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的建立及其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位论文,历史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国际是继第一国际之后，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
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广泛传播，社会主义运动深入发展，各国工人要求加强国际联系的愿望日益强烈，建立新国际的问题提到日程上。在恩格斯的领导和大力促进下，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本文对第二国际的建立及其历史地位作一简要概述。
一、第二国际建立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国际工人运动重新高涨是建立新国际的客观基础。进入19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东方还没有成熟到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的程度。世界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发展时期。巴黎公社运动后一度转入低潮的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重新高涨起来。这一时期国际工人运动呈现出以下特点：1.工人阶级队伍壮大。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发展，工人阶级已成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相对比较集中，工人的素质提高。如德国，1857年到1894年，工人由190万增加到613万。从1870年到1907年进入美国的移民达2000多万人，这些人多数是工厂的雇佣工人，由于资本家的剥削从追求绝对剩余价值转为追求相对剩余价值，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得到较明显的改善。2.在和平环境里，随着各国自由主义改革的实行，工人阶级获得了长期以来争取的最基本的政治民主权利。工人运动组织纪律性加强，特别是各国工人阶级政党普遍建立，工人运动在其政党和工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3.充分利用合法地位，以合法斗争、经济斗争为主。工人改变了以往习惯于采取暴力、起义等斗争手段，积极参加议会选举、开展各种斗争。罢工的次数增加，规模扩大。在美国，1884年发生罢工近500次，1886年芝加哥发生了著名的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大罢工，这次罢工很快波及美国，有40多万人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对《非常法》的斗争中取得重大胜利，议会选举中也获得很大进展。1890年占35个议席，到1893年成为德国第二大党，拥有44个议席。
（二）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迫切要求加强国际间的团结和联合，是建立新国际的客观要求。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马克思的学说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并广泛传播开来。《共产党宣言》用12种文字在欧美出版。“到处都在形成根本上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学习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创办自己的日报，建立自己的教育机关，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合作社……聚集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准备无产阶级去作未来的战斗过程，慢慢地，但是一往直前地进展着。”[①]到1889年已建立工人政党的国家达14个，如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法国的工人党和美国的社会主义工党。欧洲其他许多国家也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的政党或团体：丹麦（1878年）、比利时（1879年）、西班牙（1879年）、意大利（1882年）、挪威（1887年）、奥地利（1888年）、瑞士和瑞典（1889年）。1883年普列汉诺夫领导建立劳动解放社。各种工会组织大量出现，1886年法国全国工团联合会成立，1875年德国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合并之后，还有25个工会。面对这种新的客观形势，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热切希望加强国际间的团结与合作，迫切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组织。
马克思、恩格斯从第一国际解散后，就密切注意着建立新国际的问题。恩格斯曾指出：“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②]新的国际“再也不会是一个宣传的团体，而只能是一个行动的团体”。显然，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组织，需要相当长的准备时间。由于客观条件的不成熟，马克思、恩格斯拒绝了一切为时过早的关于建立新国际的倡议。
（三）法国的“可能派”企图夺取国际工人运动领导权的阴谋，加速了新“国际”的建立。马克思逝世后的188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圣加伦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最近期间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决议，法国的盖得派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但是，他们的行动相当缓慢。以马隆、布鲁斯等人为首的法国的“可能派”、英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联盟”和英国工联、美国的“劳动骑士团”等组织，在1888年于伦敦召开了世界工人代表大会，决定于1889年7月在巴黎召开由他们发起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他们企图建立该组织，夺取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使日益发展的国际工人运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道。然而，当时最有影响的德国党的领导人，对于“可能派”的阴谋认识不清，他们对“可能派”的倡仪感兴趣，公然停止了原定的筹建工作，去与“可能派”进行谈判，甚至还主张参加其代表大会。在这紧要关头，年迈的恩格斯毫不迟疑地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积极地投身于反对“可能派”和领导建立新国际的斗争。恩格斯耐心地帮助当时最有影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的盖得派。批评德国党的领袖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犹豫不决和调和主义，批评法国工人党领袖盖得和拉法格行动迟缓，“可能派奔走张罗，而我们的人却睡大觉”[③]。在恩格斯的直接指导下，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盖得、拉法格以及德国的蔡特金迅速行动起来，积极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1889年2月在海牙召开预备会议，决定同年7月即“可能派”开会的同时，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两个大会对照之下，让工人群众自己识破“可能派”的阴谋和实质。恩格斯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工作，保证了第二国际得以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建立起来。
二、第二国际的建立
在恩格斯领导下，经过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1889年7月14日，即法国大革命攻破巴士底狱10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来自欧美22个国家的393名代表，在巴黎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宣告第二国际成立。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当时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如英国的凯尔·哈第，德国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蔡特金和伯恩施坦，法国的盖得和拉法格，奥地利的阿德勒，比利时的王德威尔得，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虽然也包括一些社会改良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但这是真正的国际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大会。恩格斯指出：“不管怎样，可能派和社会民主联盟想要各自在法国和英国窃取领导地位的阴谋完全失败了，他们要取得国际领导权的妄想则失败的更惨。”[④]恩格斯因忙于整理《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工作，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当他得知“可能派”拒绝马克思主义者的建议，与之决裂后，高兴地指出：“我们那些多愁善感的调和主义者极力主张友爱和睦，结果遭到屁股上挨了一脚的报应。”[⑤]第二国际没有像第一国际那样制定正式的章程和明确的共同纲领，没有建立像国际总委员会那样统一的领导机构，也没有创办自己的机关刊物，只是到1901年有一个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作为第二国际对各国党的联络机构。
与此同时，法国的“可能派”主持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也在巴黎开幕，参加大会的550名代表中法国人占477名，而英、美等9个国家的代表只有80来人参加了会议，并且绝大多数是工联主义者。
巴黎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国际劳工立法问题和关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为当时以合法斗争、经济斗争为主要特点的各国工人运动制定了切合实际的策略和口号，对推动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大会根据法、美两国代表团的提议，通过了关于“五一”节的决议，每年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组织大规模的国际性示威游行，要求各国政府实行8小时工作日，实现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的其他一切决议。
此后，第二国际共召开了九次代表大会：
1891年8月16日—21日比利时的布鲁塞尔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15个国家380名代表。
1893年8月6日—12日瑞士的苏黎世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18个国家411名代表。
1896年7月27日—8月1日英国的伦敦第四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18个国家535名代表。
1900年9月23日—27日法国的巴黎第五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21个国家791名代表。
1904年8月14日—20日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第六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24个国家476名代表。
1907年8月18日—24日德国的斯图加特第七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25个国家884名代表。
1910年8月28日—9月3日丹麦的哥本哈根第八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24个国家886名代表。
1912年11月24日—25日瑞士的巴塞尔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22个国家555名代表。
三、第二国际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继续担任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顾问和领导者”，他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第二国际创建初期，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关怀下，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基本上正确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在布鲁塞尔、苏黎世和伦敦代表大会上，既反对了法国的“可能派”、英国的费边社和法国的福尔马尔议会主义代表的右倾思想，也反对了法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荷兰的纽文胡斯等人以及德国的青年派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基本上正确地解决了当时工人运动的策略原则，在团结与组织国际工人阶级队伍，推动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第二国际是给工人运动在许多国家的广大发展准备基础的时代。”[⑥]第二国际在前期活动中做出了贡献。
1895年恩格斯与世长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了公认的领袖。同时，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社会主义运动中也兴起了一种渐进的较为温和的思潮，他们不赞成暴力革命，宣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相信通过议会道路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这种思潮的代表有英国的费边主义、法国的饶勒斯学说、德国的伯恩施坦主义和卡尔·考茨基的理论。这些思潮有一些切合实际的可取之处，更有过分夸大议会斗争作用的十分明显的错误，把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绝对化，完全抛弃了暴力革命。受这种思潮支配的工人政党和工会组织在当时占大多数。这些观点对第二国际产生了深刻的消极影响。
1900年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大会讨论了关于夺取社会权力、与资产阶级政党联盟、国际劳工立法、争取普选权、反对军国主义、殖民政策和组织等12项议题。围绕着阿历山大·米勒兰（米勒兰是法国社会党右翼领袖。他以挽救共和国和维护社会主义的利益为由，于1899年6月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担任工商部长）参加资产阶级的内阁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在大会上展开了面对面的交锋，出现了三种不同意见：以法国的盖得、瓦杨和卢森堡等人为代表，揭露了入阁派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行为，坚决反对社会主义者入阁，并要求制裁米勒兰；以法国的伯恩施坦、饶勒斯、福尔马尔等人支持米勒兰入阁，竭力为其活动作辩护；以考茨基为首以维护国际的统一为由，进行折衷调和。他把入阁说成是不涉及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问题，而是社会党人的具体策略问题，用隐蔽的形式为米勒兰开脱。结果，国际代表大会通过了考茨基提出的模棱两可、伸缩性很大的“橡皮决议案”。大会讨论了关于反对军国主义和殖民政策问题，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谴责了帝国主义列强、军国主义政策和殖民政策。同时，大会还通过决议，成立“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推选比利时工人党创始人王德威尔得为社会党国际局主席。其后，对待米勒兰事件的三种不同意见，在第二国际逐渐形成了三派力量。右派和中派占据了第二国际组织的领导地位。
第二国际的后期，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待的伯恩施坦主义问题、1905年俄国革命问题、军国主义威胁及殖民地政策问题。第二国际后期的几次代表大会就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团结各国工人党的左派，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在阿姆斯特丹、斯图加特、哥本哈根及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就上述问题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斗争，并作出自己的努力。如在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带有谴责修正主义内容的决议，使法国社会党人达到了统一，大会反对内阁主义——决议真正体现了全世界觉悟的无产阶级意志，决定了各国工人党的政策。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又迈进了一步，“在革命社会民主党反对机会主义意义上说，比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更果断地确定了这条路线”。
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两大军事集团形成，战争危机日益迫近，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分化也日益加深。1912年11月24日—25日，在瑞士的巴塞尔召开的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上，鉴于国际形势日益恶化，帝国主义之间的大战在即，战火逼近，重申了斯图加特、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的反战原则，通过了反战决议和《国际局势和反对战争统一行动》的巴塞尔宣言，呼吁各国党和工人利用一切手段制止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战争爆发，欧洲的无产阶级采取极端行为，利用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革命形势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宣言》是国际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一面战斗旗帜，起到了动员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重大作用。最确切而全面地、最庄严而正式地阐述了社会党人对战争的观点和策略。这是第二国际最后一次会议，对动员人民参加反战斗争起了重大作用。可是，由于处在战争前夕，第二国际的各主要社会党和领导没有认真执行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领导反战运动，而是推行了机会主义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峙使交战国的社会党处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第二国际的大多数各社会民主党中的机会主义集团，完全背叛了自己的信念，背叛自己在斯图加特和巴塞尔国际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和决议中所做的最庄严的声明，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同本国资产阶级一起喊着“保卫祖国”的口号，公开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第二国际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⑥]
第二国际的破产是有极为深刻的阶级、思想和历史根源的。当时，以阶级合作，醉心于合法斗争，迷恋议会道路为基本特征的机会主义思潮发展到了顶点，是第二国际的思想根源；资产阶级化的工人贵族和小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是第二国际的阶级根源；长期和平发展，各国党长期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垄断资产阶级的欺骗和收买政策是第二国际的历史根源。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欧洲战争给国际社会主义带来了莫大的好处，它把机会主义的腐朽、下流和卑鄙揭露无遗，从而对工人运动在几十年和平时期所积聚的污垢来了一次大清洗。”
注释：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3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700页。
[④][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245页。
[⑥] 《列宁选集》第3卷，第809页。
[⑥] 《列宁全集》第21卷，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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