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煤炭市场整合与俄国煤炭进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欧洲论文,世纪末论文,煤炭论文,煤炭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04）01-66-69
欧洲煤炭市场。研究欧洲煤炭市场应从煤炭价格入手。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价格记载的煤炭交易点虽不多，但却很有代表性。在俄国彼得堡和中部工业区消费的煤炭主要来自国外，其价格有案可查。顿河罗斯托夫煤炭的价格代表了俄国最大的顿涅茨矿区的市场行情，德国的煤炭价格以德国最大的煤炭和冶金工业中心——埃森（代表莱茵河-威斯特发利亚煤矿区的价格）和德国第二大煤炭中心不来梅（代表西里西亚上游煤炭价格）的价格最具代表性。此外，德国最大港口汉堡的煤炭价格有据可查。根据伦敦的价格可判断英国的煤炭价格。
根据《1896-1917年俄国和国外主要市场商品价格汇编》[1]（p.82）所载资料，可以揭示1890-1914年间每3年煤炭平均价格，揭示其价格动态的这些平均数的绝对和相对差异。根据各个时期初期价格水平依高低可分为三组：彼得堡煤炭每普特超过15戈比；俄国的顿河罗斯托夫、德国的但泽和汉堡、伦敦每普特10-15戈比[2]（p.82）；德国的埃森和不来梅每普特价格最低，这样，德国的煤炭售价最低，而需要进口煤炭的彼得堡的煤价最高。由于煤炭运输费用计入煤炭价格使各地的煤炭价格相差悬殊。这一时期价格居高不下，顿河罗斯托夫的煤价比埃森和不来梅高出一倍，彼得堡的煤价迅速攀升，国外煤价变化缓慢，无论埃森，还是不来梅每3年煤价落差不大。
上述情况大致说明1890-1914年俄国和国外煤炭价格的某些变化，价格态势反映出所研究时期西欧和俄国煤炭市场的三件大事：欧洲煤荒（1899-1900年）和经济危机（1900-1903年）、以及俄国燃料荒（1911-1913年）。
19-20世纪之交，席卷西欧和俄国的工业危机导致俄国燃料基础形势的剧变。19世纪末煤炭的生产和消费同时增加，1901年的开采量最高，价格也远远超过1900年。煤炭价格运动以1900年截然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顿河罗斯托夫的价格波动与其他地方（除埃森之外）的价格波动同步，而后一时期这种同步消失了。例如，不来梅的价格就是如此。而埃森价格变动更加离奇：前一个时期与其他地方价格相反；后一时期则与其他地方同步。为何出现此种现象？什么因素决定价格的这种变化？这些结果意味着什么？是否存在包括产地在内的统一市场？
价格的某些接近能被视为这种市场一体化的表现，但价格之同缺乏密切的正相关，而且由于市场的界限移动，即消费者货比三家，甚至产生逆相关。但这种过渡本身证明了市场的整体性。但研究市场的传统方法不适用于分析煤炭市场及特点。对研究这种空间形式的市场而言，首先必须确定市场的“中心”和边缘，为确定边缘应当研究货流的空间分布。遗憾的是，难以获取和评估货流所有方面的详情，而且研究货流不能回答市场整合程度的问题。我们认为可用其他方法研究像煤炭这种特殊的市场，这种方法的实质在于，我们找出现存的市场和以这些市场的大致界限为限。
将商品交付消费者的条件的变化（改善交通，运费、铁路税率和关税的变化），还有生产条件的变化（蓝藏枯竭、开采新煤矿、投资的增减等）影响到市场界限变动。为进一步分析价格，解释价格的态势和得出俄国煤炭市场的概念，必须研究其煤炭生产、进口、出口和消费的条件。
俄国煤炭工业的一般特点。俄国在欧洲进口煤炭的国家中特点鲜明。首先，与其他国家相比，煤炭在俄国能源结构中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当时，多数发达国家和部分不发达国家无不以煤炭为主要燃料，俄国却继续广泛使用木材，如1900年俄国工业燃料动力中石油、煤炭、木材、泥炭和木炭分别占41.7％、28％、20.4％、8.7％和1.2％[3]（p.3-94）。然而，俄国对煤炭的需求迅猛，通过消费煤炭的变化可间接判断此种情况。但煤炭需求的迅速增长（1887-1914年增长近6倍）不能充分反映需求增长，因为俄国的煤炭需求未能得到充分满足：1899-1900年欧洲的“煤荒”，俄国首当其冲，1911-1913年俄国又独自饱受燃料危机之患便是证明。
俄国属于产煤国，所产煤炭的绝大部分出自两大矿区-俄国南部的顿涅茨和沙皇波兰（俄国西部）的东布罗夫斯基。顿巴斯煤矿毗邻克里沃罗格铁矿使俄国南部的煤炭和冶金工业发展相得益彰。有针对性的铁路建设有力地推动了这种发展。19世纪70年代-80年代上半期铁路网的主体部分竣工，1878年与顿巴斯铁路干线相联结的顿涅茨煤炭专用铁路和1884年将顿巴斯与克里沃罗格相联结的叶卡捷琳堡铁路最为重要[4]（p.143）。结果，20世纪初按俄国铁路网的密度而言，南俄拔了头筹。1904年每1000平方公里叶卡捷琳堡省和欧俄分别有铁路37.9与9.9公里[5]（p.122）。
1888年前，按开采量而言，顿涅茨矿区并非一直高于东布罗夫斯基矿区，且优势不明显。但此后顿涅茨矿区发展迅速，远远超过了东布罗夫斯基矿区。1890年，这两个矿区煤产量占全俄产量90％左右[6]（p.33）。俄国煤炭工业形成了两个中心、两个潜在的市场。这是以顿涅茨矿区为中心的俄国“南部”市场和以东布罗夫斯基矿区为中心的“西部”市场。俄国煤炭开采量的增长速度落后于需求增长的速度，国内煤炭的不足部分经常靠进口。国内煤炭产量不足远非是国家进口煤炭的惟一原因。由于俄国地域辽阔，国产煤炭从产地运到消费地点因距离遥远而无利可图。例如，煤炭从顿涅茨矿区运到彼得堡每普特14戈比，英国煤从海路运抵彼得堡包括运费和关税在内每普特5-7戈比[2]（p.9）。孰优孰劣，不言自明。彼得堡是俄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是进口煤炭的主要的消费者和支配者，应被视为第三个市场中心。所以，欧俄至少存在三个市场，这三个市场可有条件地称为南部（以顿涅茨矿区为中心）、西部（以东布罗夫斯基矿区为中心）和西北部（以彼得堡为中心）市场。
煤炭进口及俄国消费的国产和进口煤的比。英国、德国、法国和比利时是欧洲的主要产煤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煤炭出口方面英国一枝独秀。1900年，按煤炭开采量美国和德国已超过英国，并与其展开激烈的竞争。俄国的煤炭市场基本上被英国和德国所瓜分，1890-1900年在俄国市场上英国煤炭占明显优势，此后德国煤炭的比重增加，1890—1913年两国向俄国输出煤炭的绝对量增长了4倍，其中同期德国煤炭对俄出口直线上升，增加了21倍。值得注意的是，俄国的煤炭市场既不是英国，也不是德国煤炭的主要销售地。1913年，德国和英国向俄国输出的煤炭仅分别占煤炭出口的5.7％和8.3％[2]（p.89）。
19世纪最后25年俄国煤炭进口增长，但外国煤在俄国消费煤炭总量中的比重却下跌，例如，1874、1881年煤炭进口分别占44.2％和33.7％，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煤炭进口不超过25％[2]（p.90）。1887-1914年的28年间国产煤炭稳步上升，甚至1901-1902年危机期间国产煤炭总量也未受影响[6]（p.32-33），19世纪末煤炭进口逐年增长，甚至在1899-1900年的欧洲煤荒期间煤炭进口居然未减，只是俄国1901-1902年危机导致煤炭进口减少，后来俄国煤炭进口量忽上忽下，总趋势是缓慢回升。
从1887-1913年俄国煤炭开采、进口和消费增长速度来看，煤炭开采速度加快带动了消费增长，消费规模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煤炭开采，国产煤满足了国内煤炭消费量的3/4强。总之，俄国进口煤炭的绝对量和相对量较低，对国内煤炭消费影响较小。但俄国煤炭消费水平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如1900-1903年英国、美国、比利时、德国、法国和俄国人均消费煤炭分别为78.4、70、58.4、34.2、22.6和2.7英国公担[3]（p.122），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在俄国纳入世界煤炭市场之际，国内煤矿工业难与进口煤炭相争，国家未采取专门措施对此加以保护。对一些工业部门的保护导致必须保护其他部门。
俄国的关税政策及其对国内煤炭市场的影响。1877年为保护东布罗夫斯基矿区规定沿西部陆路边境输入的外国煤炭每普特0.5金戈比的关税，1882和1884年对每普特煤征收1.5金戈比关税。从1884年起对经黑海和亚速海输入的煤炭征收保护性关税，每普特煤2金戈比，对经波罗的海输入的煤炭每普特征收0.5金戈比；1887年对经黑海和亚速海输入的煤炭每普特征收3金戈比，对经波罗的海输入的煤炭每普特征收1金戈比，对经西部陆路边境输入的煤炭每普特征收2金戈比，1887年对经上述三个方向输入的焦碳每普特分别征收4.5、1.5和3金戈比[8]（p.223-224）。
从1892年起，俄国保护煤炭工业的完整体系形成。尤其是1891年6月11日税率和1892年5月5日对该税率的补充法规定，经黑海和亚速海输入的煤炭关税增加到每普特6金戈比，1892年规定的税率有效地防止了外国煤炭与顿涅茨煤炭竞争。对经波罗的海港口输入的煤炭征收的关税只及南方边境的1/4，即1.5金戈比，使供应俄国西北的外国煤炭有利可图。经西部陆路边境输入的煤炭每普特3金戈比，但实际上根据与德国和奥匈的贸易合同，每普特煤炭关税仅征1.5金戈比[2]（p.93）。
俄国的关税政策对国内的煤炭供应和煤炭市场的形成产生了哪些影响？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输入俄国的煤炭大部分经彼得堡和黑海沿岸诸港口。俄国的关税政策导致经黑海输入的煤炭不仅相对量，甚至绝对量减少。高额关税税率有效地保护了顿涅茨煤矿业，并推动其迅速发展。经黑海输入煤炭的减少，靠增加经彼得堡方向的进口来弥补，但到19世纪90年代末因俄国关税政策经西部边境德国煤输入增加，使19世纪90年代初向俄国输入煤炭传统路线明显改观。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经彼得堡输入的煤炭绝对量持续攀升，比19世纪90年代翻了一番。这样，俄国的关税政策促进了“南部”市场的扩大，为与德国市场相联结的“西部”市场的整合创造了条件，但并未损害“西北”市场。莫斯科、彼得堡和波兰是欧俄煤炭消费中心。莫斯科工业区远离燃料开采的主要中心，而使情况复杂化，恰恰这里是英国、顿涅茨、东布罗夫斯基和莫斯科近郊煤炭竞争的主要舞台。
俄国关税政策中的风吹草动直接左右着国内燃料大户莫斯科的煤炭消费。“南部”市场扩大了自己的范围：1890-1892年莫斯科消费顿涅茨煤炭的比重从40％增加到74％，同期英国煤炭的比重从38％降至8％[6]（p.199）。20世纪初，这种趋势不仅持续下来，而且进一步加强，莫斯科工业区消费煤炭资料就是明证：1907年莫斯科工业区消费煤炭源自顿涅茨、东布罗夫斯基、俄国其他地方和外国的分别占85.4％、1.5％、11.2％和1.9％，1910年源自上述地区的煤炭分别为87.5％、0.8％、11.1％和0.6％[2]（p.96）。
俄国关税政策及其对煤炭工业发展的影响。俄国煤炭市场无力操纵供货者的价格，因为俄国的煤炭市场无论对英国，还是对德国的煤炭而言都是无足轻重的。从理论转向实践并试图评估，针对外国煤炭涌入俄国而实施贸易堡垒得失，实施进口税率时预期出现如下问题：当关税下调时国家的额外收入；消费者因被迫花高价而蒙受的损失；国内生产者的好处。
关于关税对国家收入的影响。1892年经所有口岸输入的煤炭量减少了620万普特，占1890年输入煤炭量的6.6％。与预期相反，由于提高关税国家收入非但未增加，反而减少18.1％，1892年为104.9万金卢布。显然，国库收入减少既与进口减少，也与货流的改变（因经南部边境关税最高，而从此处输入的煤炭剧减）有关。煤炭进口关税仅占进口商品关税总收入的一小部分，如1890年为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仅占1.4-1.3％[2]（p.96）。保护关税政策首先成为消费者的负担。关税限制潜在进口的可能，或减少国内商品消费，或商品价格提高，或后二种情况同时出现，消费者深受其害。这个问题虽然饶有兴趣，但与本文的主旨相距甚远，故仅举一例，据统计，仅1912年一年燃料消费者多支出1亿卢布[9]（p.41）。
在煤炭开采方面通过降低商品价格途径降低成本的一线希望因俄国的关税政策而扑朔迷离。铁、铁制品和钢的关税使这些商品的价格提高，这些商品构成煤炭成本的一部分。同理，对冶金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煤炭和焦碳征收关税，使铁制品和钢制品价格提高。结果，陷入恶性循环。确实，由于劳动力价格构成煤炭开采全部支出的半数，靠良好的生产组织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方有可能降低煤炭成本。这一时期煤炭工业使用的机械动力容量增加，1911年俄国矿工人均1.15机械马力，比1889年增加了2倍[2]（p.98），但这种增长未能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是停步不前。机械化主要推广于辅助性采煤过程（提升、通风、抽水），而采掘和将煤运至地面继续靠手工。但恰恰此时俄国开始开采更复杂的矿层，矿井掘进更深，地下巷道和坑道更长。就工业而言，机械化仅仅补偿了因采煤条件复杂而连带的额外劳动支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煤炭工业的利润一直低于俄国工业其他部门。煤炭工业劳动生产率低是其收入较低的重要因素之一。1900-1910年顿涅茨矿区年均利润分别相当于石油和莫斯科纺织工业的1/6和1/14[10]（pp.64-65）。为在这种情况下生存和获得可观的利润，煤炭工业的企业主谋求：走向外部市场；争得国家订货；加强集体对市场的监督。
国家的煤炭消费和垄断。俄国主要产煤区的集中程度相当高。1891年，顿涅茨矿区年产煤500万吨以上的企业采煤比重占该地区煤炭总产量的47.8％。随着时间推移，采煤生产中大企业的比例增加。1900-1903年危机期间煤矿数量减少1/3左右时，顿涅茨煤矿工业的集中明显加强。到1913年，顿涅茨矿区年产煤500万吨以上的企业采煤比重占这里煤炭总产量的87.8％[12]（p.236）。工业集中为建立企业主联盟提供了机遇。采矿技术条件的多样化为在顿涅茨矿区活动的商行提供的机会多于其他商行。有利的和不利的因素导致采矿工作的起点不一，推广机械化和降低开采燃料成本条件不同，同样效果也有别。不利的自然条件推动了若干采煤企业为解决共同的问题而走向联合[13]（pp.17-27）。“顿涅茨矿区矿物燃料贸易公司”（简称“煤炭销售”）应运而生。该公司1906年2月开始活动，13家煤炭公司加盟的“煤炭销售”，分别控制了顿涅茨煤炭开采和输出的45.15％和41.13％。1909-1910年辛迪加契约当事人的数量增到24个，在这一时期“煤炭销售”控制了顿涅茨矿区煤炭产量的66.8％和顿涅茨矿物燃料外运量的60.1％[13]（pp.15），其活动受“红色合同”条款所制约。“煤炭销售”的参加者将销售煤炭与焦碳的特权让渡给辛迪加并承诺遵守所分得的限额。自行销售燃料被处以罚款。辛迪加的价格政策建立在规定销售产品限额上，最终规定开采限额。
由于国家保护关税政策生产集中加强和减少了外国的竞争，使建立既能控制市场价格，还能影响国内煤炭开采，并能在政府面前捍卫团体利益的这种有效组织成为可能。煤炭工业的垄断化程度相当高，垄断阻碍了国内的煤炭生产。据п.в.沃罗布耶夫统计，1913年顿涅茨矿区实际产量与潜在产量相差5亿普特[9]（p.41）。企业主团结加强，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国家订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家订货几近顿涅茨矿区总产量的半数。
俄国煤炭市场和价格。俄国煤炭市场国产保障程度提高降低了国内价格，消费国产煤的价格与份额之间的相反联系也证明了这一点。对俄国消费者而言，国内煤炭工业的发展和将国外煤挤出国内市场对价格施加了有利的影响。但在煤炭需求不能充分满足的情况下，此种趋势不能稳定市场。国内煤炭辛迪加的限产政策更加剧了国家煤炭不足，旨在既限制国内生产，又限制国外进口的政策导致国家“煤荒”。无力满足需求不仅表现为“煤荒”和“燃料荒”，还表现在严重诱发供求失衡的价格态势上。欧洲“煤荒”和俄国“燃料荒”期间，俄国煤炭价格比各国的价格上涨迅猛，证明了俄国国内市场不稳[14]（p.146-147）。由于严重的关税堡垒俄国国内市场的某种“封用性”和国内价格过度敏感破坏了供求平衡。
确实，俄国煤炭价格提高产生的影响更大。第一，政府允许的免税进口煤炭制约了价格提高。例如，根据对外贸易统计资料，1900年为了铁路需要，免税进口煤炭占12.6％，这一数字占征收关税最高的黑海边境进口量的1/3左右。1913和1914年免税进口的煤炭分别占9％与9.5％[2]（p.102）；第二，国内对煤炭的需求因受托拉斯的垂直经营而弱化。在大的商行中存在垂直一体化趋势，表现在冶金公司得到了煤矿，这些商行自身保证煤炭自给。20世纪初托拉斯化趋势加强，1907和1913年这种混合式企业占顿涅茨煤炭产量的17.3％与34％[15]（p.123）。
上述分析有助于解释俄国煤炭价格态势。对主要消费进口煤炭的彼得堡的价格波动与伦敦煤炭价格波动间的密切联系无须做更多的解释。在顿河罗斯托夫价格态势则是另种情形。19世纪90年代关税保护体系促使顿涅茨矿区在俄国煤炭市场上的影响范围扩大。与1892年比，1893年顿河罗斯托夫煤炭价格与关税增长同步，而未削弱顿涅茨煤炭的竞争力。顿涅茨煤炭因得到了这种让步和为消费者供货的优惠运费面扩大其行动范围，扩大了竞争力所及的市场界限。
简短的结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国民经济增长问题，国家工业化问题均与其燃料基地的形成，特别是与煤炭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通过将俄国煤炭市场置于欧洲煤炭市场的背景之下，我们弄清了欧俄至少存在三个市场，其中“南方”市场以国产煤为基础，其价格取决于煤炭业主的出口政策，还与辛迪加的调节有关。“西北”市场主要靠进口煤，其价格实际由伦敦价格决定；而“西部”市场消费进口煤和国产煤。为分析影响上述市场界限变动的诸因素，我们集中分析俄国煤炭消费条件。一方面，俄国渴望发展自己的煤炭工业，但因保护措施不力使煤炭工业发展受阻；另一方面，俄国煤炭需求量大，即俄国沿工业化道路迈进，国家需要进口煤炭。为化解这些矛盾，政府采取灵活政策，煤炭的关税并未高到禁止进口的程度，俄国的煤炭工业却因这些关税在相当程度上免于外国的竞争。
限制生产和限制进口的政策影响到了价格态势，比起西欧的煤炭市场，俄国的煤炭市场很难保证供求平衡。在所研究时期俄国和西欧间的煤炭价格差拉大，俄国的煤炭价格并非取决于“世界价格”，而是取决于多种因素，国内煤炭工业辛迪加化程度是影响国内市场价格的因素之一。
研究欧洲煤炭市场一体化和俄国靠国产煤和进口煤供应问题，有助于评估国家关税政策的制度条件和垄断行为如何影响国际煤炭贸易，如何影响工业化时期国家燃料工业重要部门发展。所研究时期煤炭工业在保护性关税的庇护之下，发展是粗放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