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时期中国金融改革模式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金融论文,时期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资本短缺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共同障碍。如何促进储蓄和资本形成，就政策取向来讲，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政府通过计划、管理等手段对金融实行严格控制，以集中资金进行分配；另一种是政府放弃对金融的行政干预，取消利率与汇率限制，开放金融市场。这两种模式在不同时期都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些促进作用，但也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金融改革的关系是个普遍问题；对于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中国，更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总结我国金融改革过程，结合我国现状，借鉴外国经验，对我国金融改革模式作番思考。
一、中国金融改革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从1978年起，中国金融改革已历经20年，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初步形成了以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经营与商业性经营相分离、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机构体系，形成了货币市场初具规模、资本市场迅速发展的金融市场体系，形成了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的分工合作的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过程就是金融扩张、财政收缩的过程，也即麦金农在《经济市场化的次序——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金融控制》一书中提出的“中国之谜”。
然而，金融改革的前景也面临许多挑战。从外部国际环境来讲，亚洲金融危机过后，周边国家都调整了国内政策，进行了一系列金融改革，欧元的启动加快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这些变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国内来看，金融改革与经济改革还有诸多不协调之处，如金融改革与企业改革的匹配问题、金融改革的深化程度与市场发育程度的衔接问题、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的互补问题等。就金融体制而言，仍存在以下问题：（一）金融机构资产中只有量的扩张，而没有注意质的提高。由于受传统体制的影响，银行发放贷款时并不考虑偿还问题，造成不良贷款积压严重；（二）金融市场体系不健全，资金配置效率较低。效益好的私营企业难以获得银行贷款，更无法进入资本市场融资，而亏损的国营企业仍在浪费资金；（三）金融监管体系亟待完善。由于现行金融管组织体系仍存在缺陷、法律法规的滞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稳定，金融机构违规经营时有发生，98年发生的广国投、海发、中农信事件就是例子。
二、韩国、泰国实践经验的比较
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进行金融改革前，都有着殖民经济痕迹，市场体系不完善，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按对市场缺陷解决机制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以韩国、日本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把政府干预看作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替代机制，因而采取了国家（政府）主导的模式；而以墨西哥、巴西为首的一些拉美国家坚信市场机制，认为即使市场不足以进行协调，其他私人部门和组织也足以进行经济协调，因而推行市场主导的模式，政府只担任“经济警察”、“守夜人”和“慈善家”的角色。在这次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害严重的韩国和泰国可以分别作为这两种模式的代表。
韩国推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金融方面，采取金融抑制和政府强制干预的手段：（1 ）政府在金融资本的动员和分配上起决定作用，中央银行没有任何调控职能，甚至商业银行的经营规则也被政府的指令性安排所取代；（2）主要依靠国内储蓄， 金融开放程度较低；（3）以国内银行的间接金融为主体，直接金融的发展很有限。 这些政策的实行，对完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从1962年至1991年，韩国一直保持了5.2%—10%的经济增长，1994年人均GNP达8200美元，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但这种政府主导型的金融改革模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
（一）政府的过度干预导致资金市场扭曲。政府直接控制资金的配置，造成资金流向不合理和产业结构失调，信用膨胀，资金使用效益低下；（二）政府的过度干预使金融业发展滞后。其主要表现是金融结构不合理，对银行贷款严重依赖。韩国国内储蓄的45%都归银行持有，证券在金融资产中所占比重不足20%，而美国的这两个指标分别是19.1%%和46%；（三）政府的过度干预带来金融管理的混乱，政府机构、银行、企业为获得资金支持，花大力气行贿政府官员及银行人员，韩国数届总统及其亲属屡屡爆出经济丑闻。
泰国的危机爆发最早、受害最严重的国家。在80年代以前，泰国是个农业（种植业）为主的国家，虽然先后实行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但成效并不显著，1984年泰国工业在GDP中的比重为21.1%，略低于农业的比重。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泰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快了自由化进程。金融方面，实行自由化以刺激储蓄和投资：（1 ）政府通过减免关税、放松管制、开放经营项目，鼓励私人资本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泰国于1990年5月就宣布接受IMP第八条款；（2 ）以国外储蓄为主，国内储蓄为辅。泰国的国内储蓄占GDP比重在1980～1990 年平均为23%，而同时期对外债务与GDP的比重却达30%，并且在90 年代还有上升；（ 3）以开放的资本市场为依托，发展直接融资，吸引外资。1995年泰国股票市场的筹资总额达998亿美元，占当年GDP的61%，这种市场主导型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对泰国的经济调整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986年至1994年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9.54%，出口总额从86年的92亿美元上升到95年的71亿美元。但经济的繁荣背后也潜伏着危机。
（一）对外资的依存度过高使其外债偿债率一直在两位数以上，接近甚至超过20%的警戒线；而外债的偿还又缺少强有力的出口产品来保证；（二）过早开放经常项目，短期资本无法限制；资本市场的开放又助长了国际游资的套利行为，使得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出现过热；（三）泰国银行缺乏灵活的货币调控手段，而对外资流入，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大，泰国银行只有提高利率，但这又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流入；实行固定汇率制使泰铢长期高估，严重制约了出口，但贬值又会加大外债负担，泰国银行进退两难。在国际投机商的炒作下，1997年泰国的泡沫经济终于破灭，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
三、金融约束——对我国金融改革模式的建议
以上两种模式的比较说明，通过金融抑制来加速资本形成是一种对未来透支的短期行为；相反，过早地实行自由化也会使资本形成陷入困境。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自身的特点，笔者认为，实行金融约束是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应选模式。
“金融约束”的概念，最早是由赫尔曼、穆尔克多和斯蒂洛利茨等人提出来的，其含义是指：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为银行部门创造“租金机会”，这些“租金机会”的存在为银行贷款的有效发放并监督其使用提供了动力，并且使银行能积极吸收存款，从而实现资金配置的优化以达到资源配置的优化。其理论基础源于“市场增进论”，即政府与市场不是相互排斥的替代物，而是应充分协调，政府的政策目标应该是改善民间部门解决协调问题及克服其他市场缺陷的能力。金融约束，主要通过限制银行业的竞争和限制直接融资对间接融资的替代两种措施来实行。
麦金农在考察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后，从政策实施的角度对一国的经济自由化进程作了分析，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成功的经验是把强大的中央财政放在首位，财政的改革优先于金融的改革。但他对中国的分析时，却又指出，中国的改革模式与这一顺序相反，中国实行的是金融先行，他将中国的这一成功经验称为“中国之迷”。笔者在此不想对其结论作评述，只想单从金融改革来分析实行“金融约束”模式的必要性，并且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从必要性来说，（ 1）租金机会的存在为银行创造了特许权价值。对于居民来说，资金的安全是首要的。而竞争性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乏稳定，这对于市场体系尚不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尚未建立的中国来说，意味着许多居民的存款失去保障；（2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发展战略，对内改革是基础，对外开放是条件，二者并重，中国并不是纯粹的内向型经济或外向型经济。事实上，中国二十年的改革过程正是金融约束的过程。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金融在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将继续增强，九届全国人大后的新政府也将金融体制改革作为工作任务之一。围绕这一目标，基于本文理论逻辑，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宜采取以下政策进一步推行“金融约束”的金融改革模式。
第一，实行有限制的银行竞争。金融改革经过了银行业务恢复、专业化分工、规范化放开分工限制等几个阶段，正是竞争逐步加强的过程。竞争，对于银行扩大资金来源来说，有两种效果：把潜在的储户纳为自己客户，或是从其他金融机构争取客户。前者对促进资本形成的有益的，后者并不能直接增加资本形成。而且过渡的竞争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引发银行的倒闭、破产增加。世界上即使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对金融业的竞争限制也是很严格的。目前我国居民储蓄率已经相当高，存款动员的潜力已经不大，因而宜通过市场准入的控制来实施有限制的银行竞争。
第二，限制资产替代率的政策。除银行储蓄外，目前我国主要的替代性金融资产是债券和股票。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尚不发达，急于发展这两种替代资产会导致投机严重。95年的“3.27”国债事件和97年的股市过渡投机便是证明。并且，由于目前只有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才能进入证券市场融资，而这些国有企业正是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因此，在银行体系真正实现商业化以前，证券市场的过渡发展也会影响银行的“租金机会”。
第三，调整产业政策。金融约束虽然不主张象“金融抑制”下那样将资金直接安排给企业，但瞄准某个部门、某个产业则是合理的，这样可以使银行在该部门（或产业）中挑选效益好的企业，鼓励了促进企业生产力的竞争，而不是非生产性的寻租行为。而对于银行来讲，这种“租金机会”的实现也只有靠自身努力才能得到，因而也能减少消极经营、甚至垄断的不良倾向。就目前我国失业严重、经济结构升级尚未完成来说，笔者认为，目前我国产业政策应向高科技产业、第三产业倾斜。
第四，审慎的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开放的进程应与国内改革的步骤相协。外资银行的进入，虽然会带来资金、先进的服务和管理技术。但外资银行业务量的增长却也会造成国内客户、市场及优秀人才的流失，同样会影响国内银行业的经营状况。同国外金融业相比，我国金融业尚属幼稚产业，金融监管尤其是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相当滞后，因此应采取逐步、审慎的开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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