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社会结构根源及集约化制度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约化论文,粗放论文,根源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产业的集约化程度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总体来看，粗放式增长方式未根本改变。这种增长方式对于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等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乍看是个经济问题，其实涉及到多个方面。单纯从经济学视角出发，难以得出确切的认识，从而也难以提出切实可行的转变措施。从社会结构方面考虑，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我国社会独特的“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形态是导致我国目前粗放型增长方式的结构根源。本文主要分析经济增长方式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利益格局的调整来优化社会结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化的制度措施。
一、内需不足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粗放型增长方式的根源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的主要特征有两个，一是将经济增长植根于对自然资源的大量耗费的基础上；二是依靠增加投资来带动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尽管要付出高额的代价，在经济起飞的早期阶段仍然会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这种增长方式不但不能促进经济增长，而且会成为持续增长的桎梏。原因是资源和资金都是有限的，二者都难以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保障条件。
首先，粗放型经济增长表现为原材料、能源大量的投入，并且由此导致环境的严重污染。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大量涌现出的私营、民营企业，在缺乏高新技术支持和国家政策有效制约的情况下，把自己的利润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使用和对环境的肆意践踏的基础之上。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资料，从主要产品的单位能耗来看，我国的火电供电煤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21%，水泥综合能耗高45%，乙烯综合能耗高31%。水资源浪费严重，利用效率低下，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为0.4，是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工业万元产值用水100立方米，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从矿产资源的消耗强度看，在现行汇率下，我国每万美元GDP消耗的钢材、铜、铝、铅、锌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6、4.8、4.9、4.9和4.4倍，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高出许多。建国 50年来，我国GDP增长了10倍多，但矿产资源消耗增长了40多倍。高消耗必然导致高排放和高污染，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 GDP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出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倍多。另外，依赖高投资率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目前中国的投资率已达40%左右，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也将近30%。这样高的投资率及其增长速度，在未来是难以为继的。
经济要保持增长，才能促进就业，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目前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投资和需求两个因素。在居高不下的投资率难以下降的前提下，国内总需求小于总供给，那么为了保持经济的增长，只有降低产品价格，并且依赖对外出口。这种依赖的数量表现就是对外经济依存度，也就是出口和进口占GDP的比重。对外经济依存度既是判断一个国家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同时又表明了一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200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约为5000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11000亿美元的45%，也就是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导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的根本原因是国内需求的不足，由此引起对国际市场的过分依赖。在对出口有较大依赖性的前提下，要增加对外出口，我们只能实行低价竞销。我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等于间接补贴了国外消费者。企业相对较低的创利能力必然会以较低的劳动力价格作为支撑，结果是国内企业普通工人的工资水平得不到实质性的提高，较低的工资水平对应的是有限的购买力，而有限的购买力则导致内需不足，内需不足就要依赖出口，由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内需不足以及与之关联的较高的对外经济依存度是导致粗放式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格局，即在很多地区出现的产业类同和重复建设的问题。由于专业化分工不够发达，行业集中度不高，影响劳动力、技术和资金等资源的优化组合，造成人力与物力资源的浪费，增加企业成本，引发下岗失业、生态恶化等社会经济问题。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和较高的企业成本则会导致劳动力的价格相对低下，劳动力价格的低下难以形成充沛的内需。
以上分析表明，内需不足和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形成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原因之一。要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提高内需，优化产业结构。一方面，只有增加内需，才能够克服由内需不足引起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只有优化产业结构，才能够有效进行技术改造，提高产品的性能和质量，使企业生产的产品能够顺应市场需求的变化，顺利销售出去。
二、倒“丁”字形社会结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社会根源
与上述内需不足相矛盾的是，我国居民的银行存款总量居高不下，也就是说从总量上看，在现有的价格水平下，有足够的消费能力。但是在现有的社会结构下，这些货币收入没有转变为现实的购买力，以至于在人均GDP逐年提高的背景下仍然受到有效需求不足的困扰。可见，其原因并不能用人均收入或者人均GDP来解释，而只有用结构性因素来解释。也就是说，只有明确了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形态，以及导致此种形态的制度性因素，才能够对内需不足的问题给予有效的解释。再者，产业结构是受到消费品市场影响形成的，它和社会结构之间也存在着内在的关联。通过内需和产业结构这两个变量，我们把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可以探究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背后的社会结构根源。
图1
从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看，社会结构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山”字形的形态（见图1中的A），表示的是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社会中小部分的富裕阶层和绝大部分靠出卖劳动力生存的劳动者；二是三角形的形态（见图1中的B），表示的是工业化时期部分劳动者开始分化，有的进入管理阶层或者成为白领工人，部分下层成员开始向上流动；三是纺锤形或菱形的形态（见图1中的C），表示的是现代资本主义或者说晚期资本主义时期。这个时期社会中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第三集团，也即知识阶层，它由企业领导、技术人员、工程师、专家和一切构成工业社会管理人员的人组成，这个阶层的人数不断扩大。
（一）内需与社会结构
与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的三个阶段不同，我国目前的社会结构呈现出一种倒“丁”字形的形态（见图1中的D）。清华大学李强教授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方法分析“五谱”数据，描述了这种社会结构。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的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群体，该群体内部的分值是一致的，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汉字倒“丁”字的一横，而丁字型的一竖代表一个很长的直柱型群体，是由一系列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构成。这种社会结构的特征是：富裕阶层在社会当中占有很小的比例，却掌握着绝大部分的财富；贫困阶层占了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却只拥有少量的财富。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缺少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并且表现出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的差距拉得过大。其后果是，在社会当中的一小部分富人有足够的购买力，但是他们的需求基本达到饱和的状态。此部分人的需求增长最快的是奢侈品的需求，但是被消费的奢侈品大多数是国外的产品。另外的大多数人只拥有整个社会的小部分的财富，这部分人需求旺盛，但是他们缺少现实的购买力，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实现。尽管人均GDP在不断增长，但是由于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导致社会的总需求不足。所以，需求的问题不仅仅是总收入的函数，而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利益格局的问题，也就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在这种社会结构中，商品市场的价格对于富裕阶层来说是较低的，但是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社会成员来说其价格却是较高的。在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之下，即便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很难对扩大国内的需求产生足够的影响。近几年来，我国的经济一直以比较快的速度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也逐年递增，但是普通居民的收入却增长缓慢，这是因为城市社会成员的工资收入的增长和农村居民从土地中获得的收入增长相对有限，而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从体制外获得丰厚收入或者有条件利用现有的制度为自己谋利，这部分人则很快进入富裕阶层的行列。
（二）产业结构与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还会通过内需影响产业结构布局进而影响到经济发展的模式。一个产业的发展总是受到购买力的引导，产业的生命周期也受到不同阶层的购买力的影响和制约。比较“纺锤形”和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制约关系，我们可以看出：纺锤形结构中具有一个稳定的中间阶层，产品一开始被社会上层消费，然后到了中间层可以消费的时候，产业就进入成熟期。当其在社会结构中再向下渗透，即社会贫困阶层也可以消费的时候，产业的规模也在逐步地收缩，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会产生调整产品结构，进行技术创新的动机。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则不同，一开始的产品被少数的富裕阶层消费，产业扩张过程中可以承载其产出的中间阶层非常薄弱，因此当这些产业的产品向下渗透的时候，会很快进入到低收入的阶层。由于这个层次的人口在总体结构中占了大部分的比例，所以当产品可以被这个阶层所消费的时候，其购买力往往是在一夜之间急剧增长，这样就给市场提供了一个“这种产业有较高利润空间”的信号。在市场机制下，这个信号就会引导着企业纷纷上马制造这种产品，产业以极快的速度膨胀。产业急速膨胀的结果是产业缺乏系统的论证和规划，而是单纯受到市场信号的引导，由此造成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的使用，或者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产业的繁荣是发生在一夜之间，但是其衰退往往也发生在一夜之间。当绝大多数的低收入阶层消费饱和之后，市场随即进入低迷状态，为此不得不关停并转。如此短期的产业周期使前期投资不能发挥持续的收益，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并且产业的快速衰竭导致了此类产业中的大批职工下岗失业。
综上所述，社会结构分别通过内需和产业结构影响着经济增长方式。这样就把一个经济学的问题和一个社会学的问题融合了起来。社会结构影响内需与产业结构，二者之间又相互影响，共同决定着经济增长方式，模型如图2所示。
图2
三、调整利益关系，优化社会结构：摆脱粗放增长方式的制度措施
由于经济增长方式与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关联，所以要摆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改变现有的社会结构形态。理想的社会结构中具有一个稳定的、庞大的中间阶层，这是产生充沛内需的基础，同时也是产业结构得以优化的基础。只有实现社会结构的“转型”，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使其进入集约型发展的轨道。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社会结构的优化有赖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相关的制度安排。
1.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利益群体开始形成，这些不同的群体之间拥有不同的表达能力和获得资源的能力。非但如此，处在不同权力等级中的群体之间产生了剥夺，这种剥夺表现为少数群体利益获得是以某些群体的利益受损为代价的。在最近几年中，国有企业改制、资本运作、行贿受贿，是将国有资产非法转移到个人手中的重要形式。而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的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幅度相对要低得多。在城市扩建过程中低价征用农民土地的现象非常普遍，失地农民得到的补偿在实际土地价格中只占很小的一块比例，其中形成的级差地租则为开发商等利益集团获得。诸如此类的畸形的分配制度无异于集团之间的财富掠夺，拉大了群体之间的差距，形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的分化和隔离是目前社会结构形态的基本成因。在造成利益集团形成、分化和隔离的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农民负担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顽症，与农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势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征地和拆迁中发生的严重不公；劳工权益屡屡被侵犯，上百万农民工辛劳一年后领不到工资。“国企改革滞后，一些国企管理层的收入比职工平均收入竟高出二三十倍。”这些都与利益被损害者缺少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建立弱势群体的利益均衡和制度化表达机制，降低不同集团之间的剥夺，帮助普通民众获得正当的利益对于优化我国的社会结构，进而改善经济增长方式和构建和谐社会是非常必要的。
2.是要防止改革过程中的“制度缺失”，改革并完善市场中的首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这里“制度缺失”的含义是指在改革的过程中，有些面向市场的制度提前建立起来，但是分配制度没有相应跟进。制度缺失带来的最显著的弊端是大部分的社会成员为这些新的制度设置承担了极大的压力，导致了他们消费能力低下。就宏观层面而言，以其他市场萧条的代价换来了仅有的几个市场的繁荣。住房体制改革以后，在部分大中城市购买一套像样的商品房要用去一个普通职工几十年的收入。有很多人为此背上沉重的债务，造成生活质量的明显下降，而近几年来工资的增长相对于住房的投入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在医疗方面，目前中国每年医疗费用的上涨幅度达14%。医疗费用的大幅度上涨，大大加重了贫困群体的经济负担。农村老人最害怕的就是生病。目前虽然城乡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但是在医疗和教育上他们和城市居民一样面对着同样一个市场，沉重的医疗负担就是连部分城市居民也难以承受，更何况那些生活在农村的居民。在教育方面，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我国大学收取的费用几乎上涨了100倍，而收入上涨的比例远达不到这个水平，因此每年因为教育而致贫的家庭比比皆是。从制度设置的角度看，因为改革的总体趋势是向着市场化迈进，因此当前不可能以制度的“复原”作为解决的途径，而只能利用其他的制度设置来予以弥补和改善，这样才能逐步弥合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制度缺失”。为此首先是要规范市场中的首次分配，提高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其次，应当积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当前，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存在着很大的难度和障碍。这里当然有政策渐进性的原因，但是另外一种原因是在目前的体制下，我们的政府很难辨别社会当中的穷人和富人，因而无法有针对性地实施再分配政策。这个结果恰恰说明我国的工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代表我们的真实收入水平，而政府能够掌握的或者说能够明确的只有工资收入部分，这就造成了政府获得信息的失真。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措施仍然要求规范首次分配政策，让大部分的收入成为政府可以把握的收入。在这一点上，首次分配和再分配是相互关联的。
3.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促进就业，弥合城乡之间的显著差距。在整个社会结构当中，处在倒“丁”字形低端的大部分是普通的农民。对于广大的农村居民来说，从收入分配制度中不能得到直接的收益，而只能通过国内市场的繁荣间接受益。目前党和政府出台许多政策措施来提高农民收入，如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取消了农业税并且为种粮农民提供补贴，表明了党和政府已经把农村工作放到关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位置。从长远看，单纯依靠粮食生产很难使农民的收入有实质性的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必须依赖于农村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目前的工业化有两条渠道，一是大力发展乡镇工业和村办企业，走农村城镇化的路子；二是加快城市化进程，让农民到城市中就业。这两条渠道的有效性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支持才能体现出来，对此国内学术界和政策界都做出了深入的分析与探索。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政策和制度设置必须依赖于国内市场的繁荣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而国内市场繁荣的前提是充沛的内需和合理的产业结构。以上一系列规范收入分配、优化社会结构的制度措施对于增加内需、优化产业结构、繁荣经济，进而为加快农村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是十分有利的。归根结底，通过一系列制度设置来优化社会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