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硅谷：弗里德利克#183;特曼的地域优势模型（下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硅谷论文,下篇论文,地域论文,德利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有一些引人注目的成功，MCC和SEMATECH很快发现， 即使在非竞争的技术层面上试图变竞争者为合作者也必然会遭遇挫折。他们的成员在另一层面上缺乏合作和集体学习的传统，无法就何者应为专利技术达成一致。和他们的新泽西同行一样，他们不愿意送他们的优秀人才到联合企业从事研究工作。他们也不重视更小的企业和创业。和IST 一样，一笔昂贵的会员费（200 万美元）足以吓住除大公司外的所有这类企业。而且即使小公司有充足的财力，他们还是担心一个像SEMATECH这样的大机构能否足够迅速地保持创新前沿。在鼓励芯片制造者和设备供应者之间建立“纵向”关系的同时，SEMATECH没有如同它最初构想的那样在先进的制造工艺技术领域去培养“横向”合作，而是宣传和扩散最优经验、确立生产标准，或者作为一个贸易协会提供服务，从而导致垮台。尽管美国的半导体和计算机生产者的好运在近年来奇迹般地出现，但这些成就回报是否应归功于MCC和SEMATECH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类似的，当在奥斯汀的高技术产业持续高速发展时，也不能证明联合是扩张型地区开发的催化剂。
远东的硅谷
特曼得到了使其地区发展模式现实化的最后机会，这次是在韩国，而且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尽管特曼在韩国的合作者做了一些重要的变通，韩国先进科学研究所（KAIS）还是比较接近IST设想的研究机构。 韩国科学技术部是奉行国家强力干预的权威机构，在它的支持下，KAIS具有美国公司同行无法期冀的政治影响力。这就使它能够在不采取强制的办法下也可以在那些大的、相互间常常处于激烈竞争的、像三星、金星和现代那样纵向联系的高技术公司间发展横向合作和集体学习。
韩国一直强调技术教育及研究与开发是其发展战略的关键。在其工业化进程的每一阶段， 不论是在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工制造业的60年代，在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产业的70年代， 还是创办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的80年代和90年代，韩国政府都创办了各类旨在支持国家更大目标的新兴科研机构。概括地说，韩国关注美国的科学及科学与工程教育模式，日本的技术和工业组织的模式。它融合了这些不同的传统，摆脱了依赖与美、日合作的早期模式，最终成为美日在全球市场中的有力对手。
韩国在高技术产业领域中似乎更令人惊叹的成就谱写了它最近的历史。在1960年之前，美国的发展专家一般把韩国视为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的亚洲“窗口”。总统李承晚（Syngman Rhee）的“强迫亏损”和外汇管理的政策或许保证了美援的流入，但这却是以完全的政治和经济的独立为代价。
1961年5月朴正熙（Park Chung Hee）执政后， 韩国首次开始探索一条不同的发展路子。与李承晚不同，朴正熙是“一个现代科学的真正信徒”，他相信，韩国的未来既取决于军事力量，也取决于工业实力。他重新定义了与北朝鲜的斗争，这不仅军事和政治的竞争，而且是“发展、建设和创造力的竞争。”首先，韩国应该利用它在劳动价格方面的比较优势，发展在纺织、制鞋和其他轻工产业方面的富有活力的出口项目；接着它应当建设钢铁、造船和重化工业；最后，借助于从早期领先产业项目中获得的金融资本和成功经验，它应当开始竞争电子和制药那样的高技术产业。
朴正熙和他的顾问们明白，要与外国公司竞争，韩国需要获得外国的诀窍和资本。意识到日本可能提供宝贵的资本、技术和经验之后，朴正熙冒着相当大的政治风险与韩国的前殖民地宗主国在1965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直接的外国投资和生产许可为韩国产业界带来了技术诀窍和出口机会，但也产生了一种新型的依附关系。在出口迅速增加的同时，韩国公司需要大量引进自己不能制造生产的先进技术产品。
在1967-1971年第二个五年计划起草过程中，韩国工业计划者决心要打破依附外国的这种循环。在某种方面，他们从零开始。韩国在研究开发方面的投资不到其GNP值的0.5%， 而它的最重要贸易伙伴一般为4%；韩国大学每年授予科学和工程本科学位数千人，其中2／3是工程专业，可最优秀者去国外继续深造之后，几乎没有人回国，主要是因为国内没有他们的用武之地。然而从劳动密集型经济转向技术知识密集型经济却必须自身拥有更强的研究开发能力。
韩国的“自强计划”意想不到地得到了正处在消减外援项目以应付不断扩大的越战的压力之下的美国政府的支持。总统朴正熙在1965 年5月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与美国政府协商了一笔1.5 亿美元的发展贷款，并取得了美国对其旨在扭转“人才流失”和为其它新兴工业化国家提供样板的韩国科学和技术研究所（KIST）建设计划的支持。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选择Battelle Memorial研究所作为KIST的“姐妹研究所”，让其依据Battelle协议模式在组织研究项目、招收和训练新员工（多数是韩国侨民），进行技术调研、安排KIST与韩国产业界和政府机构的初步协议等等方面给KIST提供的帮助。人们设想，协议研究能比传统的政府或大学研究所更有效地实现确保科研目标和产业目标的一致。一旦韩国工业认识到了协议研究的好处，KIST就可能自立。
令人不解的是，协议研究模式从来不是刺激美国产业研究的重要因素。美国的研究机构或者寻求联邦政府的支持，如Battelle， Midwest研究所或SRI等，或者如Mellon那样走出商界。KIST 的使命不在基础研究方面，正如它的管理人员在招聘员工时讲的那样，KIST寻找那些致力于解决工业问题的研究人员，而不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KIST宁可充当“外国先进技术与国内产业界之间的桥梁”。
KIST能增加对研究的需求，或许它能激励韩国公司增加他们对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但却不能提供更多的研究人员，因为它没有研究生教育项目。韩国的公司离研究前沿越近，他们越能更敏锐地觉察到称职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缺乏。
韩国的科学界一度思考过跳出KIST框架的办法。1969年，在布鲁克林工艺学校执教的、侨居美国的韩国物理学家KunMo Chung， 就支持韩国科学和工程研究生院的事，与前密执安州立大学校长、 新上任的USAID负责人John Hannah交涉。Chung说，那样一个研究机构，能够抑制人才流向美国和促进经济自给。Hannah 为Chung 的想法所打动， 他要求Chung 提供一份详细的计划书。 总统朴正熙听说这件事后， 随即请求Chung递一份计划书给他的内阁会议。 在确信韩国保守的大学在激进的学生抗议后无法胜任此项工作而只关心政治忠诚这个事实后，朴正熙决定建设一个全新的高等教育机构，并将其置于科学技术部的管理之下而不是归属于教育部。
为了取得咨询和金融援助，韩国再次转向USAID。USAID任命了一个五人组成的工程教育委员会来评估其计划的可行性。这个委员会由特曼主持领导。使特曼特别感到有吸引力的是，USAID 的这项计划正是他自1965年退休后几年一直在尽力创办的那种大学。虽然没有多少成功，但似乎韩国人一直把它牢记在心。他现在有机会在海外成功地实施其在国内失败了的计划。USAID委员会包括特曼的两位门徒， 一位是来自达拉斯SMU董事会的Thomas Martin，另一位是俄勒冈州研究生中心的创始人Donald Benedict，他曾尽力在那里实施特曼的方案，但没有成功。 委员会还包括KunMo Chung， 一位证明是能够在美国梦想和韩国现实之间进行斡旋的理想人选。
美国代表在1970年夏天游访韩国，并会见了教育家、政府官员以及来自Samsung、Glodstar和其他高技术公司， 包括像仙童和摩托罗拉那样的美国公司在朝鲜的分部主管。1970年12月，特曼向USAID 提交了一份题为“建立韩国高级科学研究所的调查报告（Survey
Report
on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Korea Advance Institute of Science ）”。报告实际上综合了他在斯福坦完成的、而在新泽西、达拉斯和俄冈勒州波特兰建立研究生中心所构想的一切创新。如同IST一样，KAIS 将成为一所独立的、仅仅培养研究生的研究机构，它可以接纳200 名硕士水平和200博士水平的学位攻读者从事科学研究。 它不企求建成一个学科齐全的研究学院，而是力图成为一个对公司委托人具有潜在利益的顶尖人才基地。它不按传统的系安排教学课程，而是把跨学科的主题—电子科学或信息工程—与更专门的、提供如聚合物技术或制药化学技术的课题结合起来。
特曼预言说，“KAIS引人注目的特点将是其与韩国产业技术活动之间的广泛的相互作用。”为了促成KAIS和地区产业界之间的密切合作，他提议采取一系列已被证明是有效地促进斯坦福和硅谷的战略。根据信用约束计划（honors coop program）的先例，KAIS 将主要招收来自产业界的学员。新雇员在接受教育前先取得一份简要的“资助公司的任职阅历和一些实际经验”，同时老雇员将回校参加在职深造。一个正式的工业考察委员会将为KAIS提供课程咨询，教职员工也被鼓励去跟产业界人士协商交流，而产业界科学家将被邀请到KAIS担任辅助教学。人们希望年轻的教员把KAIS作为进入产业界的中继站。一项发明于斯坦福大学而被Martin在SMU拓展了的互动电视网络也将使KAIS进入工厂车间。 无论如何，KAIS的目标将是“弥合韩国大学目前培养的本科学生的背景与有效解决工程和应用科学中的问题所需知识之间的差距，韩国产业界在未来几年将关注这些问题。”
与KIST同样，KAIS意在赢得市场而不是诺贝尔奖。尽管研究已成为其教学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特别是在博士阶段，但它的使命却是满足韩国产业界和研究机构对得到深造的创新专家的需求，而不是为世界的基础知识宝库添砖加瓦。韩国产业界最需要的是能以创造性和适用性方法运用现有知识的手段，而不是新知识。从理想的角度看，KAIS将通过提供适合韩国产业界所面临的特殊挑战的研究人才来补充KIST和其他科研机构的不足。Chung的后续报告强调了与产业联系， 强调了布鲁克林工艺学校聚合体研究中心那样的跨学科组织的重要性——联合任命和辅助教学、考察委员会及合作教育项目等。
特曼的报告仍然没有提及小公司或创业。已有建树的韩国高技术公司和它们的美国同行一样，一般把创业看作不相关的、而不是潜在的和讨厌的竞争者，因此有意轻视创业在产业中的重要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些曾经帮助若干创业活动，并亲眼目睹着它们成长为工业巨头的人现在似乎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
五人委员会的极力推荐和朴正熙总统对该项计划的承诺，使USAID给韩国政府贷款500万美元来创办KAIS。 该项贷款用于购买科研设备和选派韩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美深造。Chung被任命为KAIS的副校长， 负责招聘教员，他们是从美国产业界和科学实验室的韩国侨民中仔细挑选出来的一流人才（他随后就任KAIS的电子学副校长，在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有限支持后，他回国出任韩国科学技术部部长）。
展望未来，特曼做了一个大胆的预言。到本世纪末， KAIS 将招收3000名学生，它的毕业生将成为韩国产业界和政界的领袖。“韩国将成为一个繁荣的、现代的中等规模国家。它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国际贸易中有其稳定的地位。与受过训熟的手的劳动提供的产品相比，韩国国内的繁荣和其在国际商业中的实力将同样依赖受过训练的头脑所创造的商品化产品。除此而外，韩国还将对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激励，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样板。”
令人惊讶的是，所有特曼的预言在世纪末之前已全部成为现实。韩国的R&D经费已接近其GNP的3%，或许在未来10年内，将超过日本、 德国和美国。无论怎么讲，韩国已成为高技术产业领域里强有力的竞争者，并“被其他发展中国家公认为一个重要的榜样。”
KAIST（T指技术，随着一场和KIST的暂时而又费力的争论而被添加进KAIS之中）的确名副其实。到80 年代中期， KAIST 的注册学生已达1200名，其中有2／3是来攻读硕士学位课程的，而且学生中的多数是公司选派来深造的。KAIST 的毕业生很快就以务实取向和理论的完善而博得了好名声。他们因为有能力战胜日本最好的电子工程师和作为一批精锐部队突然闯入D-RAM芯片市场而名声大震。据说，当现代集团i想打进D-RAM芯片市场时，比如说，它袭击了三星集团的队伍， 发现他们中的多数都是KAIST的学生。KAIST的教授也因此成为重要的产业界顾问。果然如特曼和Chung设想的那样，KAIST有效地抑制了从韩国向美国的人才流失，为韩国的高技术产业提供了一个本土的科学和工程人才库，而且在学院研究和产业研究之间、在相互竞争的高技术企业之间搭起了一座桥。
当然，KAIST仅仅是高技术转移、 消化和扩散的众多“窗口”中的一种形式。三星、现代和其他公司仍在认可外国技术和聘用外国训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少数企业甚至在海外开设了研究实验室以求通过参与开发的形式保持其竞争优势。但是，不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KAIST 都远远地完成了其创建者为其设定的使命。
1987年KAIST从汉城的原址迁往其南100公里的Taedok科学城。在那里，它除了为整个韩国产业界提供思想和人力外，还将刺激该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开发。早在1973年，韩国政府就开始考虑集中太多的企业和人口在首都可能导致的长期后果，并着手计划Taedok科学城。以日本著名的筑波科学城为样本，Taedok最初被设计为一群研究机构和国家实验室，它们中的多数从汉城迁来。80年代中期，在国家周边地区刺激高技术产业的政治压力下，Taedok的设计目标出现了奇迹性改变。
韩国规划者发现实现“科学城”向“技术城”（把基础研究和开发与高技术制造起来的计划城市）的转化要比预期的更为艰巨。国家实验室和科研机构不愿和其邻近Taejon（Taedok的母体）的，小的、多数技术水平低的公司相联系，同时韩国的高技术公司也不愿把它们的研究和发展中心移往汉城之外。 作为一种鼓励， 政府在1987 年重新规划将KAIST迁移到Taedok，并希望企业也跟着迁，他们确实这样做了。 根据一份近来关于Taedok的研究报告，“KAIST 被新进的私人公司评价为最重要的区位优势，毕业于KAIST 的学生的招聘也成为它们在这个地区选址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加速来自实验室的新思想和创意尽快地进入市场，KAIST开始筹划一个富有积极意义的“孵化器”项目。
特曼的大学似乎最终在这里找到了理想的落脚之处，但是韩国依然面临许多艰难的挑战。一种适用于后起工业化过程的研究与技术教育的模式是否能完全满足韩国未来发展的需要？KAIST 能否最终被证明为有效地鼓励了集体学习和地区经济发展，如同它一度在促进个体高技术企业竞争力方面的同样效果？它能否培育企业家精神或它的原始模式，复制相同的创新道路，相同的风险意识和创办新公司的意识？然而，在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尝试并不能成功地复制从发达国家引进的研究和技术教育模式的情况下，韩国却使它进行得很成功。一种在美国证明是那样难以复制的研究和教育模式能够在发展中国家做的如此成功，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韩国的经验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结论
整整有40年，硅谷一直是美国高技术竞争力的标志。 在包括像128号公路那样有名的其他区域的高技术综合区还在步履蹒跚的时候，硅谷已经成功地适应了新技术革命和新竞争者所引发的挑战。然而正如特曼自己的失败和其后那么多硅森林、硅山和硅海滨缺乏光彩的事实所表明的那样，找出硅谷成功的要素——一个与产业界有密切联系的实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学，创业型的公司和学术文化氛围，进取型风险资本市场，扶持型的政府组织，宜人的气候和一个技术园—要比把它们整合成有助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成功的秘诀容易得多。
如果硅谷更经常地被模仿而不是照搬，它依然会成为一种迷人的、富有影响力的地区发展模式，尽管肯定不是唯一的一种模式。一些地区仿效研究三角地的做法，将技术园的使命以如下的理论加以规定。这种理论是，如果你建一个技术园，它们——跨国公司的分厂将进入，而且会带着高报酬的研究和制造业务进入。其他地区试图通过建立一类或其他类型的技术孵化器来发展它们自己的园区。依然有一些地区在着手创建他们所理解的硅谷模式的副本，仅仅在面临意想不到的困难时缩小他们的宏伟规划。正像这许多高技术开发区的名称所昭示的那样，硅谷仍然是成功的最终尺度。
然而近年来学术界对硅谷经验的研究却存在很大的分歧。硅谷能被理解为仅仅是关于随心所欲的企业家的例子吗？或者它在其他地方也能作为一种地区发展的模式？正如商业杂志记者罗伯特·科瑞勒（RC）所坚持的那样，硅谷的那些最辉煌的故事仅仅是一些“意外的帝国”？或者“硅谷热”、“新炼金术”、“大成就”之类的大众印象已经淹没了一个正在成熟的工业区的曲折复杂的故事？硅谷是美国在高技术豪赌中的一张王牌吗？或者，在日渐由集团化的跨国公司主宰的全球经济中，它是关于地区相互依赖的一个令人误解的甚至不相关的例子？
硅谷近来的大起大落给各种各样的理论度提供了例证。对于乔治·格兰德来说，它证实了“微观世界法则”，按照这一法则，高技术产业的未来属于小型和灵活的企业。里查德·弗瑞达和马丁·凯尼深信“硅谷不会拯救我们”，它以其它事例证明了一个陷井，支离破碎的美国高技术产业界可能产生许多创意，但是并没有打算用它们去应战市场上的集团化的外国竞争者。安尼李·萨科尼指出，硅谷形成的集体学习、横向联合和团队意识传统铸造了它与128号公路两旁的那些自发的、 纵向联合的公司进行竞争的锋芒。贝纳特·哈若松反驳了作为美国的欧洲工业区版本的硅谷概念，而是强调它在由跨国公司支配的国际生产分工中的作用。
特曼试图再造他所理解的硅谷的努力暴露了他所唯一能够想象的、作为地区发展的硅谷模式的局限性。像企业家、学术专家和其他人一样，特曼不能完全理解他所取得的成就。由于长期置身于没有商界直接经历的大学生活之中（尽管他在几个高技术公司的董事会供职，而且也精明地在许多公司投资），他过分强调了在硅谷方程中大学的作用，随后在高技术地区开发中所做的种种努力证明了这一共同的误区。特曼不是一个象牙之塔中的教授，他肯定意识到一个实力雄厚的研究型大学是远远不够的，他指出了拥有像伊里诺斯大学和克勒洛大学这样的地方延误和吸引高技术产业界方面的失败。他也认识到，无论对军事工业还是民用工业，加强研究和开发与市场的联系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他极力在他的同事和学生中宣传一种企业家文化。
再者，特曼倾向于假定，对斯坦福有益的做法对硅谷也是有利的，反之亦然。他没有充分考虑这种共生现象与冷战早期那个特定环境的之间存在的相互依存关系。城市历史学家杰·法得莱正确地总结说，“斯坦福工业园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样板式的设计和它对高技术产业的贡献，而且也因为它是在适当的时间扮演了合适的角色”。斯坦福工业园的正确之处对整个地区来说一般也是正确的。如果在斯坦福的学术规划中和在它周围的工业社区建设中缺少巨额的联邦投资（大多数是来自国防订货），不论大学还是地区都不可能有那么大那么快的发展。特曼和他的产业伙伴们充分地利用了这些资源，但他们并没有创造它们。在指导其他地区如何从他的成功中获得好处的过程中，特曼鼓励它们创办那种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圣克拉拉谷曾经建造的“技术专家社区”，没有更多考虑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的事实。正如贝克和他的得克萨斯产业界的伙伴所发现的那样，到60年代初期，联邦机构已不再可能为科学和工程研究计划预支巨额资金。
特曼也不承认斯坦福和硅谷相互协调发展的这样好的其他原因或许是它们一起成长壮大，渐渐地相互调适而进入它们共同的竞争环境之中。他们相互找出和利用对方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中的新环境，在50年代以微波电子技术开始逐渐拓展到随后几十年的微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其他新兴的专业领域。新技术领域和新兴公司的繁衍是以这些产业领域早期进化阶段为特征的，在这一过程中，正是这类大学在促成整个地区横向联合和集体学习方面表现得不同凡响。一旦在空间上确定了相对稳定的关系，一种工业界和学术界之间的互利关系一旦定位将会延续乃至发展。
正如新泽西州和得克萨斯州的案例所表明的那样，在已建树的产业和已有建树的大学之间，甚至在已建树的产业和新办大学之间创造相同的协作被证明是十分困难的。在那些地方，内部强大研究开发实验室和缺乏合作传统的纵向联系公司难以适应面向地区的新型学术机构。这些地区没有因为缺少一个如他们的政治家和商界领袖们所期望的“斯坦福式的”大学而蒙受重大损失是出乎意料的，但这或许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依靠集体学习而发展。例如，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和摩托罗拉公司的经验证明，这种情况并不必然妨碍一些公司如同它们的硅谷的对手们一样具有灵活性和竞争力。然而，这的确激励它们去探索完全不同的公司战略。韩国的工业化的历程处于完全不同的情形。韩国政府的强力支持能够促使纵向联系公司和一个新兴大学之间建立合作关系。新泽西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公司合作采取邀请会员的方式，而KAIST 则因为同权威政府的特殊关系而向韩国产业界作出了一个它们无法拒绝的请求。但是在KAIST成功的背后的真正秘密或许是，在韩国和在硅谷一样， 高技术工业和高技术学术研究机构同时成长和演化。70年代和80年代的韩国，和20年前的北加利福尼亚一样，创造了地理学家爱伦·斯考特所谓的“新产业空间”，可以自由地试验新产业机构和新产业动力学。两个地区以新形式的相互依存和集体学习为特征，一开始就快速成为周边地区的高技术产业中心。它们各自的成功和模仿它们的其他地区失败表明，适合于新产业空间的地区发展模式或许不适合于对一个旧的工业区的重新开发。
最后，特曼再造辉煌的困难表明，将高技术综合区理解为动态系统远比理解为静态模式要好。就在特曼开始在新泽西州、得克萨斯州和韩国推销他的作为地区发展样板的硅谷创意的同时，硅谷模式自身也发生了若干重要的变化。微电子技术开始取代微波电子学，而且将为计算机硬件、软件和网络技术所取代。商业市场正在迅速地超越军事需求。小公司正在做大，与之同时，国内国外的跨国公司正在那里寻找地区公司或者设立卫星研究和开发机构。硅谷正在从特曼时代最辉煌的高技术生产中心演化成一个知识生产中心的簇群——R&D 实验室和同外部世界及他们相互之间有同样多的联系的顾客定做店（在那儿，大多数实际的制造活动在进行着）。如果不是一个“虚拟现实”的话，硅谷也就不是特曼一直设想的将持续发展的自我限定的地区。
令人不解的是，今天的硅谷或许为像新泽西州、得克萨斯州和韩国的全球化的高技术密集区提供了一个更适宜的发展向导，而不是充当特曼最初为计划IST、SMU基金会、KAIS所设计的角色。在一种意义上，这些地区，不包括1963年前后的硅谷，是未来发展的模板。到那时，如同现在一样，刺激经济发展或许就成为一个培育均衡发展的、很可能独特的地区生态系而不是建构一个来自共同版本的单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