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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后十年社会的走向和发展。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我们正逐步进入一个常规化的社会，这对于面对并解决长期困挠我们的那些棘手问题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同时，改革也已经进入到攻坚阶段，不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改革就难以向前推进，甚至可能出现倒退。这是未来十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改革越是向纵深发展，推进就越艰难，越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产生各种社会问题。未来十年中国青年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在笔者看来，研究未来十年青年问题，必须把握如下一些基本方面：
部分青年对国家未来前景的预期较为模糊，并成为影响青年积极性和创造力发挥的一个重要因素。强化中国青年的信心将成为今后十年各级机构和组织关注的首要问题。
可以说，对未来社会发展前景没有形成明确的判断以及评价模糊，是一个全社会的问题，只不过在青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对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总体上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下一个什么样的判断，相当多的青年态度是模糊的，是摇摆不定的，或者是人云亦云的。
使中国青年对未来发展前景态度摇摆不定的原因，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同时存在着使人产生乐观和悲观情绪的因素。有的时候，令人悲观的因素又非常强大。这些因素概括起来有：一是部分青年对政府能不能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方针还有疑虑。特别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暴露出的体制上的弊端越来越多，利益上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青年对政府能不能顶住压力继续推行改革政策尚存疑虑。二是部分青年对政府能不能抓住民众对改革和政府评价趋好的这几年，下决心理顺社会体制、强化社会基础、加强制度建设、发展科学技术，以保持经济发展的后劲，还在进一步观望。三是部分青年对社会长期稳定缺乏信心。特别是现实生活中，社会治安、国有企业及下岗问题等影响稳定的因素长期存在，青年对这些因素能在多大范围内、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稳定，没有形成明确的看法。四是部分青年对中央能否有效地清除腐败，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还处于观望状态。特别是当今腐败严重到何种程度，会在多大程度上危害社会，不少青年还没有形成明确的看法，有的时候把问题想得非常简单，有的时候又把问题过于严重化，影响了青年对政府形成明确的态度。五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部分青年对中国能不能长期免于金融危机，即使能免于危机，但能不能承受住危机带来的压力，持较为审慎的态度。刚刚结束的一项关于全国青年的调查表明，近六成的青年表示对亚洲金融危机非常了解或基本了解，但对于“中国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近半数青年表示“说不清”。
一般地讲，社会越是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社会发展形势越是明朗，青年的积极性和潜能就发挥得越充分，反之亦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青年与社会的关系中，青年对社会的信心和信任度决定着青年进入社会、参与社会甚至改造社会的方向和深度。据此，我们可以将青年的信心问题视为青年行为的动力源。在未来十年内，影响青年正反两方面评价的因素将会长期存在。作为各级政府和青年工作机构，应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强化青年对政府的信任感和对社会的认同程度；要加大对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前景的研究，并以适当方式明确地告之青少年；要努力消除社会生活中导致青年各种各样负面评价的因素，着力解决好那些青年关注的问题，如反腐倡廉、社会治安、国有企业改革及下岗再就业等，以切切实实的努力来引导青年的评价。
社会收入差距短时期内难以消除，甚至可能进一步强化，社会分配不公将始终是青年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虽然收入差距悬殊不致于引发青年与社会间大规模的冲突，但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及发展需求难以得到充分的满足，应引起社会加倍的重视。
1985年以后，中国社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一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二是同一地区不同行业、产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三是不同所有制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地区收入差距是多年来形成的，对贫困地区的扶持非一朝一夕可以奏效。而通过扩大政府再分配的调节能力，涉及到制度和体制的各个方面，也不是短时期内可以起作用的。可以预料，在未来十年内，社会收入差距难有根本的改观。
单位经济效益的好坏和收入的多寡已经直接影响了青年的工作积极性和对于改革的认同程度。笔者近几年在北京进行的调查显示，经济效益好、收入丰厚的企业，其青年的状况各方面都优于经济效益不好的企业。如果所在单位的经济效益好，那么，青年的工作积极性就高，青年就会认同当前的改革政策，单位的决策者也被青年认为是有能力的，勇于开拓的，清正廉洁的。而一旦单位经济效益不好，收入欠佳，青年的积极性就会大为下降，青年也通常认为改革是失败的，政策举措是不成功的，单位决策者也被认为是腐败的或者无能的，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这种“效益决定论”或者“收入决定论”是一种缺乏分析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具体体现。从目前的状况看，这种倾向很难扭转，在未来十年中还有可能得到强化。
连续几年的调查表明，民众对社会收入差距的承受力在增强，而青年的承受力明显高于其他人群。在对青年的专项调查中，青年虽对社会贫富差距表现不满，但不满意度远在“腐败现象”、“下岗及待业问题”等等之下。最近结束的一项全国调查数据显示，青年最厌恶的社会现象，排在第一位的是腐败(20.6%)，第二位的是下岗及待业问题(17.0%)，第三位的是假冒伪劣商品(13.9%)，第四位的是社会治安问题(9.4%)，分配不公排在第五位，只占7.5%。
无数事实证明，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确实夸大了社会收入差距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收入差距过大并不意味着社会将出现大的不稳定或者动荡事件。未来十年中，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收入差距过大给青年的教育及发展需求带来的影响。由于相当一部分低收入家庭仅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而无法在医疗、教育、智力等方面对子女进行投资，势必会影响青少年的成长，妨碍人口素质的提高，给未来的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在低收入的广大农村，学龄儿童因为贫困而失学的现象并不鲜见。相当多的家庭由于缺乏经济来源，加上学校收费昂贵，无法让孩子享受初中以上的教育。有些青少年本来资质不错，完全有可能进大学深造，但考虑到家庭经济原因，家长们不得不让孩子在初中毕业时选择上中专、师范和技校等。这样，既可以减少投入，又可以提前就业，早挣工资。因凑不足上大学的路费和学费，从而放弃学习机会的，也不是个别的情况。在校大学生的贫困状况更是不容我们乐观。中国教育报1997年12月31日载文说：目前，在我国高校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约占10-20%，特别困难的学生约为5-10%。按这个比例计算，我国普通高校本专科学生中，贫困生数量约为80万人左右，其中特困生近30万人。而一份来自兰州大学的调查说，城镇中有14.3%的家庭不能独自供子女上大学，而农村中的家庭则高达74.1%。子女上学费用已成为家庭经济的一个沉重负担。
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在未来十年内将更加突出。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有1.2亿，其中流动人口约8000万，约占66%。据推算，到世纪末，全国还要增加8000万农村剩余劳动人口。按此比例推算，流动人口还将增加5280万，流动人口大军将高达1.2-1.3亿。上海市300万流动人口中，28.3%是举家搬迁，在上海时间达数年之久；在北京的329.5万流动人口中，14岁以下的儿童占9.9%，约20万。据有关调查显示，人口中学龄儿童（6-14岁）如按2-3%推算，流动人口子女全国约有200万。在流动人口聚集的大城市，很多学龄儿童难以正常入学，成了无人管束的“野孩子”（注：参见《中国教育报》1998年5月24日，《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有一些地区对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总体讲收效不大，教育质量也不尽如人意。未来十年，这些孩子将逐渐步入青年期，他们将对社会产生何种影响，我们还需密切关注。
下岗职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颇值得关注。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下岗职工只会增多，不会减少，他们将成为城市中新的困难群体。调查表明：下岗职工再就业率较低，约在三成左右。即使再次就业的职工，也有55.4%的人表示收入低于原单位，13.6%的人认为现在待遇受到歧视（注：参见《中国电视报》1998年第7期。）。下岗家庭的学生不仅面临着经济上的压力，心理压力也异常沉重，妨碍了他们的健康成长。相当多的下岗职工为了孩子能够上学，不得不四处奔波，挣苦力钱，或者省吃俭用，或者减少子女受教育的年限。正如有人倡导的那样，针对城市里的下岗职工和低收入家庭，应该兴建城市里的“希望工程”。
其实不仅仅是教育，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健康、医疗保健等也都难以得到切实的保障，青少年的发展权益将受到全方位的挑战。未来十年的时间，在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同时，也要着力解决好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如果贫富差距扩大的势头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激烈的社会冲突不是没有可能。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青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在未来十年中，失业及就业的巨大压力有可能成为导致青年与社会间紧张、冲突关系的第一因素。
近些年来，中国的就业市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萎缩，突出地表现在：一是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为负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冗员过多，经济效益低下，无力扩大再生产，就业岗位逐渐萎缩。乡镇企业近年来也呈不景气之势，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呈下降之势。二是国家机关就业渠道不畅。政府机构改革，首要的问题是分流，即把那些多余的人员分流到企事业单位或者暂时送到各级各类学校去进修学习。机构改革的目标只能是越来越走向精简。以前作为就业主渠道的机关事业单位，其解决就业的能力将越来越受到限制。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涌动，和城市人争夺饭碗，更加剧了城市人的就业压力。
尽管城市下岗职工的主体不是青年，但青年下岗者也不在少数。停产、半停产企业中，任何人都难以逃脱下岗的安排，这是其一。其二，国家有明文规定：35岁以下的下岗职工自谋出路。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青年职工再次就业时只能是降低自己的条件和要求，勉强就业。还有一批人将终日赋闲，成为新的社会安全隐患。在失业较为集中的地区，社会治安状况有恶化的趋势。其三，由于城市就业渠道的萎缩，城市人对外地流动人口就业的排斥和反感情绪越来越强烈，城市人与流动人口之间尖锐的冲突时有发生。
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也空前加大。进入九十年代，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作为就业主渠道的功能日益弱化，而一些大中专毕业生又不愿意到乡镇企业或者基层单位去工作，所以，大中专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大中专学生的就业压力沉重，不仅影响到学生的专业选择，也使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同以往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专业选择的影响是明显的。那些不好就业的专业常常无人报考，而那些相对好就业的所谓“热门专业”往往报考者过多，造成资源的浪费。一旦上了大学，学生们往往过份强调外语、计算机等学科，而忽视了打好全面的基础。因为他们知道，现在社会上招聘工作人员，用人单位最看重的就是这两样东西。但对于系统、完善的大学教育来说，只片面强调这两门课显然是不合适的。
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是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的关键是理顺体制。这也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不得不面对的最重大的问题。经济体制的彻底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期望短时期内解决好就业问题是不现实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方面应该认真地做好情绪疏导工作，发动全社会的力量缓解就业的压力，并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来解决好下岗者和失业者的生活困难及其子女的教育和发展问题。否则，各种矛盾积压起来，有可能造成我们意料不到的严重后果。
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较为混乱，使青年莫衷一是，青年的价值困惑正在不断加剧，未来十年青年社会化进程将遇到更大的挑战。
最近一项关于全国青年的调查显示：青年在诸多问题上态度模糊，“说不清”。比如说，对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28.4%的青年表示“说不清”。对于“你认为现实生活中结婚是否有好处”，41.9%的青年表示“说不清”。对于“婚外恋是否道德”，31.7%的青年表示“说不清”。对于“你怎么看待离婚”，15.0%的青年表示“说不清”。青年对诸多问题持“说不清”的态度，其比例大大高于历次调查的结果。
青年中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价值困惑，其原因较为一致的分析是：由于整个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但是，这种说法还过于抽象，还无助于从操作层面上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有必要在这里对社会价值观念混乱与青年价值困惑之间的关系作一些具体的分析。笔者认为，我们至少应该把握如下五点：
第一，社会价值观念较为混乱，并不意味着主流社会没有给青年提供一个总体的价值目标。事实上，这个总体的价值目标已包含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中。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性内涵的开掘过多，而文化层次上的开掘较少，因而对青年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还不强。要使之成为青年人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还需要一定的时间，还需要增强其文化内涵。
第二，社会价值观念较为混乱，并不意味着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不清楚，恰恰相反，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等社会所倡导的主导价值观念，大多数人都了然于心。造成社会价值观念混乱的原因，一是人们对于主导价值观念的内化程度太低，也缺乏训导或培养习惯去遵从它们。另外，道德对人的约束或鼓励作用越来越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以前是道德泛化，把一切问题道德化，但那时道德确实可以约束人，规范人，鼓励人，惩诫人。现在，道德泛化不存在了，但道德又退回到太过于边缘的地位，道德评价对人的约束力越来越弱。事实上，现在人们评价他人行为的主要标尺，除了法律以外，另一个就是情理，即所谓的人情、事理，其实就是一个人情，而不是什么价值准则。
第三，社会价值观念较为混乱，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传统美德的认知程度较低，恰恰相反，越来越多的调查表明，无论是青年人还是其他社会群体，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及传统美德是认同的。人们所以不愿意实践传统美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样做常常意味着吃亏和利益受损。
第四，社会价值观念混乱，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法律的强制作用没有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这样的情况在社会生活中还较为普遍地存在着，纵恿了各种偏离行为的发生和泛滥，给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提供了存在的空间。
第五，成年人的行为示范和评价是导致青年价值困惑及观念与行为脱节的根本原因。成年社会的价值标准是混乱的，成年人的行为是偏离的，成年人的评价也必然是混乱的或是自相矛盾的，或是与自身的行为表现不一致的。成年人的行为示范和评价最终影响了青年的价值困惑，又进一步鼓励了青年的失范行为。
由此看，说青年社会化的进程遇到了挑战，一点也不过分。未来十年更加深刻的变革，将触及到更多敏感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将引起更多的利益冲突。在这样的情势下，更容易引起社会价值观念的混乱。所以，加强社会价值观念的整合必须提到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否则，将给未来的社会建设留下更大的隐患。而青年呢，将成为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