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人对“诗史”观念的检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史论文,人对论文,明清论文,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诗史”一词在古代有两种意思，一是指前人的诗作，如《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一是指能反映一个时代的重要事件、时代精神，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诗歌。文学史上讨论的诗史一般指的是第二个意义。“诗史”一词是唐宋人敬献给杜甫至高无上的桂冠。晚唐孟棨的《本事诗》“高逸第三”说杜甫：“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注：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页。）评论虽然简单，却有经典意义，指出了“诗史”具备的两个因素：一是“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一是“推见至隐”，也就是以诗传心。宋代人围绕杜诗对“诗史”给予阐发，使“诗史”成为最崇高的诗歌评价。明代人对“诗史”说进行了摧毁性的质疑，不仅“诗史”能否成立是一个悬疑，就是杜诗被宋代人确立的“诗史”的崇高地位也成了问题。明末清初，“诗史”的诗学观念再次成为诗歌理论家们检讨的对象，由于学风和文学风气的变化，几乎被推倒的“诗史”观念得到了重新认识，成为当时诗歌批评和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理论原则。清中叶，诗坛悄然发生了吴伟业研究热，支持这种诗坛现象的理论意识正是“诗史”。这一股吴伟业热直接带动了晚清叙事诗的高涨。
一
宋代人对“诗史”的理解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是以诗纪史，以诗证史。如《古今诗话》载宋真宗问侍臣唐时酒价，侍臣以杜诗作答，宋真宗称杜诗为“诗史”（注：郭绍虞辑《宋诗话辑佚·古今诗话》，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0页。）。
二是诗歌中的史家笔法。刘克庄《后村诗话）卷二云：
子美与房琯善，其去谏省也，坐救琯。后为哀挽，方之谢安。投赠哥舒翰诗，盛有称许。然《陈涛斜》、《潼关》二诗，直笔不少恕，或疑与素论相反。余谓翰未败，非子美所能逆知，棺虽败，犹为名相。至序陈涛、潼关之败，直笔不恕，所以为诗史也。（注：刘克庄：《后村诗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9页。）
三是以诗补史。《后村诗话》新集卷一云：
《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垂老别》、《无家别》诸篇，其述男女怨旷，室家离别，父子夫妇不相保之意，与《东山》、《采薇》、《出车》、《杕杜》数诗相为表里。唐自中叶，以徭役调发无常，至于亡国。肃、代而后，非复贞观、开元之唐矣。新、旧《唐书》不载者，略见杜诗。（注：刘克庄：《后村诗话》，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4页。）
四是杜诗致君尧舜、爱国忧民的恳挚之情和辨别是非的诛心之论。南宋的戴复古就是从这一角度肯定杜诗的史的价值的，《杜甫祠》云：
呜呼杜少陵，醉卧春江涨。文章万丈光，不随枯骨葬。平生稷契心，致君尧舜上。时兮弗我与，屹然抱微尚。干戈奔走踪，道路饥寒状。草中辨君臣，笔端诛将相。高吟比兴体，力救《风》《雅》丧。如史数十篇，才气一何壮！（注：戴复古：《石屏诗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诗史”概念出现较晚，但诗与史的联系却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它要求作者有爱国忧民的宽厚胸襟，深沉恳挚的情感素质以及毫芒毕见的理性意识，高超的诗艺、丰富的情趣、笃实的学识、沉浮不定的经历，还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就是诗史的作者一般是生当世道的转变之际。一个作家做到一点两点已是不易，更何况是一身而兼具如此多的素质和际遇！宋代人很严谨，他们只把这一“桂冠”奉献给杜甫。
二
“诗史”的诗学观念和杜诗“诗史”的地位在明代受到了挑战，倒不是明代出现了比杜甫更具备“诗史”品质的诗人和比杜诗更杰出的诗歌，而是明代人根据他们对诗歌的理解，首先要对“诗史”的观念进行颠覆性的论证，其次要对杜甫的崇高地位进行重新考量。
明代的诗坛劲旅是复古派，复古派诗学的理论基石之一就是辨体——辨别诗文之别，辨别诗歌自身的诗性与非诗性之别，辨别诗歌的时代之别。由辨诗文之别，诗与文章要严格区分开来，诗与史自是壁垒分明；由辨时代之别，复古派是否定宋诗的，对宋人的诗学理论更是嗤之以鼻。在这种诗学背景下，重新检讨“诗史”的观念乃必然之势。杨慎直截了当地对“诗史”观念发起攻击：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又如今俗卦气歌、纳甲歌，兼阴阳而道之，谓之“诗易”可乎？（注：杨慎：《升庵诗话》卷一一，《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68页。）
杨慎是李东阳的学生，严格地说他不是复古派中的人，对复古派的写作弊端多有批评，但是这并不表明他的诗学观念不受其影响。就这一段议论看，它的理论基础正是复古派辨体、否定宋诗及宋代以学为诗、以议论为诗。首先，他强调六经各有体，亦各有用，反对诗中议论。“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颇有截断众流，当头棒喝的力度，断然否定了“诗史”说的存在价值。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以最权威的六经说事。六经各有其体，各有其用，《诗经》与《易》、《书》、《春秋》判然不同。然后他把议论落实到《诗经》“约性合情而归之于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之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的论述重点。因为他的论述主题是否定“诗史”说，而“诗史”说虽不是由宋人提出，但是宋人确立的一种最崇高的诗学理念，并把它敬献给惟一的作家杜甫。因此杨慎就不得不把《诗经》和杜诗进行比较，把论题引向了如何评价杜甫和如何继承杜甫的问题。他认为杜甫有“含蓄蕴藉”的一面，有“直陈时事，类于讪讦”的一面。前者是后人应该继承的，后者是应该遗弃的。宋人之“鄙”在于继承了后者，还用“诗史”贻误后人。最后杨慎用反证法，又回到了诗文体各有别，体各有用上来。杨慎的反击目标很大，开始的立论也很有力，但这一段论述可以说基本是不成功的。一是论题与论据的分离。论题为“以韵语纪时事”的“诗史”观，但论述中却主要是彰显《诗经》的“意在言外”和批评杜诗的议论化，所举杜诗的例子不是“以韵语纪时事”的句子，反是议论性的句子。二是犯了以偏盖全的论证之忌。以“以韵语纪时事”是以偏盖全；《诗经》不仅有“意在言外”，也有议论直斥者。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指出“《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的客观事实，还举了《诗经》中“语荒”、“劝乐”、“讥失仪”、“怨谗”等议论直斥的句子（注：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10页。）。清代朱庭珍不失公允地指出：“升庵此言甚辨，其识亦卓，然未免一偏之见也。”所谓的“甚辨”“卓识”，“宋人多为赋体，绝少比兴，古意浸失，升庵以此议论宋诗则可。”所谓“一偏之见”，《诗》有六义，比、兴与赋，各自一体。而杨慎所举的例子都是“微婉含蓄，义近于风，诗中比兴体也”；而引杜甫的句子则是“直陈其事之赋体也”。“体格不同，言各有当，岂得以彼例此，以古非今，意为轩轾哉”（注：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三，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1983年版，第2390页。）！由于杨慎的论述缺陷，这一段有理论颠覆意义的论述在总体上给人虎头蛇尾之感。但杨慎的论述反映了当时的诗学动态：摧毁“诗史”说，以新的诗学观念重新审视杜甫，这是有内在关联的两个方面。
杨慎否定宋人的“诗史”论，顺便也否定了杜诗中的议论化倾向。由此杨慎留下了“诗史”的存在空间，是否叙事就可称为“诗史”？事实上杜诗被称为“诗史”，关键还不在于善议论，而是善于叙事铺陈。唐宋论杜甫，元稹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宋祁《新唐书·杜甫传》应该说是经典性的评论。他们都注意到了杜诗的长篇叙事诗。元稹云：“至若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此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新，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白居易特别表扬杜甫《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芦子》、《花门》数章上接风雅比兴之体。宋祁云：“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如果要否定“诗史”说，就必须重新评价杜甫的长篇叙事诗。杨慎否定了议论，如果连“诗史”观念中的叙事也否定了，“诗史”说就不攻自破。明代复古派即致力于此。
何景明的长篇叙事诗早年学杜甫，其名篇《岁晏行》、《玄明宫行》是典型的杜甫风格，后学初唐四杰，遂改弦易辙，写了《明月篇》、《流萤篇》、《昔游篇》等。《明月篇序》陈述了这种转变后面的诗学自觉：
仆始读杜子七言诗歌，爱其陈事切实，布辞沉着，鄙心窃效之，以为长篇圣于子美者矣。既而读汉魏以来歌诗，及唐初四子者所为而反复之，则知汉魏固承《三百篇》之后，流风犹可徵焉，而四子者，虽工富丽，去古远甚，至其音节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辞固沉着，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夫诗本性情之发者也，其切而易见者，莫如夫妇之间，是以《三百篇》首乎《雎鸠》，六义首乎风，而汉魏作者义关君臣朋友，辞必托诸夫妇，以宣郁而达情焉，其旨远矣。由是观之，子美之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其调反在四子之下欤？暇日为此篇，意调若仿佛四子，而才质猥弱，思致庸陋，故摛词芜紊，无复统饬，故录之以俟审声者裁割焉。（注：见《明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七言歌行发源很早，汉魏时“浑朴真至，既无转换之体，亦寡流畅之辞，当时以被管弦，供燕享，未闻不可歌也”。齐无七言，梁时尚未大畅，兴盛于唐，“至王、杨诸子歌行，韵则平仄互换，句则三五错综，而又加以开合，传以神情，宏以风藻，七言之体至是大备”。唐代歌行又分为两派：“李、杜歌行，扩汉魏而大之，而古质不及；卢、骆歌行，衍齐梁而畅之，而富丽有余。”（注：胡应麟：《诗薮》内篇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46-47页。）何景明《海叟集序》说：“李、杜二家歌行、近体诚有可法”（注：见《明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他说自己取于二家，旁及初、盛唐诸人。事实是他先学李、杜，“爱其陈事切实，布辞沉着”，模仿之作也是直陈事实，铺叙情景，多用赋法而比兴少；后学初唐四子之诗，认识到李、杜歌行“调失流转”，为七言歌行之变体，与其诗学务取乎上和格调论的诗学原则不符，遂改弦易辙，转学汉、魏、初唐。何景明认为歌行应具备两个特点：一是风人之义，一是音调流转可歌。所谓风人之义，即“义关乎君臣，辞必托诸夫妇。”夫妇之情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也最易激发读者的共鸣，也是《诗经》、《离骚》最显著的表现手法。歌行“被管弦”的特点较之其他诗体更突出，也是必备的诗歌要素。而李、杜歌行已失去了这一功能。此外杜甫叙事诗“陈事切实”，“博涉世故”，即多叙事并语涉议论，与吟咏性情的比兴之体相悖。
复古派中的另一个人物王廷相在著名论文《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也对杜甫等人的长篇叙事诗发难，云：“诗贵意象透莹，不喜事实粘著，古谓水中之月，镜中之影，难以实求是也。……若夫子美《北征》之篇，昌黎《南山》之作，玉川《月蚀》之词，微之《阳城》之什，漫敷繁叙，填委事实，言多趁贴，情出附辏，此特诗人之变体，骚坛之旁轨也。浅学曲士，志乏尚友，性寡神识，心惊目骇，遂区畛不能辨矣。嗟乎！言征实则寡余味也，情直致而难动物也。故示人以意象，使人思而咀之，感而契之，邈哉深矣，此诗之大致也。”（注：转引自袁震宇、刘明今《明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75页。）王廷相列举的作品以叙事为主，“漫敷繁叙，填委事实”，抒情只是事实的附着，这种诗如果以“意象透莹”，“水中之月，镜中之影”来衡量，确实是不能容纳的。所谓“变体”、“旁轨”，就是不入正路，是对“最上乘”的背离。
“诗史”观念的确立得力于杜诗的论证，“诗史”观念的受质疑也同样从杜诗开刀。杜诗长篇叙事诗中的议论、叙事都没有存在的理论价值，“诗史”观念的存在也被釜底抽薪。
三
“诗史”说唐代。人提出，宋代人作了论证，经过明代人的检讨，其理论基础、理论意义都处于疑似之间。明清之际，由于“天崩地解”的时会，学风文风的转变，“诗史”说再次成为诗学讨论的一个话题。
钱谦益作为明清之际的文坛领袖，其批评活动集中于对复古派和竟陵派的批评，诗学纲领是“灵心、世运、学问”，“灵心”说包含“诗言志”的成分，“世运”说包含《毛诗序》“声音之道与政通”的观点，“学问”说又肯定了宋代人以学问为诗的创作思想，三者的结合，“诗史”说的重新被肯定呼之欲出。明末钱谦益就对宋元遗民文学表现出特别的热情，《跋汪水云诗》称汪元量的《湖州歌》、《越州歌》、《醉歌》“记国亡北徙之事，周详恻怅，可谓诗史”，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注：钱谦益：《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64页。）。入清后，他把声音之道与政通和乱世文学的特殊价值作了具有理论色彩的阐述，《有学集》卷十八《胡致果诗序》云：
孟子曰：《诗》亡而后《春秋》作。《春作》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曹之《赠白马》、阮之《咏怀》、刘之《扶风》、张之《七哀》，千古之兴亡升降，感叹悲愤，皆于诗发之。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唐之诗入宋而衰，而宋之亡也，其诗称盛，皋羽之恸哭西台，玉泉之悲竺国，水云之《苕歌》，《谷音》之《越吟》，如穷冬冱寒，风高气慄，悲噫怒号，万籁杂作，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至今新史盛行，空坑、崖山之故事，与遗民旧老，灰飞烟灭，考诸当日之诗，则其人犹存，其事犹在，残编啮翰，与金匮石室之书，并悬日月。谓诗之不足以续史也，不亦诬乎？
钱谦益的这段话在明清人检讨“诗史”观念的历程中具有正本清源、继往开来的意义。第一，他针对杨慎的诗文各有体，亦各有其用的观点，论述六经不是同时产生的，先有《诗》，《诗》亡而后《春秋》作，《诗》，史也；《春秋》，诗也；诗、史同源。《诗》、《书》、《春秋》“首尾为一，离而三者也”，诗之义本于史。清初史学大盛，写文作诗，排场戏曲，捏合话本，无不倾心于史传，钱谦益史、诗同源的说法可以说为这一思潮作了历史的阐释。第二，诗、史离析之后，是否如楚河汉界一样互无干涉？钱谦益认为由于渊源的关系，“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诗歌史是最好的说明。汉魏晋的作家没有被称为“诗史”者，但“兴亡升降，感叹悲愤，皆于诗发之”。无“诗史”之称而有“诗史”之实。杜甫的诗，“诗中之史大备”，“诗史”之号遂出。诗中有史自古皆然，决非宋人杜撰出来以误后人。第三，如果说第一、第二点是钱谦益反驳杨慎的观点，而这一点则是钱谦益对“诗史”说的发展和重新界定。“诗史”是特定历史时期的诗歌现象，它是一种乱世文学。宋诗为衰，至宋亡宋诗称盛，因为宋亡之诗与史书“并悬日月”，“空坑、崖山之故事与遗民旧老”，其事其人因其诗而可考，堪称诗本于史的又一盛局。钱谦益一方面论述声音之道与政通，一方面对“诗史”说重新进行了理论上的阐发。他说：“情动于中而形于声，乱世之不能不怨怒而哀思也，犹治世不能不安以乐也。”尤其是沧桑陵夷、板荡之际，正值忠臣义士的文章与日月争辉之时，“宇宙偏沴之运，与人心愤盈之气，相与轧磨薄射，而忠臣志士之文章出焉。有战国之乱，则有屈原之《楚辞》，有三国之乱，则有诸葛武侯之《出师表》，有南、北宋、金、元之乱，则有李伯纪之奏议、文履善之《指南集》”（注：钱谦益：《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5页。）。“天宝有戎羯之祸，而少陵之诗出，元和有淮蔡之乱，而昌黎之诗出”（注：钱谦益：《初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903页。）。“昔者有唐之文莫盛于韩、柳，而皆出元和之世，《圣德》之颂，《淮西》之雅，铿锵其音，灏汗其气，晔然与三代同风。若宋之谢翱，当祥兴之后，作铙歌鼓吹之曲，一再吟咏，幽幽然如鸮啼鬼语，虫吟促而猿啸哀。甚矣哉，文章之衰有物使然，虽有才人志士不能抗之使高，激之使壮也”（注：钱谦益：《有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11页。）。从战国时的屈原到三国时的诸葛亮；从中唐的杜甫、韩愈、柳宗元到南宋末年的谢翱，时代的盛衰制约着文学，乱世是“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时代，乱世也是“诗史”兴盛的时代。时代决定文学，因此钱谦益要求作家抛却复古派汉唐格调的圭臬，宁为元和之音，不为开元、天宝之声。用文学表现沧海横流、山河凌夷的时代。明清之际，民族危难远甚于杜甫所处的安史之乱，也甚于宋末的“空坑、崖山”之悲，以诗传史，诗备史义正是其时。钱谦益从学理、诗歌史、宋元遗民诗几个方面论述了“诗史”说的合理性及适时性，确立了“诗史”说的理论观念。
年少于钱谦益二十八岁的黄宗羲在《万履安先生诗序》也以杨慎的论述手法，开篇即云：“今之称杜诗者以为诗史，亦信然矣。”诗史如果仅仅是以诗补史，“史固无藉乎诗”。而当：“流极之运，东观兰台，但记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毁，名教之所以仅存者，多在亡国人物。心血流注，朝露同晞，史于是而亡矣。犹幸野制遥传，苦语难销，此耿耿者，明灭于烂纸昏墨之余，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讵知史亡而后诗作乎？”因此他和钱谦益一样对宋元遗民文学给予很高的评价，其结论是：“史亡而后诗作”，“诗之与史相为表里”，“景炎、祥兴《宋史》且不为之本纪，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闽广之兴废；非云水之诗，何由知亡国之惨；非白石、晞发，何由知竺国之双经。”（注：黄宗羲：《南雷文定》卷一，黄氏家藏版。）改朝换代之后，特别是宋元之交和明清之际，许多史料会遗失，更严重的是新朝在有意识地销毁有碍统治的史料，诗以心灵史的文艺性角度，以可考见的史料价值存史存事。
年少于钱谦益二十七岁的吴伟业不仅是清初诗坛巨子，也是“诗史”说的辩证者。他的思路几与钱谦益相同，认为诗、史相通。《且朴斋诗稿序》云：
古者诗与史通，故天子采诗，其有关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宣付史馆，不必其为士大夫之诗也；太史陈诗，其有关世运升降、时政得失者，虽野夫游女之诗，必入贡天子，不必其为朝廷邦国之史也。（注：《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5页。）
上古诗就是史，不论是士大夫之诗，还是野夫游女之诗都是史。《彭燕又五十寿序》讲士人生当乱世“立言”之准则：“士之能立言者，必需之岁月，以验其学问之所至。若夫遭遇乱离，而独以其身超然于尘土壒之表，则笔之于书者，将为天下后世所考正。……书成而所纪皆易世之事。……自古遭兵火而磨灭，如卧子、志衍者不少，而遗民佚叟为造物所留以当文献者，亦往往见焉。”（注：《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66页。）吴伟业认为，像陈子龙、吴继善这样抗争殉难者不少，而遗老逸叟“偷活草间”以当文献之责。彭燕又是诗人，吴伟业曾有《彭燕又偶存草序》，《寿序》中夸赞的仍然是彭的诗，可见此处的“立言”主要是诗。诗可当文献之责，当然具备“诗史”的特质。
被明代贬抑得几无存在意义的“诗史”说，在清初由钱谦益和吴伟业这样的文学巨子和黄宗羲这样的思想家作了理论上的阐述，再度确立，并且影响了清初的诗歌创作。钱谦益的《投笔集》被陈寅恪先生称为“明清之诗史”（注：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8页。），钱还用以人存诗、以诗存史之意编撰了《列朝诗集》。存史是主，论诗倒为其次。吴伟业的长篇叙事诗自觉地以史家笔法和诗家之感兴表现明清易代血肉纷飞的步履。《梅村诗话》“杨廷麟”说自己的《临江参军》诗说：“余与机部（杨廷麟）相知最深，于其为参军周旋最久，故于诗最真，论其事最当，即谓之‘诗史’可勿愧。”其实吴伟业除了这一篇自称“诗史”的作品外，其他叙事诗无不具有史的性质。清初叙事诗极盛，具有诗史价值的诗作也极多，应该说时会所成，还与“诗史”观念得到重新认定有关。
如上文所述，“诗史”是一种乱世文学，清朝盛世到来是否会使其理论受到怀疑或再次被审定。清中期诗坛神韵、格调、肌理、性灵络绎扰攘，鲜有诗史式的诗人，看上去文坛又在重复明代后期的门户角立。但作为对清王朝把一大批顺治降清的汉官定为“贰臣”的反抗，却掀起了“吴伟业热”的现象。赵翼的《瓯北诗话》卷九为吴伟业辩护道：“梅村当国亡时，已退闲林下，其仕于我朝也，因荐而起，既不同于降表签名；而自恨濡忍不死，跼天蹐地之意，没身不忘，则心与迹皆可谅。”（注：严迪昌：《清诗史》评论赵翼的辩护说：“这是一次非常努力的诗史式的挽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75页。）评说其诗：“身阅鼎革，其所咏多有关于时事之大者。”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三说吴伟业：“身际鼎革，所见闻者，大半关系兴衰之故，遂挟全力，择有关存亡、可资观感之事，制题数十，赖以不朽。”赵翼、朱庭珍都是清中叶人，他们对吴伟业叙事诗的关注反映的是那个时代人的诗歌观念。“吴伟业热”还包括作者的笺注本如靳荣藩的《吴诗集览》、程穆衡的《梅村诗笺》、吴翌凤的《梅村诗集笺注》都是出现在乾嘉之际。程穆衡《鞶帨卮谈》径以“诗史”评价吴伟业诗，比较了钱谦益和吴伟业之后说：“吴之独绝者，征词传事，篇无虚咏，‘诗史’之目，殆曰庶几。”（注：《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5页。）其《娄东耆旧传》又云：“其诗排比兴亡，搜扬掌故，篇无虚咏，近古罕俪焉。论曰：梅村之诗，指事传词，兴亡具备。”为这股“吴伟业热”作支持的实际是“诗史”的诗学观念。晚清近代又是一个乱世，“吴伟业热”直接带动了模拟吴诗、铺叙史事的诗歌高潮。
“诗史”说从唐宋到明清近代，历经沧桑，文学史早已证明其崇高性。但在“五四”新文学时期，“诗史”说真的遗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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