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潮州的赌博
——以《岭东日报》为中心的研究
李国平1，吴榕青2
（1.（德国）莱比锡大学 东亚研究所，莱比锡 04109；2.韩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广东 潮州 521041）
摘 要 ：明清以来，广东赌博炽盛，屡禁不止，因此，地方大员始有弛禁筹饷之举。弛禁赌博即将不受官方管理的赌博纳入官方管理系统，并从中获得利益。赌饷的筹集依赖衙役等基层执法人员，但这也侵犯了他们原本从赌博获得的私人收入，所以整个筹饷过程困难重重。最终官府虽从弛禁筹饷中获取一定经济利益，却使整个地方社会陷入赌博的泥沼之中。清末《岭东日报》有大量关于潮州赌博的报道，从中可一窥清末广东弛禁赌博政策对潮州地方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 ：赌博；潮州；清末；地方社会；《岭东日报》
引 言
历史上，赌博曾作为一种比较刺激的娱乐方式，在一定限度内，可被视为人们闲时的消遣，增添生活的乐趣，但多数时候，赌博被视为病态的社会行为，受到官方的明文禁止以及社会舆论的抨击。赌博在中国可谓历史久远，至今，各种形式的赌博仍时见于中国城乡之间，如一度风靡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外围“六合彩”，虽经政府多次厉禁，但依旧顽固存在，参赌者甚众。
有关赌博历史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不少成果，如郭双林、肖梅花著《中华赌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戈春源著《赌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两书概述了中国历史上各种赌博方式及其发展历程；戈春源著《中国近代赌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年）集中论述了近代以来中国赌博的盛行及其原因。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论文，探讨了赌博在历史上的流行以及官方的禁赌实践等问题。［1-6］明清以来，广东赌博之风炽盛，至清末有“赌国”之称，赌博 已 成 为 广 东 一 大 公 害。［7-8］ 有 学 者 以 赌博为切入点，讨论广东在近代转型期的社会状况［9］，以及赌博如何在官方的反复严禁弛禁下，逐步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10］50-56。僻处广东东隅的潮州，更是清末赌博泛滥的典型区。
至迟在明代中后期，潮州地区已经盛行赌博了。林大钦（1511～1545）在《潮州风俗》一文中将赌博列为必须被革除的地方陋俗之一。［11］万历《广东通志》指出：潮州“士习之病，竞为奢侈，樗蒲歌舞，傅粉嬉游，于今渐甚”。［12］其中的“樗蒲”，即是中国古代继六博戏之后，出现于汉末而后盛行的一种棋类赌博游戏。投掷有颜色的五颗木子，以颜色决胜负，类似今日的掷骰子。当然在此处也可以泛指一切的赌博行为。明万历间潮州知府郭子章在《赌戒序》一文中指出：“潮故无赌，起于二三豪家，浸淫成俗。嘉靖间，倭奴入寇，山贼内讧，民救死扶伤不赡，毋暇博。隆万以来竟（境）内稍粗定，又以制钱雍滞，遂竞出钱赌，名曰‘盖宝’，即古掩钱意。至于今填闾巷，蔽市井矣。”① 见（明）郭子章：《粤草》卷一，页八至九，明刻本。 清代潮州方志有不少赌博的记载，大多与禁赌有关，如潮州府普宁县，其“赌博之风，从前不无，自例禁甚严，此风已息”。［13］潮州地区现存明清碑刻有不少提及禁止赌博，可见赌博在本区的流行。② 如《潮州府奉两院并各司道批允勒石严示禁革碑记（天启六年，1626）》，碑存今潮州市湘桥区开元寺内；《（无额）宫文雅设置书院经费及规章碑（乾隆二十二年，1757）》，碑存今潮州市饶平县三饶镇文明巷中心小学；《县宪禁示碑（同治三年，1864）》，碑存今潮州市湘桥区开元寺内。 清末，赌博俨然为潮州之大害，引起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清末《岭东日报》有大量关于潮州赌博的报道，且较为详尽，可一窥清末广东弛禁赌博政策对潮州地方社会的影响。
一、清末的粤东“赌国”
清代后期，广东地区赌博盛行，素有“赌国”之称。1902 年12 月2 日，《岭东日报》报道称：“广东有两大特色，一曰赌，二曰盗，为现世史上最有光宠、最有荣幸之事业。而全省赌风以羊城为特盛，故全省盗风亦以羊城尤炽，而潮州渺焉。不意风潮所播，气运大开，若有不遏抑之势，以故潮州数月来强劫之案层见迭出，几于笔不胜书。”［14］潮州之赌风并非受到广州的影响，而是明清以来的旧俗。本区赌盗之风原不若省城炽盛，但随着清末赌禁的严弛不定，赌博逐步走向公开化，对潮州地方社会产生严重影响，原来为人所不齿的赌博晋身“正业”。“赌博一事，素干例禁，盖一入迷途，败家荡产，贻害匪轻也。乃自赌禁一开，人皆执为正业。孝廉而作赌官者有之，局绅而作头家者有之，至营员汛弁大辟四门，更无论已。”［15］“自赌博承饷以来，官绅士民皆亲为正业。”［16］胥吏衙役是积极响应弛禁的主要群体之一，“潮阳番摊赌馆七十馀家，其开设者多由差役。近闻快班某甲设赌几处，城厢内外棋布星罗，大有日不暇给之势，乃雇用营兵某乙为某场司事”［17］。开赌禁本为不得已之举，却成为不法之徒的借口，从中谋取暴利，甚至在一些偏僻的乡村，竟然也是赌馆、赌摊林立，“自缉捕经费归商承办后，人以赌为一正业，凡穷乡僻壤向无赌场者，亦赌馆林立，呼卢喝雉，争相角胜，下至无知童子，结党成群，日夜驰逐于四门之中，甚且勒写背卖，授意盗窃，种种害人，不堪闻问。埔邑某乡聚族数千人，以无市镇故，乡先辈赌禁綦严，向以善俗称。迩年来，不肖之徒乃藉口奉旨开场，聚赌以射利，一乡之人遂无宁日”［18］。对于这些藉口赌饷开办的新赌场，官方虽明文禁止，然效果不彰，“赌馆摊场虽奉宪筹为缉捕经费，而向来无赌地，方不得开设。前载善后局示中，蓬州实无赌地方，一二劣绅、土棍勾引外人，目下摊场林立，吸人之血，吮人之膏”［19］。1905年，官方意欲对这种随意增添赌馆的乱象进行整顿：
赌博承饷，照章，向无开赌之地，不准开设。近来赌商借此牟利，到处分批，不论穷乡僻壤，赌馆林立，贻害地方，莫此为甚。现澄海县奉到全省缉捕经费总局札开，照得本局奉行招商承办缉捕经费。据各该商等先后来局，分县分地认饷承充，均经核明给示，开办在案。查该商等认饷承充，自必以摊计饷，通盘筹划，始行禀定。乃近闻各该商等贪图厚利，每于向无开设地方，任意增添，以致坊邻街众，纷纷禀控。当知此项经费，因饷需万紧，不得已而为此。自应饬令查明该商承办境内银牌钱摊间数，禀报存案，以示限制。兹该商陈永华等承办潮、嘉两属系何地方，均应逐一查明，开列清折，近处限十日，远处限二十日，一律禀覆本局，以凭查核存案。此次经本局核定之后，即作为定额，以后不准再有增添。除谕饬该商陈永华遵照外，合就札饬，札到该县，即便遵照，逐一查明，据实禀覆察核，不得仅据商人禀报，率禀塞责，切切等因。杜大令奉此，当即论商札属饬差查覆，并移请钟参戎分札守府转饬各营汎弁，逐一查明县属现在共设有银牌馆若干间，系何地方，开列清折，限三日据实禀覆，转移过县，以便汇禀总司宪察核矣。［20］
此番整顿，实际上承认了此前新增的赌馆，但能否起到遏制随意开赌的势头，是很值得怀疑的。赌博变为公开且合法，影响深远的是民众对赌博的态度，原来赌博受到社会舆论的批判，即使是赌徒也知其行不正，如今则肆无忌惮，“潮州赌风之盛，至今日已成极点。忆昔年开设赌馆多在静街僻巷，即赌子亦知其行之不正，常有羞辱之心。乃自承充经费以来，无论何地皆闭四门，即所谓赌子亦公然出入其中而莫之怪”［21］。
除了这些藉赌饷名义开办的赌馆摊场之外，潮州地区还存在各类杂赌及私自开设的赌摊，“赌博之盛，至广东潮州各属已臻极点。花会而外，复有所谓牛牌、小花会、妈九、九千字文各等杂赌，其为害地方与花会番摊等。近经岑制军札饬各府州县，严行禁止”［22］。一方面是开赌禁以抽饷，另一方面又试图禁止本不在控制范围内的各类赌博，上梁不正下梁歪，此类禁令俨然一纸空文，“潮阳杂赌如牛牌、花会各种为害甚烈，相争斗者赌界中人居十之八九，为盗贼者亦赌界中人十之八九也。经傅大令严禁，皆不睹不闻，近魏秋甫委员复到处侦查，虽略有忌惮，亦至则收场，去而复设，不若到处劝民力学实业，或可革其面而洗其心也”［23］。
清末，潮州女性也大量参加赌博，甚至有专门的赌场，曰“蛾场”。1906 年，《岭东日报》曰：“潮州女赌，十馀年前盛行，名曰‘蛾场’，其世宦豪富之家，因此而败名丧节、倾家荡产者，不可胜数。后经地方官严禁，此风始革。近日恶习复萌，如宫仔巷内某武弁住屋，开设蛾场一所，府仓内亦开设一所。而宫仔巷内之蛾场，尤为热闹，夜以继日。巡警局利其有私规可收，为之包庇。有地方责者，宜于此加之意焉。”［24］妇女公然聚赌而无所畏惧，一方面是由于整个社会的赌博风气炽盛，另一方面则衙役局勇以之牟利。如大埔县的情况，“埔邑妇人女子惟沉溺于花会，此外尚无所癖，不谓近为赌博之善政所化，竟有辟四门而博者”［25］。又如普宁县的一个例子：“普宁城隍巷口某家妇在家开设赌场，勾引邻右妇女聚赌，已阅数月。前月间，为经费局侦知，派勇搜寻，至则各妇星散，惟某赌妇悍然不逃。局勇搜其身，有银十馀元，悉数攫去。妇不稍吝惜，以为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夫复何恨。乃与局勇磋商，愿纳日规倍男赌。此后局勇始不为难，而赌愈豪。似此贻害不浅，为父母夫婿者岂袖如充耳耶，有地方之责者又如之何不禁。”［26］妇女开赌馆赌摊豪赌者虽有，但仍不普遍，而女性参与花会赌博者则是司空见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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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花 会
这些衙役胥吏为了自身的利益公然抗命，并不是因为惠来县地处偏远才敢胆大妄为，即便是在潮州府城，他们也是沆瀣一气，丝毫没有收敛。且看以下两则报道：
花会厂，三十六人名姓榜，一钱十倍羡奇赢。三日更番努意想，妖由人兴鬼物聚。祈祷纷陈点鬼簿，神佛劳劳梦兆征。妇质钗兮男典衣，樗蒲枭雉不到处，寸纸举国狂魂飞。坐令田产同花堕，那见沧江袖月归。我闻此风自潮始，作甬中州罪当死。流毒真成附骨疽，但愿贤宰严驱除。驱除之法果何在？胥吏饱囊约求贿，杀一警百汝莫悔！① 见（清）何探源：《咏梅山馆存稿（杂诗、楹联）》，稿本，不分卷、页。
反思美国的高中历史课堂，不由得想起一位哲人对教育的认识：“忘记了课堂上所学的一切，剩下的才是教育。”看似游戏化的课堂，却赋予了学生独立的思考，批判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健全的人格。走进美国课堂，更让笔者对现阶段我国的高中教育教学理念和举措有了深切的认识与理解。我们的高中教学应当充分借鉴西方教育教学理念和方法，在加大课程资源开发力度、形成有特色的课程资源体系、创新课堂教学模式、探索科学高效的教学方法等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索和实践。
这首乐府警戒诗，与前潮州知府黄安涛《打花会》有异曲同工之处。
心有静气，才能客观看待人事，沉着思考问题。反之，心有怒气，整个人就会沦为情绪的奴隶，辨不清是非真假，自然容易出乱子。
至光绪末年，“粤省花会赌博，以潮州属为最盛”。［31］至迟清末民国间，潮州民间已有流传专门指导如何买花会的宣传资料，如《花会图注》② 见刘锡荣：《花会图注》，甲申年木刻本，全书残破严重，约40页，介绍了40个花会人物。甲申年可能为民国三十三年（1944）或光绪十年（1884）。 ，印有各个花会人物图，并有简单介绍，指导人们如何根据梦境赌花会，与今日之六合彩图纸颇有相似之处。清末，广东开赌禁筹饷，但是花会一直不在开禁范围之内，“花会赌博以潮州为最盛，日前经奉抚宪查知，札饬道府查禁”。［32］“花会赌博，例察甚严。”［33］光绪二十八年，海阳县廪生陈龙庆上书道台，条陈二十事，而禁花会居其首，曰：
郡垣私开花会，各匪昨经秦观察谕饬府尊、海邑侯严行缉捕。顷闻惠府尊因花会要匪有府差一名，遂督饬府署某差役具限缉拿，洎限期满，两匪仍未拿获。府尊令将某差役枷号，乃差役等禀覆无枷号刑具，意图侥免。府尊怒即另带至县署羁禁，复饬二差役，严限搜捕。二差役恐不能得，归而获罪，竟相约逃逸。府尊益怒，复添差三名，又去而不返。人咸谓该花会两匪若复数日不获，府署差役将为之一空云。［40］即便知府有意严禁，却抵不过差役顽抗，终究不了了之。随后，府城各种杂赌依旧盛行，而花会便是其中的主角，“牛牌、小花会各种杂赌，前经岑制军札饬各属严禁，凡差役胥吏、土豪痞棍有敢私开包庇，即行严拿惩办。业经徐前县出示晓谕严禁在案，乃自正月抵今，郡垣内外各处所谓牛牌、小花会等赌博所在皆有县差某甲藉公嚇勒，私抽不报，又从而庇纵之，致该花会日益繁盛，无知小民不复知其有妨严禁矣”［41］。
花会为地方首害，屡禁不止，因为衙役胥吏等基层执法人员为这个利益链的重要一环，他们包庇花会，收取陋规，甚至亲自参与其中。以惠来县为例：
英译文：After going through a system of analysis,the Dou Qi rankings in the Dou Qi Continent got split into four different classes-Tian,Di,Xuan,Huang and every class was split further into Beginner,Medium and High ranks!
事实上，多次严禁花会的风潮与赌商的推波助澜有关，“揭阳缉捕经费局商人日前以龙砂乡江两兴等恃劣绅包庇，开设花会，有碍饷源等情，禀请官督局委员熊太守移行查拿。昨经熊委员移请揭阳县虞大令为之严查禁办矣。又闻揭属所有花会即经费局某赌商包庇收规，故肆无忌惮，业经虞大令访悉，示禁招告。该赌商畏罪，始将江两兴一厂赴局禀明，以为狡卸地步云。记者谓花会之赌最为地方大害，省垣一带已经岑督宪访闻，严行查拿究办，独潮嘉各属无过问者。今揭阳请禁，乃出于赌商，乃出于为饷源，为脱罪，亦足怪已。然从此能使根株悉绝，民尚可少受其害，但恐凭一纸空文，依旧无裨于地方也”［42］。其背后仍是各方利益分配问题，同样是赌博，但是不同的赌博形式有不同的受益群体，“自赌禁一开，各处匪徒有藉经费为名，私开花会者，而各衙门差勇，亦遂有藉拿盗开花会为名，而从中需扰者……赌与赌有相缘之势，又有相角之势。经费之所利者，摊场也；而差役之所利者，花会也。花会盛，则摊场减色；花会禁，则差役失利。故互相倾轧，盖亦有之”［43］。所以，赌商、衙役胥吏等人多为私利，假公济私，官方之政策成为各方争利的筹码。
惠来花会厂一般设在距离县城较远处，通过无数坐批之人，将整个花会网络串联。官府衙役对其提供实际的保护，从中获取实际利益，甚至不允许坐批之人改业，“近因吐泻大作，有某甲将改良善，不复坐批，该勇头以陋规少收，不准听其改业，谓彼既以赌始，应以赌终，倘少收分文，致被内头诃责，受累将复不少，不如先拿某甲送堂究办，庶可卸身事外也。甲不得已而复赌焉”［36］。衙役几乎将花会作为自身的事业来经营，无怪乎花会风靡，政府的禁令需要衙役切实施行，而他们却是主要的参赌群体、既得利益者。“惠来花会，大有燎原之势。推其原因，皆由役勇收取规费，暗通消息。以故若辈有恃无恐，而地方官亦以一纸文告，尽其责任，其地非所计……涌衙大道之间，公然摆桌代收者，不下十处，警察亦不过问。”［37］即便县长有意整治这班衙役，仍是困难重重，“曹大令必欲得以一儆百。昨再饬差，四处寻拿。而各差遇事生风，置赌者收者于不问，但见持有花会字者，即便拿去，人甚苦之。所不堪者，原差吴津，声称官命太紧，沿门挨户，乱行闯入。主人若现荒乱形色，则不论男女寝室，必翻箱倒柜，搜抉入缴，此则曹大令所不及料者矣”［38］。这些衙役藉口执行命令，实则以扰民等极端手段与上级官员公然对抗。
关于花会的发源地，学界大致有浙江黄岩、广东、福建三种说法，其中较为可靠的说法是，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以前发源于福建。［27］郑昌时在《韩江闻见录》中提及“庚申岁，邑人闹花会”。［28］庚申岁即嘉庆五年（1800）。次年，猖獗的花会赌博引起官府的注意并被查禁，“潮属匪徒开设花会，以压钱哄骗乡愚。此等匪徒聚赌，实属可恶，现已拿获沈学等五十馀名，自应从严惩治，使匪徒敛戢，不可耽延时日，致游手好闲之徒无所顾忌、相聚日多也。将此谕令知之”。① 见（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之八十四嘉庆六年辛酉六月，清内府钞本，第14页。 至清代晚期，潮州花会赌博风靡，成为一种全民的赌博活动，其影响之广泛可与今日之外围“六合彩”相比，两者的赌博形式也比较接近。道光九年（1829）任潮州知府的黄安涛曾作乐府诗《打花会》，告诫人们赌博之害，曰：“打花会，花门三十六，三日又翻覆，空花待从何处捉。一钱之利十倍三，奸巧设饵愚夫贪，一人偶得众人慕，坑尽长平那复悟。夜乞梦，朝求神，神肯佑汝，梦若告汝，不知厂中饥死多少人。初一起，三十止，送汝棺材一张纸。”［29］道光末年的笔记亦载：“粤六博风极盛。潮州有花会，其法撰造男妇各色凡三十有六，日出其一，众射之，中者一钱偿三十倍。贪夫趋之若鹜，因而破家荡产者，不可胜数。”［30］至迟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花会已为潮州最为普遍的赌博形式之一，且流播及山区的客家属县，乃至蔓延到周边地区。甚至时人论及花会始作俑者在潮州。咸丰间韩山书院掌教大埔县人何探源（1817—1871）对此深恶痛绝，撰《大埔新乐府七章》，其一《花会厂（挽沉溺也）》云：
到了女儿上幼儿园时，我因工作越来越忙，和女儿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那时下班回到家，要是看到孩子在哭或者耍脾气，就感觉一阵压不住的火往上冒。
一曰禁花会以正人心。赌场虽奉宪筹为缉捕经费，而花会一门，实在筹办之外。赌场惟男子得入，花会则不论男妇老幼、望族寒门，由一文以至论百论千，多寡不等，事免亲赴，有代收而投厂者，名曰“带批”。昼则荡心役志，夜则问卜求神。妇女虽素守闺门，一入迷途，宵行至旷野荒邱，希图古冢鬼魂为之点字；恶少伏于丛莽，遮道淫污。胜则酒醴牲牷，虚为靡费，败则倾囊倒箧，典及钗裙，甚至借贷亲邻、偷盗妯娌、奸淫邪盗，靡所不为，惨目伤心莫逾于此。近来上宪亦知此弊，示谕明禁，然一纸空言，未筹及缉办之法，以故日复一日，开设如故。或于数县交界之地设立厂场，此县差役至则推为彼县所属，彼县差役至则诿为此县所属。差役亦明知其然，只落得抽取头钱，藉肥私橐。生以为似宜责成该管各官于带批赴厂者，理谕势禁，但中多教民，事恐掣肘。西教劝人为善，赌在十戒之中，神父牧师断无包庇。为民上者，移知严禁。上则去其总厂，庶几绝厥根株；次则严拿节批，亦可芟其枝叶尔。［34］
惠邑现在花会盛开，其开于离城十里之南山岭者，计五厂。其开于离城二十里之凤镇乡者，计二厂。其开于惠潮交界之雷岭者，计三厂。至城厢内外之分厂坐批者，又不计其数。每日各厂赌规：大厂日缴规银八元，坐批者日缴一二元不等。通计衙门陋规所入，日不下数十元，皆系勇头翁甲经手，该勇头本一武生。凡县内民家从前坐批而今将改良为善者，渠并不许其变业，盖惧坐批者或少一家而彼则少收一分之利也。有诘以花会之殃民者，彼则曰此番陋规皆入衙门，我之所得不过十之一二而已，岂独任其咎哉。闻者皆笑其直言无隐云。［35］
三、赌饷之成效
广东赌博风气甲于他省，而有赌饷一项，但在筹饷过程中，困难重重，特别是潮州地区，其筹饷效果与弛禁之后炽盛的赌博风气形成反差。筹集赌饷，表面上主要的受益者是官府，次则赌商，但实际上，衙役胥吏等人中饱私囊，赌商则借口款项难筹，企图抵饷，最终赌饷成效有限，而于地方则有大害。
郡中差役、烂崽在甲第巷等处私开花会，顷闻悉该花会分早晚二厂，内有道署散役六名、府差二名、仁贡坊保正一名并营兵、烂崽共十三名。先有绅士在道署密禀，与日前海邑侯在甲第巷捕获之某甲供词无异。现秦观察已面谕徐大令督饬差勇，四出缉捕，限令五日内务将该差役、烂崽等尽数捕获，严行惩办云。［39］
1900年初，李鸿章调任两广总督，认为既然无法禁绝赌博，不如发照开赌，收取规费，并以之作为海防缉捕经费，同时允许商人承赌，大开“番摊”“白鸽票”等赌博，之后，广东赌博愈演愈烈，几不可收拾。［10］52-53弛禁之后，潮属各县赌馆林立，赌商从中谋取暴利，“以揭阳一属，自某甲接办未久，某乙继之，均获利不赀。现年埠镇墟市，赌馆林立，就城厢论，客岁仅有番摊二十馀间，今则涨至五六十间有奇，每间日收经费一元三角，月计约多得银一千余元，可谓于各属经费中独放一异彩者”［44］。
全省缉捕经费即“赌饷”开始由官办，嗣后改为商办，至1904 年初，又因发现商人减饷营私，改为官督商办，并在广东善后局下设官督缉捕经费局管理，且按各级行政单位设分局。［44-45］改为官督商办后，广东省商人踊跃承饷，但潮州府、嘉应州却出现因价值过昂而无人问津的“怪现象”，最终由经费局特派委员莅潮招商人王永祥等承办，议定潮嘉两属年纳赌饷23 万元、裁撤私规银7万元，共30万元。［46］新商承办，旧商见利权被夺，则从中作梗。［47-48］1905年底，王永祥赴省请求减饷，被善后局扣押，旧商又欲趁势承办。［49］显然，赌商获利必多，但仍有不少赌商以各种借口拖欠赌饷［50-51］。当然，赌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有经费局为其提供庇护，但地方官员仍公然与之争利。如揭阳县：“揭阳缉捕经费系丰顺丁永嘉承办，闻因文武员弁津贴之款
不清，经虞大令及戴游府饬差会营向各摊馆阻收经费。丁商以阻扰公事、贻误饷需等情，禀明驻潮官督局督办。熊太尊即派帮办李巡检驰赴揭阳查办。乘舆至县署，虞大令慢不为礼，不请见，亦不回拜。李委员异常愤激，悻悻而归，拟会同督办电禀省宪来审。”［52］事情的起因是揭阳县令响应缉捕局的号召，“揭阳虞明府于南北二河添设巡船二艘，原为御盗卫民起见，其经费于赌规津贴项下拨出银四百馀两，不敷者再与他项另行筹足。该船兵弁等宜尽力巡缉，以靖地方，乃视同游戏，且藉此在各戏场私收杂赌规礼，故戏场中足迹极密，而南北两河不过偶一巡游而已”［53］。这种行为本身也是因为开禁抽饷之后，地方官员、官府差役等人无法再向赌摊等肆意收取保护费，自身利益受到侵害而做出的应对。此事最终以赌饷的二成留作地方使用的折衷办法收尾：
据了解，武汉帆程恒通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每年都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参加消防安全培训和消防演习活动，以强化餐饮工作人员的工作安全意识和防患意识。为保障校园食品安全质量，该公司更是重磅出击，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到销售等各个环节都严格把关，做好送检和抽检工作，时刻将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作为重心，放在首位。
前报揭阳县虞大令因争收赌规获咎一节。兹续闻岑督□此事，再行通札所属文武各官。略云：照得粤省库储支绌，洋债日增，从前议弛赌禁，剔除中饱，挹注饷源，原属万不得已之举。是此项文武赌规，虽一律革除，亦不为过。姑念各属缺分优瘠悬殊，地方办公，亦须津贴，酌中办理，提出八成归公，仍留二成文武公费，已属格外宽容。稍具天良者，自当仰体时艰，维持饷项，迭经通饬各属，奚啻三令五申，乃有揭阳县虞令汝钧，竟敢倡议全收。迨饬缴出全收之数，复敢任意把持。东省优缺，以揭阳为最，尚复如此婪索，致各属有所藉口，不顾廉耻，至于此极，实堪痛恨。未便稍事姑容，已行司撤任详参，以儆效尤，用再通饬各属文武。只收取二成缉捕经费，由商人接送。如于二成之外，多取分文，一律勒令追缴，详情参处，本部堂言出法随，断不能为罔利者宽也。［54］
蓝眼睛的波斯猫是去年夏天意外捡来的。一场暴风雨过后，小家伙蜷在他的窗外喵喵直叫，他开窗将它迎了进来，用一条长浴巾为它拭去了浑身的水湿——它的蓝色眼睛是海洋的结晶，他望了一眼，便沉醉其中。
处理揭阳县事件之后，仍有不少官员想要从赌饷中分一杯羹。如潮州府城：“郡中各赌场，因龙督办加抽二成经费，一律停设，曾纪昨报，兹闻议加一成抽成，各赌场均已遵办，即照旧开赌矣。”［55］汕头埠：“汕头巡警总局，以汕头地方，中外互市，警察事务，关系甚重。现经认真整顿改良，以收实效，惟经费必须预为筹备，以应支销。查汕头明场番摊前缴警费，核与府城提缴一成，大相悬殊。现照府城办法，每日按照正饷数目，抽收一次，充作警费。业已札经费局委员代收汇解，并出示晓谕，一律遵缴矣。”［56］对这些赌场、赌摊抽饷日甚一日，也逼得赌头不得不想方设法地诱人赌博，发展“生意”，蓄妓诱赌是他们的惯常伎俩之一。“潮汕各赌馆近皆特开生面，多蓄妓女以为利媒，叠经地方官出示驱逐，然官样文章，彼视之蔑如也。”［57］潮州府城：“郡垣五方杂处，人烟稠密，土娼流妓多混迹其中，而各衙之差役兵丁及无赖之民，因于商旅辐辏之地，窝娼设赌，招诱良善，贻害实非浅鲜。”［58］
小 结
明清以来，广东赌博炽盛，屡禁不止，因此，地方大员始有弛禁筹饷之举。赌博禁而不止，主要原因是执行禁令的衙役等基层执法人员或是赌博的主要群体之一，或是对这些赌博场所收取保护费。弛禁赌博，即将一开始就不受官方管理的赌博纳入官方管理系统，并从中获得利益，这项政策的有效执行，必须依赖衙役等基层执法人员，这就直接要求他们必须在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两者之间做出选择。弛禁之后，为数不少的胥吏衙役等或是积极响应，肆意开设赌馆，获取利益；或是通过恐吓等方式，仍在各处赌博场所收取保护费。另外，这些得之不易的赌饷，经常成为商人、地方官员觊觎的对象。所以，筹集赌饷变得困难重重，所获甚微，整个过程成为一场各个群体相互利用、获取自身最大利益的角斗，这无疑会对地方社会造成严重后果。首先，赌博炽盛，盗风不息，“盗贼之所畏者，官法也。至官法不足畏，而盗贼已无戒心矣。盗贼之所窝者，赌场也。至赌场不可禁，而盗贼并无从而究诘矣”［35］。不余遗力地筹集赌饷，足以化民为盗，“夫以三十万饷奉官督办之赌，已足化民为盗，又佐以各种杂赌，地方尚可问哉！”［41］赌博俨然为地方公害，“闻有潮州志士近联名上禀岑大帅，痛陈潮州三大害，曰劣绅，曰蠹胥，曰赌匪”［59］。“卖淫、聚赌、鸦片，为近今之三害。而三害又利用其混一，以为不如是则不能达其牟利之目的。”［60］总之，清末，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并没有达到可以轻易移风易俗的程度，也无法有效地指挥衙役胥吏等基层执法人员，推行弛禁赌博筹饷的高风险政策，只会成为投机者获取利益的途径，而国家仅从中获得微薄的利益，比起弛禁对地方社会的破坏，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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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赌商争利续闻［N］.岭东日报·潮嘉新闻，1904-04-02（光绪三十年三月十二日）.
［48］赌商争利之伎俩［N］.岭东日报·潮嘉新闻，1904-04-23（光绪三十年三月初八日）.
［49］旧商又欲承办潮嘉赌饷［N］.岭东日报·潮嘉新闻，1905-11-22（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廿六日）.
［50］赌商请追欠款［N］.岭东日报·潮嘉新闻，1904-05-11（光绪三十年三月廿六日）.
［51］押追赌饷［N］.岭东日报·潮嘉新闻，1906-04-27（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四日）.
［52］赌局津贴之龃龉［N］.岭东日报·潮嘉新闻，1904-12-28（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廿二日）.
［53］巡船兵弁之不职［N］.岭东日报·潮嘉新闻，1905-01-11（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六日）.
［54］看看赌规何等认真［N］.岭东日报·潮嘉新闻，1905-03-27（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廿二日）.
［55］潮郡赌场照旧开设矣［N］.岭东日报·潮嘉新闻，1907-03-23（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十日）.
［56］示谕赌场照缴警费［N］.岭东日报·潮嘉新闻，1907-09-28（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廿一日）.
［57］示逐娼妓［N］.岭东日报·潮嘉新闻，1904-06-11（光绪三十年四月廿八日）.
［58］莺燕纷飞［N］.岭东日报·潮嘉新闻，1903-12-03（光绪廿九年十月十五日）.
［59］禀陈潮州三大害［N］.岭东日报·潮嘉新闻，1904-06-25（光绪三十年五月十二日）.
［60］警局实行三害之分立［N］.岭东日报·潮嘉新闻，1909-03-13（宣统元年二月廿二日）.
Gambling in Chaozho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 study Centered on Lingdong Daily
LI Guo -ping1 ，WU Rong -qing2
（1 .East Asia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Leipzig ，Leipzig ，Germany ，04109 ；2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Chaozhou ，Guangdong ，521041 ）
Abstract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gambling in Guangdong had been prevalent and could not be banned.As a result，some local officials implemented a policy of lifting the ban and imposing a tax on gambling.Lifting the ban on gambling meant taking uncontrollable gambling into the official management system while profiting from it.The gambling tax was collected by the grassroots law enforcement officers，such as government officials.However，this policy infringed on the illicit income they would have had received from gambling，so the whole process of tax collection was fraught with difficulties.In the end，even though such policy contributed to the government’s economic benefits，it also pushed the local society into the mire of gambling.There were a lot of reports on gambling in Chaozhou in Lingdong Dail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offering a view on how Guangdong’s policy of lifting the ban on gambling exerted an impact on Chaozhou’s local socie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gambling；Chaozhou；late Qing Dynasty；local society；Lingdong Daily
中图分类号 ：K 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883（2019）04-0028-08
收稿日期 ：2018-11-24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4年度项目（项目编号：GD14DL02）。
作者简介 ：李国平（1990-），男，广东汕头人，（德国）莱比锡大学东亚研究所博士生。
责任编辑 黄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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