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邓小平国情理论与毛泽东国情理论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情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743(2002)01-0014-06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国情理论虽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不同，但二者关于中国国情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的判断和认识是基本一致的，然而，他们据此得出的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其他重要问题的结论却有很大的不同。
一、建国初期，毛泽东对国情的分析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相继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便自然成为首要课题。此时中国的国情具有什么特点呢？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作了基本的分析：“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品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1]“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骄傲。”[1]由此又总结到：“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1]由此可见，毛泽东当时对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是客观的、正确的。但是，针对这样的国情状况和中国近代历史的落后现状，他并不气馁和悲观，而是充满信心的讲到：“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1]从这样的国情分析和判断出发，毛泽东在随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酝酿、形成并实施了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大约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内（三年国民经济恢复、三个五年计划，共计18年时间，）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渐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求达到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目的。但是这个目标在以后的实践中却以极快的速度，仅用了几年时间就仓促完成了。1958年3月9日—26日，中央政治局成都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观点。从1958年春开始的“大跃进”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在经济建设速度上，提出了“我国工业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最先进的水平。”[2](P331)随后又提出了“争取七年赶上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的要求。与此同时，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呈现急剧发展的局面，人民公社规模越来越大，公社所有制形成也迅速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毛泽东称之为“一曰大，二曰公”。“所谓大，就是公社的规模大，人多地多，便于进行大规模的综合性的生产建设。不仅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而且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所谓公，就是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主义化，更加集体化。……同时，由于人民公社实现了工农商学兵的结合，超出了单一的经济组织的范畴，而成为经济、文化、政治、军事的统一体，乡一级的政权当然就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必须同公社合而为一。”“因此，人民公社是我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适当的组织形式，它将象从前许多卓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多次预料过的一样，发展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2](P331)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就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当时，有的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有的提出各种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案。然而，这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实现原来想象的“共产主义”，却导致了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严重泛滥，致使国民经济遭受了极大的影响和破坏，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副食品供应短缺，工业生产的原材料供应，交通运输也日趋紧张，我国社会主义进入了“极度的三年困难时期”。1958年这种空想的理论和实践以及由此带来的三年严重的经济倒退和困难，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所遇到的第一次巨大的挫折，使毛泽东和其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头脑清醒了一些，使得我们对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认识深化了，反映在发展阶段问题上，初步认识到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毛泽东使用了“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长期性也有了进一步认识。遗憾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沿着这个正确思路向前发展，而是沿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路把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引向歧途。
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对国情的分析以及为此制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十年“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为拨乱反正、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阶段准备了条件，针对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建设问题上再次出现的急于求成倾向，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就指出，人口多，底子簿，百分之八十是农民，这个现实情况应该是中国制定建设蓝图的出发点。邓小平1979年3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说：“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3]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3]他又具体分析了中国底子薄以及人口多、耕地少，80%的人口在农村的情况。针对中国现实国情的分析和判断，中共十三大的报告根据邓小平的思想进一步加以提炼和概括，指出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社会主义中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的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的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突出的景象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并存；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经济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未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员队伍。这种状况说明，我们今天仍然还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4]从这样的国情状况和基本特征出发，邓小平多次反复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落后和不足，“承认落后才能克服落后”。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我国的的经济发展规划“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把目标定得不切实际，靠脑子里面的幻想来制定政策，制定发展的规模，那船是要沉的。”[5]根据邓小平的设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一倍，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三、毛泽东与邓小平国情思想的差异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关于中国国情“一穷二白”的认识和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关于中国国情“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判断是相同的，换句话说都是以承认中国的落后和贫困，也都正视这些基本国情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不利的条件，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时都必须遵循这些不利条件并以这些国情为依据的。但是，详细分析和考察，便会看出二者在国情思想方面不少的差异，并由此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实际效果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情况。
（一）毛泽东和邓小平所处时代背景不同
1949年10月新中国虽然诞生了，但是毛泽东从旧中国接过了惨遭帝、官、封剥削压迫、经济文化都相当落后的萧条局面。而且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歧视、排挤和封锁。因此，如何在经济技术和国民文化素质都相对落后的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尽早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使中国不被开除球籍，使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真正站起来，显示新中国的强大生命力，成为毛泽东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艰辛求索的历史课题，但毛泽东后来在实践中犯了“左”倾的错误。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同样面临着十分紧迫的发展经济的历史任务。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由于其前身是积贫积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济文化基础均十分落后，社会发展水平十分低下，再加上1958-1976年近二十年“左”倾错误所带来的严重挫折，使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愈加扩大。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的原理，社会主义应当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的劳动生产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此，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恢复中共八大关于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和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认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国际的形势和时代的潮流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平与发展逐渐取代革命与战争成为人类社会的主题，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历史课题。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邓小平对1958-1976年长达20年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进行沉痛的反思。他说：“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倾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5]正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教训的反思，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但在发展中要正确的对待经济发展的速度，特别警惕和防止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并据此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分三步走战略目标和战略计划。
（二）毛泽东和邓小平对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认识的不同
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是十分重要的，这不仅因为它与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认识息息相关，还因为对社会主义社会所处历史发展阶段的认识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对国情认识的深化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得失成败。从1955年中期开始，毛泽东思考的中心问题，就是在中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他思考的侧重点是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怎样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他认为，只要把生产资料私有制变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国也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他全力以赴地加速对农业、手工业中个体私有制和对工商业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反右倾加群众运动，掀起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而完全忽视了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基础状况。结果，只用了1年的时间，他的目标就达到了。这次加速，造成了他思想中的一种迷雾：本来以为那么艰难的事业，竟如此这般地容易；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1958年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由于陷入了超越阶段的空想论，毛泽东不仅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提前建成，共产主义可以提前进入，而且认为建成社会主义与进入共产主义之间的时间最好短一点。这就形成了所谓“建成社会主义之日，就是共产主义到来之时”的思想。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伴随着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社会主义经济即将建立之时，毛泽东就开始谈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和将来的事情。”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信中写道：“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6]尽管在其后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历史挫折面前，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有所改变，比较清醒，曾提出过不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但总的情况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毛泽东就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即社会主义革命在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还必须进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认为从这个方面来判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没有消灭，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还是主要矛盾，因而他认定过渡时期没有结束。后来，他又把社会主义“建成”以前的整个时期说成是过渡时期，并且肯定在整个时期都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样，就混淆了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妨碍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的认识，因而也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做出正确判断，直至导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这一教训是十分深刻和异常沉痛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结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以来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进行探索的历史经验，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中，从对现实任务的探索中，得出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论断。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在以往探索中既有可贵的理论贡献，也有明显的理论失误，这种理论失误主要表现在对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认识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两个根本问题上。纠正这两大理论失误正是奠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础的两大理论贡献。明确提出这些论点的正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首先，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认识。以往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唯生产力论”、搞“穷过渡”，都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与根本任务的错误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重新肯定了中共“八大”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上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接着，邓小平围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一主题指明了以下几点：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所忽略。这是我们过去最根本的失误，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但要进一步建设比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第一位的任务是必须建设能够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现在虽然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着重指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且把这一点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尚不完全“够格”的主要原因，这就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特征和要求。其次，指明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是不可逾越的。这也是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进行认识的重大理论突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得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科学论断，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一论断，尽管没有达到后来的认识高度，但在当时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把人们对社会主义普遍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且促进人们对我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了符合实际的认识。在现阶段，中国的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然经济还占着很大比重，这正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理论色彩不同
毛泽东是一个理论家，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中国现实的过程，又提炼为富有他自己特色的理论，尔后按照他的理论进行实践。关于如何改造小农经济，使其纳入社会主义轨道，马克思主义认为，这只能通过发展大机器工业为后盾。也就是说生产关系必须以生产力为基础。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7]在这里，毛泽东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可以随意超越的历史阶段，它需要一系列的客观条件，尤其是物质生产力和人的个性的发展。然而在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完成后，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观点，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之日始，中国即已进入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对于那种“确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主张，毛泽东把它作为右倾错误进行批判。那么，在经济条件相当落后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其依据又是什么呢？他在《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党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我们党已胜利地领导了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一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8]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农业合作社这一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运动，几乎没有考虑到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和物质技术基础的条件，而只能是一再强调党和人民的“主观因素”。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在中国条件下，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在农业中采用和推广机械化，因为小农经济不适合大规模也使用机器。这种观点表面看来是为了避免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现象出现，其实恰恰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最一般原理。毛泽东重视群众的积极性，强调发挥他们的社会主义热情，具有积极的一面。因为在新中国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度从事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没有最广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广泛参与和献身精神是绝不可能的。但毛泽东在强调群众积极性和首创精神的同时，却忽视了经济建设和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毛泽东在哲学和辩证法理论上还片面强调运动、变化、变革，而忽视或贬低了相对静止的地位和作用。具体表现为把对社会主义的改造、变革与确立、巩固绝对对立起来，视改造、变革为一种绝对运动状态，不需要巩固和稳固，联系当时经济急躁冒进，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不平衡状况，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这种认识支配下，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迭起，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社到普遍办高级社都是这样，没有稳步前进，没有巩固和完善。高级社还未巩固，又普遍地搞了人民公社。这种一味强调运动的结果，导致了“穷过渡”。在以后长达20年的“左”倾岁月中，从1959年庐山会议上开始的反右倾运动，到1962年底，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并在以后所进行的长达数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1966-1976年的十年“文革”浩劫。
凡此种种不停顿的、不间歇的群众运动和政治斗争正是这种片面化、绝对化思维方式的结果。
与毛泽东浓厚的理论色彩相比，邓小平更多表现为一个社会实践活动家，他很少受“本本”的束缚，也很少拘泥于某一理论框框，他最信奉的乃是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他曾一贯强调，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在现实实践中，邓小平坚决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关头以及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上，实事求是地提出有针对性的方针、政策。早在5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曾针对农村发展途径问题，提出过“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名言。1992年春，晚年的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再次强调不要争论，发展才是硬道理，把在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有机的统一起来的重要论述。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展现了邓小平的理论个性——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四）毛泽东与邓小平国情思想的侧重点不同
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判断，在1956年前后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中对中国国情分析的反思和深化，侧重点是从国情一般性表现和总体性特征来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其间尽管有一系列有益的理论探索和战略性的思考，并对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前提，但从总体上看，其国情思想还是比较简单和平面化的，更多是描述性的语言而非抽象的理性认识。
邓小平通过对国际形势科学判断，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全面总结，对中国国情特别是改革开放时期所面对的国情状况和现实基础进行了大胆的理论创新和逻辑构建，集中表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创建。以这个理论为基础和根据，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就不仅停留在表象的层次，着眼于国情面貌的一般性描述，而是深入到国情的内在结构中，探索和总结中国国情的本质属性和特殊规律性。
（五）毛泽东和邓小平国情思想的出发点不同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国情的认识和研究，出发点主要是为某一个阶段或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需要制定阶段性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寻找依据和条件，总体上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和历史局限性。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研究，出发点不仅是为改革开放某一阶段、某一方面、某一领域、某一对象所设定的相关政策和举措寻找依据，创造条件，从根本上讲，是实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完成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供历史基础和国情依据。因此，不仅有对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国情思想中正确部分的科学继承，而且是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程度上完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国情思想的理论创新。
（六）毛泽东和邓小平国情思想的实际效果不同
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国情思想的正确部分，主要是针对纠正社会主义实践中违反国情、超越国力并严重违背社会发展阶段所导致的错误，在屡遭挫折后沉痛反思的结果，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和滞后性。
邓平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对国情的分析和判断，对国力的认识和把握，对发展阶段的研究和确立，其宗旨是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建立在现实的基础和科学的依据上，带有明显的探索性和创新性。
（七）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个性及风格不同
在个性特征、气质类型及政治风格上，毛泽东与邓小平有很大的不同和差异。毛泽东突出的表现为乐观主义和诗人的浪漫主义气质。而邓小平更多的表现为现实主义和相当程度的悲观主义。
毛泽东这种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气质，使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困难面前充满胜利的信心。这样，他在分析中国“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时，没有把它们视为负担和包袱，而是从积极的意义上把它们作为“优点”和“长处”来看待。“穷则思变”，“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种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气质在增强中华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热情方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毛泽东身上这种特有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气质，为他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片面夸大人的主观意志作用，忽视客观物质基础条件和生产发展水平以及人们思想文化水准的限制性条件，在唯意志论的支配下，屡犯“穷过渡”的左倾错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是始终充满信心，但是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他更注重现实，更富有科学性。他从中国客观的条件和历史的基础出发，从中国与外国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情的综合对比着眼，清醒地认识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他特别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只能在现实条件的前提下，量力而行，是需要循序渐进、长期艰苦奋斗才能成功的。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以及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力争隔几年使中国经济上一个新台阶的思想，都是一种从实际出发和切实可行的战略与策略措施。
收稿日期：2002-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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