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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062(2013)01-0065-07
“技术”是一个复杂的哲学范畴，“身体技术”无疑是技术的一个重要类型，甚至是比器具技术更早的类型；而“身体信息技术”又是身体技术中的一个重要类型，今天导致“信息时代”来临的现代信息技术，就是人的身体信息技术的体外延长，在这个意义上，身体信息技术对于我们认识今天的时代特征及其技术本质，具有始源性的意义。同时，对身体信息技术的哲学分析，还将集合正在兴起的身体哲学、信息哲学和技术哲学的视野与成果，成为若干新兴哲学分支探索和创新的会聚之域。
一 从身体到身体技术
可以说，任何作为物质存在的生命体，都有自己的“身体”，作为生命体的人也不例外。人的身体可以从多种意义上纳入哲学的视野，例如，身体是人的直接存在，一个具有身体的人，才可能成为一个现实的人，才可能从事现实的活动。正如莫里斯·梅洛-庞蒂所认为，“人类在世界上最初的关注点就是身体对其周围环境的适应。人类通过接近、抓住和占用自己身体周围的环境而实现自己的意图”。[1]282在今天的身体哲学视野中，越来越不再把身体只是看做一种自然的物质，而是更多地关注身体的另一些属性，如玛丽·道格拉斯提出了“两个身体”的“身体观”，那就是“自然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并以后者表明人的身体是受到社会控制的；福柯则阐明了身体如何受到权力的规训，尤其是如何受到官僚政治机构(诸如医院、监狱、疯人院等)的体制化的话语的规训。
确实，人的身体与其他生命形式的身体具有多方面的不同。如果从技术哲学的视角看，这种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的身体和技术之间的独特关系，尤其是它们之间的互相建构：一方面技术建构着人的身体，使技术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从而使人的身体成为一种“技术身体”，即具有技术(能力)的身体。伊德认为人有“三个身体”：“身体一”是作为肉身建构的身体，即物质身体；“身体二”是作为文化建构的身体，即文化身体；“身体三”是作为技术建构的身体，即技术身体。这种技术身体使得人可以更好地和外界打交道，并成为人的生存的第一要务。可以说，没有技术(能力)的身体，不掌握生存技巧的身体，至少是不成熟的身体，是依赖型的即需要靠别的技术身体养活的身体，这样的身体不具有真正的主体地位；只有当人有了技术身体，人才是真正具有了人的特性的人，所以“人的技术是人身上最富有人性的东西”。[2]
另一方面，在技术建构身体的同时，身体也建构着技术，形成着技术。或者说，当技术建构身体时，身体就因为具有了技术能力而成为一种技术——身体技术，人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身体技术去达到和实现自己的目的。身体成为了技术身体就意味着人具有了身体技术，后者可视为前者的标志。还需要指出的是，身体技术在这里应该是指以身体为手段的技术，而不是以身体为对象的技术，例如医疗器械所构成的技术，它属于后面我们要说到的“器具技术”。这样，身体和技术的相互建构实际所导致的“技术身体”或“身体技术”所指称的是同一对象或过程，那就是身体成为技术的一部分与技术成为身体的一部分的双向交融，是身体与技术的合一：此处的身体是集合了技术的身体，技术是承载于身体上的技术。
在现代学术研究中，“身体技术”首先被人类学所关注，尤其是法国人类学家马赛尔·莫斯(1872-1950)关于身体技术的思想，为我们从哲学上理解这一概念提供了丰富的启示。
莫斯认为身体技术属于“不使用工具的技术领域”，是人们“以传统的方式知道了怎样使用他们的身体”。[3]78-79这样的技术在他看来是人最原初、最基本的技术：“身体是人第一个、也是最自然的工具，或者不要说成是工具，是人的第一个、也是最自然的技术对象，同时也是技术手段”。[3]84莫斯的这一看法与技术哲学家芒福德的看法是一致的，在芒福德看来：自原始人类以来，心灵技术、身体技术和社会技术总是先于自然技术，为后者准备条件。如果把人制造和使用其他器物作为又一种技术，并称其为“工具技术”的话，那么在莫斯看来，人“在工具技术之前已有了一整套的身体技术。”[3]84今天我们或许还可以看到这两种技术之间的动态关系：最初的人是以身体技术为主，后来工具技术(亦即器具技术)才不断发展起来；随着工具技术越复杂，身体技术就可能越简单。
莫斯还指出，身体技术是人习得的而非与生俱来的，因此具有文化的属性。“在使用身体技术的所有这些要素中，有关教育的各种事实是占主导地位的。”[3]82人们是从他所归属的社会中才了解和学会了使用自己身体的种种方式，是在社会环境内部中沿袭了身体活动的习惯，它们会随着教育、利益、习俗声望等的变化而变化，能够被更有效地作为一种培训或培养的效果来完成，尤其是作为某种培训结果的“灵巧敏捷”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概念。所以要研究身体技术，就“有必要研究所有的训练、模仿方式，特别是那些被人们称做生活方式、手段、活力、方法等等现象。总之，身体技术不是由遗传带来的，我们的举手投足都渗透着文化，都表达着文化；或者说身体技术不是先验的，而是经验的。
菲奥纳·鲍伊认为，莫斯“身体技术”观的主要贡献是：“莫斯不是探寻究竟是遗传还是教养对行为负责，而是研究社会的意义如何铭刻在物质的身体上，研究个人选择和代理人和社会结构(权力)的作用，如何限制了个人的和集体的行为，或使之成为可能。”[4]这样，不仅器具技术是社会建构的，而且身体技术也是社会建构的。
二 从身体技术到身体信息技术
身体技术是一个庞大的系统，莫斯对身体技术进行了多维度的分类，如以性别划分的身体技术、以年龄划分的身体技术、以效率划分的身体技术、以传承形式划分的身体技术[3]86-88；在每一维度的身体技术下，又进一步可分为若干具体类型的身体技术，如以年龄或生命生长而划分的身体技术：生育和分娩的技术、孩童时期的技术、青少年时期的技术、成人时期的技术，如此等等。
其实，对身体技术可以有一种更加概括性的分类，那就是根据“两种身体”的区分而形成的“两种身体技术”：一种为“身体生产技术”，另一种为“身体信息技术”。
最常见的“两种身体”是指作为物质性的身体即肉体和作为心智性的身体即心灵，或身体的物性维度与灵性维度；由此也区分出两种不同的“身体活动”：身体的物质活动与身体的精神活动；从技术角度看就是身体的“造物”活动与身体的“造义”活动，即人用自己的身体所从事的创制物品与形成信息的活动；所使用的身体技术手段就分别是生产性的身体技术与信息性的身体技术，即所谓“身体生产技术”和“身体信息技术”。反过来看，两种身体技术也表明了人的这样两种身体：具有生产性的身体和具有交流性的身体，当人重点发挥某一种身体功能时，就是在重点使用某一种身体技术。
“两种身体”的一体化也就是身心统一的身体观，这种身体观使得身体技术应该是包括心智活动的技术，亦即是应该包括身体信息技术的身体技术。这样，从哲学理解的身体信息技术，应该是身体哲学与心智哲学的会聚性把握。
莫斯关于身体技术的分析中其实也涉及了我们这里所说的两种身体技术。他说，如果承认技术是人的有效行为，那么“在宗教的传统有效行为、象征或者司法的传统有效行为、日常生活的行为、精神道德行为等与技术的传统行为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这样划分的作者感觉到，后者作为一种机械的、物理的或物理—化学范畴的行为，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进行的行为。”[3]85其实这后一种就是所谓生产技术，而前面的就是身体信息技术。他关于身体技术的一些举例中，也常常涉及的是身体信息技术。如身体技术使“我们身上的一切都默默地受到支配。对你们来说我是演讲人，你们看到我的坐姿，听到我的声音，并且坐着安静地听我讲。我们被置于一种允许与不允许、自然与不自然态度的协调中。由此，我们应给予凝视这个行为的不同价值：在军队中是礼貌的象征，而在日常生活中是不礼貌的表现”。[3]85这里他明确地把“讲演”甚至听“讲演”都纳入身体技术中，而这样的技术明显不属于造物的身体生产技术，而只能是属于进行信息交流的身体信息技术活动。甚至当“听”也被纳入其中时，就使身体信息技术的概念更为宽广：“听”确实是一种高超的身体信息技术，能“听出”话中之话和“弦外之音”，能从中“察言观色”和“善解人意”，无疑是经验和能力的体现，是后天习得的一种敏锐的使用身体信息器官去“摄取信息”的本领，从而也是生活技术中的一种；至于“说”就更是如此，它体现的是人们使用身体器官表达信息的能力。
关于“两种身体”还有如下一种区分的维度：被表现的身体(关于身体的叙事)和用于表现的身体，后者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身体信息技术；而前者则是以身体为对象或内容的表达活动，如同丹尼·卡瓦拉罗所说：“身体既是一个被表现的客体，也是一个有组织地表现出概念和欲望的有机体，两套表现系统相互缠绕和重叠……所有的社会都创造理想的身体意象用以定义自身，社会身份有很多就是关于我们怎样察觉我们自己和他人的身体的。”[5]
类似前面所说的身体技术是指以身体为手段而不是以身体为对象的技术，身体信息技术也应该是指以身体为信息手段或媒介的技术，而不是以身体为信息对象或内容的技术，如影像技术所呈现的身体内容，它是身体被别的技术去表达的过程，即拉康所说的“媒介的身体叙事”，而不是“用身体”去表达的过程。但是也要看到，被表达的身体又是与用身体去表达不可分割的。就是说，作为表达对象的身体与作为表达手段从而作为身体信息技术的身体可以说是“一体两面”。因为身体要被表达，那么身体本身就一定表达出了些什么，即使不是用语言在表达，也是在用“身体惯用语”表达。“身体惯用语”是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1922-1982)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只要人们之间以身体存在的方式接触，就会获得一套特殊的文化理解和认知。在共同在场(社交上的相遇)的场景中，我们有一种紧迫的、实际的需要去获得有关对方的信息，他们的身份地位、性格、对我们的看法等等。有些信息是通过谈话口头传达给我们的，但是另外一些则是由非言语行为“发出”或是透露出来的：他们的面部表情、采取的姿态、手脚的摆放、说话的语调等等。与这些姿势相联系的文化含义与其说是一种语言，不如说是一个惯用语：一种标准化的表达模式。在任何社交场合，身体惯用语都是无时不在的，因为尽管一个人可以停止讲话，却不能停止身体惯用语的交流；他一定会表达或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事，不可能什么也不表达。[1]283“身体惯用语”的存在足以说明身体的被表达和身体的表达可以统一在同一个过程中：身体从本身具有或作为一种符号的属性，到人有意识利用身体来创造和表现信息内容，后者就过渡到身体作为一种信息技术、从而行使身体信息技术的功能。
由于身体技术又被称之为“技艺”，因此身体信息技术也被技术哲学家米切姆称为“讲演术和书写之类的信息技艺”[6]。这里也表达了如下的含义：身体信息技术如果作为一种使用语言的技艺，那么就有“言说”和“书写”两种主要的形式。
人类历史上曾经历过主要依赖身体技术的时代，表现在信息交流上就是主要依赖身体信息技术的时代，这就是原始部落时代的以身体为元媒介的叙事方式。而其中绝大多数的时间中口耳相传是唯一的信息承载和交流方式，所以“语言”最初只是指“声音”，以至于直到柏拉图时代，即使文字出现了，在信息技艺的方式上他仍倡导“扬声抑文”或“声音中心论”；相对于“手工”的身体生产技术，此时的身体信息技术主要是“口工”性的信息表达技艺，从一般的言说，到附加上修辞、文采等等的演说，其中的“言语技艺”含量越来越高。口耳相传的身体信息方式有其自身的优点，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中对此概括道：“在口耳相传上，眼睛、耳朵、脑袋以及感官和官能之间都协同运动，忙于合作和竞争，在功能上互相引导、刺激和补充。”[7]
文字出现后，书写是随之兴起的另一种语言性的信息技艺，但在早期阶段它饱受指责。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认为，书写没有人情味且不真实，它破坏记忆且“削弱灵魂”。伊尼斯将其归结为“口头传统蕴含的是精神，文字印刷的固有属性却是追求物质”。[7]105抑文扬声其实是不全面的，神经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书写对人的信息能力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它能够促进使用字母文字材料的读者大脑左半球的活动，通过对参加写作强化班学生所进行的实验研究，发现书写有助于学生理解主题，有助于学习，甚至还利于组织思想。[8]而且它还克服了口耳相传因即时性而带来的稍纵即逝的缺陷。
今天，我们视言说和书写这两种以语言为基石的信息技艺为相互补充的关系，它们各有优点也各有局限，其优点使它们一直存留于今，仍然是人和人之间交流的重要方式；其缺陷则导致了新的信息技术不断出现，尤其是作为身体信息技术之延长的器具信息技术的出现。
三 从身体信息技术到器具信息技术再到两者的会聚
可以说在文字以前，信息只能或基本只能是“涉身”的，人的信息活动具有纯粹的“身体性”或完全的“亲身性”；而身体的自然界限和身体的自然属性，决定身体充当信息手段的不足，从而具有极大的有限性，主要表现为信息的存在和传播受到身体活动或身体存在的空间与时间范围的限制。为了有更满意的信息交流，就需要超出这个界限，在身体之外寻找自然的或人工的器物来辅助身体的信息功能。正如人们为了弥补身体生产技术的不足而发明出了石刀石斧之类的器具生产技术，为了弥补身体信息技术的不足人们也逐渐发明出了器具信息技术。例如，为克服体内记忆的不足，所以需要有体外的储存技术，从结绳记事到刻石记事、从贝壳书写到纸笔书写，人们发明出越来越强大的信息储存手段。这些信息的体外储存技术同时也是体外的传播技术，借助于信息可以被“固化”在体外的介质之上，人们可以通过传播这些介质来实现远距离的传播信息，从而克服口耳相传的局限性。
可以说，使得信息的体外储存和传播的技术出现之“契机”或“关节点”是文字的出现。文字被视为语言(言语)之后的第二次信息革命，它和器具信息技术的发展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它既是器具信息技术发展的原因——因为需要文字的更好的载体和更高效率的书写手段，才导致了笔墨纸张、印刷术等器具信息工具和技术的出现；同时，文字也是器具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正是有了最初的载体技术，才可能有文字的存在。甚至文字本身就兼具身体信息技术与器具信息技术的“双重性”：它既是依赖身体的，又是离开身体的；文字的书写是依赖身体的，从而是一种地道的身体信息技术；而文字一旦写成，就成为离开身体的存在，成为载体上的固化信息，成为器具信息技术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文字是两种信息技术的接口或过渡。
其实，更广义地看，身体信息技术和器具信息技术之间本身就是交叉和互相进入的，例如我们书写而成的符号，我们言说出来的声波，都可以进入到器具信息技术系统，在其中被转化、储存、处理和传播，成为以器具信息技术为“载体”的“信息内容”。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身体信息技术作为表达的手段，在器具信息技术那里转化成了被表达的内容，由身体所呈现出来的“信息流”在信息技术系统中被转化为一些特殊形态的“物流”——包括作为声波的空气流、作为书面语言的符号串、作为电信号的电流等等……这种交叉性也表明了身体信息技术与器具信息技术的所具有的同一性：它们均是用一物表征某种意义，如同斯图尔特·霍尔所说，“它们都使用了某些因素去代表或表征我们想说的，去表达或传递某个思想、概念、观念或感情。口语用音响、书面语用词语、音乐语言用调性序列中的音符、身体语言用身体姿势、时装业用制装面料、面部表情用调动五官的方式、电子用数码或电子产生的荧屏上的色点、交通信号灯用红、绿、黄——来‘说话’。这些元素：声响、词语、音符、音阶、姿势、表情、衣服都是我们的自然和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对语言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是什么，而在于它们做什么，在于它们的功能……它们是运载意义的工具或媒介，因为它们作为代表或表征(也就是象征)我们想要传达的意义的各种符号来起作用”。[9]
文字的出现开启了器具信息技术的发展，如果说器具技术是身体技术的延伸和增强，那么器具信息技术也是身体信息技术的延伸和增强。
总括信息技术发展的整个过程，起初，人只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接触外界的媒介和表达意义，最初是以自己的肢体动作，然后是用发音器官发出的声音，再到利用各种实物符号，最后发展到使用文字符号，所能表达的意义趋向越来越丰富和复杂，以后还发明出各种器物性信息技术来扩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增强处理信息的能力。
可以说解决信息储存问题一度是增强人的信息能力的主题，所以信息储存技术一度是主导的信息技术；有了大量被储存的信息，信息的传播问题随之凸显出来，而印刷就是为了克服手写传播的不足，电子传播则是克服纸质传播的不足；信息的储存和传播得到初步解决后，信息的处理问题又突出来，大量信息需要及时处理，而计算机的出现使得人类处理信息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计算机作为“造信息”的工具所制造出来的海量信息同时又对信息的及时和广泛传播提出了迫切的要求，网络随之出现。由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构成的现代信息技术将人的体外的器具信息技术的发展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信息技术的整个发展历程可简要归结为这样一个“三段式”：身体信息技术(技艺)——器具信息工具——现代信息技术。
现代信息技术也称为“电子信息技术”，它的出现是信息技术的全面革命，因为它使得从信息的储存到处理、从信息的传播到显示都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也使得信息存在的主导形态，从口耳相传的“气态信息”和文字印刷的“固态信息”提升到了“电态信息”。以电态信息为主的交流；既克服了“气态信息”的转瞬即逝，又克服了固态信息中由于“隔着符号”进行交流的间接性、抽象性和滞后性，成为一种及时的、直接的、互动的、音像兼有的新型的信息交流方式。“电子传播把巨大的距离和时间的瞬时性结合起来，使说话人和听话人相互分离又彼此靠拢。语言不再表征现实，不再是用来强化主体的工具理性的中性工具：语言变成了，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构了现实。”[10]电子信息技术的多媒体乃至全媒体显示端还可以将人的身体信息器官加以全面调动，而不再要么是“听觉中心论”、要么是“视觉中心论”，在这个意义上，以前的信息革命只能是“单项的信息革命”，而电子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是“多项的信息革命”和“综合全面的信息革命”，它使体外的信息技术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
这种体外的信息技术发展到极高的水平后，又进一步展示了向人的体内回馈即融入身体本身的发展趋向，即器具信息技术向身体信息技术的融入。
器具信息技术具有越来越强大的信息功能，其局部功能甚至远远超过人的身体的信息功能，在此背景下人们进一步设想这样的体外信息功能如何与人的身体形成融合的关系，进而使体外的信息能力技术性地成为体内的信息能力，这就是芯片植入人体或记忆向人脑移植之类的实验和设想。此时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就不仅是身体信息器官的外化或延长，而是“嵌入”到人体之内的“体内增强”，这种“嵌入”在将来还有可能因其比重的增多或重要性的增加而使人的身体成为“人工身体”。
由此所带来的也是身体信息技术与器具信息技术的会聚问题。从自然身体到人工身体，从自然的信息器官到人工的信息器官，然后是自然信息器官与人工信息器官的结合，这就是发生在人的身体之上的两种信息技术的融合，这种融合的最高境界或许是两种信息技术之界限的解构，身体技术和器具技术实现高层次的会聚，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身体就是技术”、“技术就是身体”。
目前，关于“赛博人”或“电子人”(cyborg)的理论就是对这种融合的一种诠释。赛博人指人被植入若干器具信息技术的装置之后的产物，其中以哈维的看法最具代表性，她的“电子人打破了技术和人类之间的边界……电子人是杂交生物，由有机体和机器构成。但是，电子人是由特殊种类的机器和特殊种类的有机体构成的，这与20世纪晚期的状况非常相称。电子人……首先是由我们自身和其他有机生物——以一种未经选择的‘高技术的’外表——组成，诸如信息系统、文本以及由人类工程学控制的劳动系统、设计系统和复制系统；电子人的第二种基本成分是机器，它们是以传播系统、文本以及自动的、由人类工程学设计的各种装置的外表出现的”。[11]
当电子人或赛博人成为我们必须面临的一种的新的信息技术时，无疑将其中的哲学问题也提到了尖锐的位置。它可能既是身体的进化方向，也是器具信息技术的进化方向；对于前者来说，类似于基因增强使我们的“物质身体”得到“改善”或“人工新进化”，赛博人中的“信息增强”使我们的“信息身体”也得到“改善”或“人工新进化”；对于后者来说，它可能使得器具技术相对于人来说从先前的外在化发展变成为内在化发展，技术的客体性也由此变为技术的主体性(成为主体的一部分)，直至走向技术与人之间的无缝“对接”。在上面的会聚中，不仅是技术融人造物于身体之中，也是人融身于技术体系之中，此时，既形成了“新型的身体信息技术”，也形成了“新型的器具信息技术”。
四 身体信息技术与新的哲学技术观
传统的技术概念造就了我们心目中的“技术”意象，都是“人造物”，即器具性的造物技术，或者就是这种造物的器具本身，极大地狭窄化了技术的含义，使技术的身体性和信息性被忽略，如今必须给予关注。“我们在许多年中都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即认为只有在有工具时才有技术。我们应该回到这样一个古老的观念，回到柏拉图学派关于技术的立场，柏拉图所说的音乐的，特别是舞蹈的技术，并扩展这一观念。”[3]84就是说，作为一种全面的技术概念，必须引入身体信息技术这一类型，从而构建一种新的哲学技术观。
引入身体信息技术的技术观，其解释力可以延展至人的始源性。人最早拥有的技术是自己的身体技术，语言技术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身体技术，它甚至比制造工具的身体生产技术更为重要，因为“制造工具的能力既不需要早期人类丰富的大脑容量，也不会导致早期人类大脑容量的增长”。换句话说，对于人类的进一步发展来说，语言的出现无疑要比用石头磨制手斧更为重要。与使用手工工具所需要的相对简单的协调相比，完成有声言语所需要的多种器官的密切配合是一种更大的进步，并且肯定占用了早期人类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从人类起源的开端处，不是更有效的工具，而是符号表达的意义模式的建立，才是智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12]就是说，当身体技术是最早的决定性因素时，身体技术中的身体信息技术又是更始源性的决定性因素。掌握信息技术是掌握生产技术的前提，掌握身体性的信息技术又是掌握体外信息技术的前提。
纳入身体信息技术的技术观，可以引发我们对诸如“实践”、“认识”、“心智”等最基本的哲学范畴的再思考。例如在身体信息技术中，不仅有外在的信息活动，还有以外在的行为控制内在信息的活动，如“学会镇静”就是这样一种身体信息技术活动。莫斯指出：“我看到以前我登山的最大益处是训练我的镇静，使我能在最陡峭的深渊边上站着睡觉。我认为……镇静首先是一种机制，它可以延迟和阻止混乱无序的行动，这种延迟可以使协调行动朝向选定的目标得到一种协调的回应。”[3]97福柯的“自我技术”也包含上述含义，它指的是个体通过控制他们的身体、灵魂、思想和行为而形成和改变自我。[1]291总之，人使自己处于一种特定的信息状态的身体行为，也是一种身体信息技术行为，甚至包括“如何使我思维集中”也应该属于此列。由此提出的问题是：这种控制精神状态的身体信息技术行为是属于实践还是认识活动？它和技术哲学界讨论的“思维技术”是不是一回事？可能“范畴的区分”在这里已经不重要，这些技术行为可以视为实践与认识的会聚，是寓于改造身体活动中的改变心智或心灵，所导向的都是世界的改变：身体性物质世界与心灵的主观世界的整体性改变。这样，“通过考察身体技术的表现方面，我们逐渐发现心智和自我不是栖身于身体机器上的幽灵，占据头颅的上半部分，而是有些滞‘后’于我们的行动。相反，心智和自我可以被更好地理解为是在身体技术日常实施中被编码的。”[1]284这种看法也体现了身心统一观，从而也是“知行统一观”，使我们看到对于身体的技术行为，“认识”与“实践”、“心理效果”与“生理效果”之间本来就是一体化的过程，现代医学的“生物—社会—心理模式”也印证了这一点。总之，从身体信息技术的视角，我们可以对许多基本的哲学范畴产生新的理解。
身体信息技术还为我们引入新的“能力观”或“资本观”。技术与资本的关联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如果不只是负面地视技术为资本的“帮凶”，那么在积极的意义上，一个人的身体技术能力，可以构成这个人的“能力资本”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拳击运动员强烈地认同他们的身体：他们就是自己的身体，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出于拳击目的运用身体的技术是一笔可转化为物质成功的资产。因此，拳击运动员拥有通过训练而获得的‘身体资本’，并将其转化为‘拳击资本(pugilistic capital)’。”[1]308在信息时代，人的信息技艺或身体信息技术能力成为了人的最重要的能力资本，这也是凝聚在一个人身上的“信息资本”、“知识资本”等等。信息社会是人的信息能力更加重要的社会，不同于传统工业和农业社会中物质资本是首要的资源，当今身体信息技术所包含的创造能力、演讲能力、说服能力、倾听能力、写作能力、记忆能力等都是财富生成的重要资源，在这些方面所进行的学习和训练，也被视为前景无量的“智力投资”，为的是在人的身上富集起各种“信息资本”，然后在发挥自己身体信息技术的活动中实现信息资本的“增值”，这个过程就是身体信息技术的“经济实现”过程。从技术不同于科学(求真)和人文(求善)的意义上，身体信息技术的这种经济实现应视为技术的普遍“求效”特征的一种具体化。因此身体信息资本是人在信息时代的最大资本。
引入身体信息技术的技术观，同样也会触及若干伦理问题，从而是一种更富人文性的技术观。当器具信息技术的功能越来越强大时，一方面使人以自己的身体充当信息手段的状况得到改变，另一方面又可能使人的某些信息能力产生退化。对于人来说，灵敏的听力、嗅觉、视觉、触觉——都是身体信息技术能力的表现，这些能力如果长久地由工具信息技术所取代，就必然会退化。尤其是在视觉中心主义背景下，我们对事物的“科学认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使用科学仪器将一切信息转化为视觉符号，通过仪器测量的读数来获取我们所需要的信息，使得我们过去凭“听”、“嗅”、“尝”“触摸”甚至“第六感”直接获取信息的方式逐渐退出身体信息技术的舞台……于是，拥有现代信息技术的人的信息能力虽然极大地提高了，但其身体信息技术的能力却可能退化了；这是每一种新的技术工具被使用时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的事情。今天因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使用，人们因网络信息的海量与瞬息万变而致使注意力减退、因为网上查询知识的随手可得而使人学习和记忆知识的愿望减退、因为多媒体的便捷和信息显示的生动形象而使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减退，凡此种种，都是我们今天面临各种新的信息技术时，如何保持人的信息能力“全面发展”的迫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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