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时代的文化政治与美学之维——历史理性面临的新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理性论文,政治论文,时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语：微博、微信等所谓自媒体传播的兴盛，激活了中国公众空前的话语热情。许多人开始相信，这种媒介文化正在“解放”长期以来被“控制”或“束缚”的话语生产力。而以“微”为特色的话语的大量繁殖，也相应带来了新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它催生了微博和微博之思想传播的繁荣。在今天，能不能有微传播的效力，已经成了考验思想魅力——至少是“商业魅力”的可见的标准。 这构造了微文化问题值得关注的种种层面。人们太多地给予网络一种崇高的政治意义，似乎网络时代的到来自然会引发中国社会民主化不可遏止的浪潮；当我们像当年的法兰克福的哲人们一样，不相信“媒介”是民意的自由表达，而是生产民意的一种途径的时候，“网络”似乎就可以躲开这种责难困境。 本期刊发三篇文章，详细解读了微文化的社会政治功能、潜在的文化症候及其对个体意识形态幻觉的塑造等现象。目前国内微文化的研究尚处在起始阶段，期待更多的学人参与讨论，通过微时代这个窗口发现中国的未来。(周志强) 启蒙是个陈旧的话题，其不断在新的文化政治语境被言说，是因为人类历史上光明与黑暗、蒙昧与启蒙总是交替出现，没有永久的光明，也没有亘古不变的黑暗。中国古代与“天地鸿蒙”说相对的是“文明以止，人文也”。回顾柏拉图的“洞穴”说：被捆绑在一个没有尽头的洞穴之中的人们，借助启蒙者或蒙昧者的微弱之光所看见的影子是否就是真相?而习惯暗昧之眼，是否一旦走出洞穴，就会因强光照射而失明呢? 二战后，20世纪60年代，随着殖民主义体系在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高潮中的瓦解，前卫者们要用“最后一条绳索绞杀万恶的资本主义”，似乎历史即将进入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时代，仿佛又是一场“最后的斗争”……然而并没有多久，在70年代启蒙与解放之宏大叙事危机中所有叙说光明的故事都被解构，与启蒙理性或启蒙现代性的解构相应，“告别革命”成为一个流行的口号在世界各地出现，人们复归于洞穴。于是80年代德里克提出“后革命”问题，指出： 80年代以来右翼政治势力利用了革命，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过去革命的前提与实践不再有效，但它们的记忆对于反抗权力结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必要；斗争的性质可能变了，但引发斗争的环境依然如故，必须认识到，历史告诉我们的是，要超越我们自己的“无中生有”。① “无中生有”即后启蒙在暗昧中再照明的使命。新时代的文化政治学要面对，斗争的性质起着怎样的变化；超越自我面临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后革命“对于反抗权力结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必要”。这也是一个对于时代的重新“认识你自己”，在后现代的总排演下，时代的命名不断地刷新，“微时代”是新世纪以来近十多年出现的一种。以微机微软先行开路的科技革命中，以“微”字当头的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美学，贯穿着“万物碎片化”之基本特征。然而，正如暗昧与光亮同在，微末与宏大并行，作为宏大叙事之启蒙与解放危机以来，微观政治学行时将近半个世纪，文化研究正在发生一种新的裂变，在社会生活与文化进一步微化之同时破碎的宏大正典也在重新修复，不少人重申尼采、康德、马克思等的世界公民理念，阿尔布劳在全球时代提出全球公民身份②；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也成为一个热门话语，等等。③我认为随着对全球化/后现代/现代性认识的深化，正在形成一种全球思维，这就是在全球性与民族性双重身份碰撞中，前者自觉意识之强化，这是马克思“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总体观之体现。④微文化正冲出权力与资本的禁闭和招安，带着从全球与本土提出的问题意识，以人文思考探寻某些价值共识，形成一种指向社会变革的文化政治，特别是在一种堪称“后封建”的洞穴中，捆绑中的人们重新发出了“走出蒙昧”的声音，新世纪以来关于启蒙的话题有“新启蒙”、“再启蒙”、“第二次启蒙”、“第三次启蒙”等⑤，可统而置于“后启蒙”名下以示启蒙解构之后修复的文化政治话题。历史理性正在考虑作出新的选择。 一 告别什么革命?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法国校园掀起的“五月风暴”为导火索，知识左翼激进主义浪潮席卷欧美社会各阶层，与中国“文革”遥相呼应，最后在某些地区以“暴力崇尚”演化为一场“红色恐怖”，如意大利的红色旅，日本的赤旗军，北京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城区纠察队”等。与这场全球性政治风暴同时，一场改变世界历史的科学技术革命也在悄然发生，计算机作为高新科技主要形态，经过20世纪40年代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跨越50年代晶体管、60年代小规模集成电路进入第四代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当前进入所谓“大数据”、“云传播”之微时代。从这个意义上标志时代的许多微文化都是从微机/微软孕育生长出来的信息时代的现象，离开科技生产力之“微”只是修辞上的技巧，没有界定新时代的本质论意义。这正是左派要颠覆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没有在一个早晨覆灭，相反在解放生产力上正焕发着新的生命力，于是“左”到了头便走向反面，曾经高喊革命口号的左翼知识界从乌托邦中梦醒，从街头走向学院的后现代文化政治，笼罩在一片幻灭、虚无气氛中，往日自豪的“政治正确”成为现时嘲讽。如果说“告别革命”对于左翼是一曲绝望悲歌的话，对于右翼则是宏大的凯歌。“左”的幼稚病患者一向以为“暴力”是革命的唯一形式，科技革命被视为使人异化的工具理性，生产力解放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文化场域也要诉诸暴力——“不爱红妆爱武装”，“拿起笔作刀枪”，化为真刀真枪。“告别革命”论者与唯暴力论者同样不懂得，有一类革命是可以告别的，有一类革命则是不会终止的。相应于阶级、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是人类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而与自然界的“天地革，四时成”同样，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历史的变革与进步是不会停止的。 社会变革采取不同方式，或是武装起义，或是非暴力主义，无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或激进，或缓进……这些并不是革命思想家和领导者头脑中凭空制造出来的产物，而是历史发展特定阶段人类理性自觉成熟程度与非理性自发状况博弈作为一种合力的必然结果。 “告别暴力革命”理念并非始自“后冷战”，恩格斯在1895年检讨了他与马克思对1848年欧洲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与判断。当时他们根据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经验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伟大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分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约半个世纪后恩格斯总结，当时这“只是一个幻想”。他指出：“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巴黎公社的失败导致欧洲革命重心从法国向德国转移，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高度肯定德国工人利用普选权取得的胜利：“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式武器——最锐利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⑥ 资本主义究竟向何处去?对19世纪40年代革命失败的总结使马克思转入政治经济学批判，于1859年得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结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这个重要结论可视为“告别暴力革命”的政治经济学表达。稍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表达了这样的见解，资本主义体系不是外部力量可以消灭的，而是资本对最大利润追求之本性超越了极限达到的“自身否定”。这种自身否定为其内在矛盾制造出的冲突和斗争从恶性向良性转化之结果(也包括激进的左派反体制运动)，通过剩余价值的多次再分配及对私资本股份制的集体化改造等途径最终达到私有资本“积极的扬弃”。⑦ 紧接着，马克思转入了19世纪70年代对人类学著作(如摩根的《古代社会》等)的研究，作了大量有关读书笔记。这些田野调查真实地记叙了非洲等现代仅存的原始社会状态的部落生活，不是如殖民主义者歪曲的那样是“食人生蕃”。在落后、艰苦生活中的人们心地善良，性格淳朴，相互平等的关系中充满友爱、和谐，正如我国《礼记·礼运》所记载的“天下为公，是为大同”那样。马克思的人类学关注不是出于对实证主义的兴趣，更不是“向后看”，而是从人类社会落后的原始社会形态探寻历史未来的出口。这就是后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的，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类社会落后状态早就存在过的，体现为“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未来的高级社会必将再现的共同价值。⑧ 从50年代后期，跨60、70年代到80年代，“告别暴力革命”、“资本的自身否定”以及作为历史出口的人类共同价值之自由、平等、博爱实现与二十多年间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历程紧紧相扣而勾连，带有越来越被后冷战时期世界新格局发展的历史所证实的高度预见性，正如恩格斯指出：“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存盘于思想库中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一原创性理念，必在失忆遗忘中再焕发，作为走出“洞穴”启蒙之光。 2011年伊格尔顿带着强烈的当下问题意识写出了《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将当代对马克思学说的诘难归结为十个问题，第八章展开了暴力革命与改良的问题，指出：“改良和社会民主化理所当然能够抵消革命。马克思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亲眼看到了这一过程的端倪，却没有能见证其全部的影响就离世了。……即便没有一点外力，资本主义的自身矛盾就是让它土崩瓦解的完美动力。”这点很重要，不过作者没有将之置于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所以他所说的“资本主义恰恰没有能力创造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与马克思以上思想并不一致，其实这个“未来”并不在资本之外。伊格尔顿还精到地指出“马克思的唯一目的就是让所有人都获得自由”，但他对于当前激辩的普世价值并没有作为一个问题来专论。⑨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揭穿“真正的社会主义”之人道主义虚伪性，后来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再次对资产阶级“启蒙理性”有所批判⑩，直到当代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11)到后现代主义，这些持续对启蒙的反思和批判说明普世价值之原始性与未来性被当成完全的现实性使之带上虚幻性成为话语强权，走向自身反面。价值的人类共同性被分裂的群体局限性遮蔽，这也正是当前有人把普世价值等同于西方价值加以抵制之因由。经过一系列曲折，在后现代晚期之当前世界史又跨入一个新的轮回，重申启蒙话语与人类价值共识彰显出经过反法西斯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历练的人类再度觉醒使历史理性面临新的选择，对抗转为对话/共识，冷战思维转为全球思维。回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以及回到孔夫子与回到马克思在同一历史理性批判精神线索上。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醒悟到“解放”是唯一不可解构的东西，于是回到“大叙事”与哈贝马斯发表支持欧盟作为“大同世界”雏形的宣言。 历史理性选择的人类共同价值不归结为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后者将某种权力意志形成的局限性理念或价值观念化为固定的永恒不变的抽象凌驾于具体东西之上，宰制一切；前者是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实践动态地形成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公正原则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群体都有不同的理解与现实状况，是随着历史并因不同地缘政治差异而变化的，在小农经济中表现为平均主义，在市场经济中体现为等价交换。原始时代的自由对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没有现代社会的那种自由，而在两性关系上的自由就没有现代对偶婚姻状况下种种道德观念的规约等等。我们今天讲的人类共同价值在某些内涵上就不完全等同于17世纪的启蒙运动，也不同于过去理解的现代性，但其之所以是人类共同价值还是保留着历史的传承性。21世纪在“后理论”特征上显出不同于上一世纪文化研究的后殖民话语、女性主义、少数族裔、消费主义批判、符号学、媒介传播局限性特点，全球思维带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向人类普遍的价值共识靠拢。 二 微政治之革命意义——媒体决定论还是社会矛盾决定论 与微时代大数据密切相关的微文化现象之自媒体凸显微政治的革命意义。We Media不是I Media，不是“单子式”自我在象牙塔中的自言自语，而是采集、发布、传播与接受一体化的互媒体，所以自媒体即带着自觉公民意识、关注时事、参与政议的公民媒体。(12)这种媒介基础凭借其交互性、自主性的特征，使得新闻自由度显著提高，传媒生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带着公民意识的人们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从不同视角全方位地注视社会各个角落，即时发布信息，发表议论。信息传播从单纯技术层面与审美文化层面提升到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视野，当前关于新媒体对世界性事变的作用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百度编辑在“微时代”条目下指出： 把微博和革命联系起来的，是伊朗在2009年6月围绕选举而发生的抗议。德黑兰在大选之后的骚乱消息像野火一样在Twitter上传播，并被BBC和NPR这样的新闻网拾取并在全世界予以扩散……Twitter创办人承认，“我们现在成为了伊朗人的重要沟通媒介”。不过，在伊朗，使用互联网的多为家境富裕的年轻人及城市人，他们多支持反对派，这较易让外界产生“伊朗快要革命”的错觉，而忽略了乡郊大量保守民众的想法。Twitter创办人之一的Biz Stone就承认，使用Twitter的只是一小部分伊朗人，未必能反映主流意见。其次，YouTube和Twitter这样的工具更多被用来进行公民报道，抗议活动本身还主要是由反对派候选人在线下集中组织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在发表于2014年4月23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论“借力网络新媒体传播哲学社会科学”的文章中也提及传媒推助群体性突变事件的作用： 西方传媒将其固有的语言优势、影响力优势、议程设置能力转移到网络上，通过网络推销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影响力不可小视。比如，2010年以来在北非和西亚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所谓“阿拉伯之春”，就是西方国家利用现代通讯技术特别是网络社交媒体干涉别国内政、推广西方政治模式的典型事件。(13) 以上两处引文包含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怎样看待从突尼斯事变开始的所谓“茉莉花革命”；第二，怎样估量媒体在这些事变的作用；第三，普世价值是否是西方传媒推销的观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其绝对正义性不同于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它对人类历史的深远影响在跨越半个世纪后的今日越来越显示出来。1963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者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想”，那时他决不会梦到黑人当上美国国务卿与总统。梦想之超越，正是二战消除种族偏见、隔离和仇恨的成果。“冷战”时代的全球性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导致数百年来的殖民主义体系迅速崩溃。执著于冷战时代的思维定势，低估这些历史的进步就会对世界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而失去前进的方向与目标。一系列结束冷战的政治变故与信息技术革命同步，历史进入为暴力革命画上句号的“后革命”时代。 北非、中东、东南亚及拉美许多地区在二战前为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国家。在结束宗主国的宰制与管辖获得独立后，并未及时进行民主改革和法制建设，国家权力大多落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军事统领手中，形成代表既得利益集团之寡头政治。一些地区，独裁者以特权世袭与家族腐败聚敛财富造成社会严重贫富分化，并以极端民族主义与原教旨主义教权合一为特点，拒绝民主法治改革，迫害异端，使这些地区的人民从异族奴役沦入为族人统治者所压迫。这些地区人民的解放斗争也发生相应转变。 传媒新闻从来没有取得脱离权力和资本之完全独立和自由，只是不同的制度在程度与方式上有所差异。自媒体与微时代之信息革命意义在于新闻自由度的提升，从而导致一些昔日落后地区民众的民主维权意识迅速高涨。许多右翼独裁者如苏哈托、皮诺切特等冷战时期犯下的种种反人类罪行昭然于世，于是纷纷倒台，遭到清算。世界另一营垒，罪行累累令人发指的波尔布特等红色高棉领导人也受到柬埔寨人民正义的审判。2009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正是这一民主浪潮的新发展，有些人则将之视为西方以其价值观对这些地区渗透的结果，似可商榷。 充分估计媒体信息传播对世界革命性变革推动之同时，不应将这种作用夸大为决定性的。信息的哲学实在论根基是自然与社会物质关系的客观存在，一些反政府冲突往往起因于权力腐败与民众的廉政诉求，制度匮缺无法理性调节这种社会矛盾从而使之激化。2009年伊朗因大选发生社会骚动，媒体也起着推助作用，然而正如推特创始人之一Biz Stone所说，使用Twitter的只是一小部分伊朗人，媒体只能对有限群体起作用，未必能反映主流意见，以至于当时被误解为发生了一场革命。所以伊朗事件的根源在于社会内部存在保守与进步派系，为什么西方未能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强使其发生突尼斯、埃及式的变局呢?社会矛盾与其内部各种思想政治力量对比没有到那种程度。所以革命也好，动乱也好，“颜色革命”之和平演变也好，都不能从某个社会体制的外部“输入”。从2011年美国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来看，其中也不排除“阿拉伯之春”的感染，包括中国在内的“去美国化”左翼势力也对之推波助澜，传媒的迅捷性催化这些外来作用，运动从纽约扩展至约五十个城市。然而事件决定性的原因只有从美国社会内部矛盾入手，那就是从2007年的次贷危机到2009年的金融海啸，揭示了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作——金融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贪婪本性，证券市场的无序，无节制消费对市场的拉动，政府对垄断、投机、诈骗等不法行为的监管不力等，这一切导致其社会贫富矛盾加剧。正如奥巴马在当年10月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坦然承认，这是美国“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所引起的后果，全国各地、各行业都遭受了重大损失，抗议活动正反映了“美国民众对金融行业的不满情绪”。2013年好莱坞影片《华尔街之狼》生动地揭露了其金融界腐败之一角。如果以分析“阿拉伯之春”同样的逻辑，把这次震惊世界的事件看成外部反美势力“利用现代通讯技术特别是网络社交媒体干涉”的结果，是极端荒谬的。 传媒革命的新技术作为工具可为任何一个社会的不同政治力量利用，媒体可能催化加速矛盾的发展转化但不是使社会变化的决定性原因。不恰当地夸大传媒的作用是分析当前世界性政治变故较为广泛的“外因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是其变种之一(14)，其共同性在于遮蔽了社会的内在矛盾，这种内在矛盾的本质仍在社会利益决定的不同的阶级与阶层的实际状况。内因是变革的原动力，外因是其推助力。这一唯物史观早已萌生于中国古代思想传统，从《尚书·太甲》的“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到杜牧《阿房宫赋》的“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然而一些统治者以外因论掩盖转移社会内在矛盾维持自身腐朽暴虐的政权，正如杜牧所警示的，后来者“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与其四处探寻“亡我之心不死”的敌对势力，莫如尽早悟解“你的致命之敌就是你自己”。 科学技术固然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因，但相对而言，人们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仍为决定一个社会矛盾状况的更为本质的内在因素，非但对于媒体的作用如此，对于承载信息的技术和介质也是如此。2004年7月4日，小布什在纪念美国国庆日演说中有一段广为流传的名言： 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1439年德国谷登堡第一台活字印刷机问世大大推动了欧洲启蒙运动，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写道：“印刷机将埋葬教堂!”这不过是文学浪漫主义的表达，第一台印刷机印出来的第一部书是《圣经》。封建制度倾覆的根本原因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第三阶层与反动贵族阶层的矛盾。法国大革命以暴力结束了封建贵族统治，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可避免性，但这不是历史前进的唯一模式，英国、德国及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就不同于法国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方式。革命是否采取暴力方式也决定于社会矛盾的内在状况，鼓动或反对暴力革命都不是少数革命领导者主观愿望所决定的。没有两次伟大的解放战争，能够有今天小布什的演讲吗?令人炫目的科技，伟大的思想启蒙与“把权力关进笼子”的终极民主是互为因果的一体化之历史理性选择的结果。 当前世界各地动荡，埃及、利比亚、叙利亚、泰国到乌克兰等，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民族、种族、宗教信仰差异等历史原因，冲突双方的正义与非正义并不是那样泾渭分明的，而这种复杂性又与社会发展不匀衡、民主法治不成熟、群落信息不对称有关。然而，究析这些事变有着某种新时代之共同点： (一)从下层来看，微时代信息透明度加大，觉醒的民众对于维护自身权利及对权力腐败愈益强化的敏感向着零容忍趋近，从而导致对权力合法性的重新审视与质疑，较多的反政府风潮与此有关。 (二)从上层权力方面来看，无论动乱严重到何种程度，虽有个别肢体冲突造成的不同程度的流血事件，地缘政治差异之政府无论独裁专制到什么地步，没有一个敢于动用军队公然向游行抗议的民众开枪。1998年7月17日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通过《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2002年7月1日生效以来，对于杀害徒手平民的反人类定罪越来越有力地约束着独裁政治对暴力的滥用。这样的共同点正在汇成全球性在不同地缘政治对权力合法性的考量。这正是后启蒙对历史理性之彰显，把世界某些地区的动乱说成“是民主惹的祸”，意谓“民主不如专制独裁”是把黑白颠倒了。 2009年郑州一位媒体记者就民众反映当地开发商在规定经济房用地上盖连体别墅一事，访问一位主管信访的官员，竟遭到反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15)2009年北大教授孙东东对采访者说，各地“上访专业户”99％都有精神病。(16)两者有着内在本质性之关联，可以设想：在“圈地运动”中一些农民被强迫拆迁，得到的补偿只够在城市边缘买一处廉价住宅，他们除了种地不会干别的，失去土地今后靠什么生存?或是环境被污染，疾病连年，健康生存受到威胁……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不顾中央禁令为霸一方，随意侵害弱势群体利益。媒体采访、曝光受阻，连年上访成了“上访专业户”，被送进精神病院……对大量类似的社会现象有人看不下去了，在网络上说几句公道话，又被与“亡我之心不死”之敌对势力联系起来，于是民众的话语就被关进笼子里，知识者的良知或是出卖，或是被迫选择沉默。 不让人说话，天是不是就不会塌呢?其实，贾谊早在《过秦论》中总结，秦亡之因在于嬴政父子“暴虐……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不言……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所以秦王朝的覆灭没有超出二世。 当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还能作为“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代表先进生产力，正因为从两个多世纪反资产阶级的暴力斗争汲取教训，把体制内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化为自身否定的积极因素，不断调整社会结构和管理，非但没有解体反而增强了自调节的生命力。马克思曾与俄国民粹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探讨过“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设想(17)，如果对资本主义容纳批判性意识形态以自身否定这一“肯定成果”都学不来，还谈何“自信”。“还权于民”使权力合法化，首先是归还话语权。话语权是任何时代的启蒙所照亮的人们的根本权利，于是：“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捍卫你的发言权。”微时代开发了人们维护话语权的新的可能性，故而反腐民主维权浪潮空前壮大，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球。中国当前“打虎，灭蝇”虽然只是“治标”，“治本”还有待时日，然而既得利益者已经预感一旦铲除腐败土壤权力将真正“被关进笼子”，而对之惶恐不安，所以尽可能利用手中的话语权，以地缘政治差异(“西方不愿看见不同制度的崛起”)遮蔽内在社会矛盾，封杀异见。然而滚滚向前的历史洪流绝不会向“文革”和冷战时代开倒车。 三 工具与人文在碰撞中携手共进 爱因斯坦说：“我担心有一天科技充斥人间时，世界将仅剩下白痴的一代。”有人发布一组照片证明这句话今天应验了。(18)我们应对“白痴的一代”加以工具理性与人文理性之考量。 微时代“白痴的一代”并不只会聊闲天、玩游戏，也在交往、对话、共识中觉醒公民意识，萌生着启蒙的智慧、创造的才能，有些微语不是呻吟而是呐喊： 在愚昧中我保持着清醒，在沉默中我敢于呐喊，在冷漠中我坚持关注，在失踪中我不恐惧，在谎言中我说真话，在利益中我心存良知，在“砖质”中我期盼自由，在等待中我传播知识，在奴性中我不屈服，在黑暗中我坚持底线……(19) 微博是人民大会堂，微博是政治大广场。我们不再下跪，我们挺直脊梁；我们不再孤单，我们联群结网。每一次转发，都消灭一次懦弱；每一次原创，都燃起一把火炬……(20) 这些微“大话”并非出自某些“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所谓“意见领袖”或某些“大V”，而是出自“无名小卒”。“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微时代之后启蒙不再是少数知识精英的事，启蒙话语也不再是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微”作为无限延展的“新器官”使得“微民”成为可能真正走出洞穴之“巨人”，在新的格局中重构公民社会之公共理性与新的社会契约。 孔子从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国语·周语上》)的暴政导致王朝覆灭、战国混乱的局面汲取历史教训，“鉴于二代(尧舜)”之“仁政”，主张建立“举直挫枉”，“选(贤)于众”，“不仁者远”之民主制度。(21)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由”当解为与自然、必然相通的自由，“知”在此为“命知”、“训政”，整个话的意思是：“老百姓的心意可顺其自然，不可以训令的洗脑方式强使民众知道他们该怎样做”。孔子这句话长期被颠倒为维护封建专制的意识形态核心理念。从这句话更可以找到与柏拉图的洞穴说的联系。同样被歪曲的“唯上智下愚不移”之原意为：“智”之在“上”是作为仁爱与正义之最高价值，而“愚”为“下”则意味着统治者通过洗脑实现的蒙昧主义是最要不得的，这种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不可动摇的(不移)，所以要提倡通过“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相结合，以“有教无类”、“吾不如老农”、“三人行必有我师”展开广泛的普及性启蒙教育。孔子学说中的民主启蒙精神从根本上是人的思想自由和话语权问题。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之共产主义，“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22)并无二致。 有些忧心者告诫，微博“反腐”会发展成“文革”大字报那样……“文革”中大讲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微时代自媒体与之实有很大区别。第一大区别是“有神论”与“无神论”的根本区别，前者是绝对神权与极端无政府主义混合式的所谓“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是在一个巨大的无形笼子里演出一场宏大的“解放”叙事。第二大区别是人文与反人文：微文化对传统虽也有冲击甚至颠覆，但与“文革”把人类一切优秀传统文化当作“封资修黑货”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不可同日而语。从工具理性批判揭示科技之“双刃”性可以列出大量网络微文化的负面性，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对科技的非人性之掌控与利用。从总体上看，摆脱权力与资本控制的自媒体作为一种具备容错∕纠错功能的“自组织、自调节”之“自我净化”系统纳入历史理性轨道。工具理性在历史总体上最终必纳入人文理性，是为“人化——人的本质对象化”而不是异化的力量。 网络世界表面上的动机往往是虚拟的，其背后却隐藏着真实的动因，有如无数的“蝴蝶效应”，在混沌之中，一位失业青年自焚引起突尼斯独裁制的解体……美国的“占领华尔街”没有策划者与组织者，而是“美国网民党”的“领导”……单个微现象的初始动机多样，杂乱而模糊，但其作为公众的传媒革命之终极指向必然与历史总体取齐，以普遍正义与公正为指归。正如历史理性中包含着众多非理性。“微意志”集合着无数“微无意志”与“微无意识”，趋利避害本能中包含无数“原欲”式非理性冲动，有如“恶”之作为历史向着“善”目的前进的杠杆，无数杂乱排列的大大小小几何形构成的巨大平行四边形，不同方向的分力以人类共同价值为对角线∕大数。 四 “微”字当头之美学维度 承接着现代性工具理性之焦虑，相应在美学上带来诸如“艺术终结”等负面话题，审美现象中的“宏”与“微”在艺术史中充满发展的张力，不同的是数字技术改变了微文化与艺术史上“微”审美作品的制作、传播与接受方式，不仅是作品篇幅大小的问题。信息数字化与网络化更广泛的参与性有利于打破专家精英垄断，也造成古典大美与后现代微美之间的紧张。有人指出：微时代人们已经习惯于略读和泛读，传统的阅读方式受到挑战。有的文学教师发现很多学生无法阅读那些经典小说，无法理解其中复杂的语法和繁杂的句子结构。不过也不必杞人忧天，任何时代新的审美形态都会对传统带来挑战甚至颠覆性，微审美以碎片化方式把大美学化整为零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反审美”。历史长河某个时期文化断裂问题总是难免的，而永远切割是不可能的。虽不可比拟也不妨回顾，“文革”那个年代仿佛人类历史上所有宝贵遗产全部送进了历史垃圾堆，然而放射出人文光辉和审美魄力的佳作依然“经”之于史，“典”之于世。 微艺术一开始就带有颠覆性，2006年炒作多年的大片《无极》赚足了票房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用视频剪辑手法对之“恶搞”。一位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对庞然大导的撼动拉开了“微电影”序幕之一角。2010年，42分钟的《老男孩》以实拍替代了剪接，颠覆的是自己的青春，被认为是微电影的开山代表作。小投入、低成本的微电影，其审美品质无法与电影艺术之经典相比，却颠覆了某些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不朽烂片以及年年钓得巨额压岁钱的“贺岁(烂)片”。经过不到十年光景，微电影可微缩到九分钟，也越来越多样化，既有如《青春期》那样对青少年两性关系的伦理探讨，有性犯罪(《猎物》)，还有同性爱(《情戏未满》)，等等。 微时代，历史被切割得更小，颠覆传统的先锋要不了多久自身就变成被颠覆的对象。在长时段、大空间被切割得越来越小的人生中，从时间隧道中唤醒被遗忘的古代记忆，找回失去的情致，这就是穿越艺术——穿越小说与穿越电影在一些微作品中出现的契机。2012年由李缨执导、日本影星苍井空主演的近三十八分多钟的微电影《第二梦》可谓种种历史叙事穿越剧中之另类。女主角失落于一场同性恋，不是追梦于清廷后宫而是20世纪40年代之上海，成了当年的李香兰(山口淑子)。老式舞厅充满着旧日情致，复现这个往昔“东方魔都”欲望大街之一角。在《夜来香》、《夜上海》和老式伦巴舞、布鲁斯中，在浓浓的“小资”感伤情调中，逃避了现实压抑之无奈，吟唱着怀旧之歌，如梦升华。 “穿越”主题激起“时间是什么，空间是什么”的思绪。在日益更新换代的技术与信息中，男孩女孩都很快变“老”。在这种焦虑中追怀逝去时光，是一种逐新与怀旧的悖论式体验。网络缩小了空间距离，地球变成了“村落”，然而人与人的间隔似乎更远了。“微美”追寻似曾相识曾相见之“大美”。驾着奥迪、宝马的白领时常乐于光顾古老破旧的街景，在“雨巷”中踏着青石板路面寻找打着油纸伞的背影…… 当年阿尔卑斯山景区有一个路牌写着：“慢慢走，欣赏啊!”(朱光潜《谈美》)为什么要“慢慢走”呢?审美需要时间，时间是存在的量度，走马观花中也要驻足下马，流连忘返：“多看两眼”，“多听几遍”，“多思多品”……科技要飞越时间，微时代压缩时间讲效率把审美时间也挤压至“微”。生产效率的提高，劳动日的缩短，最终不是化为通货，而是以更多的审美时间实现存在价值。创作不仅要惜墨如金，有时也“一唱三叹”，“短话长说”，在喃喃细语中凝固时间。“爱”字“恨”字演绎出多少千古绝唱。于是微艺术出现了“追尾”、“续貂”系列化现象。 然而，微时代并不意味着普世价值已经现实化，非人的、异化状况使反普世价值不单单是理论的问题，更是现实状况。在强刺激“重口味”狂躁中，靡靡之音似可放松精神，柔化情感，也折射出新一代的无奈……在柔软的天鹅绒中仍然有硬糙之钝具与锐器。 九分钟电影《立足》描绘一对年青打工夫妇住在拆迁废墟里还要缴费…… 什么使底层者陷入如此状况，一篇121言的微小说给出了回答： “部长，有人来上访。”“哄出去!”“哄不走啊。”“那就打出去!”……“部长，完了，下手太狠，把人打死了，是一老婆子。”“娘的，给她家五万，再闹事再打!”……几天后，部长老家打来电话。“狗娃呀，你娘前几天去市里看你叫人给打死了。人赔了五万……” “部长”为“官、富、黑”一体之凝缩符号。虽也带有微艺术的“恶搞”风格，去除其后现代之“冷”写实，消解日常生活审美化，带有反拜物之艺术本质性，其无厘头机智之淋漓尽致胜过千言万语。此类作品区别于娱乐致死的文化快餐，对于党八股与痞八股之文化产业是颠覆性的。 五 结语 历史拄着理性的拐杖在艰险的泥泞路上蹒跚跋涉。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总结法国革命指出，当一个社会意识到要开始改革之时，正是危机四伏革命即将爆发之机。(23)这道理如后来列宁指出的：“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革命是不可能的。”(24)这些都是关于社会变革之内部矛盾决定论的不同表述。路易王朝不是在英法战争中覆灭的，而是为市民社会所推翻，同样，前苏联东欧的崩解不是西方敌对势力的颠覆或和平演变，而是彼土彼民“竟无一人是男儿”，于是机枪、坦克“齐解甲”…… 王伟光在《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一文中写道：“现在，互联网上有一种奇怪现象，就是谁发表正面的言论，谁发表支持党和政府的言论，谁驳斥那些攻击、污蔑党和政府的言论，谁就会受到围攻”。(25) 孙东东的统计或许有一定实证依据；王伟光描绘的“奇怪现象”也是有的，理性应该追究的是“为什么”? 贾樟柯对《天注定》的拍摄做出这样的对答：“影片中要表达的罪恶是我们放任不公平，放任贫富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我认为最大的罪恶莫过于对此沉默。” 仿佛回到了俄罗斯作家提出的：“谁之罪”(赫尔岑)，“在俄罗斯谁能快乐和自由”(涅克拉索夫)，“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些人类理性反复提出的问题，当前政治理性不可不面对。反对者不一定都是你凶恶的敌人；顺从者未必尽是忠实朋友；唯具备这样起码的常识并践行于执政理念方够得上一个贤明的统治者，可能打造出长治久安的政治环境。 微时代的世界危机正是历代暴力革命的后遗症积累所造成，后极权正是窃取革命成果的既得利益者的政治形态。颠覆普世价值不仅是在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在实践上是消解以改变世界为目的之社会批判功能参照的价值系统，使文化艺术生产卖身于维持既得利益现状的意识形态。 在暴力血腥的历史中渐渐成熟的人类悟出“告别暴力革命”的必要，历史理性乃从“无革命有暴力”步入“无暴力”之“大革命”。微时代的世界各地缘政治中的对权力腐败与两极分化的反抗仍然属于新世界格局下阶级斗争之新形态，只是民族、种族、宗教冲突遮蔽了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指出，历史上“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变革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26) 这个话已经透露出历史理性的选择决非“唯暴力”，这个世界的最后改造决非核弹头。对于“活还是不活”问题的唯一答案是：“是否实行整个社会的革命变革。”“天地革而四时成。顺天应人，革之时大矣哉!”这也正是德里克所说“过去革命的前提与实践不再有效，但它们的记忆对于反抗权力结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必要”。 勿“暴殄天物”，放弃暴虐地对待自然和人，不是简单地“返回自然”，万物平权的理念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是作自然的“看护者”，用庄子的话来说是“处物不伤”。善待自然物种的他者以及善待社会的他者，也就是善待自我，有这个法则在，社会就会从平等达成正义最后走向自由。微时代处处存在风险和恶性竞争，危机四伏；同时又处于后启蒙与“大革命”之中充满希望。我们不取拒绝忧患之乐天主义，更没有理由陷入绝对悲观。科技越是创造出伟大的奇迹，人类越是认识到社会历史的进步，便越是清醒地感到自身对于宇宙之微末，越是能淡定面对不可抗的灾害，对抗可抗性磨难，走出现代性的主体膨胀与后现代之主体消失后，可望从后工业文明跨入第四文明——生态文明，作为新的主体笑迎历史的终结，从容将有限融入无限。 根据在“微时代的文化与艺术”论坛(首都师范大学与《文艺研究》举办，2014年5月7日～9日)上的发言改写。 注释： ①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04页。 ②Martin Albrow.The Global Age:State and Society Beyond Modernity,Polity Press,Blackwell Publisher,1996. ③Ulrich Beck and Adgar Grand.Cosmopolitan Europe,Cambridge:Polity,2007. ④毛崇杰：《走出后现代——历史的必然要求》，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⑤汪堂家：《“启蒙”概念及其张力》，《学术月刊》2007年第10期；王治河：《第二次启蒙呼唤一种有根的乡村文明》，《苏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黎保荣：《何为启蒙》，《文学评论》2013年第1期；金贷：《文化建构主义与再启蒙》，《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6～52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3～39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上)，第493～498页。 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9页。 ⑨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193～194、15、141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2～723页。 (11)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 (12)参见李艳、潘瑞佳、郭双双：《微博使用对当代大学生公民意识建构的影响——基于在校大学生“新浪微博”作用调查的研究》，《“微时代的文化与艺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4年。 (13)王伟光：《借力网络新媒体传播哲学社会科学》，《人民日报》2014年4月23日。 (1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 (15)任磊萍、何岩：《官员质问记者：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中国广播网，2009年11月7日。 (16)孙东东：《把精神病人送到医院是最大的保障》，《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3月23日。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8页。 (18)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f874370101aycz.html，2013年1月18日。 (19)见http：//bbs.hsw.cn/read-htm-tid-4094832-page-1.html，2012年10月9日。引文照录原网页文字，引号为笔者所加。 (20)见http：//t.163.com/2314086362/status/-6035758022569963748。 (21)参见毛崇杰：《走出后现代——历史的必然要求》，第530～541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23)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王千石译，九洲出版社，2012年。 (24)《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39页。 (25)王伟光：《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人民日报》2013年10月8日。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标签：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普世价值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