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诸葛亮的战略失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诸葛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天，我们对历史的传统认识，有好多作了历史的再认识，比如对三国年间的曹操的“奸”，关羽的“义”；而对诸葛亮作为天才军事家的认识，尚待重新审视。诸葛亮虽是智慧的化身，但他并非“神明”，蜀国的灭亡也终有其内在原因。这里拟就其隆中对策及其实施的战略失误，提出些看法。
隆中对策的科学性、预见性，早为它以后的历史验证了，比如对刘璋、张鲁败亡的预测，对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分析，对蜀开国途径的策划等，都很正确。但在蜀开国后的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方针之制订上，却有很大失误。
按照隆中对策的策划，蜀开国后，不拟在一段历史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的鼎立局势，而是立即转入成霸业、兴汉室的战略进攻中，目标是颠覆刘汉政权的首恶曹魏。为此则要继续实行开国的策略——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然后等待着天下有变的时机；以益州兵出击秦川作为主攻，以荆州兵出击宛、洛为配合，诛灭曹魏，从而完成统一大业。下面依次来论证其在实施中的失误。
一、开国后立即进击曹魏之失误
219年蜀得汉中，益州北部有了安全屏障，有条件保持稳定。而操既视汉中为“鸡肋”，自然有着甘心退避的成分，因之两国息兵，在一段历史时间内，曹操不会主动再来挑起事端。孙权占领了湘江东部，荆州西北一带与曹魏交接对抗地段，归了刘备，减少了麻烦，也是做了一定的退让，因之两国言和也较为稳固。而且，三国中只有蜀，刚刚立国，国土狭小，力量薄弱；西方诸戎归附未久，南方夷越未得安抚，内需修政理。也就是说，开国的基本战略任务尚未完成得全面彻底，也就不宜实行下一步的战略计划。当时刘晔就说刘备，“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1]司马懿也说，“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2]因而，此时蜀之战略应是努力全面完成立国大计，保持相对和平的局面，巩固政权，才是上策。在此国力未足的形势下，无论对东西哪个方面去贸然进击都是错误的。
刘备利用同宗的条件，假借不忍占据同宗地盘，以携带百姓逃难的仁义之名，在孙权帮助下，得有荆州立脚的地方；又是利用同宗的条件，借助刘璋的内奸的牵引，采用欺骗与武力相结合的手段，占领了益州，得以开国。上述两块土地全不是用实力硬打出来的，反过来说，若只凭武力，恐怕刘备一小块土地也不易得到。在这种情况下不具备攻灭曹操的条件。
当时的天下，若以九州而言，蜀、吴就算各有其二，魏却独有其五。强弱形势十分鲜明。即使如此，贾诩还对曹丕说：“吴蜀虽蕞尔小国，依山阻水，虽以天威临之，未见万全之势也。”。[3]那么要以弱攻强，就要等待变化与机遇，这个变化，或是弱者由弱而不弱，而次强而强；或是强者由强而次强，而不强而弱。这一客观变化能否出现，当然不能只凭若干年前的主观设想去做。
诸葛亮、刘备在219年至234年这十五年间，不遗余力，屡屡兴动所谓问罪的仁义之师，而又屡屡受挫、失败，直至身死，国灭，理由是什么？是曹操挟了刘汉的天子，曹丕篡了权，因而他们要代天行“仁”道。那么刘璋为同宗，于蜀民并未作恶，且有恩于己，何以灭其国，取而代之？孙权从不尊奉献帝，完全务实，同为“僭逆”，甚至不如曹操，何以不伐？诸葛亮、刘备的所作所为，既是欺人，又在自欺。夺取成都以后，马上大肆分赃，府库为之一空，再用商品由国家专卖来支付开销。诸葛亮、关羽、张飞、法正所得最多，倒是赵云提议中止了这种行径的加剧。比起孙权、曹操来，亦无仁政可言。曹操称王，刘备随即称王；曹丕称帝，刘备随即称帝。对劝阻者则贬斥、杀戮。刘备刚死，尸骨未葬，孔明主政，令禅即位当年改元，不顾祖宗礼法，也不审时度势，硬去实施先前即定的攻灭曹魏的战略计划，因而其失败是难以避免的。
二、天下有变的审视失误
依照隆中对策而进行的两次攻魏的时机选择与均属失误。
先讨论发动襄樊之战的天下有变之失误。
曹操占领汉中之后，没有采纳司马懿、刘晔的建议，兵进益州；陆逊在猇亭大捷之后，也没有兵进巴蜀。他们都十分清醒，不能“得陇望蜀”，孤军深入。他们都认为这种胜利，只是局部的胜利，不是战略性决定性大胜利。曹操、孙权做了一定程度的退让，然而，诸葛亮们竟把这种胜利看成是“汉事将成”的特大胜利，是天下大势之变，于是作出了一系列重大举措：诸如在汉中前线的沔阳，设坛宣布刘备晋位汉中王；宣布委任魏延镇守汉中，群情为之振奋；立即派遗孟达、刘封作为北攻曹操的中路，联络汉中与襄樊两战场之中轴；封关、张、马、黄、赵五将军，授关羽荆州印绶，并令发兵攻襄樊；刘备回成都，沿路起馆筑亭，坐待全局的胜利。
当然，曹操境内有一些不稳定情况，如殷署督领的韩遂、马超旧部215年的叛乱。此后吉本、耿纯攻许；代郡、上谷乌丸的反叛。215年孙权攻合肥，吴蜀划湘分治，结为盟好，都被视为“天下大变”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另有两件事，却为诸葛亮、刘备所忽略：其一是216年冬曹操兵击孙权，217年三月孙曹两家修好，誓重结婚。其二是217年冬联蜀抗曹的鲁肃卒，力主抗蜀拒关羽的吕蒙代肃领兵镇守。于是，有利之变中寄寓着不利之变。因之，襄樊之战的战机不成熟——天下没有变，错估形势必然导致失败。
其次，再来讨论伐魏之战的失误判断。233年刘备死，西南多处叛乱。224年曹丕伐吴，邓芝使吴，孙权绝魏和蜀。225年，曹丕再伐吴，诸葛亮讨平南中。226年，曹丕卒，曹叡即位，吴攻魏于江夏、襄阳、浔阳等地。于是诸葛亮认为，“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取之时也”。[4]又兼魏大丧之后，是“天下有变”出兵征伐的时机到了。
但是，诸葛亮对敌我力量的消长对比，认识是错误的。己方已保有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了。这只是全面完成了立国的任务。要从对外征讨来看，才仅仅是具备了必要条件，还没有具备充分条件——国力并没强大。魏方于西并未“疲”，于东且是“虚务”，即使确实有实力东征，但要攻灭一个大于自己的国家，绝不可能短期奏效，其重兵仍可西调，焉能有劳可乘？王夫之说，“乘仓猝相当之顷，一用之而得志耳，未可守此以为长策，规之于数年之前，而恃之以行之于数年之后者也，敌一测之而事败矣。谋天下之大，而仅恃一奇，以求必得，其容可哉！”[5]至于孙权，望之不侵扰，可恃吴交以制魏，则不可。“恃人者不败足矣，未有能成者也”。[6]曹丕死，曹叡立，一人之更替，怎能确知会立时对自己有好处？怎知曹叡不如曹丕也？其实所谓“天下有变”之良机并不存在，而出兵伐魏之条件还不充足。
三、襄樊之战之战略失误
襄樊，地处武当、相柏两山之间，汉水下游。溯汉而上，经魏兴、上庸可达汉中；连通荆豫，控制许洛；顺江而下，与鄂东、浔阳相望。它比当年的赤壁似乎还要重要，它不只是蜀魏之争地，更是三国共持的战略要地。任何一国在此有所举动，都将涉及其他两国。
蜀吴言和之后，蜀之荆州地面狭小了，难以孤立久持，“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势同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不立”。[7]为着“跨有荆益”、诸葛亮、刘备便把关羽推到了扩大荆州地域的前沿。为着安全，避魏，孙权也把关羽所控的荆州推到了曹操的毗邻地段。为着自保许洛，并据之以观蜀吴举动，曹操对此襄樊之战，当然要拼死力反击，倘有机会孙权也会借机来全收荆州，当然这是一场恶战。
初，关羽将三万兵守益阳，吕蒙署孙皎、潘璋、蒋钦率众各约万人相敌，曹仁屯樊不知确数，于禁、庞德三万人驻樊北。从中料知，三国驻防兵力，大体旗鼓相当。诸葛亮们竟然以此常备兵额，既要守备后方，又要转为进攻出击部队，太难为关羽了。羽兵既出，围曹仁于樊，围吕常于襄阳，更遣别将赴之郏下，麋芳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如此布置兵力，关羽自然置身危境了。
关羽围樊时，孙权在攻合肥。温恢对兗州刺史裴潜说，“此间贼不足忧，而畏征南方有变，今水生，而子孝悬军，无有远备，关羽骁锐，乘利而进，必将为患”。[8]这里表明，孙权进犯是虚，关羽之忧是实，魏早有人料定矣。
关羽击败于禁、庞德以后，声震遐迩。樊城往往为水崩坏，满宠清醒地指出“山水速疾，冀其不久，关羽别遣将己在郏下，自许以南，百性扰扰，羽所以不敢遂地者，恐吾军掎其后耳！”[9]当地守将如此知天时、审地理，察人事，晓军事，非羽可比，羽难逃败运。
糜芳、傅士仁，素皆嫌羽轻己，羽之出军，二人给供军资不悉相及，羽扬言还当治之，芳仁慌惧不安，于是孙权诱之便降。羽久围樊、襄不下，连呼刘封、孟达，令发兵来助，封、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由是观之，蜀之荆州各部，没有此次作战之统一安排与部署。江陵、公安，羽所属，内部不协，号令不行；上庸、新城，按初衷派遣，理宜招呼汉中策应，牵制操长安大军，封、达亦当自行开拓，但诸葛亮、刘备知而未行，关羽孤军，是失在孔明之指挥上了。
关羽刚而自矜，骄于一切学士，卿相、王侯，孙权尝欲结婚姻，通使，羽竟骂辱不许，骄横无礼之甚。所俘于禁三万降率，送之江陵，供给缺乏，乃擅自掠取吴湘东粮食。如此交盟，无需人伐，而失于自毁。荆州才士众多，未赴益州者有之，羽不知用于帐前谋划。潘濬，蒋琬姨弟，原为治中从事，权得荆州，立拜辅军中郎将，授之兵柄，后仁至太常。陆逊代吕蒙后，常答颂羽功美，自作谦抑，愿效敬相托，于是焉羽大撤后备，尽驱赴樊。孤傲智短，难托重任，谓羽万人敌者，不知兵机之论也。比之于禁有余，比之徐晃，犹不足。晃兵逼近其围三丈许，控地道，箭通城内外消息，羽竞不能制，岂胜方面之重乎？羽非其人也。
关羽凭汉水逞一时之威，并没能真正使曹操震惊，更不必操亲临指挥。司马懿、蒋济就说过：“于禁等为水所没，非战攻之失，于国家大计未足有损。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矣。”[10]足见关羽一时胜于侥幸，败于孙权之前，已改在操手下了。诸葛亮、刘备自来抗操，尚不可测，况羽乎？！操部下，权谋人众，赵俨、桓阶、董昭等此役中，多献善策良谋，蜀不独智计士缺，即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等皆长卧成都而不用，荆益竟至隔绝，而亮、备无所察觉，也无所行动。
或曰，襄樊之败，与孔明无涉。这话不对。蜀之战略设计与实施步骤，始终依隆中对策而行，且该地守护，原为亮自任之；既不得自任，亮临别又自行委托，羽又为亮素重者，当然直接关联，怎说无涉。况且，封五将、令羽出军时，亮在座，对关羽，黄忠封号，提出过意见，若出兵事有异议，自当讨论，言未及此，是意见一致，羽能行也。或谓，亮平生谨慎，不可能贸然行此。这话又错。亮处理民务，人事谨慎，于争战，从来急功近利。备死后。六年中五出祁山，直至身死后已。不为明证吗？所以，襄樊战败，确确实实是诸葛亮“跨有”的战略失误，是急功近利战略思想的失误。
四、伐魏之战的战略失误
诸葛亮伐魏的思想，我们从二出师表中，完全可以看出来，他承认，益州疲敝，危急存亡系之；民穷兵疲，才弱敌弱，王业必亡。然而，有我诸葛亮在，决不坐而待亡，决不计成败之后果，我必鞠躬尽瘁，以报先帝。因而他的以攻为守的战略计划，完全是一种道德的自我完善，责任的自我完成，心理的自我安慰，而不该作为实际操作的行动计划。
对蜀吴的战略，孙资指出，曹操一向认为“蜀贼栖于山岩，视吴虏
于江湖，皆挠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孙资接着指出，“今若进军就南郑讨亮，道既险阻，计用精兵及转运，镇守南方四州，遏御水贼，凡用十五六万人，必当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广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参倍，但以今日见，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慑强寇，镇静疆场，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有罢敝。”[11]这种以逸待劳的守势战略，完全正确，从而使得诸葛亮的以守而攻的战略无计可施。
伐魏之战的战略分析，大致有以下几项具体失误。其一，蜀汉立国浅，人员来源复杂，地域先后间，往往形成团伙派系，虽能大体相安，然而在进退利害上，常各怀彼此，难于协调，亮虽善处，亦难得其平，舆论是非，攀比阴阳，观望亲疏，不一而足。五出祁山中，从未少安，始终牵制战争胜负。一出祁山时，亮用荆襄亲信马谡，致街亭溃败，宿将众论很大，处死者贬斥者竟致多人。四出时，托孤重臣，益州集团李严，督粮失职，内外欺诈，误军误国，竟不罪及死。亮生前就一直没调节好，死也没处理好的魏延、杨仪之争，从亮尸骨未冷闹起，从汉中到成都，历时有年。足见内政“修理”之低效，“人”未之“和”也。就是在将军们之积极进攻与诸葛亮之消极进军上，意见终始分歧不一。
其二，亮未出师之前，先整顿了根据地，讨论行军线路，随后筹集粮饷，逐步改进运输条件，调整供给来源，军队及时换防，轮流休整，研制新式交通运输工具，最后实行分兵屯田，就地生产军需……然而，总是勉勉强强，供给艰难，其甚时不得不退军。而对方来往通地间，转运方便，更徒民耕佃荒田，引水为溉，复兴农业。所以，几年间的耗国耗民，实是战略上自弱的失误。
其三，孟达与孔明、李严均有过往，至上庸既与刘封不协而叛蜀，又与申仪有隙而怀二心；既心函往来于亮，又以仲达书慰而犹豫。是无信义之人明矣。亮尝问于费诗，诗断言不可相与，亮不能听。既不听，该相待以实，然孔明也以夷犹相待，欲得其力，而又泄其
，危难间，更不以实力相助，和孙权一样虚救一番。这种倚重引诱，重演着前次由秭归北击房陵故事；虑及上庸地理形势重要，该用此人此地，而在实际行为止，却不想落实到位，虚走一个过程，是欺人，也是自欺自误。
其四，伐魏路线，由成都兵向宛洛，原有两条军事线路，一是顺江而下，至江陵北过襄阳而宛，而洛，易进难退，已为关羽毁败之。一是以汉中为据点，再重分向迂迦进击。若策反孟达成功，则由汉中经上庸、魏兴，北转宛洛。如今已成泡影。所余途径，都是过秦岭入渭川东过潼关，而达许洛。在通越秦岭方面，魏延主积极进取者，愿以奇兵为主，穿山越谷，达于渭川；明以为风险不稳，不肯施行。而主张西上陇右，绕过岭西，虽艰难阻塞，却较稳妥，以正兵出之。这条绕行线路最长，祁山、长安、潼关，而后始达于洛，曲折转战，不计供给、阻击，只计兵员，且不易应付。鉴于此，曹叡诏告司马懿曰：“坚壁拒守，以挫其锋，使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夕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走而追之，全胜之道也”。[12]由此逆察亮之进击，实为自慰之消耗，无功可望。故司马懿最后无待蜀粮尽之退，只待其人亡气尽而退了。
其五，亮于234年二月，五出祁山，约吴同时大举，实权应而不行。五月，双方交战不解于武功，以为有渔利可收了，才兵出三路，又立即被满宠遏制于坚城之下。曹叡为使关中稳胜，使秦朗督步骑二万增援司马懿，加剧了孔明压力，而后提兵东征孙权，权知，立时退军。如此脆弱之盟军策应，无补于事，空劳神思耳。
诸葛亮伐魏战略，以兴仁义之师的虚名，行以弱攻强之实，造成国损民劳兵疲，精殚力竭身死之结局，所以是失误的战略。
对于诸葛亮的战略失误的评论，代不乏人，陈寿于其传后评为“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崔浩认为，不达时宜，弗量势力，不合古之善将，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者。[13]吕温也说，未能审时定势，大顺人心，才有余而见未至。[14]何去非更确切地批评说，“以区区新造之蜀，倡为仁义之师，强天下以思汉，日引而北，以求吞魏而复刘氏。故常千里负粮，以邀一日之战，不以败还，即以饥退，此其亟于有功，而无其量以待之也”。[15]只是这些较为客观的评论，都被忠于汉室的传统大德，光昭日月论所湮没了而未及细论而已。
注释：
[1]《三国志·魏·刘晔传》。
[2][10]《晋书·宣帝纪》。
[3]《三国志·魏·贾诩传》。
[4]《诸葛亮集·后出师表》。
[5][6]《读通鉴论》卷9。
[7]《南齐书·州郡志》。
[8]《三国志·魏·温恢传》。
[9]《三国志·魏·满宠传》。
[11]《三国志·魏·孙资传》。
[12]《三国志·魏·明帝纪》。
[13]《魏书·毛修之传》。
[14]《唐文粹》卷55上，《诸葛武侯庙记》。
[15]《何博士备论·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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