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理论视域下的传播学研究创新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传播学论文,路径论文,区域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22(2015)01—0028-4 综观世界传播学的发展史，无论是传播效果研究，还是受众研究，或者是社会/行为理论与文化/批判理论，都始终缺乏中国元素和中国身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传播研究中是否应该考虑区域因素？而中国的传播研究又该如何创新？这些问题引发了学界的思考。 一、传播学“区域”理论建构的实质 当前，媒介研究和传播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现象逐渐已被学界认识。许多学者都开始为这种将西方以外国家视为“可以忽略不计的候补”做法感到难堪。①播学应当“去西方中心化”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区域”理论的建立则是一条可行的途径。 戴维·莫利在分析文化研究的方法及误区时曾经指出，“过去太多媒体的研究分析前提都是基于民主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而这些前提其实是不能不加批判地‘出口’到其他具体社会条件下的。”②并认为处理“全球化”这样的问题，应该发展区域化理论，以便研究这个普遍化过程在不同社会脉络下有什么不同的表现方式。或者说致力于发展“扎根理论”，这样才可以提出适合特定情况和脉络的分析视角，而不是提出那种企图“一物多用”的抽象理论模式。③ 这里所谓的“区域理论”或“扎根理论”，并不是一个完善的理论概念，而是一种批判的研究视角和实用主义的研究态度，即从一般到具体的研究方法。也就是米尔斯所说的，“从更高的一般性回落到他们所处的历史的、结构性的情境中存在的问题”，“合乎逻辑地回落到观察上来”。④ 阿帕杜雷认为，所谓的区域是在“地理与文化进程的研究中用以启发我们的一个方法”，而不是“基于自然、文明和文化的基础而产生的永恒的地理现象。”⑤也就是说，“区域理论”实质上是研究文化现象时的一种反对“中心——边缘”模式、反对普遍主义、坚持比较的态度，是坚持针对不同社会语境，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表达方式或研究方法。 “区域”理论是在西方现代性理论与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论争中产生的。现代性理论和全球化的结合道出了发展中国家落后的缘由，然而莫利却提醒应当警惕文化帝国主义。他认为，应当把英美文化研究传统“陌生化”，认为把那些抽象的“文化理论”统一整理包装并输送到其他地方的学术输出，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⑥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约翰·唐宁，他也强烈地反对将英美经验普遍化的做法。在他看来，这实际上是主张用以清教为传统的、与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富裕稳定的民主制度来代表全世界。他号召“用比较的视角来发展传播学的理论化进程。”⑦虽然不可否认某些传播法则几乎被普遍地用于任何文化，但却不足以解释我们在某些文化中以及在某些日常生活中所观察到的“令人着迷”的行为现象，因为在不同的文化结构和语境中，个体往往会使用不同的方式思考，这必然影响到他们的传播行为。 “区域”理论对于传播学的发展十分重要，因为如果对特定的传播现象作抽象地分析，有可能会遗漏许多事关背景的细节，而结合背景来研究传播现象，则可以获得更加全面的认知和理解。目前，全球范围内存在多个不断拓展的区域性媒介市场，主要以语言为基础进行划分，相互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可以看到，西方文化产品在输入过程中，本土文化无一例外都会对这些文化产品原有的意义进行修正、改变、杂糅或是本土化。因此，“社会科学应当关注的是人类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构成了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别生活于其中的全部社会世界。”⑧传播学也是如此，正由于人类的多样性而造成了传播的多样性，因此我们必须反映我们所生活的全部社会。 二、传播学“区域”理论建构的必要性 发展传播学的“区域”理论不仅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结构和行为模式的必然要求。 (一)传播学学科属性的要求 英国学者托尼·比彻教授提出的学科分类框架对认识传播学的学科属性具有重要意义。他提出了四个基本维度，即认识论角度的“硬-软”和“纯粹-应用”，以及社会学角度的“会聚-分散”和“城市-乡村”。 其中，硬/软指标表示的是某个领域内所有学者对某一特定理论体系或研究范式的认同程度；纯粹/应用指标是指该学科领域的研究应用于实践的程度；而会聚/分散维度建立在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影响之上，反映该学科领域学者互相联系的程度及学科组织面貌，会聚度较高的学科领域，学者一般具有类似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以及较为相似的学术判断标准，从而享有较高的认同感和较为一致的研究目标；城市/乡村维度则源自于普赖斯的《小科学，大科学》，即在任何时候从事某一研究学者的数目或群集度。城市度较高的学科领域通常有高层次的合作活动、资源竞争激烈，这种学科领域很容易被划分为一些彼此独立且较为严格界定的亚学科领域。⑨根据这些指标，传播学属于“软应用”“分散乡村型学科”(见表1)。
学科的属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学科的认识论特征和社会特征是随时空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进行学术评价时应坚持发展的观点。”⑩目前，传播学仍然属于发展不成熟的学科，学科的认同程度及组织程度都较低，亚学科领域之间的批判性交流和激烈的争辩比较少见，研究成果呈线性发展且不易进行累积增加。这些因素使得传播学的学科知识体系和逻辑呈现多元化发散性特征，结构不紧凑，也意味着传播学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需要与其他周边学科进行频繁交流，以促使学科知识体系多向度、球形式地膨胀发展，“区域”理论作为传播学知识体系膨胀式发展的一个向度，其建立有助于完善传播学理论体系。 综观传播学发展史，支撑传播理论的三大核心议题分别是“媒介技术的新形式提供了何种潜在的可能性，以及带来了何种威胁；应该形成什么样的媒介行政管理机构或媒介产业来控制或规范媒介技术，从而发现其潜在的可能性，减少其威胁；媒介如何为民主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服务。”(11)这三大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诞生于欧美国家，所关注的重点也是欧美国家的大众传播活动。传播学要获得进一步发展，首先要突破传统传播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建立起传播学的“区域”理论无疑是一条必要路径。 传播学的应用性学科属性，决定了传播学的研究要最大限度地应用于实践，也决定了传播学本身与实践的近距离。而由于传播现象与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密切，因此只有结合各国的传播实际，才能真正发现传播规律。在结合各国实际建构“区域”理论方面，不少学者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莫莱菲·阿桑蒂提出的“非洲中心性”和三池贤孝的“亚洲中心”传播理论，都是从自身视角提出的独特概念、理论建构、研究素材和方法。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反对“欧洲中心论”，而是试图引入一种“替代性模式”。 传播学研究始终会有多元化的学术路径，将西方理论与区域理论结合起来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如华裔学者丁允珠提出的“面子协商理论”，就结合西方心理学中的“自我”“他人”“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等概念和理论，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人际传播现象，以及中国人与生俱来的“面子”观念。 总之，构建传播学的“区域”理论是传播学学科属性的基本要求。 (二)中国社会结构特质的要求 由于中国的大众传播事业基本承袭西方，因而西方的大众传播理论基本适用。但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些特质，如个人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以及社会心态等，使得中国社会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现象与西方国家有着比较明显的差异。“人情”“关系”“报”“脸面”等是中国社会交往中的几个关键词，单用西方的相关传播理论还不能直接解释这种传播现实，这就要求建立相关的“区域”理论。 中国人的个人社会资本是由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脉”构成的，这就造成整个社会网不同于西方以社会类属结合起来的“团体格局”，也就是费孝通所称的“差序格局”。中国是一个情理社会，“关系”在社会网中显得格外重要，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并根据与自身关系的远近，形成了一个自内而外的“关系”网络，即“人脉”。整个社会由一张张人脉网交织而成。这种特殊的社会网结构必然影响中国的传播实际，尤其是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 台湾学者黄光国认为，中国人的差序格局由内而外有三层关系，而每一层都适用不同的交换规范，分别是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以及混合了情感与工具交换的混合性关系。(12)根据费孝通、黄光国等人的分析，在中国人差序格局网的最外一层是“生人”，适用公平法则，即以社会规范为要求的行为方式，这是一种弱连带关系，这一层面的交往行为与西方相似。最内环是“家人”，适用需求原则，即家人的需要都应该尽量满足，这是一种强连带关系。不同于黄光国教授认为家人间适用“各取所需”的需求原则观点，南京大学翟学伟教授认为，“均分”与“报”是家人间的交换法则。其观点更符合家庭成员之间交往的实际情况。(13)而介于“生人”与“家人”之间的是熟人，这是中国特有的关系形态，也是西方人最不能理解的。“熟人”间的交换原则是人情法则，这是一种工具性交换，也是关系建立的基础，往往是在“人情账”的情感虚幕下发生的行为。黄光国认为，“人情法则”不仅是一种用以规范社会交易的准则，也是个体在稳定及结构性的社会网络下可以用来争取可欲性资源的一种社会机制，强调在差序性结构的社会关系内维持人际和谐及社会秩序的重要性。(14) 中国人的交往行为与“人情”“报”“脸面”有着密切关联，讲究施与报，重视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对不知回报的人往往会说他/她“过河拆桥”“忘恩负义”，视为不道德，但明确要求回报又是十分伤感情的事。“这点小事哪说得上是帮忙，你要再提，就是把我当外人了。”这句中国人常用的客套话正好说明，人情是要还的，但旋惠者不能说，受惠者不能忘，还要常常放在嘴巴上，以示记得。(15) 人情的施与报还关系到“脸面”问题，顾及“脸面”是中国人独有的社会心理特征。早在20世纪40年代，留美学者胡先缙女士就对中国人的“脸面”作了认真地划分。她认为“脸”是指社会对个人道德品格的信心，涉及个人道德品格的完整性，而“面子”则是指藉由成功和夸耀而获致的名声，也是藉着个人努力或可以经营而积累起来的声望，即为名誉。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一种“自我膨胀”的欲望。(16)因此，“脸面”关系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及其名声，直接涉及人的社会角色扮演，在中国也和道德、法律一样，具有社会规范和控制的功能。(17)“丢脸”“不要脸”被视为极大的不道德，反之“给面子”“留面子”“看在××的面子上”被视为极大尊重。杨国枢、文崇一等认为，儒家主张的等级秩序、家族本位、宗法伦理和君子理想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礼”的强调一起构成了“脸”与“面子”产生的社会文化土壤。 此外，中国人的社会性格也是影响传播的重要因素。H·C·萨的《中国和中国人》、明恩傅的《中国人的特性》都是最早关于中国人性格的较完整考察，民国时期关于国民性的分析更多。但这些研究和分析一直缺乏数据和调查的支持，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一情况才有了改善。沙莲香和她的研究小组通过对全国13个省市的抽样调查发现，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具有多重和多元特点，在实际生活中比较注重(力图表现)人际的、表面的、讲究的、克制的，有礼有节、有理有情、有人也有己，优质的东西表现得更多些。但私下里正好相反，不顾及人际、表面、讲究的、不克制的、无礼无节、无理无情、无人也无己，劣质的东西表现得更多些。(18)虽然这一研究并不很完善，但至少通过数据发现了某些共性的东西。而随着社会转型的持续，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观也越来越多元。南京大学周晓红教授认为，现时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呈现出“二元性”，是典型的“边际人”，即传统与现代的抗衡，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农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19)这个分析描述了中国人现时社会心理多元性中的二元特征。 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社会网，以及“人情”“脸面”“关系”等社会特质，多重、多元的社会心态等等，都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传播行为，尤其是人际传播有着极大的异质性，因此有必要建立传播学的“区域性”理论对之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如前文提到的“面子协商理论”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三、传播学“区域”理论的建构路径 莫利认为，无论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法都会有一定的局限性或者机会成本，所以研究者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处理方法论问题。(20)“区域”理论正是这样一种实用主义方法论的应用，为传播学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路径，进而从中国的社会实际出发，关注本土化的社会心理和区域化传播现象。在“区域”理论的视域下，传播学除了需要立足具体问题之外，还需要坚持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态度，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视角的“去媒介中心化” 建立传播学“区域”理论首先需要确立“去媒介中心化”的研究视角。以往我国的传播研究主要集中在大众传播领域，对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研究较少关注。大众传播只是传播学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一个构成部分，还不能涵盖传播学的全部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扩大传播学的研究视角，关注一切传播现象是建立“区域”理论的基础。 斯坦利·巴兰和丹尼斯·戴维斯秉承罗杰斯运用历史视角来展示媒介理论的方法，发现传播理论最重要的发展时期都恰好契合那些出现危机和社会动乱的历史时期。(21)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正是发展传播学的最好时机。由于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多元化，加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未完全建立，中国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传统力量与现代力量相互作用的综合场域，“关系”“人情”“脸面”等仍然是国人重要的社会资本，同时传统的思维方式和道德哲学也仍然主导着大部分人的社会行为。倘若以此为抓手来研究社会转型期的各类传播现象，尤其是过去较少涉及的人际传播以及组织传播现象，将有助于建构“区域”理论。 (二)哲学假设的“区域化” “区域”理论的建立离不开区域化的哲学假设，可以考虑从区域化的哲学思想中汲取营养，提出适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当前中国主要的哲学思想大致可以分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以及其他外来哲学思想等，以往的传播研究对后二者关注较多，比较忽视传统哲学思想，实际上中国传统哲学也有生发相应传播理论的可能。 中国哲学首先正视“人”，故以“生命”为中心，而中国文化则以生命为中心，重主体性，成立心性之学与成德之教，学与教合一。(22)以人为中心的哲学思想更加注重人的主体性意识，更侧重于探索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自身的关系，这恰好与传播学研究有共通之处。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儒家对“德”的崇尚彰显了自我主体的理性作用，如孔子的仁乃道德之根、价值之源，是人格发展的最高境界；孟子仁义的内在及性善之说，透显了道德性；王阳明发展了朱子之学，认为良知之感应是智的直觉之感应，应做到知行合一。(23)这些思想均致力于建构中国社会的传统道德规范，对认识儒家文化在人际传播中的道德规制现象极为有益。而老子和庄子的道家智慧则提倡对主观心境的修养，一死生、齐物我、泯是非的认识观，主张致虚守静、反文归质、正言若反的人生智慧，以及守柔以立身、不争以处事、无为的政治理想。(24)这些都已内化为国人的社会心理，成为我们考察传播现象的重要参考。此外，墨家、法家、佛学、玄学等诸多传统哲学思想对于某些传播现象也有参考价值。总而言之，哲学假设的确立应当立足于实际情况，并力求为理论的建构而服务。 (三)概念、问题及解释的“区域化” 寻找本土传播实践中的观察对象和观察重点，确立“区域化”的概念及问题，并采用“区域化”的解释模型和解释框架，这对于传播学“区域”理论的建立也有重要作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有大量值得研究的传播问题，如社会转型期意识形态的多元及对人们日常交往行为的影响；大众传播中的公平问题、正义问题、民主问题、制度问题及现代传媒与公共治理问题；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中的传播模型建构问题以及其他具有区域化色彩的传播问题；网络传播时代新传播方式如何影响并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交往行为等等，都是“区域”理论建构和传播研究的突破点。“区域”理论的建构必须建立在立足本土并指导实践行动的原则基础上，必须运用因果型、实践型或其他类型符合区域实际的解释方法，将传播行动与目标联系起来，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解释模型和研究路径。 (四)科学共同体的“区域化”与“合作化” 科学共同体的“区域化”，并不是指科学共同体成员构成的高度区域化或不允许区域外研究者进入，而是指科学共同体内部形成比较一致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并致力于关注和解决区域性的传播问题；而“合作化”则是指研究者之间多进行合作性研究，各亚学科领域之间经常进行批判性交流和讨论，并积极进行跨学科和跨区域的交流活动。传播学是一个新兴学科，涉及人文社科多个领域，而“区域”理论作为传播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构成，其形成和完善必须依靠多方合作和广泛交流，构建一个科学共同体，并且包容不同学术观点讨论和交锋，这将非常有利于传播学的建设和发展。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建立传播学“区域”理论，并不是主张将民族间的文化差异绝对化，也不排斥文化间的沟通与交流，而是通过关注区域性的传播实际找到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从而为传播学的研究创新提出一种新的路径。这其中最关键的是对度的把握，若超越了事物发展的合理界限就有可能陷入“多元文化主义”意识形态的陷阱。 ①[英]詹姆斯·卡伦著，史安斌、董关鹏译：《媒体与权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 ②③⑥(20)[英]戴维·莫利著，郭大为等译：《传媒、现代性和科技——“新”的地理学序言》，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④⑧[美]C.赖特·米尔斯著，陈强、张永强译：《社会学的想象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5页、第142页。 ⑤Appadura A.,Grassroot Globalisation and the Research Imagination[J].Public Culture,2000(12). ⑦Downing J.Internationalizing Media Theory.London:Sage,1996:xi. ⑨Becher T.,Paul R.Trowler.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Buckingham: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to He & Open University Press,2001:36-47. ⑩蒋洪池：《托尼·比彻的学科分类观及其价值探析》，《高等教育研究》2008年第5期。 (11)(21)[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著，曹书乐译：《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第19页。 (12)(14)黄光国：《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巨流图书公司1988年版，第14-19页。 (13)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5期。 (15)(17)(19)李培林、李强、马戎：《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56页。 (16)Hu H.C.The Chinese Concept of Face.American Anthropologist,1944(46). (18)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3页。 (22)(23)(24)蔡仁厚：《中国哲学史大纲》，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2页、第25页、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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