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英华[1]2004年在《多维度全球化中的国家主权》文中研究表明冷战后，随着第叁次科技革命的爆发，交通运输工具的日益快速便捷，信息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全球化的内涵更为丰富，形成了多维度的全球化，即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全球化把各国的发展并入了世界的轨道，它不仅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与利益，也迫使各国调整政策以适应多维度全球化的要求，因而围绕全球化引发了许多争论，特别是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影响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传统的主权理论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现实的挑战，重新审视国家主权理论，充分认识国家主权的变化与发展趋势，这对于中国的战略选择至关重要。本文从经济、政治、文化叁个维度分析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阐述了应该如何看待多维度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指出在多维度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主权仍然是不可替代的，要用发展的眼光来认识国家主权，追求国家主权的本质，赋予主权观以新的内涵，并把捍卫主权与维护国家利益结合起来。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同时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多维度全球化背景下维护国家主权首先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其次要在对外开放中坚持国家主权，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本文对于如何在多维度全球化浪潮中参与国际合作、分沾国际利益、维护主权，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毕红梅[2]2006年在《全球化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中指出作为对人之生命的一种建构方式，作为人之生活的一种创造方式，在全球化的视野中重新理解和解释人类社会的生存境况及其时代特征，并进而理解人和社会、人和世界的关系以及采取相应对策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使命。思想政治教育要自觉地担负起面向全球和植根本土的双重抗争，进而在这种抗争中谱写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话语。因此，全球化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指向是通过与全球化的关系得以彰显的。本文从全球化视域出发，对全球化视野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和走向进行了话说。本文主要是从理论和现实的两个视角，以全球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挑战——思想政治教育对策为主线来进行追问和诉求的。本文以全球化概念为切入点，通过阐述学术界对全球化的多义理解，凸现了西方和我国关于全球化的论争。对全球化涵义、本质、特征进行梳理和再认识，拓宽拓深了全球化的研究，通过这些角度的把握对于全球化整体的研究的可以达到管窥的效果。本文依循历史轨迹追溯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作为解读全球化和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论。观照现实，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多维透视，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当代价值指归。本文从全球化与人类社会生存状况的关系质态出发，论述全球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是多维度的，重点阐释全球化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价值观念冲突、国家主权削弱、文化安全受到威胁等方面的严重挑战。本文认为极端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全球化和本土化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很有可能以“一”淹没“多”，甚至形成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话语霸权模式和垄断模式，这本身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同时也违背了各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多元化诉求；后者则有可能以回归传统的方式消弭了思想政治教育对“现代性”的追求，乃至退缩在一隅之中拒斥或背离现代文明的发展路径。思想政治教育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应有自身鲜明的特征和特殊的规律。这些鲜明的特征是：意识形态性和非意识形态性的统一、个性化和社会化的统一、国际化和民族化的统一。这些特殊规律包括：动态平衡规律、和而不同规律、开源引流规律、整合超越规律。本文论述了全球化背后又的确隐藏着西方文化霸权和殖民扩张，发展中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种种危机。在强调思想政治教育面向全球的同时，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根基和国家独立，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因此价值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全球意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本文认为目前人的发展是在全球化的时空架构中，交往作为全球化中的一个基本范畴，贯穿于全球化和人的发展过程的始终。鉴于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交往的实质性的缺失，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并且呼唤新的理论反思，作为全球化时代核心和基本特征的交往，直接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当代视野。因而，只有把交往问题和人的发展问题相结合，找出二者的内在关系，并探究交往对人的发展的重要作用，才能将两者内在地结合起来实现更高层面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整合，从而把握当代交往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趋势。因此全球化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注交往，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转换：植根于生活世界；主体间进行对话、理解、共享，相互自我建构。
吕晓丽[3]2008年在《法律非国家化研究》文中指出本文致力于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非国家化问题。传统的国家法概念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主权基础之上,当全球化在经济、政治与文化上对现代民族国家造成巨大的冲击与影响时,传统的建立在国家主权基础之上的国家法的概念已经不适应于对法律非国家化的研究。本文通过分析全球化对主权的影响,进一步指出法律全球化对国家法的冲击并对法律非国家化现象进行了具体分析。本文认为,法律非国家化存在着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视角,它不适合于对我国法律非国家化的研究。法律非国家化与法律国家化并非此消彼涨的关系,也并非一定会削弱国家法的重要性。中国在对待全球化的问题上,应当有自己的视角,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的法制建设服务。
王晶宇[4]2008年在《法理学全球化范式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从全球化对国家中心主义的冲击与影响这一问题入手,对法理学中的国家中心主义与世界主义传统进行了理论探讨。法理学中的民族国家中心主义导致当前阶段的理论研究不能冲破以主权及其合法性为基础的传统理论的束缚,使我们不能洞见到国家中心主义对法理法研究的阻碍。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建构一种关于法理学研究的全球化范式。在全球化范式下,我们需要一种立基于世界主义视角的、建立在全球政治权威合法性观念之上的法律概念;我们应当对法理学的基本范畴赋予全球化时代的新理解。同时,本文指出法治理论应当在视角上从民族国家法治观转向全球治理法治观。本文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政治合法性重建包裹在全球政治权威合法性建构之中,它在理论旨趣上可以被视为对民族国家法理学在全球化时代的进一步发展。
王立军[5]2012年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地方政府国际合作》文中研究说明地方政府国际合作是在全球化深入展开的历史背景下发展勃兴的。全球化导致了民族国家权威不断向上转移至超国家权威、向下转移至次国家行为体、向外转移至社会性行为体,这为地方政府国际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全球化还使国际政治出现了分合交织进行的历史现象,为地方政府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交通运输技术、信息技术的革命性进步,国际体系结构和全球安全结构的深刻调整,权力不断下放的历史趋势,以及跨国公司利益实现方式的地方化为地方政府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动力来源。在中国地方政府国际合作已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国际现象的情况下,如何认识这一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动力?中国地方政府国际合作行为与中央外交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国家外交运行会产生何种影响?地方政府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趋势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会带来哪些深刻影响?随着中国地方政府逐渐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行为体,如何看待它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尤其是它在国际体系中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互动是如何进行的?本文梳理分析地方政府国际合作的具体实践,深入分析我国地方政府国际合作的背景、动力和渠道,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当代西方既有的研究理论,即两枝世界政治理论、新中世纪主义理论、平行外交论、多层外交论、地区国家论等理论都从不同侧面对该行为进行了研究和思考,尤其是阐述了地方政府国际行为对一国外交的深刻影响以及地方政府进入国际舞台后国际体系特征呈现出的新变化,为我们研究地方政府国际合作这一重要的政治历史现象提供了基础和视角。国内既有的研究分别从治理理论、城市外交、地方国际化等不同视角对地方政府国际合作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一个综合分析的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剖析。由于地方政府国际合作具有明显的非主权性和从属性、限定性特征,对上述问题的基本判断和主要分析框架应该是：当前的国际体系已经成为以民族国家为中心、中央和各级地方在国际关系中互动的多层互动模式,这也是当前从国际关系行为体视角解析所得出的国际体系新特征。与此同时,研究我国地方政府国际合作需要以此为基本分析框架,同时设定地方政府国际合作对国家外交、央地关系、国际体系的深刻影响这几个方面作为主要研究议程。基于此,本文的基本假设是：尽管地方政府国际合作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政治历史现象,但该行为主要局限在经济社会发展等“低级政治领域”,具有明显的非主权性特征；地方政府国际合作有力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从而有利于国家总体实力的提升；地方政府国际合作对中国外交起到了重要的配合、补充、服务作用,也使中国外交呈现了多维度地变化；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国际合作对中国央地关系模式和中央宏观治理能力带来了挑战；地方政府国际合作的发展需要中央和地方在国际体系中的良性互动。运用新的分析框架,从国际-国内相互结合的理论视角,本文首先对中国地方政府国际合作进行了一个区域总体分析。中国的地方政府国际合作是在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体系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冷战以来,国际体系结构的深刻调整变化,以及中国对全球安全结构的判断和预期为中国地方政府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基础,它既是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体系的动因,也是地方政府国际合作发展勃兴的契机。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以央地分权和权力下放为核心的改革为地方政府参与国际事务、进行国际合作提供了法律、政策层面的保障,尤其是央地经济权限的调整和财政权限的划分是地方政府寻找和利用国际资源的重要动力；以沿海-沿江-沿边-内陆为演进次序的梯度开放战略则直接促进了地方政府国际合作行为的勃兴壮大。从对东南沿海、东北、西北、西南的区域性分析,以及对广东省的国际合作、图们江国际合作开发机制、中国-亚欧博览会、大湄公河次区域国际合作机制这几个较为典型的地方政府国际合作模式的具体分析可以得到-个初步的分析结论,即中国地方政府国际合作是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国际合作的议题领域主要局限在经济社会领域,基本不涉及主权范围内事项,因而具有明显的非主权性；地方政府国际合作促进了地方经济实力的提升,也对中央外交起到了重要的配合、服务和补充作用,使中国外交呈现出网络化和多维化的特征；但地方政府国际合作与中央外交行为之间还存在直接目标的不一致性和基本性质之间的矛盾,所以急需央地之间在国际事务中进行良性互动,共同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在上述总体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选取地方政府国际合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度较高的“友好省州领导人峰会”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对中国地方政府国际合作的背景、机制与影响做了一个案例分析。该机制的创建与发展和山东省(亚洲地区唯一一个参与该机制的地方政府)的地方国际合作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是在全方位展开的山东省国际合作的基础上诞生的,山东省建立的大量国际友好城市以及外向型发展战略也成为该机制发展壮大的重要动力。从对该机制的创建基础、提出和建立、发展以及山东省的政策立场、合作的议题领域及基本性质等方面的具体分析看,该机制的成员既有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也有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既有发达国家地方政府,也有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但其合作交流的主题与时代背景及基于时代背景所提出的共同关心的问题密切相关,其国际合作的主要议题领域也局限于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环境保护、科技创新、社会管理等“低级政治领域”,具有明显的非主权性特征；山东省利用该合作平台吸纳了大量的国际资源,提升了自身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也利用该平台配合了国家外交,维护了国家利益；该机制的具体运作情况也证实地方政府在有关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力量。最后,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地方政府国际合作进行了理论总结与反思,得出了本文的基本结论,即地方政府国际合作已经深刻影响了中国外交决策,对中国外交特别是中国周边外交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中国多维外交格局的形成,甚至正在更新人们的外交理念；地方政府国际合作还在较深层次上影响着央地关系结构模式,地方政府从国际合作中获取的国际利益以及构建的稳定获取国际利益的渠道,尤其是在地方事权过多但财权有限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进一步拓展国际利益的冲动,这就可能对地方政府间关系以及中央宏观治理能力带来挑战。当然,中国地方政府国际合作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政治历史现象,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从体制、机制、法律等层面进一步发挥其积极作用,尤其是如何构建更加合理的外交工作结构,构建更加科学的央地关系结构,及如何加强央地在国际事务中的互动,以将地方政府国际合作的消极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王天韵[6]2014年在《全球治理民主化研究》文中提出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性问题和国际体系转型,为全球治理民主化提供了需求和动力。全球化为世界带来机遇,也造成大量需由各国人民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由此应运而生。全球治理有赖于世界各国和广大非国家行为体的共同参与,因此需要通过全球治理民主化提高合法性,进而赢得世界人民的支持。全球化也引发国际体系的转变,单边主义的失败导致美国丧失霸权合法性,新兴国家的发展促进多极化进程,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介入全球治理,这些因素导致国际体系结构转变,形成以国家为中心行为体的多层网络体系。对民主合法性的需求和国际体系的变化,共同成为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强大动力。选择恰当的全球治理民主模式,是实现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关键。当前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民主化的理解和诉求大相径庭,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要求实现国家间的民主化；部分西方人士力主在全球范围内输出自由民主制度,确保“民主国家”对全球治理进程的控制；部分欧美学者则主张建立去国家化的全球公民社会,或提倡超国家的世界主义民主。按照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对民主内涵和对当代国际体系特征的不同认识,是决定采取何种全球治理民主模式的两个变量。本文认为民主的本质内涵是人民权力的实现,但因时空条件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实现模式,不存在唯一、完美、永恒的民主模式。全球治理民主模式必须以世界各国人民为主体,同时必须与当代国际体系以国家为中心行为体的多层网络结构特征相适应。因此,全球治理民主化就是以国家作为人民的主要代表,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作为反映民众多样化诉求的代表,构建以国家问民主为核心、以国际非政府组织为补充的多层网络民主模式,在不同国家和人民间实现平等、公正、包容的价值原则。其中国家问民主的基本标志是：国家间具有平等的发言权；在全球治理中实现合理的权力分配机制；在经济领域建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等的合作机制。通过案例分析考察全球治理民主化的现实进展,结果可谓喜忧参半。国家间民主是全球治理民主模式的核心,对此本文选取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人权理事会创立和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进行案例分析,发现在一定场合、议题中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有所加强,但国际制度中尚未形成成熟的平等协商机制,尤其是在涉及国家间权力分配等深层问题上,实现国家间民主的目标任重而道远。而通过分析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参与、国际禁止地雷运动和集束弹药联盟的活动以及反全球化的抗议活动等案例,可发现国际非政府组织以灵活多样的实践形式介入全球治理进程,显示其独特优势和影响力。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严重不平衡,以及国际社会对其代表性、透明性、可问责性的质疑,对其民主价值造成很大制约。
朱宗友[7]2010年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文中指出“全球化”(globalization)问题是一个当今世界各国都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它已经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在继续进行着。中国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员,必将受到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同时,中国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很有必要从全球化的视角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包含着对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新的解读。据考证,当代“全球化”一词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西奥多·莱维特(Theodore Levitt)在他于1983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的一篇文章《市场的全球化》(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s)中首先使用了“全球化”一词。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全球化”一词,但在他们的理论中却蕴含着丰富的全球化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全球化思想对于我们认识、理解和把握当代全球化进程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必然性,它是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和交往的社会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社会经过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经阶段。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不能笼统地讲全球化是福音抑或灾难,对不同的国家来说其影响是不一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是在当代全球化的条件下,基于实现中国的繁荣富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做出的主动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现当代全球化的历史背景,而是与之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全球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巨大的历史同步性与契合性。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在近现代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和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做出的必然的和历史的选择。从19世纪中叶开始,在欧美国家爆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正是这些因素的影响,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基于当时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而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这条道路使中华民族获得了解放和独立,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最初30年中,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建立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20世纪50-60年代,全球化进程中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60-70年代以来,在这两大阵营中都出现了某些改组和分化,形成了在美苏两极对立条件下的叁个世界并存的格局。这种情况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美苏两极对立的格局终结,形成了在西方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前提下的多极化趋势。然而无论在哪种政治格局下,全球化进程都没有停止自己的步伐。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了步伐,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在深刻把握当代全球化新特征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正是选择了这条道路,才使我国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当代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既带来挑战又带来机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而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首先解放思想。可以说,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探索。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我国逐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也是逐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继续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将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党中央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可以说是对此进行的积极回应。由此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条道路既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又为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还将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从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展现了社会主义无限光明的前景。
刘苇[8]2015年在《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国际贸易与投资在一些市场出现不同程度的收缩,但总体上呈现出发展的趋势。伴随全球经济逐步复苏的态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应把握好此次全球经济布局调整的机会拟定对外发展战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应对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更大的国内民生压力。在国际经济层面,中国通过加入WTO以国际贸易的方式迅速将建国以来积攒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转化为资本和技术,必然需要大力发展海外投资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革新产业结构,实现资本红利和技术红利;从国际政治层面考量,中国自我认知与国际社会不同层次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间具有微妙差异,唯有以发展为导向,强调长期利益和长远布局的战略性安排方可弥合中国自身角色和国际预期的多重需求。脱胎于“走出去”战略的海外投资发展战略应运而生。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机制中“共同规则”的制定,可以更好地塑造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合作性权力”。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促进和实现,有必要通过整体性法律构建的研究和制定,规则化地表达中国的利益诉求。通过健全我国海外投资的国内法律体系,建立多层次的国际法律体制和实施机制,开拓中国海外市场、促进中国海外投资发展、保护中国海外投资利益、维护海外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有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本文通过历史分析法,对中国海外投资从无到有、从单纯利益考量到立体性战略设计的历史回溯,分析了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发展过程,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法律规制与中国经济发展、国际政治关系的历史发展关系,指出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通过比较分析法,以战略视角审视海外投资法律机制,对不同国家、不同国际投资法律机制之间的立场、优劣等进行比较研究,为中国海外投资法律构建与国际投资法律规制寻找衔接点或趋同性方向。最终通过规范分析法,从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建构角度,对中国国内法、国际法中法律规范的研读,分析现行法律与我国海外投资现状的吻合度,提出符合我国海外投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建构意见。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历史演进及其法律规制”,研究了中国海外投资历史发展,指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是“走出去”战略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态势和中国自身综合实力发展的具体演化。通过区分中国海外投资产生、初步发展、逐步增长、高速稳定增长和发展战略的五个发展阶段,以及当时中国海外投资法律与践行的研究,指出中国通过规则化表达以促进、保障、监管中国海外投资是中国海外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第二章“中国实现海外投资发展战略的法律构建框架调整”,结合中国海外投资现状,研究了海外投资经济理论和国际政治关系理论,预测了中国海外投资未来发展趋势,指出对应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横向、纵向多层次展开,法律构建应设定多维的战略目标和不同的战略层次,在成熟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积极的参与者,接受这些机制的规则和理念,但应明确表达自身意愿;在处于磋商建设阶段的全球性多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扮演理性的建设者,在坚持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可以让渡某些利益,一方面协调机制运作,一方面积极推动机制的规则建设;在区域性和双边投资机制中,中国应当扮演活跃的倡导者,对投资规则的倡议、条文的草拟、谈判的推动与相关辅助机制起全面主导的作用。提出了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应遵循的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及其重点与主要任务。第叁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国内法构建”,研究了中国与海外投资相关的内国法规范,针对性地分析了促进、管理和保障叁个法律体系的功能实现和缺位等现实问题,提出:我国海外投资促进法律制度应该从税收优惠、金融扶持、技术援助、提供信息服务方面进行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管理法律制度应该通过强化事后监督加以完善;我国海外投资保障法律制度应该通过构建全面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方式加以完善。第四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双边投资条约构建”,以国际投资法体系中bits的重要性为基础,提出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法律构建中bits具有承前启后、平衡权重的作用。对比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类国家bits签订情况后,提出了用更开放的态度签订bits以促进中国海外投资,用更灵活的方式使用bits以保证中国海外投资的利益的制度设计理念。第五章“中国海外投资发展战略之多边投资条约构建”,研究了自贸区、非自贸区、普遍性国际投资条约发展,提出:应当基于中国地缘性经济贸易地位突出的特点,优先参与制定地缘性多边投资条约;基于中国参与自由贸易投资条约制定的成功实践,重点参与制定多边自由贸易区投资条约的制定;基于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长期合作发展的历史以及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利益必要性,主导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出于“同类国家”角度制定多边投资条约。对普遍性投资条约晚近的几个发展趋势进行梳理,提出相应的应对建议。
纪洪江[9]2016年在《国家治理视阈下中越边民通婚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越南新娘”和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成为媒体关注的热门话题,中越跨国婚姻在日益进入公众视野的同时,也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关注。作为跨境婚姻或涉外婚姻中的一种特殊类型,本文谨以位于中越边界前沿地带的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作为实证案例,在通过实地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并充分借鉴学术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边境沿线地区的境内外少数民族边民通婚作为特定对象,对中越边境地区边民通婚的现实境况、促动因素、通婚途径、婚姻模式、社会功能及其相关问题的国家治理政策构建,进行分析研究和探索讨论。边民通婚在中越边境地区是普遍现象,比例高的村寨叁分之二的家庭属边民通婚。归纳田野点25个自然村的中越边民通婚情况,主要特征有：边民通婚呈增长态势,从边境村寨向内地蔓延;通婚主体系跨境民族,绝大部分属族内通婚,越南女性婚后在当地社会融入度高；通婚家庭婚姻关系稳定,双方经济文化水平“双低”,子女落户有困难,家庭可持续发展能力弱。从通婚的历史维度看,中越边民通婚自古有之,两国国家关系的冷暖不可避免地会对边民间的交往互动产生影响,但即使在两国边境战争期间,边民通婚亦未绝迹。中越边境地区跨境民族因惯常交往缔结婚姻,构建了边境地区跨境民族社会共同体。在中越边境地区民族社会结构中,跨境民族居于地缘、族缘、亲缘择偶婚嫁,边民通婚在民族社会内部获得较高的认同。便利的地理条件、同源民族天然的认同感、男女性别失衡及中越适婚人口结构的互补、婚姻梯度选择和婚姻挤压、中越两国经济发展位势差等是中越边民通婚日渐增多的主要促动因素。越南官方、学者及边民对两国边民通婚的研究和看法亦提供了更为多元的“他者”视角及研究成果佐证。中越边民通婚的婚姻缔结过程遵循民族习俗,在边境民族共同体内获得广泛承认,民族传统婚姻习俗的法则和效力代替国家法律,规制着边民通婚。而中越两国有关边民通婚法律制度的衔接不畅增加了边民通婚结婚登记的难度,提高了边民通婚合法化的成本。婚姻关系未登记是中越边民通婚的重要特征,绝大部分边民通婚因之而游离于国家法律制度的保护之外,沦为非法婚姻。在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和边境管理体制下,因婚姻关系未登记导致其合法公民身份的缺失,给通婚越南女性在入境、居留、户籍国籍申请及其婚生子女户籍、就学、就业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也给国家的边境管理和边疆治理带来了诸多显性、隐性的挑战和难题。作为“集客观性、公共性、普遍性于一体的社会事实”,中越边民通婚就本质而言是越南女性跨国婚姻移民。边民通婚衍生的系列问题涉及出入境管理、签证管理、婚姻登记、居留管理、户籍管理、国籍管理等深层次问题。从目前以地方治理为主的治理实践来看,边民通婚的治理已远远超出地方政府的管辖权限和协调能力,也远远超越了国家单个法规或特殊政策调整的范围,国家治理因而成为边民通婚治理的不二之选。边民通婚问题的国家治理,应在维护国家安全、法制统一和边疆稳定与发展的基础上,以充分尊重通婚边民的婚姻家庭权、生存权和发展权作为政策取向,结合边民通婚实际,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健全完善符合边境沿线地区实际情况的边民出入境管理、居留和婚姻与户籍登记、国籍申请等配套管理制度；同时着手对历史遗留问题予以妥善解决。中越边民通婚问题的治理需要国家刚性法律制度与柔性人文关怀的紧密结合。加快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既是解决问题的长效之策,也是构建我国和谐稳固边疆的应然之选。
聂继永[10]2005年在《全球化与中国崛起》文中提出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的历史呈递性为线索,揭示了其内在的逻辑结构;通过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自身的发展,在理论上作了必要的梳理和准备,由此过渡到全球化进程中后发展难题的描述与分析中。通过对后发展难题的多维度阐释,揭示了后发展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悖论”式命运。最后,文章从生产力、制度和文化等叁个层面分析了融入全球化之后的中国在崛起途径和方式上的选择,试图展示中国崛起的未来图景。本文除导论外,正文分为叁章。导论主要说明了研究全球化与中国崛起的缘起和本课题的相关研究状况以及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是围绕着马克思、列宁和邓小平关于全球化的思考展开论述。世界历史理论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全球化运动的科学认识,而在对这一理论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们选择了不同的路径。作为世界历史理论奠基者的马克思,他的贡献在于通过批判到继承近代资产阶级尤其是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从而确定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基本理论框架。从历史材料的积累和揭示到对世界文化的敏锐把握再到资本运动的具体分析,马克思一步步从现象走向本质,而“世界历史”的精神实质也逐渐明朗,即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运动,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脱离开它在欧洲的特定历史起源而表现为真正的全球性抽象概念。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透彻分析了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转变的基本特征,在理论上深化了马克思的构想,同时也更加接近了理论自身的逻辑运动的中心。在帝国主义时代,在经济转变为世界经济的时期,列宁还提出了把苏维埃俄国的生存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联系起来、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思想。邓小平作为世界历史理论在中国的阐释者,他的特点是侧重于世界历史理论的应用而不是理论的建设,直接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形成了指导中国开放实践的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这一理论以发展为旨归,阐明了对外开放的原则和开放实践中的辨证法,尽管不具备象马克思和列宁那样鲜明的理论形态,却不失为一种前瞻性的发现和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化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阐述全球化进程中的后发展难题。在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作为后来者,后发展国家不可避免的会遭遇到诸多悠关命运的二难选择。何去何从,殊难抉择。在政治上,坚持主权原则是后发展国家自主决定命运的前提,这正面临着来自资本在全球行走所带来的全球治理要求和西方的“新殖民主义”的双重冲击。在经济上,全球化带来的有利因素和机遇是多方面、多领域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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