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制度经济学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横向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马克思论文,制度论文,横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制度经济学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同属于制度经济学，西方很多新制度学家也在许多方面羞羞答答地继承着马克思的思想，但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现将两者的区别分述如下。
一、建构理论的目的不同
马克思制度经济学是以剖析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为直接目的的。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时期，制度的本质特征逐渐形成。但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借助商品经济形式运行，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特别是剥削性质又掩盖在商品经济的平等交换的面纱之下。马克思制度经济学就是要通过由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手段，一层层地把面纱揭去，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来面目。因此马克思的制度经济学又是批判性的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学。在整个马克思的经济学中，经济制度研究是核心，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从属于制度研究。这不仅仅是马克思经济学，也是整个古典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特征。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揭示市场运行是如何优化资源配置的，不是为了解答被西方经济学视为核心问题的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等。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虽然在不同角度和层面上都曾经研究或涉及到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只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和制度本质又如何表现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而并不是以解决这些问题本身为直接目的。这是由马克思经济学所担负的特殊历史使命所决定的。
与马克思不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并非直接以资本主义的制度研究为对象，以建构完整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理论为目的。它是在运用现有的市场经济理论去解释现实经济运行发生矛盾，而这些矛盾的解决不得不关涉到诸如产权等制度问题时，才不得不关注制度研究。这就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始终是从经济运行的角度去研究制度，研究的是经济运行中的制度问题，因此其使用的基本概念、方法和研究角度，都与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直接相关联。如产权理论：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产权显示出多样性和多层次性，而这多样性和多层次性的产权结构，又必然影响到不同制度的组织结构，形成不同的运行机制，从而直接关涉到经济运行绩效。因此研究经济运行就不得不关注产权的研究。再如“交易”概念，是直接从经济运行中提炼出来的概念。所谓的市场经济运行无非是在一定的产权结构下的市场交易行为的复合。“交易费用”的提出就彻底改变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内在包含着的“交易费用”为零的假设，使人们对经济运行过程加以重新认识。
由此可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与以新古典主义为代表的市场经济运行理论是没有截然界线的，仍是在新古典主义的基础上，在改变其前提约束条件下，对其理论的重新考察。正因为新制度经济学不以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学为直接目的，就使其理论难以达到马克思制度经济学所具有的完整性、体系性和逻辑严密性。也正因为新制度经济学是在肯定资本主义产权私有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的，其理论目的是为现存的经济运行过程提供制度说明，因此其经济制度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肯定辩护式的，而非批判的。
二、运用的方法不同
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的背景理论是他的社会历史哲学观。马克思的社会系统观、社会结构观、社会发展观、社会动力观和社会形态的演化理论，为其经济制度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哲学背景，使马克思的制度经济学形成一个系统的、宏观的、动态的理论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学是其社会历史观的实证应用，这是马克思制度经济学既超越于古典制度经济学，又超越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根本原因。
1.整体系统观的运用。马克思的制度经济学首先是一个系统的有层次的制度经济学。经济制度属于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在经济制度内，又是一个多层次的制度系统。制度有表层和深层之分，表层制度直接体现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而深层制度则必须通过对表层制度的层层抽象，才能显示其真面目。
2.动态发展观，又使马克思制度经济学具有宏观动态的特点。马克思的制度经济学首先是发展着的制度经济学，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直接体现在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衰落，并逐渐被新制度所替代上。因此马克思的静态的制度结构分析总是与动态的制度发展分析结合在一起，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全面生理解剖之后，再将其放到历史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去。
3.阶级分析法。对于经济制度，人们可以从两方面去分析：一是表层研究法，分析构成制度的各种要素以何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其运行规则是什么；二是深层研究法，分析结合在一个制度框架下的经济活动者之间基本的物质利益结构，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他们的行为方式。前者为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所注重，后者为马克思所注重。
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个人或是消费者，或是生产者和生产要素的拥有者。作为消费者，他们只有消费偏好的差别；作为要素的拥有者，不论其拥有的是土地、资本和劳动中的哪一种要素，也不论其拥有量的多少，都具有平等的法权地位，每个人都以拥有的要素作为收入的源泉，相互之间的交易完全遵循市场交易原则。这样，尽管人们之间存在着利益差别，但不是质的差别，而且新制度经济学主要也不关注这种差别。企业制度就成了不同要素拥有者之间的一组契约关系的产物，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一种装置。而马克思运用经济利益矛盾分析法，进一步发展成阶级分析法，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看成是资本家和工人阶级基本矛盾的产物。在企业中，资本家因为拥有资本而处于支配和领导地位；资本家在企业中的地位和权力，无非是资本权力的人格化，而不是什么契约化的结果。分配所体现的更不是要素拥有者具有平等的分配权，而是资本对劳动的占有，表现为剩余价值规律。总之，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的标志性区别。
与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相比，新古典经济学所运用的方法有以下特征。
1.具体化数量化的方法。与马克思的宏观制度研究不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研究与经济运行过程紧密结合，形成了经济制度的微观化研究。马克思着力研究资本主义的核心经济制度，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研究则相对广泛，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各种具体制度都成了他们研究的范围。为了对各种制度的经济绩效进行比较，又采取了数量化方法，像“交易费用”、“信息成本”之类的概念，本身就是可以加以测度的数量化概念。
2.市场的均衡分析法，边际替代法、成本——收益比较法，这些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都被新制度经济学所运用。如对新制度产生过程，运用市场对制度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均衡与否来说明；不同制度之间的替代，可以用制度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来说明；制度创新过程同样也可以用创新成本和收益的比较来说明等等。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既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制度前提的否定，在方法上又逃不出新古典经济学核心理论的窠臼。这种研究方法，使它具有更多的实用色彩。
3.法律化方法，统观新制度经济学，处处带有浓厚的法学色彩。从法学的角度去分析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是新制度经济学一大特色。当然并非马克思的制度经济学就没有运用法律的方法，未分化的产权，在马克思那里，就是所有权，马克思认为所有权就是所有制的法律化形式。当然总起来说，法律化方法，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像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处处得到运用。究其原因，马克思的制度经济学是以揭示经济制度的本质为要。在经济制度中，经济关系是本质，以法律形式表现的人们之间的法权关系，只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一种反映。因此，既然要揭示制度本质，那当然只能关注本质性的经济关系，而法权关系则是被说明的对象。在新制度经济学那里，由于制度研究是为市场经济运行服务的，因此人们对经济资源所拥有的各种权利，只能是被法律确认了的权利。在市场经济中，唯有这种法权是有效的，这自然也成了新制度经济学关注的重点。至于在法权背后决定法权关系的原本的经济关系则被忽视了。这就造成了新制度经济学只注重以法律形式体现的法权关系，而不去研究法权背后人们最基本的物质利益矛盾了。
三、对经济制度动态发展研究的差别
无论是马克思制度经济学，还是新制度经济学，都把制度发展、变迁，作为研究重点之一。乍看起来，两者似有很多共通之处。如都认为制度是变化发展的；都试图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因、过程、方式；都把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结合起来；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制度变迁过程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但细分析起来，两者之间仍有很大差异。
1.马克思的制度发展理论是以其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理论为背景。经济制度的发展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本制度的变化，即一种经济制度被另一种经济制度所替代。另一种是在总体制度、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各种具体制度的微调、变迁和创新。马克思更强调前者。新制度经济学虽然也强调制度的发展，但由于其坚持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合理性，因此，制度发展只能是在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各种具体制度的变迁和创新。
2.关于制度变迁的动因。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动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直接动因是阶级矛盾。最终动因通过直接动因而起作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各种制度的变迁和创新，无非是为了缓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使具体矛盾得以一定程度的解决。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创新的动因只能到制度的经济绩效中去寻找。制度创新是为了使市场经济更有效地运行。创新的具体动因是各种各样的，如为了规模效应、为了外部成本与收益的内部化、为了分散和规避市场风险等。制度创新总是能使一种潜在的收入内部化，只有在制度创新的收益大于创新成本时，制度创新才会进行。
3.关于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制度本身则是被说明的对象，当然一定的经济制度可以制约经济增长，但总的来看不起决定性作用。新制度经济学，在运用制度变迁和创新理论分析经济发展史时，把制度抬高到起决定性作用的地位，单以制度本身去说明经济增长，经济的发展方式和增长程度完全取决于是否有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这就本末倒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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