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火罗在河西一带的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河西论文,吐火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法分类号 K289
吐火罗人是原始印欧人种的一支，在公元前第一千纪末期，其活动范围曾先后到达中国北部的某些地区。公元前7世纪70年代末至50 年代初，受齐、秦等国扩张的影响，吐火罗人（大夏）退往河西，主要活动于敦煌一带。敦煌一名最早作“敦薨”，均为吐火罗（Tochari ）的不同译写形式。鉴于吐火罗人在早期东西方民族、文化交流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搞清吐火罗在河西一带的历史活动情况，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吐火罗史，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拟结合东西方文献的有关记载，尝试着对此加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正之。
一、早期河西的吐火罗人
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河西一带的大部分吐火罗人因受月氏、 乌孙之间争战的影响，而沿天山北麓西迁伊犁河、楚河流域，从而离开了河西走廊。余部则退保敦煌南山，由于其人数可能较少，故活动鲜为后人所知。残留河西的吐火罗人仍以传统的游牧经济生活为主。在此后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河西地区先后主要处于月氏和匈奴的统治之下，吐火罗余部可能分属之。西汉文帝3年（公元前177年）前后，（注：有关月氏西迁的时间众说不一，本文采余太山说，参见余太山：大夏大月氏综考，载《中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1—32页。）月氏在匈奴的打击下，亦随吐火罗后裔沿天山北麓西徒中亚塞地，史书称之为“大月氏”；其余部则同敦煌南山残留的吐火罗人相汇合。因为吐火罗人人少势微，复为小月氏所统。故在汉文文献中多见小月氏而鲜见吐火罗人的活动。加之两者均属印欧人种，（注：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或为后人混而为一亦未可知。
成书于公元2世纪的托勒密《地理志》中，在提到赛里斯（Seres）国时曾记载到，“在阿尔巴人以东是加里奈人（Garinaioi ）和哈巴纳人（Rhabanai）；他们的南面是阿斯米拉亚地区，位于同名山脉山南；在这些民族以南一直延伸到卡西亚山区，便是人数众多的伊塞顿种族；在其东部是特罗阿纳人（Throanoi），再往南便是吐火罗人（Thagouroi），他们的居住地位于同名的山脉的东部，在伊塞顿人以南是阿斯巴卡拉人（Aspakarai）。 ”托勒密还提到赛里斯国中还有以“吐火罗”一词命名的城市“Thagoura”（又译作塔古拉）。（注：[法]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升译，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34页；第5页；第53页。）德国学者赫尔曼首次将“Thagoura ”比定为甘州 （注：Herrmann:Die alten Seidenstrassen zwischenChina und Syrien,Berlin,1910.），他的这一看法后来为托玛斯（注：F.W.Thomas: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stan,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31,P834～835,P278.）、贝利（注：H.W.Bailey:Ttaugara,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Oriental Studies,Ⅷ,Part 4,1935～1937,P885,P883～885.）所接受。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公元2 世纪前后吐火罗人仍在河西一带活动。不过，我们更倾向于认为，托勒密所记载的“Thagoura”城，很可能应为汉文文献中的敦煌，两者在对音上亦更接近。这一带原来就曾是吐火罗人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因此，与其将“Thagoura”比定为甘州，倒不如将其比定为敦煌，也许更符合事实。
此外，在德尼斯（Denys）所编纂的《百科书典》（成书于公元2世纪）中也提到了吐火罗人。
其文云：“赛里斯国内的吐火罗人（Tokharoi）、富尼人（phrounoi）和其他蒙昧部族都不重视肥壮的牛羊，他们可以织出自己荒凉地区五彩缤纷的花朵。他们还能够以高度的技巧裁制贵重的服装，具有草原上绿草闪闪的光泽，即使是蜘蛛结网的成果也难以与之相媲美。”（注：[法]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升译，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34页；第52页；第53页。）显然，德尼斯有关吐火罗人在纺织方面的说法纯属根据所谓的“赛里斯国”的传说而作的比附，难以令人信服；而他有关吐火罗人“不重视肥壮的牛羊”的记载；恐亦系其据道听途说加上想象，与事实不符。公元4世纪初普里西安（Priscien ）所编之《百科事典》却完全承袭了这一说法。公元4 世纪时的《阿维埃努斯诗集》中则记到：“然后是残酷的吐火罗人、骠悍的富尼人和栖身于不毛之地的赛里斯人。他们驱赶牛羊畜群四处飘泊，随地安身。”（注：[法]戈岱司：《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升译，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34页；第52页；第53页。）拉丁史料中有关吐火罗人生活方式的记载似乎更接近事实。
上引古希腊、拉丁作家所记载的Tokharoi很可能与托勒密所说的“Thagouroi”一样，均是指称活动在敦煌一带的吐火罗余部。 共理由如下：第一，上述记载中有关吐火罗人的活动范围表明，他们显然生活在某个远离曾是希腊人统治中心的巴克特里亚地区，故不可能是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并建立大夏国的那支吐火罗人。焉耆、龟兹地区的吐火罗人早在进入塔里木盆地以后便与南支吐火罗人失去了联系，此时已独立发展一千余年，他们所呈现出的文化特征业已与东徙后复又大部分西迁的那支吐火罗人明显区分开，故后人基本上没有把他们与“吐火罗”一词联系起来。第二，吐火罗人在焉耆、龟兹地区和巴克特里亚均已很快转入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史记·大宛列传》云：大夏（吐火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注：《史记》，10／3164，中华书局校点本。前为册数，后为页码。以下所引廿四史均据中华校点本，不另注。）《汉书·西域传》记有，“龟兹国，王治延城。”“焉耆国，王治员渠城。”（注：《汉书》，12／3911，12／3917。）《晋书·四夷传》则明言：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人以田种畜牧为业。”（注：《晋书》，8／2543。）显然， 两地定居的吐火罗人与上述文献所记载的，尤其是拉丁文献中的“驱赶牛羊畜群四处飘泊，随地安身”的游牧生活方式不符。而在塔里木盆地南缘绿洲上活动的吐火罗人也早已走上了以定居的农业生活为主的道路，也不可能是上述文献中所指称的吐火罗人。第三，希腊、拉丁文献中的记载均指出，上述吐火罗人在所谓的“赛里斯”（Seres）国内， 而赛里斯在大多数古典作家的记述中一般是指中国或其影响所及的地区而言。这表明，上述吐火罗人活动在当时中原王朝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而在那一历史时期里，保持着游牧生活的传统，仍在中原王朝统治境内的只能是活动在河西敦煌南山一带的吐火罗余部。如果以上推论不误的话，那么希腊、拉丁作家有关河西吐火罗人的记载尽管显得有些模糊与混乱，但我们由此仍可以看出吐火罗余部在河西活动的痕迹。
《百科书典》和《阿维埃努斯诗集》中均将吐火罗人（Tokharoi）与所谓的富尼人（Phrounoi）并称，表明两者关系密切。类似的记载早已见于老普林尼（Pline L Ancien）所撰《自然史》（公元77年前后成书）中，富尼人又写作“Phuni”、“Thuni”或“Chuni”。 斯特拉波《地理志》中也曾提到过富尼人（Phauni）。 英国学者赫德逊（G.F.Hudson）认为富尼人（又译作芳尼人）是汉文文献中的匈奴，欧洲史上的Huns（即Chuni、Phuni及梵文Huna）。（注：[英]赫德逊著：《欧洲与中国》，王遵仲等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3页。）塔恩对赫德逊的这一观点则持否定的态度。他明确指出，富尼人不是匈奴，而是指小月氏。（注：W.W.Tarn; The Greek in Bactria and India,Cambridge,1951.P84～85.）从希腊、拉丁文献中所记富尼人与吐火罗人关系密切之程度，结合汉文文献中有关吐火罗人余部与小月氏共同活动在敦煌南山地区的情况来分析，我们认为塔恩的论断似更接近事实，富尼人应当是小月氏。从这一点亦可证明，当时吐火罗余部确实曾活动在河西敦煌南山一带，并与小月氏关系十分密切。
《山海经·北山经》云：“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其上多棕枫，其下多茈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注：《山海经笺疏》卷六，[清]郝懿行笺疏，巴蜀书社，1985年版。）前已指出，《山海经》此处所指的“敦薨之山”系敦煌南山，亦即祁连山，“敦薨之水”系今之党河，而“泑泽”当为今之哈拉湖。“敦薨”为汉文文献中指称吐火罗的另一种译写形式，所指的即为活动在河西敦煌一带的吐火罗人，而“敦煌”一词则直接源于“敦薨”。与古希腊、拉丁文献相对照，我们认为，托勒密所说的与“Thagouroi ”（吐火罗人）同名的山可能就是《山海经》中所提到的“敦薨之山”。“Thagoura”城可能指的就是后来的敦煌城。今敦煌附近的“吐火洛泉”以及安西县境内的“兔葫芦村”等地名，（注：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一），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很可能就与吐火罗人历史上在这一带的活动有关。王宗维先生曾经指出，我国西北地区往往有从族名的习惯，（注：王宗维：“敦煌”释名，载《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这一诊断自然亦适用于历史上的吐火罗人。
二、魏晋以后的河西吐火罗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争不断，内乱频仍，河西地区则先后有诸凉政权交替兴起，但当时他们的注意力仍然主要集中在对中原的争夺上。在这一历史阶段，河西吐火罗人余部的活动基本不见于史乘的记载，估计他们可能仍与小月氏一样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共同生活在远离河西交通线的敦煌南山中，并可能与当地的羌人部落发生接触。降至隋唐，这些吐火罗人又重新出现在汉文、吐蕃文、于阗文文献的记载中。在这数百年的时间里，他们可能与小月氏人、羌人等民族在文化上和体质上产生一定程度的融合，势力有所壮大。而且，从吐火罗之名的重新出现似乎亦可看出河西吐火罗余部顽强的生命力。
在吐蕃文书中，“Phod-kar”是指称活动在河西和楼兰地区的吐火罗人。在《阿底峡传》（The Life of Padmasambhava ）及稍后的文献（如Dpag-bsam-ijon-bzan）中的“Tho-gar”、“Tho-kar”、“Thod-dkar”等则是指中亚历史上的吐火罗人，（注：F.W.Thomas:TibetanLiterary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stan,Ⅱ， P294,P466,P294.）即灭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 后来活动于吐火罗斯坦的那一支吐火罗人。前者即Phod-kar，主要见于斯坦因在麻扎塔格吐蕃古代戍堡遗址中所获的以下几件吐蕃文书中：（注：F.W.Thomas:Tibetan Literary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stan,Ⅱ，P173～174，P240～241，P294。）
1.M.T
gh.b,i,0095 号纸文书中曾提到“吐火罗部落”（thePhod-Kar regiment）。
2.M.Tgh.a,iii,0063号纸文书中记到：“第29天的晚上，从若羌（Skyan-ro）运来了三袋（粮食？）和十一捆（布匹）。在我们的传令下，一个属于吐火罗人的信差在Nag平原同我们会合。 我们的确不想让他们去作强盗。……很愚蠢那么好心地去关心他。所派出的人是四个兄弟兵，他们的配合是……（下缺）。”
3.M.Tgh.0291号木牍文书记到：“吐火罗部落的Ska-ba Klu”。
在吐蕃文书 Padma- BkaHi- Than- Yig （ Writing of thePronouncements of Padma[sambha-va]）中曾提到：“Lan-mi，吐火罗是Pa-tshab千户区（Thousand districts）”，（注：F.W.Thomas :Tibetan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stan,Journal of theRoyal Asiatic Society,1931,P834～835,P278）这个千户区通常被认为在吐蕃的东北部。（注：F.W.Thomas: Tibetan Literary and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stan,Ⅱ,P294,P466,P294）而上引文书3中的“Ska-ba”又见于《丹珠尔》（Bstan-hgyur）中，与所谓的Bog-yul相连，被认为位于Lem-cu（凉州）地区。 而吐火罗人所在的千户区和婼羌（Skyan-ro）亦属这一地区，是吐火罗部落和民众活动的地方。（注：F. W. Thomas: Tibetan Literary and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stan,Ⅱ,P294,P466,P294）因之，吐蕃文献中的“Phodkar”和希腊文献中的“Thagouroi”均是指称活动于河西一带的吐火罗人，这一点应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从汉文文献中有关敦薨（敦煌）的记载和敦煌一带的考古发现及遗存来看，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当时吐火罗人活动的主要地区应为敦煌南山一带，而不是甘州或凉州。从地理位置上来讲，敦煌与婼羌（Skyan-ro）更要接近一些，其联系亦应更为紧密。
从吐蕃文书中有关“吐火罗部落”的这种记载来分析，我们认为当时活动在河西敦煌南山一带的吐火罗人似乎仍保持着游牧生活的传统。在上引文书2中我们则可以发现，有部分吐火罗人已处于吐蕃的统治之下。以上吐蕃文书的具体时间尽管不很明确，但从吐蕃王国的历史发展来判断，这些吐火罗人大致可能活动在公元787年吐蕃占领敦煌前后。（注：吐蕃占领敦煌的准确时间目前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此处采山口瑞风说，参见山口瑞风：吐蕃统治的敦煌，高然译，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一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156页。）9 世纪中叶，吐蕃内乱，其在河西的统治遂宣告瓦解。几乎在同时，漠北回鹘汗国在黠戛斯的打击下灭亡，回鹘部众四散奔逃，有一支进入河西。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原河西吐蕃统治下的诸民族纷告独立，加之回鹘势力的介入，中原内乱无暇西顾，从而使河西一带的政治和民族形势呈现出纷乱复杂的局面。直到10世纪，这里的局势才渐趋明朗，“凉州组成汉、蕃联合政权，甘州、西州为回鹘人所占，瓜、沙二州是以汉人为主导的归义军的领地。鄯善一带成为仲云人的天下，于阗则重新由尉迟氏掌权。”（注：荣新江：龙家考，载《中亚学刊》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在此期间，河西一带的吐火罗人无疑也摆脱了吐蕃的统治，但因材料缺乏，对于此后他们的活动情况我们不得而知。直到公元9世纪末，他们才重新出现于于阗使臣致王庭的奏稿中。
涉及吐火罗人的于阗塞语文书主要见于敦煌所出P.2741、ch.00269、P.2790等卷子中。这些文书先后由贝利（H.W.Bailey）教授刊布、释读后，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我国学者黄盛璋将其完整翻译。（注：黄盛璋：关于甘州回鹘的四篇于阗语文书疏证，载《新疆文物》1989年第1期。）兹据黄译文将有关吐火罗人的内容移录如下：
P.2741：“贱臣接奏大金国的勒（敕）令作为使臣出使甘州，我们来到Gara人中，到达Hiaimala。我们在仲云中走了十天，……Hyryasaka去了，在他们来到之前，一支两千人Ttaudagaras 的军队正开往黑山去达头中，他们带Hyryasaka到他们住处， 他们捉了牛和达头人三百头骆驼，他们引走了七十个贵人，Ayaria AIp bsg（？）， 张都督、 达头Ttly igana 都督，Saikair 突厥Cor（啜）及其他人，……龙家对他们说：‘对我们的人你们将怎么办，你们已分散他们于Gara人中，我们在城中的等于要饿死而城外是敌人，这里于阗的使臣是可悲的，他们也都像要饿死一样，他们的马匹全被捉走。汗是小孩子，所以他们用军队领你们出城外，并送你们于Gara人中……’”。
ch.00269：“…常传达于阗王庭诏令并受到王庭很多礼物的Uhuysa于迦已经死去，Tatai于迦后来也死了。Saraiha于迦Gara人中到处搜查他，我们也追捕他，…。”
P.2790：“…你们提出在国土遇到的问题，这是很需要的，就和同我们和Gara那样，…现在我来了，和Gara一起去，…沙洲这里仲云人数很多，沙州此时的Gara也都全副武装。”
上引于阗文文书虽经贝利累次释读、修订，但含意不明，尤其是上下文关系不清者仍多。其中出现的“Gara”一词，贝利初译为大山，后改译为部落名，并相继用“月氏”和“弥药”（Hgar、Mgar、Sgar）加以比定。最后他终于放弃前说，将“Gara”比定为吐火罗（Thogara ），但仍坚持吐火罗即月氏（ue-tsi）。（注：H.W.Bailey:Tokharika.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70.P.121～122）从P.2741的记载来看，“Gara”人主要分布在从于阗到罗布泊一带，当指的是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吐火罗人。这一点我们下节将详细讨论。但从P.2790所记“沙州此时的Gara也都全副武装”的情况来看，他们已有一部分进入了河西。根据吐蕃统治河陇及西域南部时曾有征调河西南山部族入西域罗布泊地区戍守的情况，（注：周伟洲：南茹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期。）则沙州这支Gara 人或为吐蕃从塔里木盆地南缘征调至此的残余势力亦未可知。
P.2741中的“ttaud
gara”又见于钢和泰（Stel Holstein）卷《使河西记》（925年）中，作“ttaugara”，为一河西部落名，经贝利考订当为于阗文中指称吐火罗人的另一种形式。（注： H. W.Bailey: Recent Work in "Tocharian".Transaction of thePhilogical Society.1947.P147～148.）前已指出，“ttauda中指称河西吐火罗人的不同形式。P.2741说：“ttaudagara”人有2000之多，且以掠夺为生，表明河西吐火罗人已摆脱了吐蕃的统治，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出现在河西的历史舞台上。据研究，河西吐火罗人（ttaugara）活动范围此时似乎到达了甘州一带。（注：H.W.Bailey:Ttaugara,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Ⅷ,Part 4,1935～1937,P885,P883～885）显然，在祁连山中游牧的吐火罗人虽然中心在敦煌以南，但在唐后期河西战乱四起、民族迁徙频繁的情况下，他们肯定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活动范围亦有所扩大。尽管不时有他们在河西地区抄掠的记载，这却正表明河西吐火罗人仍保持着游牧生活的传统。这一点与吐蕃文书中有关“吐火罗部落”的记载亦是一致的。
后晋天福3年（938年），张匡邺、高居诲奉命出使于阗，《高居诲行记》云：“沙州西曰仲云，其牙帐居胡卢碛。云仲云者，小月支之遗种也。其人勇而好战，瓜、沙之人之皆惮之。胡卢碛，汉明帝时征匈奴，屯田于吾卢，盖其地也。”（注：《新五代史》，3／918）前已指出，“胡卢”当系吐火罗的另一种译写形式，胡卢碛之得名或许就与这里吐火罗人的活动有关。而仲云部族“应是历史上长期以来先后在今甘肃祁连山一带游牧的各族（见于记载的不下七八个，他们有的部分迁徙，有的就一直在南山游牧），在唐中后期逐渐以地域（南山）为准形成的一个多民族的联合体，统以‘南山’或仲云为号。”（注：周伟洲：南茹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期）从高居诲的记载来看， 河西吐火罗人活动的主要地区显然已处于仲云的势力范围之内。公元10世纪以后，有关河西吐火罗人的活动情况在各种文献的记载中基本消失。我们推测，这些吐火罗人最后可能汇入了被称为“仲云”的多民族融合体中。河西吐火罗人的活动似乎从此告一段落。
此外，有学者通过对敦煌文书中所见“龙家”（于阗塞语文书中作d
m）的研究，认为公元9世纪下半叶， 随着西迁回鹘的一部占据焉耆，焉耆龙姓王族携众东徙伊州、河西走廊，并形成一个个龙家部落，活跃在此后一段时间的河西历史舞台上。最后，他们与当地百姓通婚姻，逐渐地同化于当地的汉族、回鹘族或其他民族当中。（注：荣新江：龙家考，载《中亚学刊》第四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如前所述，焉耆的吐火罗人系早期东徙进入塔里木盆地时的北支，后在龟兹、焉耆一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逐渐土著化。因他们早已失去了与南支吐火罗人的联系，故后人基本不以吐火罗指称他们。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他们已发展成为一个与其他地区的吐火罗人不同的民族。于阗文献中分别用“gara”和“ttaugara”指称塔里木盆地南缘一带的吐火罗人和河西的吐火罗人，这似乎也表明当时人也已把两者作为不同的民族区别开来。“gara”和“ttaudagara”并见于P.2741且互不相关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注：黄盛璋：关于甘州回鹘的四篇于阗语文书疏证，载《新疆文物》1989年第1期）要之， 河西龙家部落的出现似可视为已土著化了的北支吐火罗人，即焉耆人的最后归宿。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河西吐火罗人系西迁中亚时残留于此的吐火罗人的一支，主要活动在敦煌以南的祁连山一带，并一直保持着游牧生活的传统。在历史上他们和小月氏关系十分密切，并可能与河西的羌族部落发生接触。吐蕃占领河西后，一部分河西吐火罗人复为其所统。吐蕃统治瓦解后，河西吐火罗人又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活跃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10世纪以后，他们可能汇入了被称为“仲云”的多民族融合体中。此外，由于种种原因，塔里木盆地南缘吐火罗人后裔的一部分和被称为“龙家”的焉耆吐火罗人也相继进入河西。在写于公元886 年的于阗塞语文书P.2741中，他们分别被称作“Gara”和“dm”，而河西吐火罗人则被称作“ttaudagara”或“ ttaugara”。显然， 尽管以上3地的吐火罗人曾汇聚于河西一地，但在当时人们的眼中，他们已是3个不同的民族或部族，而且将他们严格地区分开来。没有迹象表明三者在河西地区有何联系或认同感。这些说明，塔里木盆地南缘、焉耆一带及河西的吐火罗人在失去联系后的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已走上了各自独立的发展道路，并在不同的地域与人文环境中形成各自的特点，逐渐发展成为不同的民族。同源于吐火罗人的这种可能性，不仅为其他民族而且连他们自己也难以认识。
收稿日期：1997—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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