，(27)可以印证此点。
一些汉碑题名也显示了这种身份上的区分。建宁五年(172)的《成阳灵台碑》，正面和碑阴均有题名。(28)正面尾部题名为官吏，均为“姓＋单名＋字”的连称形式。碑阴第一、二段为出钱人题名，多为仲氏宗人。其中，第一段至主吏仲调子蹇为止，亦为“姓＋单名＋字”的连称形式，此下则多为“姓＋名”形式，如仲客生、仲阿东、仲阿先、仲子林、仲阿先、义民陈彦。第二段情况相似，督邮仲邵子周以前为“姓＋单名＋字”，以下则是主吏仲炽客生、主吏仲东阿东、主吏仲阿同、义民陈彦、弟富、富弟赎。仲炽客生、仲东阿东即第一段中出现的仲客生、仲阿东。他们的名字在同一碑刻中为何呈现为两种书写形式？这一点很值得注意。“仲东阿东”，从书写形式上说，是“姓仲名东字阿东”的意思。可是按照一般取字习惯来说，以“阿东”作为“字”，显得过于俚俗。顾炎武根据该段题名之后“惟仲阿东年在元冠，幼有中质”的记载，认为仲阿东是由于年少而未有字。(29)这个看法可以由5岁去世的许阿瞿之名、(30)蜀后主幼名阿斗得到佐证。(31)
不过，同碑题名中出现“阿”字的还有多人，他们是否均未成年？这种形式的题名在光和四年(181)的《殽阬君神祠碑》中曾大量出现，洪适指出：“其间四十人，皆字其名，而系以阿字，如刘兴阿兴、潘京阿京之类，必编户民未尝表其德，书石者欲其整齐而强加之，犹今闾巷之妇以阿挈其姓也。”这是一个很敏锐的观察。根据《殽阬君神祠碑》题名分析，“字其名”的方法，除了系以“阿”字，可能还有排行、美称等用字，如田俱伯俱、藉昌仲昌、苏排叔排、王盖盖德。(32)这些题名者是否均由于年少而无字是值得怀疑的。再回到《成阳灵台碑》，碑阴对仲阿东的记述全文是：“惟仲阿东，年在元冠，幼有中质，遵柜
，上仁好义，见群从无者，代出钱万以立碑，大意翻然，君子善之，恩加骨□，乡朝所称。县令菅君，即请署门下议生，都市掾官，未可测矣。”(33)可知仲阿东是一位年轻的富人。他因代为贫困宗人出钱而受到表彰，碑阴特别称颂其德。值得注意的是，结尾处说县令为表彰他而“请署”为属吏，阿东在当地显然已颇具影响。他为何还要以俚俗幼名题碑？有些不合常理。其实正如洪适所论，这里呈现出的是人名的分层现象。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即便到了冠礼之年，也不一定会被“命字”，而多会继续使用俚俗幼名。由于普通民众并没有“字”，因此有的官方碑刻题名场合中，要模仿官吏“单名＋字”的题名形式，临时为其造“字”。最简便的方法之一，是将实际使用的双名作为“字”，同时省掉双名中的“虚字”成为单名。如果本来是单名，则可以增加一个虚字而成为“字”。
单名、双名由此体现出社会分层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人名分层现象，早在元始二年诏书以前就已经存在。尹湾出土的西汉永始、元延年间简牍中，有一种《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记录了140余个可辨识的下层官吏人名，绝大多数为单名，双名仅有14人。(34)这表明早在“去二名”诏书发布之前，地方官吏层的人名已经以单名为主。
上层人名的单名化趋势，其原因或许可以归结为西汉昭宣以后儒学理念的渗透。儒家很早就有“二名非礼”的观念。(35)这种观念及与之相关的避讳问题，会随着儒学的渗透而逐渐在儒生、官吏阶层扩展，导致上层人名中单名的流行。在这种背景下来看元始诏书，就可以理解所谓“二名”之禁，不过是顺应了当时的社会风气而已。宋人邵博曾说：“王莽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又遣使讽单于为一名。东汉士大夫以操节相高，遇莽之事必唾也，乃终其世谨一名之律，何也？”(36)这个提问或可由此得到解答。不管诏书是否强制施行，单名观念都会因此而得到加强。姓、单名、字构成的人名，就逐渐成为汉碑官吏、儒生题名的一般形式。与此同时，普通民众所受影响并不明显，仍然是单名、双名并存。这种制名习惯上的明显差异，显示出“大传统”对“小传统”影响的有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人名的这种分层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原地区，西北地区也是如此。新疆拜城东汉永寿四年(158)刘平国摩崖中，提到6位“家从秦人”，分别是：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羌、石当卑、程阿羌，1个单名、5个双名。(37)这些人名具有明显的俚俗色彩，有的很可能是羌民。甘肃地区出土的西晋镇墓文中也多见双名，如顿霓儿、顿盈姜、吕阿丰、吕来业、盖颜仲、吕轩女、吴仁姜。(38)这样就回到本节开始提出的问题：为何走马楼吴简中的编户民会是整齐单名？究竟是长沙地区的特殊现象，还是另有原因？回答这一问题，需要梳理汉代南方人名的变化过程。
二、汉代南方人名的变化与单名问题
南方地区华夏式姓名的使用是文化接触的结果。《魏书》卷101《獠传》说：“獠者……散居山谷，略无氏族之别。又无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长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称阿謩、阿段，妇人阿夷、阿等之类，皆语之次第称谓也。”(39)这个观察不尽准确。现代民族志调查显示，长幼次第只是南方土著人群命名的一种方式。习见的植物、动物、自然现象、器具等都经常被用作人名，表示个人身体特征的人名也很常见。(40)这种带有原始标记性称谓的人名，经过文化接触而演变为单名、双名混杂的华夏式姓名结构，再呈现为走马楼吴简这样整齐的单名，显然需要一些权力或文化上的契机。(41)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一问题，下面打算先简单梳理战国至汉初南方人名的变化过程，再分析吴简整齐单名的成因。
(一)从蛮夷名到华夏名
春秋战国时期，南方人名仍具有浓厚的土著色彩。以《吴越春秋》和《越绝书》提到的吴王名和越王名为例，会发现其中经常会出现一些特定用字，如吴王名中的“余”字(余乔疑吾、余祭、余昧)，越王名中的“无”(无余、无疆、无皞)和“不”字(不寿、不扬)，以及共有的“夫”字(夫差、夫康)。(42)李锦芳认为，人名词头中的“余”字为强调量词，表示尊称；“夫”和“无(毋)”字则有王、首领之意。(43)这些字至今仍多见于江浙地名前缀。(44)越国铜器中数次出现的“者旨於赐”，据研究是勾践的越语音读。勾践大夫冯同，有的铜器中写作“姑冯昏同”；吴王寿梦，在吴国兵器中也写作“是野”，均为不同译音。(45)由此看来，尽管吴越两国均有一些华夏化策略，如吴国的太伯奔吴传说、越国追认的大禹祖先及其祭祀，(46)但其王族人名仍具有土著特征，多由吴越语音节对译而来。
蜀地的早期王族人名则属于另外一种形态，如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葭萌等。(47)这些人名与吴越王名一样均无姓。从命名方式上看，最显著的特征是人名多与动植物名有关，也可能是其部族徽记。(48)
与吴、越、蜀相比，楚王名的华夏特征相对显著，熊丽之后多见“熊＋单名”的形式，也有部分双名，如熊毋康、熊挚红。(49)这反映出楚国与吴、越、蜀相比，受华夏的影响更为显著。而战国时期楚国的普通人名，在包山、葛陵等地出土文书中有集中体现。特别是包山楚简记录的人名数量最为可观。这些人名与楚王名一样，大多数为华夏式的“姓＋名”形式，单名、双名均有，而单名占据主导。而且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不少人名带有明显的质朴色彩，如：叴与、苛胼、苛狗子、差令愆、兢丁、雇女返、场贾、兢不割、
佢余。还有不少是以动物名作为人名，如：石耴
、沈
、舍猬、屈貉、宋
、奠羊、娄狐、狸。(50)这与鲁国大夫申编从避讳角度出发，认为命名“不以畜牲”是相悖的。(51)申繻所论命名原则当然是针对贵族社会而言，一般民众自不必遵守。(52)楚简中大量的质朴人名，表明楚国编户人名虽已接受华夏式人名，却仍然保留了相当的土著色彩。
战国时期长沙周边的人名状况，通过出土楚印可以稍有了解，如区夫、苛
、黄铸、登绘、张女、黄惑、某薥、张
等。(53)这些人名均为“姓＋单名”的形式，区、登(邓)、黄等也都是包山楚简中常见的姓氏。能够拥有印的当然属于社会上层。推想起来，上述楚印中的华夏式人名，可能是在与楚国接触的过程中，被赐予或主动习得的。
楚秦之际，随着兼并战争的进行和新县制的推广，南方的编户化进一步加强。记载这一时期编户民情况的确切资料有湘西里耶秦简。其人名的记录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华夏式姓名，一种则仅称名。这种区分在著名的迁陵县南阳里户籍中有显著体现。其中户人名均为“姓＋单名”，举例如下：蛮强、黄得、彭奄、
喜、宋午、李
。每户内的母、妻和子女仅称名而无姓。而且与户人名相比，母、妻名用字显得较为俚俗，如负刍、不实、缚
、缯、嗛。(54)其中“嗛”字出现多次，《说文》：“嗛，口有所衔也。”这个字还有动物颊囊的意思。更有趣的是户人李獾，“妻曰
”，妻名似是根据夫名所取。
南阳里户籍以外的里耶秦代行政文书中，也记有不少士伍等身份的人名，单名、双名并存，例如：匄、成、毋死、不
、不识、衷、盐、小欬、越人、
、不采、胜日。(55)岳麓秦简中也提到几个人名：阳陵士伍毋死、盐、冯将军毋择。“毋死”与“盐”亦见于上述里耶简。(56)这些资料中双名比较常见。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人名中也有一些显示土著语言特征的常用字，如不、毋。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有一个蛮夷大男子“毋忧”。(57)与上述人名相比，南阳里户人名显得过于整齐，也许并非一般编户。
里耶秦简中的这种人名特征，在稍后的江陵凤凰山西汉简中仍可以观察到。凤凰山汉简人名可以分为三类：户人名、中贩共侍约者人名、奴婢人名。三类人名各有其特征。侍约者人名的记录形式是“姓＋名”，单名、双名均有，如载翁仲、王翁季、杨公子、陶仲、姚季、张苍、陈黑。人名用字与中原相同，多出现伯、仲、季等排行字。户人名和奴婢名则均只著录“名”而无姓，(58)单名、双名均是如此。户人名与奴婢名的俚俗色彩很明显，前者如：厌治、击牛、不章、野人、越人、虏、小奴、青肩，后者如：美、蒲苏、獾、禄、不敬、熊(以上奴)、缚、留人、畜、醉、绿、紫、豹(以上婢)。(59)上述人名特征与侍约者人名形成比较显著的对照。这一点与里耶人名的差异相似。
与之相关，《史记》等书中记载了一些秦汉之际东越、闽越、南越、夜郎首领人名。如秦始皇开辟岭南时，曾杀西呕君译吁宋，越人则立桀骏为将与之抗衡。(60)译吁宋和桀骏显然都是越语人名的译音。此外还有闽越王无诸、越东海王摇、鄱阳令吴芮、闽越王郢、其弟余善、越繇王丑、将军驺力、故越衍侯吴阳、建成侯敖、繇王居股、夜郎王多同、鉤町王亡波、夜郎王兴、兴妻父翁指、兴子邪务等。(61)上述人名明显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具有华夏式单名特征，如吴芮、吴阳；一类则具有译音特征，如驺力、居股、余善、多同、邪务、译吁宋。(62)这种差异反映出在早期南方部族与华夏国家的接触中，使用华夏式人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有的较早接受了华夏式人名，有的则仍使用土著人名，还有的可能是双语人名并用。这种情况与楚简人名可以相互印证。可以想见，随着秦汉帝国南方统治的推进，这种华夏式与土著式并存的人名状态，会进一步朝着“姓＋名”的华夏化方向过渡。在人名用字上，一些明显带有南方土著色彩的用字会逐渐减少。在这一过程中，上层人名的变化会早于一般的编户民。
(二)单名的推广与户籍编制
根据前面的分析，战国至西汉初期，南方人名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1)具有从土著人名到华夏式人名过渡的阶段色彩；(2)单名、双名并存，而单名比例较高。这两个特征成为思考走马楼吴简整齐单名现象的起点。
正如竹村卓二所说，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命名法(name giving system)。(63)而命名法中的核心人名又往往受制于其语言习惯。(64)古代楚地居民与苗瑶语族关系密切，民族学者指出，由于苗语词汇以单音节为主，复音的单纯词很少，因此苗族个体本名的命名受此影响，绝大多数是由单音节构成的。(65)这种单音节人名，在对译为相应的汉字人名时，会比较自然的标记为单名。这或许是战国至汉初楚地单名比例较高的语言基础。
不过正如前节所论，虽然战国至汉初楚地单名比例较高，却仍有大量双名存在。走马楼吴简整齐单名的由来显然另有其因。根据出土简牍来看，汉武帝时期长沙地区人名中单名、双名仍然并存。(66)而走马楼吴简整齐的单名现象，很可能东汉后期已经形成，如东牌楼东汉简中出现的人名就均为单名。(67)根据这些情况，再结合第一节所讨论的两汉之际人名变化趋势判断，长沙地区人名在东汉时期(特别是前中期)必定有一个显著的变化过程，即本来比例就较小的双名逐渐消失，最终呈现为整齐的单名。
如何理解这种人名的整齐化现象呢？洛阳东汉刑徒墓地出土的刑徒砖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刻在砖上的数百个刑徒人名中，绝大多数为单名，双名仅有黄丙午、黄丸以、李马少、江宾安等有限几人。(68)根据第一节的讨论来看，即便刑徒来源身份多样，如此高的单名比重也是很难理解的。富谷至敏锐地注意到，有些奇特的人名如金陵、渭阳等，可能是刑徒“生前因出生地而被称呼的俗名”。(69)这种地名型人名还可以举出赵郡、河阳、扶沟等。此外从单名用字观察，少、大、小、奴等出现很多，干支作为人名也有不少。这些都给人一种非正式人名的印象。前面提到，汉碑中“仲东阿东”之类题名，显示出官方存在着将编户民人名整齐化的做法。虽然还不能确认刑徒人名也存在这种情况，但由此显然可以提出一个疑问：走马楼吴简整齐的单名是否也是一种官府行为？
提出这种怀疑还有一个原因。同属于南方的巴蜀、吴越地区，东汉时期编户民中单名、双名也是共存的。先来看巴蜀。犀浦出土东汉残碑有王岑鞠、康眇、王奉坚、何广周、王汶、苏伯翔、张王等多个人名，单名、双名均有。(70)延熹七年(164)《蜀郡属国辛通达李仲曾造桥碑》官吏题名均为单名，但义工均为双名，如王文宰、王汉期。延熹四年成都《郑子真残碑》可以辨识的人名有：郑子真、潘盖、吕子近，(71)有单名，也有双名。都江堰出土建安四年(199)《北江塴碑》，官吏均为单名，“作者”则有赵□卿、苏子邛、杨叔财等双名。(72)王孝渊碑有石工张伯严。西南夷地区也有类似证据。云南昭通出土永元八年(公元96年)孟孝琚碑称，孝琚本名广宗，后改单名为琁，字孝琚。(73)
再看吴越地区。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的《三老讳字忌日记》中记载了三老“通”及其家人共15个人名。(74)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75)实际上具有官方色彩，(76)家族人名大多为“单名＋字”形式或与此有关。不过，也有两个儿子提馀和持侯是双名。而且从这两个人名的用字来看，似乎有吴越地方色彩。此外，扬州出土的熹平五年(176)刘元台买地券，记有刘元台、刘文平等双名。(77)吴兴、台州等地出土的纪年砖铭则显示，东晋初年吴越地区民众中存在不少双名，(78)应当是延续汉代以来的制名习惯。(79)
由于巴蜀、吴越地区缺乏东汉简牍户籍资料可供比较，这些地区是否存在户籍上的整齐单名现象，目前还不清楚。(80)这个问题同样也存在于中原、西北等地区。而长沙周边地区又缺乏相应的石刻资料可以比较。这就提出了一个难题：究竟是东汉时期存在普遍的户籍名与使用名不一致的现象，还是单名化仅存于长沙地区？
户籍名与实际用名不一致的情况，任何时代当然都是存在的。但从地券和侍廷里石券等资料来看，东汉时期中原、西北等地区的双名所占比例不小。如果户籍上全部登录为单名，会有相当规模的户籍人名与实际用名不一致。这一点是很难想象的。此外，现存东汉记录有双名的资料，很多都与官府有关，如刘平国摩崖、辛通达造桥碑。蜀郡《繁长张禅等题名》中，官吏为“姓＋单名＋字”形式，夷王为单名，民、夷侯、夷民等则均为双名。(81)侍廷里石券和买地券均有契约性质，似乎也应该使用与户籍对应的人名。西北等地出土的汉晋简牍，年代从西汉中期一直延续到西晋，单名占绝大多数，但仍有一定数量双名。如楼兰尼雅出土魏晋文书中就有胡腾宁、张幼业、尚法龙等双名。(82)
走马楼吴简中的整齐单名由此显得相当特别。我在讨论吴简姓氏问题时曾提出，吴简中存在的特殊姓氏结构，可能是经由楚秦到两汉的编户化过程而得以推广的。(83)众所周知，从不同人群的文化接触和同化过程来说，人名相对于姓氏而言，发生变化一般会更早一些。但对于编户化过程中伴随的人名登录来说，姓与名的变化却可能是同步的。会不会正是强制性的户籍登录，推动了长沙地区的单名化进程呢？《后汉书》中记载了一些活跃于武陵、长沙、零陵等郡的蛮夷首领人名，包括溇中蛮覃儿健，武陵蛮詹山、精夫相单程，武陵澧中蛮陈从，零陵蛮羊孙、陈汤，五溪蛮夷黄加少、高相、法氏、赵伯、潘鸿等，(84)有的就并非单名，或许可以作为单名化与编户行为有关的证据。
关于编户带来的人名登录，敦煌悬泉出土的西汉归义羌人资料提供了可资参考的例子。其中提到如下一些羌人名：奴葛、芒东、潘朐、狼颠、东怜、唐尧、蹏当、封芒、落蹏、屈调、封调、榦芒、驴掌、归何、芒封、封唐、零虞、嘉良、离吉、狼阳。(85)这些人名显然只是羌语人名的对译，并没有姓，如驴掌、芒封是父子，归何、封唐为兄弟，人名中就并无体现。这是编户过程中的人名对译登录。值得注意的是，音译人名首字有的与华夏习惯上的“姓”吻合，如潘、唐、封、屈，有的则保留了较质朴的译音。这种情况也见于《后汉书》记载的羌人名，如烧当羌支的滇良、滇吾、滇岸、东吾、迷吾、迷唐。(86)在官方户籍和华夏观念中，这些音译人名的首字显然具有了“姓”的功能。(87)
归义羌人籍人名被整齐的对译为两个汉字。如果认为首字具有“姓”的功能，这些人名就呈现为整齐的“姓＋单名”形式。这对于理解吴简单名现象很有启发。地方官府在编制新附户籍时，可能普遍存在技术上的整齐化倾向。新附户籍的编制者是官吏，他们自身习惯于使用单名，按照习惯给新附人口登记单名是很自然的。而且如前所论，苗瑶语族中流行的单音节命名习惯，也为此提供了人名转译的语言学基础。不过，如果说长沙地区的编户人名经由这样一个过程而走向单名化，前提则是东汉时期长沙地区必须有大规模的新户籍编制。这一点只要对照《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相关诸郡户口数字，便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汉书·地理志》所据户口资料大致在元始二年前后，《后汉书·郡国志》则一般认为在永和五年(140)前后。(88)在这一百多年间，巴蜀、吴越诸郡户籍人口增长很少，有的几乎停滞；而赣湘地区的豫章、桂阳、零陵、长沙等郡则有巨大增长，增长额均为西汉在籍人口的数倍，最低的桂阳郡是三倍多，最高的零陵郡竟有七倍多，走马楼吴简出土的长沙郡则有四倍半。这种短时间内局部地区大规模的户籍人口增长，显然不会是地方经济发展和人口自然增殖的结果，背后应该有地方官府的强制性人口附籍举措，比如对蛮族战争带来的蛮口迁入、和平时期的人口搜检，等等。(89)这也带来当地民族关系的变化，东汉长沙及周边地区蛮族动乱频繁发生，其根本原因就是反对附籍和承担赋役。(90)
户籍人口数字巨大增长的背后，是大规模的新户籍编制工作。由于新编入户籍的人口超过原有人口数倍之多，单名化得以显著推行。(91)据此判断，南方户籍的“单名化”现象不会仅存于长沙地区，临近的豫章、桂阳、零陵、苍梧等郡应当也是如此。遗憾的是尚缺少这些地区的具体资料。(92)而伴随着大规模编户化进程而发生的，当然也不仅仅是户籍人名的变化。西汉末至东汉时期，长江中游以南地区的社会文化面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一个值得今后认真思考的问题。令人期待的是，最近长沙走马楼新发现了数量可观的东汉前中期简牍，从相关报道来看仍以官府文书为主。相信随着这些简牍的陆续整理公布，汉代长沙郡及周边地区编户人名的变化轨迹会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
三、晋宋之际上层双名的兴起及其意义
如上所述，西汉末至东汉，上层人名的制名习惯经历了一个单名化的过程。这种单名习惯经由户籍编制等途径，对某些地区的编户人名产生了很大影响。不过，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人名使用习惯自东晋后期开始又出现了新的变化，社会上层的单名习惯开始被突破，进入南朝后，双名比重则逐渐增大，形成单名、双名并行使用的状态。(93)这就提出一个问题：社会上层“去二名”的文化观念，为何会在晋宋之际逐渐消退？这与底层单名、双名并存的制名习惯有无关系？
东晋后期社会上层人名中双名的兴起，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多以“单名＋之”的方式构成双名。关于“之”字的意义，陈寅恪很早就指出是天师道徒的习惯，具有信仰标识的内涵。(94)不过，单纯从文字角度来说，“之”则是一个虚字，也可以认为没有任何实质性字义。正由于此点，使用时也常常会省略这个字，只以单名相称。由此就引出一个问题：在上层双名兴起的过程中，虚字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
双名中的虚字确实比较特殊。南北朝是最重视避讳的时代之一，但之、道、僧等人名用字不在避讳之列。陈垣指出：“晋王羲之子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徽之子桢之，献之嗣子静之。祖孙父子，皆以‘之’为名，不以为嫌也。宋王弘子僧达，孙僧亮、僧衍，从子僧详、僧绛、僧虔，从孙僧祐，叔侄皆以‘僧’为名，不以为嫌也。”(95)这就说明，之、道、昙、僧、灵等虚字，主要是作为双名中的信仰点缀。(96)由于这些字并不具有实际人名功能，所以不需要避讳。由此可以认为，带有这类虚字的人名，并非纯粹意义上的双名。问题是，为何要增加这类无实际功能的虚字呢？
这可能要考虑到民间文化习惯的影响。东晋南朝社会虽然强调身份制，但士族社会与民间社会之间并不能完全隔绝。在士族社会的人名系统中，单名和字共同构成一个身份性的雅名，与此同时，小名的使用却具有民间性。如司马攸小名桃符，梁武帝小名练儿，其子子卿小名乌熊。(97)此外，还可以举出镇恶、桃枝、道民、灵宝、法生、法真、蛮奴、客儿、蟠龙、社客等小名。(98)这些小名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俚俗色彩和信仰表达意涵，如道教色彩的道民、灵宝，驱鬼辟邪的桃枝、桃符、镇恶。在小名使用上，士族与普通民众看不出明显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在民间社会中，这类俚俗小名也常被用作正式人名。(99)从性质上说，这种做法与士族人名中的“之”、“僧”、“道”等信仰性虚字是相似的。士族社会中虽然没有直接以小名为人名的情况，公开场合中称小名则很常见。司马昭喜爱司马攸，常呼其小字：“此桃符座也。”(100)有人曾当面称桓伊小字说：“此桓野王也。”(101)除了小名，前面曾谈到汉魏人名中带有虚字“阿”的人名是很常见的。六朝士族社会也延续了这一习惯，如称吕蒙为阿蒙，王子敬为阿敬。(102)“阿”是一个非信仰性的虚字。这就让人怀疑，上层“之”、“道”等虚字类双名的出现，也许是受到民间习惯的影响。
双名与单名相比，其优势就在于多出一个字，表达的人名内涵更为丰富。东晋桓豁诸子的命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晋书》卷74《桓彝传附子豁传》：“初，豁闻苻坚国中有谣云：‘谁谓尔坚石打碎。’有子二十人，皆以‘石’为名以应之。唯石虔、石秀、石民、石生、石绥、石康知名。”(103)桓豁诸子名字中共有的“石”字，据称是为了契合前秦谣谶。而要想在人名中体现“坚石打碎”这一谣谶的话，在当时流行的单名基础上增加一个“石”字，是最为方便的。这应当是流行于民间社会的双名，逐渐为士族社会所接受的功能性基础。当人们发现在人名中增加一个字可以更丰富地表达愿望之后，虚字也就逐渐超出了信仰和口语层面。上层人名由此突破了东汉以来的单名惯例。
晋宋之际，随着统治阶层社会身份的变动，双名化趋势也愈益显著。《宋书》中刘裕诸子均为带有“义”字的双名，是最好的事例。云南所存两通爨碑的明显差异，也体现了这种变化。其一是爨宝子碑。(104)碑立于桓玄大亨四年，即义熙元年(405)。此碑仅有碑主爨宝子是双名，主簿、幹吏等13人均为单名，如主簿扬磐、录事孟慎、幹吏任升、小吏扬利。(105)到了刘宋爨龙颜碑，题名有了很大变化。此碑立于大明二年(458)，上距爨宝子碑50余年。列碑题名50人，姓名完整者41人，其中单名9人，双名32人。(106)题名中爨姓者最多，有11人：
建宁爨道庆 府长史建宁爨道文 司马建宁爨德冺 仓曹参军建宁爨
□ 府功曹建宁爨□ 别驾建宁爨敬祖 主簿建宁爨德□ 镇蛮长史建宁爨世明 司马建宁爨顺靖 屯兵参军建宁爨孙记 门下建宁爨连迫
此外据碑文所记，爨龙颜有子4人，孙9人，亦均为双名，且有同辈排行用字，如子辈均以“驎”，孙辈均以“硕”命名。这种情况与刘裕诸子均以“义”排行相同。爨氏为当地土著大姓，其人名的双名倾向是非常显著的。为何仅仅50年间，两通爨碑的题名有如此大的变化？从爨龙颜碑全部题名来看，有三点值得注意：(1)信仰用字集中于“道”字，共有7人，“之”、“灵”、“昙”、“僧”等字则未见，似乎具有区域信仰特征；(2)题名与汉代底层人名命名方式有一定延续性，如叔、世、孙、祖等家族性用字多见；(3)“子”尾人名多见，共有6人：杜苌子、杨琼子、毛玮子、谢国子、
叔子、盛庆子。联系到前面提到的爨宝子，可见“子”尾人名在当地是很流行的。现存南朝最庞大的题名资料——萧秀碑碑阴题名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子”尾人名。(107)而与“子”尾人名相似的，还可以举出“儿”尾人名。南朝寒人名中就有不少，如梅虫儿、邹伯儿、王竺儿。(108)人名中的“子”、“儿”与“阿”一样，都是带有口语意味的虚字。(109)有的语言学者认为，魏晋时期汉语词汇出现了双音化倾向，代表性现象之一就是“子”等无意义词尾的出现。(110)不过，这类人名在东汉民间社会中已经存在，恐怕不能简单归结为词汇习惯的变化。
爨碑和寒人的“子”尾、“儿”尾人名，显示出制名取向的变化。在东汉到西晋上层社会流行单名的时代，新进入官府者会习惯性的模仿制作单名。孟孝琚就是很显著的例子。而随着“之”、“道”等虚字式双名在以建康为中心的政治上层流行，单名已不再具有严格的身份标识意义，新进入官府者也就无需再制作单名。其原来的制名习惯，如单名、双名并存以及“子”尾、“儿”尾式人名，就会出现在官方场合之中。总之，上层人群对单名习惯的突破，导致社会不再处于提倡单名的氛围之中。正是这点导致南朝人名中双名比例的逐步上升，到了梁普通年间的萧秀碑题名，双名比例已占到九成以上。
晋宋以后上层社会的这种双名化趋势，最开始是底层社会的信仰心理、口语习惯等影响上层社会的结果。这是民间文化影响上层社会的一个事例。而一旦上层社会突破了单名观念的限制，反过来又会推动双名化的进程。特别是上层社会拥有文化优势，他们在双名制各方面的用字习惯会重新影响普通民众。双名中的虚字，在这种背景下就有了一些新的变化。《陈书》卷8《周文育传》说：
周文育字景德，义兴阳羡人也。少孤贫，本居新安寿昌县，姓项氏，名猛奴。……及荟秩满，与文育还都，见于太子詹事周捨，请制名字，捨因为立名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弘让教之书计。(111)
周文育出身于社会底层，本名“猛奴”，是一个典型的民间俚俗人名。这个名字在民间也常用作小名。他改名为“文育”的经历，正说明上层社会文化观念的重要影响。(112)新名中的“文”体现的是一种文雅意识。人名中的“文”字在汉代已经存在，爨龙颜碑和台州砖铭中也可看到。梁萧秀碑题名中带有“文”字的双名更多，如陈文展、陈文进、张文智、杨文粲等。(113)而南朝寒人名中，带有“之”的双名也有不少，如李粲之、周管之、许朗之、丰勇之等，(114)应当也是受到上层制名习惯影响的结果。将这些人名与里耶、凤凰山等简牍人名进行对比，秦汉至六朝数百年间南方人名的变化就有了直观呈现。这种变化是上层文化习惯与民间习惯互动影响的结果。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变化至南朝并没有结束。由于双名中的虚字往往体现出民众信仰和社会观念，使其很容易受到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比如，从南朝到隋唐，人名中一个比较明显的新变化是“僧”、“灵”等信仰性虚字在逐渐减少，“仁”、“孝”等道德性的虚字则逐渐增加，显示出儒学理念对制名的影响。(115)而赵翼指出，五代时带有“彦”字的双名极多，为“一时风尚”。(116)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虽然西汉末期以后上层人名走向单名化，但他们对双名或者说由两个字构成的人名并不陌生。《白虎通·姓名》中说“名者，幼小卑贱之称也”，(117)《礼记·檀弓》“冠字”孔颖达疏解释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118)孙休诏书也提到：“人之有名，以相纪别，长为作字，惮其名耳。”(119)在东汉三国官吏、知识层单名流行的环境中，单名的使用其实是有很多限制的。(120)而“冠德明功”，以“敬成人”的“字”，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相当广泛。(121)汉晋碑石简牍中官吏的“姓＋字”书写形式，数量不少。碑石如光和年间的孙根碑阴题名，可辨者244人，人名均为“中军督孙玄象、孙彦龙”之类形式；青龙三年(235)的庐江太守范式碑，题名近40人，人名与尹湾汉墓出土《赠钱名籍》一样，均为“陈文信、王文舒”之类形式。(122)这些人都有相当的身份，如《孙根碑阴》出现的官名，就有中军督、大中、驸马都尉、舍人、中书郎、计吏、督邮等；《赠钱名籍》所载亦均为地方吏员。(123)从当时的制名习惯来说，孙根碑阴题名者应当均为单名，《赠钱名籍》也应以单名为主。所以上述题名很显然是“姓＋字”的书写形式。这体现出当时吏员圈的交际和礼仪习惯。
这种“姓＋字”的题名形式带来一些启示。东汉官吏、知识层的生活中，由于讳名的影响，“字”的使用非常频繁。这应当是增加“之”、“道”等信仰性虚字的过渡性双名，在晋宋之际能够兴起并很快被官吏、知识阶层所接受的社会基础。在虚字使用扩大化以后，命“字”的用字习惯就会影响到双名的制名。南朝以降双名中的“文”、“仁”、“孝”等虚字，在汉代人的“字”中使用很多。“字”本来是对单名含义的进一步延伸。(124)当晋宋之际上层双名兴起之后，双名与“字”就出现了暂时的功能性重叠。东晋南朝文献中可以看到不少人名与字相同的现象，如司马德宗字德宗、王僧孺字僧孺，(125)可能就是这种功能性重叠的一种反映。从这种意义上也许可以认为，南朝上层人名的双名化最开始表现为信仰性虚字的过渡形式，而当单名习惯被突破后，命字习惯对双名的影响则变得显著起来。这种变化可以称之为双名的“字化”。
四、结语
中国文明的多元起源早已成为一种共识。不过，学者也注意到，在公元前三千年纪后期的文明突破过程中，南方和北方呈现出明显的差异。(126)这种差异后来逐渐扩大，到《吕氏春秋》的时代，在华夏国家眼中南方的社会形态已相当落后：“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其民麋鹿禽兽，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127)华夏国家向南方地区的权力推进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华夏国家向南方的推进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同化表现在许多方面，本文关心的主要是南方人名标记系统的变化。概括来说，早期南方部族中人名的华夏化具有阶层差异。上层人群在与华夏国家的接触中，较早的模仿或被赐予华夏式人名。这是一种文化交际需要，同时获取华夏式人名也具有权威意义，有助于标榜身份和显示权力。与此同时，下层人群华夏式人名的大规模实现，则与编户化过程密切相关。
东汉以前南方经历了两次编户化过程。楚秦之际的编户化，主要是在军事征服的背景下实现的，虽然南方各区域完成征服的时间不同，但其人名系统均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华夏特征，保留了初期编户化时期的过渡色彩。第二次编户化发生于东汉时期，这次编户化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集中于湘赣诸郡。走马楼吴简呈现的整齐单名，就是这次编户化所推动的，它显示出华夏国家对边缘地区的权力影响。社会学家在解释多族群国家内部关系时，曾提出过一种“扩散理论”，即核心地区逐渐向边缘渗透，经过长时期扩散后逐渐拉平差距。(128)从早期南方人名系统的变化来看，核心地区在向边缘扩散时，有可能会在边缘地区推行较之核心区更为整齐的制度。这或者可以称之为“边缘的强化”。
与区域差异相伴随的是人名的分层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名背后其实是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区分。(129)东汉的单名习惯是精英文化的产物，而民间并不遵循这一理念。而属于“大传统”的单名习惯，通过两种方式影响着民间人名的“小传统”。其一是地方官的权力和教化；其二是地方属吏阶层的观念和实践，他们身处官民之间，容易受到单名惯例的影响。反过来说，“小传统”对于“大传统”的影响显得较为迟滞。晋宋之际，上层社会的单名惯例开始被突破，首先是“之”、“道”等信仰性虚字附加在单名之上，形成一类特殊的双名。影响这种变化的，可能有来自“小传统”的两种因素：信仰心理和口语习惯。单名惯例被突破后，属吏阶层也摆脱了单名影响，大量“子”尾、“儿”尾等带有口语特征的人名浮出水面。而当上层人群突破了单名限制，就会创造出新的双名制名方式。最明显的是汉代以来上层人群中“命字”的方式，开始影响到双名用字。这种双名的“字化”，又反过来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到下层人群。从人名的这种变化轨迹来看，精英文化会吸纳民间文化的某些因素，以实现某种文化突破。而当突破完成后，新的精英文化会再次反馈到民间。
人名作为一种文化标记符号，具有相当特殊的文化意义。本文所讨论的汉晋南方人名中单名、双名的变迁。只是人名所蕴含的丰富历史内涵中很小的一个侧面。永嘉之乱以后，南方和北方社会进入了不同的发展轨迹。大量涌入华夏核心区域的边境人群，他们的人名系统如何在具体层面上发生变化？陈寅恪先生虽然很早就曾提及这个问题，(130)但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131)本文对南方人名的考察，也许可以印证陈先生的这一设想。有理由相信，人名问题或是推进今后中古社会史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
附识：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修订稿多有参酌。本文初稿曾于2010年8月在台湾大学召开的“第四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上报告，承蒙评议人吴修安、许凯翔及与会的陈弱水、佐川英治等多位师友批评指正；同事鲁家亮博士亦在资料方面提供不少帮助，谨此一并致以诚挚谢意。
注释：
①谭其骧：《近代湖南人中之蛮族血统》，《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8页。
②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一些传统论题，如南方蛮越族系、秦皇汉武的南方经略、汉晋南朝的蛮族政策、西南夷与南中大姓、山越，等等。由于史料限制，不少论题实际上已陷入停滞状态。相关成果繁多，兹不赘述。近年来，受到族群认同理论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新角度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如王明珂对“太伯奔吴”传说的分析(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63—184页)。但他的研究更偏重于北境民族和羌人社会。关于南方蛮族问题的相关思考，参见鲁西奇：《释“蛮”》，《文史》2008年第3期。
③王素：《说“夷民”》，《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罗新：《“真吏”新解》，《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利用出土简牍对中古南方民族史的一个反思，参见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
④魏斌：《吴简释姓——早期长沙编户与族群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武汉：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2008年，第23—45页。
⑤《三国志》卷48《吴书·孙休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60页。
⑥张联芳主编：《外国人的姓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454—490页。
⑦张淑一：《先秦姓氏制度考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1—146页；李学勤：《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⑧侯旭东：《中国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义——尊卑、统属与责任》，《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⑨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81—96页；纳日碧力戈：《姓名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83—190页；张锡禄：《白族姓名初探》，《民族学研究》第5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117—132页。
⑩《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5、1665—1669页。参见周振鹤：《秦汉风俗地理区划》，《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23—127页。关于南方文明和自然环境的简要解说，参见童恩正：《南方——中华民族古文明的重要孕育之地》，《南方文明》，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11)参见森本淳：《嘉禾吏民田家莂にぇみゐ同姓同名に關すゐ一考察》，《嘉禾吏民田家莂研究——長沙吳簡研究報告》第1集，東京：日本長沙吳簡研究會編，2001年，第68—79頁；高凯：《从走马楼吴简〈吏民田家莂〉看孙吴时期长沙郡民的起名风俗》，《寻根》2001年第2期；高凯：《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长沙郡吏民的联姻》，《史学月刊》2002年第9期；黎石生：《〈吏民田家莂〉中的田家姓名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
(12)《汉书》卷12《平帝纪》，第352页。
(13)《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第3819页。
(14)萧遥天：《中国人名的研究》，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第53—54页；贾从江：《两汉时期西域人汉式姓名探微》，《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
(15)黄士斌：《河南偃师县发现汉代买田约束石券》，《文物》1982年第12期。邢义田曾对石券姓氏构成有过梳理，参见邢义田：《汉代的父老、憚与聚族里居——汉侍廷里父老憚买田约束石券读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61—462页。
(16)邢义田推测，侍廷里似指县寺所在之里，参见邢义田：《读居延汉简札记》“寺廷里”条，《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04—105页。
(17)每列首个人名为券主。其中，孙成地券释文见罗振玉：《芒洛冢墓遗文续编》卷上，《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第14057页；王当券释文见洛阳博物馆：《洛阳东汉光和二年王当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6期；房桃枝、樊利家地券释文见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下册卷1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348—353页；武孟子地券释文见端方：《陶斋藏石记》卷1，《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1册，第7993页。有关诸券的整理和考释，参见鲁西奇：《汉代买地券的实质、渊源与意义》，《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8)张传玺认为武孟是地名，“子男”作“男子”解，可备一说(参见张传玺：《契约史买地券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88页)。鲁西奇根据杨守敬的意见，认为“靡婴”应断开，读作“靡、婴”，依据是东汉双名少见(参见鲁西奇：《汉代买地券的实质、渊源与意义》，《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按：这个依据显然不能成立，仍以连读为是。另外，少卿是否为朱大弟之“字”，不明。
(19)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定县北庄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20)亳县博物馆：《亳县曹操宗族墓葬》，《文物》1978年第8期。
(21)永田英正編：《漢代石刻集成(図版·釈文篇)》，京都：同朋舎，1994年，第118—119頁；罗福颐：《芗他君石祠堂题字解释》，《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年第2期。
(22)永田英正編：《漢代石刻集成(図版·釈文篇)》，第302—303頁。
(23)济宁市文物管理局：《山东济宁市肖王庄一号汉墓的发掘》，《考古学集刊》12，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99—112页。
(24)永田英正編：《漢代石刻集成(図版·釈文篇)》，第26—27頁。
(25)分见《后汉书》卷5《孝安帝纪》、卷6《孝顺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4、267页。
(26)关于汉代人名的用字习惯，学界已有不少讨论，参见萧遥天：《中国人名的研究》，第40—42页；邢义田：《汉简、汉印与〈急就〉人名互证》，《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第84—101页；秦进才：《两汉姓名窥管》，沈长云等编著：《探古集》，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36—157页；刘钊：《古文字中的人名资料》，《吉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27)人名分见《后汉书》卷82《方术列传》、卷83《逸民列传》、卷84《列女传》，第2703—2806页。
(28)洪适：《隶释》卷1《成阳灵台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17页。
(29)顾炎武：《日知录》卷32“阿”条，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824—1825页。
(30)南阳博物馆：《南阳发现东汉许阿瞿墓志画像石》，《文物》1974年第8期。
(31)关于文献所载汉魏人名中的“阿”字，参见张孟伦的分类辑考：《汉魏人名考》，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7—62页。
(32)洪适：《隶释》卷2《殽阬君神祠碑》，第33—35页。
(33)洪适：《隶释》卷1《成阳灵台碑》，第16页。
(34)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85—95页。关于长吏人名的统计和分析，参见李解民：《〈东海郡下辖长吏名籍〉研究》，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尹湾汉墓简牍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46—54页。
(35)顾炎武《日知录》卷23“两名”条指出，“二名”的本意，其实是指一个人先后有两个名字，黄汝成：《日知录集释》，第1329—1330页。
(36)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9页。
(37)永田英正編：《漢代石刻集成(図版·釈文篇)》，第132—133頁；王国维：《刘平国治□谷关颂跋》，《观堂集林》卷20，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79—980页。左将军刘平国和题词中的京兆长安淳于伯□，或许是称“字”。
(38)相关镇墓文见戴春阳、张珑：《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00—122页。
(39)《魏书》卷101《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8页。
(40)关于苗、瑶、壮、侗等南方主要少数民族的人名简况，参见张联芳主编：《中国人的姓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74页以下。
(41)近代台湾泰雅人命名的变迁，就折射出清、日本、民国在不同阶段的权力影响，参见程美宝：《台湾苗栗县泰雅人的命名与墓葬》，《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42)上述人名分见《吴越春秋》卷1、卷2、卷10，周生春：《吴越春秋汇校辑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5、18、178页。
(43)李锦芳：《百越族系人名释要》，《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
(44)周振鹤、游汝杰：《古越语地名初探》，《复旦学报》1980年第4期；郑张尚芳：《古吴越地名中的侗台语成分》，《民族语文》1990年第6期。
(45)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42—354、331—332页。
(46)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163—184页。
(47)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3—129页。
(48)西江清高：《关于重建四川古代史的几个问题》，《扶桑与若木——日本学者对三星堆文明的新认识》，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第3—35页。“蚕丛”一名，有学者认为与养蚕有关，童恩正认为也可能得名于部族居地岷山“巉稜如簇蚕”(《古代的巴蜀》，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44—47页)。
(49)《史记》卷40《楚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91页以下。
(50)《包山2号墓简册》文书类“疋狱”、“案卷”等，释文参见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6—91页。
(51)《左传》桓公六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5—116页。
(52)刘钊：《古文字中的人名资料》，《吉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关于文献中记载的禽兽虫鱼类人名，参见张孟伦：《汉魏人名考》，第37—46页。
(53)高至喜：《楚文化的南渐》，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82—186页。
(5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发掘报告》，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203—211页。关于南阳里户籍的讨论很多，参见邢义田：《龙山里耶秦迁陵县城遗址出土某乡南阳里户籍简试探》，简帛网，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744，2007年11月3日；张荣强：《湖南里耶所出“秦代迁陵县南阳里户版”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黎明钊：《里耶秦简：户籍档案的探讨》，《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陈絜：《里耶“户籍简”与战国末期的基层社会》，《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
(5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
(56)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年第3期。
(57)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91页。
(58)户人名按照其里名推测，或许可以理解为均姓“郑”，参见邢义田：《汉代的父老、憚与聚族里居——汉侍廷里父老憚买田约束石券读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458—459页。奴婢本来是否有姓还不清楚，尾形勇认为汉代奴婢无姓(参见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张鹤泉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89—101页)。关于早期的平民姓氏问题，另参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192—196页；徐复观：《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形式的形成》，《两汉思想史》第1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7—191页。
(59)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6期；纪南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整理组：《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9期；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参见李均明、何双全编：《散见简牍合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55—82页。
(60)何宁：《淮南子集释》卷18《人间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290页。关于秦汉的岭南开拓，参见河原正博：《漢民族華南發展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2年，第3—46頁。
(61)《史记》卷114《东越列传》，第2979—2984页；《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3837—3846页。
(62)李锦芳认为，早期百越地区的多音节人名，显示出胶着型语言特征的残留，参见氏著：《百越族系人名释要》，《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
(63)竹村卓二：《瑶族的社会与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金少萍、朱桂昌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65页。命名法的独特性同时体现在姓、名两个方面。另参谢剑：《排瑶命名制度浅释》，《贵州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
(64)纳日碧力戈：《民族姓名的语言制约因素析要》，《民族语文》1990年第4期。
(65)宇晓：《中国苗族亲子连名制初探》，《民族研究》1994年第5期。
(66)走马楼出土汉武帝时期简牍尚在整理之中，已公布少量简文中有埍子、襄人、搞、周等人名，单名、双名并存，长沙简牍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发掘组：《2003年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重大考古发现》，《出土文献研究》第7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7—64页。
(67)长沙市文物考古所等：《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71—131页。如著名的光和六年李建诤田案卷，载有李姓的升、建、替、颜、条，精姓的宗、姬、张、昔等人名，即均为单名(第73页)。不过，东牌楼简编户人名资料不多，此点还不敢确认。
(68)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刑徒墓地》附刑徒姓名统计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41—145页。
(69)富谷至：《秦汉刑罚制度研究》，柴生芳、朱恒晔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4页。
(70)谢雁翔：《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文物》1974年第4期；另参永田英正編：《漢代石刻集成(図版·釈文篇)》，第286—287頁。
(71)洪适：《隶释》卷15《蜀郡属国辛通达李仲曾造桥碑》、《郑子真宅舍残碑》，第159—162页。
(72)罗开玉：《关于〈建安四年北江塴碑〉的几点认识》，《四川文物》2011年第3期。
(73)永田英正編：《漢代石刻集成(図版·釈文篇)》，第70—71、266—267頁。
(74)永田英正編：《漢代石刻集成(図版·釈文篇)》，第18—19頁。
(75)《史记》卷30《平准书》裴骃集解引如淳语，第1431页。
(76)牟发松：《汉代三老：“非吏而得与吏比”的地方社会领袖》，《文史哲》2006年第6期。
(77)蒋华：《扬州甘泉山出土东汉刘元台买地砖券》，《文物》1980年第6期。胥浦汉墓出土的先令券书记有多个双名，年代是元始五年(扬州博物馆：《江苏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文物》1987年第1期)；浙江诸暨出土的建宁元年番延寿墓莂，记兄弟九人买山葬其父马卫将，出现了番延寿、马卫将两个双名，其中“延寿”是西汉常见人名。不过，这通地券的真伪还存在疑问，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墓券汇编考释》将其列入疑伪地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63—64页)。
(78)《吴兴金石录》卷2，《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4册，第10698—10700页；《台州金石录附台州砖录》，《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5册，第11181—11231页。试举几例：俞龙暐(建武元年)、刘力门(大兴四年)、番有言(永昌元年)、高茂周(泰宁三年)、任景诚(咸和元年)、吴思功(咸和五年)。
(79)现在发现有题名的孙吴地券，券主多为官僚身份，人名均为单名，参见罗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南京：南京出版社，2004年，第234—243页。不过，南京燕子矶出土的孙吴墓砖中，有一个“陈少珍”，还不清楚是称字还是双名，图版和释文参见庄大明、凌波主编：《古代铭刻书法》，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第35、173页。
(80)吴郡、会稽等地出土孙吴铜镜中所记镜师人名，均为单名，不知是否与官府控制有关，参见王仲殊：《吴县、山阴和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考古》1985年第11期；《吴镜师陈世所作神兽镜论考》，《考古》1986年第11期。
(81)洪适：《隶续》卷16《繁长张禅等题名》，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29—431页。
(82)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4、78页。
(83)魏斌：《吴简释姓——早期长沙编户与族群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第32—36页。
(84)《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第2831—2834页；洪适：《隶释》卷7《车骑将军冯绲碑》，第86页。
(85)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9—174页；张俊民：《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二)》，《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
(86)《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8页以下。
(87)直至现代，岷江上游比较闭塞的村寨中仍有羌人有名无姓，与此相应，其人名译音的首字常常被作为姓使用(参见张联芳主编：《中国人的姓名》，第494—496页)。史籍中常见的羌人大姓，如弥姐、昨和、雷、党等(参见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9—107页)，可能来源于其部落名。悬泉简中提到的“聊藏耶茈”、“聊良”等“种”名(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第166页)，可能就是部落名。
(88)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7—318、401—408页。
(89)魏斌：《吴简释姓——早期长沙编户与族群问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第32—36页。
(90)伊藤敏雄：《中國古代におけゐ蠻夷支配の系譜——税役を中心はして》，《堀敏一先生古稀記念中國古代の國家と民眾》，東京：汲古書院，1995年，第239—256頁。
(91)双名如何整齐化为单名，这一点很令人感兴趣。走马楼吴简记载的吏民单名中，有不少诸如邓客、蔡客、郑黑以及以狗、鼠、牛、羊、鹿、象、尾、角、爪等动物或其肢体命名的人名(参见高凯：《从走马楼吴简〈吏民田家莂〉看孙吴时期长沙郡民的起名风俗》，《寻根》2001年第2期)。与之相似的还有包山楚简人名中多见动物性用字。根据苗族人名习惯来看，这种带有很强俚俗色彩的单音节人名，在实际使用中常常会加上“子”、“儿”、“阿”等音节性虚字(参见张联芳主编：《中国人的姓名》，第281—283页；另可参见杨庭硕：《史载黔中苗族人名研究》，《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东汉也有溇中蛮覃儿健这样的人名。这种音节性虚字在登录户籍时大概很容易被省略。
(92)广州出土的东汉西晋砖文中，记有陈次华(永元十六年)、陈仰(永嘉五年)、陈仲恕(永嘉六年)等几位造砖者人名(参见陈永正：《岭南书法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7页)，遗憾的是人名数量很少，性质亦不能断定，还无法据此做进一步论证。
(93)杨双群：《魏晋南北朝碑刻人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2007年，第55—56页。
(94)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21—123页。
(95)陈垣：《史讳举例》卷5“南北朝父子不嫌同名例”，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67—69页。
(96)关于南北朝人名与信仰的关系，参见吕叔湘：《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
(97)《晋书》卷38《齐王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133页；《梁书》卷1《武帝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页；《南史》卷48《陆慧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91页。
(98)参见石云孙：《魏晋南北朝人小名》，《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99)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萧衍及东晋南北朝人小字”条：“东晋南北朝之人名，往往反映宗教信仰、民间风俗以及民族来源等。北朝石刻造像上所列大量社会中下层人民之名字，由于受士族传统文化影响较少，往往不以儒家经典命名。”(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67页)另参《廿二史札记》卷15“元魏时人多以神将为名”条，王重民：《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16—317页。
(100)《晋书》卷38《齐王攸传》，第1133页。
(101)《晋书》卷81《桓宣传附族子伊传》，第2118页。
(102)张孟伦：《汉魏人名考》，第57—62页；萧遥天：《中国人名的研究》，第60—61页。
(103)《晋书》卷74《桓彝传附子豁传》，第1943页。
(104)释文参见汪宁生：《云南考古》，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115页。
(105)洪适《隶释》卷17《益州太守无名碑》有永寿元年(155)滇池、建伶、梇栋、牧靡等地出身的故吏题名多人，大都残缺，可见的几人均为“单名＋字”的题名形式(第176—177页)。
(106)释文参见汪宁生：《云南考古》，第115—120页。原释文“爨连迫”前衍一“爨连宁”，今不取。另参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卷《爨龙颜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06—410页。
(107)王昶：《金石萃编》卷26《始兴忠武王碑阴》，《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册，第464—475页。按，此碑阴为萧秀碑题名，王昶误系之萧憺碑。题名有一千二百余人，可辨者约一半。
(108)《南史》卷77《恩悻传》，第1935页。
(109)王国珍认为，“人名＋子”现象的起因是表达亲昵(《社会语言学视角中定襄话的“人名＋子”现象》，《修辞学习》2007年第5期)。
(110)骆晓平：《魏晋六朝汉语词汇双音化倾向三题》，《古汉语研究》1990年第4期。
(111)《陈书》卷8《周文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37页。
(112)类似的改名经历也见于张敬儿和曹虎，如敬儿本名“苟儿”，宋明帝“以其名鄙”而改为敬儿(《南齐书》卷25《张敬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64页)；曹虎本名“虎头”，齐武帝以“名鄙”改为虎(《南齐书》卷3〇《曹虎传》，第561—562页)。不过，他们的新名仍未摆脱俚俗色彩。
(113)王昶：《金石萃编》卷26《始兴忠武王碑阴》，《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册，第464—475页。
(114)《南史》卷77《恩悻传》，第1935页。
(115)关于仁、孝在六朝隋唐时代的政治文化意义，参见渡辺信一郎：《中國古代國家の思想構造》，東京：校倉書房，1994年，第259—292頁。
(116)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2“五代人多以彦为名”条，王重民：《廿二史札记校证》，第487—489页。
(117)陈立：《白虎通疏证》卷9《姓名》，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07页。
(118)《礼记正义》卷7《檀弓上》，《十三经注疏》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86页。
(119)《三国志》卷48《吴书·孙休传》，第1160页。
(120)侯旭东：《中国古代人“名”的使用及其意义——尊卑、统属与责任》，《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121)陈立：《白虎通疏证》卷9《姓名》，第415页。
(122)释文分见洪适：《隶释》卷10《孙根碑阴》，第117—118页；王昶：《金石萃编》卷24《庐江太守范式碑》，《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册，第418—419页。
(123)连云港市博物馆等编：《尹湾汉墓简牍》，第119—122页。关于《赠钱名籍》的讨论，参见高村武幸：《漢代の地方官吏と地域社會》，東京；汲古書院，2006年，第199—236頁。
(124)萧遥天：《中国人名的研究》，第27—34页。
(125)《晋书》卷10《安帝纪》，第249页；《梁书》卷33《王僧孺传》，第469页。更多的例子，可以参见萧遥天：《中国人名的研究》，第62—65页。
(126)童恩正：《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127)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20《恃君览》，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45—546页。
(128)赫克特(Michael Hechter)：《内部殖民主义》，马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9—90页；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7—194页。
(129)余英时：《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29—139页。
(130)陈寅恪：《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74—276页。
(131)在这个问题上的后续探讨，参见何德章：《北朝鲜卑族人名的汉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4辑，1996年，第39—47页；罗新：《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6—174页；罗新：《北魏皇室制名汉化考》，《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37—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