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国外交战略的转变与德国大国地位的恢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玛论文,共和国论文,德国论文,大国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魏玛共和国作为战败的德意志帝国的衣钵传人，不仅面临着严重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困境，而且成了战胜者眼中的“劣等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状态，承担着战争赔款、割地和裁军等一系列国际压力。然而，就是在这种困境中，德国不仅迅速夺回了战前欧洲头号工业强国的宝座，而且摆脱了战败国的阴影，重返国际舞台，恢复了政治大国地位。究其原因，适时地转变外交战略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史学界曾就魏玛共和国时期外交政策做过一些探究，视角集中于施特雷泽曼外交政策的实施与德国逐步恢复其大国地位的过程，认为施特雷泽曼利用国际矛盾等高超的外交技巧是德国恢复大国地位的主要因素①，实不尽然。笔者以为，探讨一战后德国大国地位迅速恢复的原因，必须全程考察和对比整个魏玛时期德国外交战略的变化。在魏玛共和国成立的最初10年中，虽然德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始终是致力于大国地位的恢复，但前期和后期的外交战略显然不同，成效也有明显差异。其中原因在于，前期各届政府视修改凡尔赛和约为实现德国复兴的前提，在与协约国的交往中，或坚决“拒约”或消极性地完全“履约”；后期的施特雷泽曼政府则将德国大国地位的恢复寄托于实力基础上，认为只有复兴德国，增强自身实力，才能实现修改凡尔赛和约的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施特雷泽曼采取了以“履约”为幌子进而实现“修约”的曲线迂回战略。下文拟对此进行考察。
一、战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
不公平处置以及魏玛
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目标
在德意志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魏玛共和国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产物。这一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魏玛共和国的外交困境。
1919年6月28日，在战胜国的武力威胁下，德国被迫签订了凡尔赛和约。根据这一条约，德国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第一，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德国被确认为战争的罪魁祸首。这是处罚德国的法律基础。第二，在领土问题上，德国丧失了67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约占德国领土的1/8）和650万人口（约德国总人口的1/10）。在西部地区，德国归还1871年从法国夺走的阿尔萨斯—洛林，萨尔地区由国际联盟管辖15年，期满后通过全民投票确定其归属；比利时得到欧本和马尔梅迪。在东部地区，波兰取得了波森和西普鲁士部分地区构成的“但泽走廊”，从而把东普鲁士和德国的其余部分分隔开来。以德意志人为主体的但泽市及其附近地区组成“自由市”，属国际联盟管辖，但泽港由波兰管辖。上西里西亚地区由全民表决决定归属（上西里西亚东部地区后经表决并入波兰）。默麦尔于1920年并入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取得上西里西亚的胡尔青地区；在北部地区，石勒苏益格地区由全民公决决定归属（北石勒苏益格地区后来并入丹麦）②。德国还必须把自己的全部海外殖民地交给协约国瓜分。第三，关于战后德国的军备问题，为了防止德国发动战争，废除义务兵役制，废除普鲁士的军训制度，解散总参谋部和其他军事机关。德国武装力量只能限制在11.5万人之内；德国不得拥有坦克、飞机、重型火炮等现代化武器；莱茵河以东50公里内为非军事区，德国不得设防。莱茵河以西地区分为科隆、科布伦茨和美因茨等北、中、南三个地区，分别由协约国占领5年、10年和15年。第四，关于赔偿问题，和约没有明确德国的赔款总额，但提出了赔偿原则，德国应承担因侵略战争而对各协约国和参战国造成的一切损失。1921年4月底，赔款委员会确定德国的赔款数额为1320亿金马克。
在德国人眼里，凡尔赛和约是不公平的，不可接受的。首先，和约是协约国武力威胁之下的一种非平等的“强迫和约”(Diktatfrieden)③。对德国这样一个欧洲大国而言，以这种方式接受和约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其次，和约有关德国必须承担全部战争罪责的规定无法为德国人所认同。它有违协约国集团也负有责任的客观事实。第三，德国和协约国的停战是以接受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为基础的，而在制定对德和约条款时却违背了“十四点”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十四点”第五条提到，在决定主权问题时，居民的利益与政府的合理性要求具有同等重要性，要公正不偏地调整一切有关殖民地的要求。但是，和约在处理奥地利、但泽、波森、默麦尔、上西里西亚和萨尔等原德国领土的归属问题时却没有遵循这一原则。它拒绝了奥地利德意志人的自决权，把大量德意志人居住区置于外族统治之下；德国的海外殖民地更是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被瓜分得一干二净④。第四，德国必须支付巨额赔款，而且没有确定赔款数额。这意味着德国成了任人随意宰割的绵羊。第五，和约将德国排除于国际联盟之外，对德国武装力量做了严格的限制性规定，从而使德国无缘于欧洲大国行列。德国人因此称凡尔赛和约为“可耻的和约”⑤。
针对上述状况，新成立的魏玛共和国的外交目标也非常明确：第一，修改凡尔赛和约，使德国摆脱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国际法基础。第二，争取国际认同，恢复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强国地位。要实现这两大目标，显然必须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机智的外交战略。
二、魏玛共和国初期的外交战略
早期魏玛共和国政府对外政策的逻辑是，凡尔赛和约是制约德国的法律基础，只有修改凡尔赛和约，德国才能再次崛起，重新获得大国地位。因此，修改凡尔赛和约是德国复兴的前提条件。新的魏玛共和国政府因而对协约国采取不合作态度，以表示对凡尔赛和约的不满。为达到修改凡尔赛和约的目的，魏玛共和国政府初期采取了三大方针：第一，对履行凡尔赛和约条款采取消极抵制政策；第二，利用协约国内部矛盾，特别是法国与英、美两国的矛盾，进行讨价还价。德国外长西斯蒙曾形象地指出：“敌人当中，一些人想挤牛的奶，另一些人想割牛的头。那些想挤牛奶的人将会同我们达成协议”⑥；第三，采取东进政策，通过与苏俄接近，打破协约国对德国的孤立，同时向协约国施加压力。从实践上看，到1923年为止，魏玛共和国各届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一是抱着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协约国的政策和要求采取抵制政策；二是对协约国的要求实行全方位的“履行政策”，以期获得协约国的理解。
事实上，到1923年为止，魏玛共和国各届政府⑦大多对凡尔赛和约采取了拒签和消极履约的抵制政策，并因此与协约国发生了剧烈的冲突⑧。1919年6月20日，总理谢德曼因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而辞职，负责和谈的德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布罗克多夫—兰曹等也因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而辞职。新组成的社会民主党鲍尔政府虽然在凡尔赛和约上签了字，却对履行和约持保留态度。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发言人明确表示：“我们将不停地努力工作，以建立……废除这一和约的……力量。”⑨在裁军问题上，德国刻意缓慢地履行相关条款。到1920年3月，德军武装力量总数仍维持在40万人以上，大大超过和约的规定；对于协约国引渡威廉二世、兴登堡、鲁登道夫等895名战犯的要求，德国政府则以“国内群情激奋，政府无力制裁”为借口，不予理睬；1920年4月3日，新组成的缪勒政府不顾法国的反对，派遣2万国防军进入鲁尔非军事区，恢复“秩序”。德国政府甚至照会协约国最高会议，要求把德军人数再扩充一倍。在边界划分方面，德国不仅想保留通过《布列斯特和约》获得的部分波罗的海沿岸领土，而且不顾凡尔赛和约的规定，提出了德奥合并的要求。所有这一切表明，德国政府无意履行凡尔赛和约的条款。
德国政府对凡尔赛和约的抵制政策突出体现在赔款问题上。根据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须在1921年5月1日前向协约国缴纳200亿金马克的赔款，但是，德国政府一直以“财源枯竭”、“无力偿付”为由，拖延和抵制赔款，到1920年7月初仅缴付赔款80亿金马克。
1920年7月的斯帕会议是德国抗拒凡尔赛和约的集中体现。协约国召开这次会议，意在解决德国裁军和赔偿问题。当时到会的德国外交部长西斯蒙、国防部长格斯勒、国防军司令泽克特以及作为专家代表的“煤钢大王”斯汀纳斯等，明显表现出对履行凡尔赛和约条款的抵触情绪。关于裁军问题，德国代表以国内形势不稳为由，要求延迟15个月执行相关军事条款。在赔偿问题上，斯汀纳斯明确表示，德国不会用煤炭、现金或商品来缴付赔款⑩。最后，德国代表虽然在武力的威胁下在协约国提出的协定上签字，但并无执行的打算。
1921年1月24日—30日，协约国在巴黎召开赔款问题会议，要求德国缴付高达2260亿金马克的赔款，分42年偿清。对此，德国政府在抗议的同时，提出了一个反建议：赔款总额为500亿金马克，其中包括已经缴付的200亿金马克，而其余300亿金马克只有在保证上西里西亚归属德国以及德国有可能恢复国际贸易的条件下，才有能力缴付。协约国因此极为不满，于3月3日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3月7日前接受协约国的决议，否则将占领莱茵河沿岸的杜塞尔多夫、杜伊斯堡和鲁尔奥特。德国费伦巴赫政府拒绝了协约国的最后通牒。3月8日，法国出兵占领了这三座城市，开始经济制裁。后来，协约国软硬兼施，一面将德国赔款总额减为1320亿金马克，一面扬言要占领鲁尔地区。费伦巴赫政府还是拒绝在赔款要求上签字，并集体辞职。
协约国态度强硬，德国政府却没有任何有效的抵抗资源。在此情形下，新组成的维尔特政府在赔款问题上一改往届德国政府的对抗政策，采取满足协约国要求的所谓“履约政策”(Erfüllungspolitik)(11)，以期获得协约国的谅解和让步。维尔特和外交部长拉特瑙认为，德国在道义上应该补偿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工业区的经济损失，“履行德国代表团作出的不容违反的保证”(12)。为此，拉特瑙与法国于1921年10月7日签订了威斯巴登协议，德国同意以货物清偿赔款。
但是，维尔特和拉特瑙推行的“履约政策”受到来自各方的压力，也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首先，“履约政策”立即遭到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强烈指责，他们斥之为“叛国”行为，要求“枪毙”拉特瑙这位“可恶天谴的犹太猪”(13)。其次，“履约政策”并没有使协约国公平地对待德国。1921年3月20日，上西里西亚地区举行全民公决，居民之中2/3支持留在德国。但协约国在同年10月却将上西里西亚进行分割，最有价值的地区划给了波兰。对此，维尔特甚至以辞职表示抗议。其三，“履约政策”使德国经济严重恶化，马克急剧贬值。维尔特政府为此请求延期缴付赔款。法国的普恩加莱政府先是反对，后来则提出了苛刻的“产品抵押”政策，要求把德国的鲁尔煤矿交给协约国作抵押。1922年6月24日，拉特瑙遭到右翼势力刺杀。11月14日，在再次提出延期赔款要求而遭协约国拒绝后，维尔特政府宣布辞职。所有这一切表明，“履约政策”遇到的阻力相当大。
由于“履约政策”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新上任的古诺政府又转而采取公开抵制赔款的政策。法国政府为了“教训”德国人的“恶意”抵制，决定以占领鲁尔区作为惩罚，于是出现了1923年1月11日法国和比利时出兵进占鲁尔的事件。对此，古诺政府下令鲁尔的公务员和工人进行“消极抵抗”，宣称只要鲁尔被占领，德国将拒绝进行谈判和履行赔款义务。
事实很快证明，古诺政府的“消极抵抗”政策并没见效。从国内看，一方面，法比军队对鲁尔的占领沉重地打击了德国的经济，资助鲁尔地区工人罢工等的消极抵抗政策则进一步加重了德国政府的财政负担，通货膨胀加剧，美元与马克比价从1923年1月1∶17972上升到了11月中旬的1∶42000亿的天文数字(14)。马克几同废纸，德国经济濒于崩溃；另一方面，德国的政治局势迅速恶化。巴伐利亚、普法尔茨等地的民族分离主义活动日益频繁，希特勒等极端民族主义者在慕尼黑发动了暴动。从国际上看，法国并未因为德国的消极抵抗而显露悔意，而是采取了更强硬的措施。它成立了专门的“铁路接管局”来经营鲁尔区的铁路业务，驱逐占领区的德国人，从法国和比利时招募矿工，还发行“管理局法郎”货币(15)。所有这一切表明，德国政府必须改弦更张。
需要指出的是，魏玛共和国初期，虽然德国政府在修改凡尔赛和约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在打破孤立、争取国际认同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种成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利用协约国内部矛盾，积极争取美、英两国的支持；奉行与苏亲近政策，打破协约国对德国的孤立。
尽管凡尔赛和约基于战胜国的共识之上，但德国很快就感觉到了战胜国内部特别是法国与英、美之间在处置德国问题上的意见分歧。
首先，在凡尔赛和约问题上，英、美两国与法国之间存在较大的意见分歧。在领土问题上，英、美坚决反对法国提出的吞并萨尔地区、莱茵地区从德国分离和莱茵河作为法、德两国边界的要求。美国总统威尔逊“毅然否定了”法国提出的吞并萨尔地区的“一切历史证据”。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则明确表示，不希望出现“新的阿尔萨斯—洛林”问题(16)。英国和美国的社会舆论也表现出明显的亲德倾向。在英国，为了防止法国称霸欧洲大陆，“把德国这只柠檬彻底挤干”的口号开始被“原谅别人，不念旧恶”的格言所取代。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19年出版《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猛烈抨击了凡尔赛和约，指出德国经济的重建是欧洲经济复兴的前提，因此必须减少德国的赔款数量。英国驻德大使达伯农更是成了“主张改订凡尔赛和约的中心人物”(17)。在美国，政府、新闻界和公众舆论都“公开同情德国”。美国参议院认为凡尔赛和约过于“苛刻”，拒绝批准该约。美国因此于1921年8月25日与德国单独签订了基于一种广泛合作之上、体现“平等”精神的和约，“被视为通往修改凡尔赛和约的第一步”(18)。美国商人“甚至怀疑德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应负的责任”。美国银行家和投资者则抽调巨额资金帮助德国复兴(19)。
其次，在德国赔款问题上，英、美两国比法国更为理性和温和。法国不仅在赔款方面受惠最大（1920年7月斯帕会议规定得到德国赔款的52%），而且把巨额赔款当作压制德国重新崛起的手段，因此，在要求德国履行赔款义务方面的态度最坚决。相反，英国政府受凯恩斯等人的影响，希望恢复德国经济，因此要求把赔款限制在与德国的“支付能力”相适应的水平上(20)。美国则将德国视为重要的投资和商品销售市场，反对采取扼杀德国经济的惩罚性赔款政策。1921年4月底5月初的伦敦会议上，正是在英国代表约翰·布雷德伯里爵士的压力下，协约国对德国的赔款要求由2260亿金马克降到了1320亿金马克。1922年，在劳合·乔治政府的支持下，德国向协约国政府提出了推迟偿付赔款的要求。劳合·乔治之后的英国首相博纳·劳也明确表示：“不要考虑应当从德国获得多少东西，而应该考虑的是，这个国家能付出多少东西。”(21)而古诺政府之所以敢于采取冒险政策，就在于寄期望于协约国内的分歧(22)。当时法国很多人认为，英、美两国对法国的限制鼓励了德国的抵制立场(23)。
其三，法国倾向于以武力威胁迫使德国履行凡尔赛和约各项条款，英、美两国则不然。1920年3月19日，德国政府向协约国提出了派正规军进驻鲁尔区维持秩序的要求，英国政府倾向于让步，法国政府却断然拒绝。德国政府在得知这种分歧后，如前所述，遂派2万德军开进鲁尔。法国虽以占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达姆施塔特为报复，但由于遭到英国的抗议，表示德军撤出中立区后，即结束占领。1923年1月11日，法国和比利时出动6万军队占领鲁尔，这一行动不仅受到德国政府的抵制，英、美两国的舆论更是“谴责法国这一行动是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英国政府甚至考虑用财政手段向法国施加压力(24)。
对苏联政策是魏玛共和国初期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各届政府对社会制度不同的苏俄抱着一种敌视的态度。凡尔赛和约签订时，德国鲍尔政府就曾答应德军驻留苏俄境内，等待协约国军队的接替；德国政府还支持波兰武装干涉苏俄，允许协约国军事力量通过德国开赴反苏前线。所有这一切，都使得1921年之前的德苏关系呈现一种“犹豫不决”和“不调和”特征(25)。然而，严酷的国际政治环境，特别是协约国对德国的不断压制，迫使德国政府最终超越意识形态的制约，对苏俄采取友好合作政策。第一，良好的对苏关系可以打破德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是德国政府牵制协约国的重要政治手段。第二，对苏合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束缚，迅速恢复德国的军事力量。以泽克特为代表的德国军界对发展德苏关系寄予厚望，认为加强两国军事合作，有利于恢复和加强德国的军事力量，有利于德国获得充分主权，夺回丢失的土地(26)。第三，德国工业界特别是重工业急于打开俄国市场，以便击败英、法等西欧国家的竞争(27)。当时法国和英国虽然在政治上围剿苏俄，在经济上却眼热于俄国的巨大市场。英国还于1921年3月16日与苏俄签订了临时贸易协定。
鉴于以上考虑，1920年7月，德国提出了全面更新德苏关系的建议。1921年5月6日，双方签署了《德俄商约》。1921年末1922年初，在日内瓦国际经济会议召开前夕，德国工业界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德苏紧密关系的呼吁，试图利用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苏俄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之际抢占其市场(28)。以泽克特为首的德国国防军则通过秘密对苏军事合作，为摧毁波兰和推翻凡尔赛和约做准备(29)。
德苏关系的改善主要表现为军事上的密切合作和经济上的相互支持。在军事方面，双方合作持续扩大。1921年初德国国防军成立了专门的俄国事务特别小组，德国开始在俄国建立用于军事目的的公司。德国国防军在苏联境内指定了三个训练场，其中包括喀山(Kasan)附近卡马(Kama)的坦克试验场、萨拉托夫(Saratow)附近的毒气试验场和瓦罗尼施(Waronesch)附近利佩茨克(Lipezk)的航空武器试验场。德国军工企业则在“促进工商业活动协会”(GEFU)的掩护下，将军事企业搬迁到苏联。其活动方式是，在德国境内研制，到苏联实验和生产。德国著名的容克(Junker)、福克尔(Fokker)、多尼尔(Dornier)等企业就在苏联的莫斩科附近、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基辅等地修建了大型工厂，向苏联提供飞机发动机等重要装备。德国工程师还在喀琅施塔德(Kronstadt)研制潜水艇。德苏军事合作使德国绕过了凡尔赛和约，得以试验条约禁止的武器并训练相关军事人员。
德苏经济合作也表现出良好的势头。1922年4月10日，讨论赔款和欧洲其他经济问题的会议在热那亚召开。法国总理普恩加莱想使这次会议成为讨论苏俄承认沙俄时期所欠国际债务和德国赔款问题的单一性会议，德苏两国则想借此会议修改凡尔赛和约(30)。相同的境遇和相同的目标使德苏两国走到一起。4月16日，德国外长拉特瑙和苏俄代表契切林在热那亚附近的小镇拉巴洛会晤并签署协定：双方放弃对方欠下的战争债务和军事赔款；德国放弃被苏俄没收的德国企业；双方恢复外交和领事关系；在双方贸易和经济关系中实行最惠国原则。拉巴洛条约的签订对德、俄两国具有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意义。美国驻意大利大使称之为“震惊世界的消息”。它使协约国“企图以损害战败国和苏维埃俄国来复兴欧洲的计划破产”，“使两国摆脱了孤立处境”。
对苏政策是魏玛共和国政府用来牵制协约国、修改凡尔赛和约总战略的一部分。德苏关系的改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协约国受到触动，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德国的被动地位。1923年鲁尔危机的爆发表明，强硬的抵制政策没有给德国带来有利结果。虽然德国在英、美支持下可以限制法国的过高要求，但付出的代价很大。因此，德国必须调整其对外政策。
三、施特雷泽曼的战略调整与德国大国地位的恢复
1923年8月12日，艾伯特总统任命施特雷泽曼为新总理。魏玛共和国对外政策出现了战略和策略性的转折。施特雷泽曼虽然仍坚持将修改凡尔赛和约、复兴德国作为德国外交政策的目标，继续利用英美与法国的分歧以及苏俄因素，但并非简单地像前面历届政府那样采取抵制和约或全面履约的政策，而是将原先的通过修改凡尔赛和约实现德国复兴的战略转变为通过复兴德国而实现修改凡尔赛和约的战略，在策略上以“履约”为幌子推动“修约”。
施特雷泽曼认为，基于德国的战败国地位，仅抵制政策不会导致凡尔赛和约的修改。相反，只有德国力量复兴，才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凡尔赛和约的修改。而要复兴德国，必须采取机智的外交政策。具体说来，在与西方关系方面，继续利用战胜国内部分歧，在可承受范围内顺从西方的要求，获得美、英等国的支持，经济上复兴德国，增强自身的实力，在此基础上，通过和平的、持续的讨价还价，逐步恢复德国的主权和大国地位，最终修改凡尔赛和约，讲究策略上的迂回性。施特雷泽曼在1925年8月28日以及9月7日给前普鲁士王储的信中，就德国的对外政策目标以及实现相关目标的策略做了非常明确的回答：所有“目标无法以暴力方式实现，因为德国没有这样一把‘剑’。”德国只能通过“耍手腕”(finassieren)来实现相关目标。为此，德国要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履行包括赔款在内的凡尔赛和约条款，以便取得国际信任，但执行和约要与修改和约联系在一起。在国际舞台上，德国要通过保持自身自由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德国必须避免与东方或西方绑在一起，以保持自由和起决定性作用。施特雷泽曼也因此被视为“机会主义者”(32)。
施特雷泽曼外交政策的第一个步骤是，1923年9月26日下令结束“消极抵抗”。他一方面表示愿意支付赔款，以此缓和与法国的矛盾，博得英、美的支持，迫使法、比军队撤出鲁尔；另一方面，他又要求协约国赔偿委员会重新审查德国的支付能力，以期延期付款，同时吸引美、英两国资本的输入，重振德国的经济。施特雷泽曼的态度入情入理，既得到美、英的支持，法国也无法拒绝。结果，赔偿委员会决定成立以美国银行家道威斯为首的专家委员会，研究德国赔款问题。根据1924年4月出台的道威斯计划，德国应得到一笔8亿金马克的贷款，以刺激经济；从1924年开始，第一年赔款数额为10亿马克（其中现金2亿马克，国际贷款8亿马克），1925年为12.2亿马克，1926年为15亿马克，1927年为17.5亿马克，1928年起每年支付25亿马克(33)。尽管道威斯计划仍使德国背负沉重的债务，德国的赔款数额也没有最后确定，但该计划实际上确认了根据德国的偿付能力确定赔款，通过发展德国经济来增强德国赔款能力的原则。
道威斯计划的实施给德国带来了巨大好处。其一，道威斯计划使德国和协约国长期纠缠的赔款问题得到初步解决，缓和了德、法之间的紧张关系，法国和比利时同意次年从鲁尔地区撤军；其二，更重要的是，道威斯计划不仅减轻了德国的赔款数额，而且为西方资本流入德国扫清了道路。1924年到1929年，德国的赔款总额为110亿金马克，而从美、英等国获得的贷款却有200亿金马克。充裕的资本注入不仅稳定了德国通货，而且使虚弱的德国经济迅速得到恢复。据统计，1925到1928年间，用于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了47%，德国国民收入从570亿马克增长到710亿马克，人均国民收入从903马克增加到1105马克。1927年，德国工业生产恢复到了1913年以前的水平。魏玛共和国进入了所谓的“黄金时代”(Die goldenen Jahre)(34)。1929年，德国再次登上欧洲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经济复兴为德国恢复大国地位和修改凡尔赛和约奠定了物质基础。正是从上述意义上，有学者称，道威斯计划和随之而来的法国撤军最终使长期动荡不定的德国稳定下来(35)。
施特雷泽曼外交政策的第二个步骤是，提议与法国、比利时签订安全条约。根据凡尔赛和约，协约国应于1925年1月10日结束对科隆地区的占领。但是，法国以德国没有执行和约规定的相关军事条款以及自己的安全得不到保障为由，反对撤军，要求把撤军与缔结安全保障条约联系起来。施特雷泽曼对法国违背和约规定不满，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要缓和德法对立并且德国要再次获得它原有的大国地位，德国必须满足法国的安全需要”(36)。出于以上考虑，2月9日，施特雷泽曼向法国递交了关于由法、英、意、德四国缔结保证莱茵地区边界现状协议的备忘录，表达了与法国和解的良好愿望。法国方面起初不为德国建议所动，甚至提出了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和保证东部边界安全等更多的要求。但是，施特雷泽曼拒绝了法国的要求，他甚至摆出了与苏联建立更紧密关系的架势以为要挟。施特雷泽曼的主动和解态度博得了英国和美国的好感。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和美国总统柯立芝明确宣布支持德国的建议。美国驻伦敦大使霍顿甚至威胁：对拒绝签署由德国提出并得到英国赞同的保证公约的政府，美国将不提供贷款(37)。法国在多方压力下最终不得不做出让步。
施特雷泽曼确认德法新边界的政策，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对德国而言并无实际损失。但是，这一举动对德国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德国虽然承认了西部边界，同时却也断绝了法国对德国进行武力威胁的可能性，获得了英美的同情，使法国在外交上处于被动地位。
1925年8月，作为对德国建议的回复，法国外长白里安向施特雷泽曼发出外交照会，邀请德国参加即将举行的国际安全会议，与此同时，法国从德国的鲁尔地区以及杜塞尔多夫等城市撤军，以示善意。10月，国际安全会议在洛迦诺举行。洛迦诺会议对德国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第一，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首次以平等身份与西方大国谈判，因而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第二，由八个文件组成的洛迦诺公约使德国获得了满意的成果。据此，德法、德比之间相互保证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边界现状。这一规定对德国而言只是对现实的确认，并无实际损失，却排除了法国干涉和强占德国领土的可能性，从而保障了德国西部边界的安全。相比较之下，德国与波兰、捷克之间却没有规定维护相互边界领土现状的责任，从而为德国修改东部边界留下了空间。正因为如此，施特雷泽曼曾表示：“我透过洛迦诺公约，看到了保存莱茵领土的办法和讨还德国东部领土的可能性。”(38)第三，由于德国把协约国从科隆撤军作为在洛迦诺公约上签字的先决条件，最终迫使协约国从科隆撤军，1926年1月底完全撤出。科隆因此恢复为自由的德国城市。
施特雷泽曼的第三个外交步骤，是有条件加入国际联盟并利用其为德国的外交目标服务。随着德国实力的恢复，英法都要求德国能够加入国联，前者想以此将德国拉入反苏阵营，后者则企图通过国联约束德国。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甚至宣称，如果德国不同时加入国联，缔结洛迦诺公约“就无从谈起”(39)。然而，根据国联盟约第16条，成员国有义务参加国联，“惩罚”“和平的破坏者”。德国如果无条件加入国联，将意味着随时被拖入反苏行列，失去外交上左右逢源的有利地位，这是德国所不愿意的。因此，施特雷泽曼利用英法希望德国加入国联的急切心态，提出了德国加入国联的先决条件：德国军队已经压缩到维持国内秩序的程度，无法承担进行军事制裁的义务；宣布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罪”，承认德国有权获得殖民地；德国成为国联常任理事国。英法等国对德国的态度虽有所不满，但为了拉拢德国加入西方集团，还是满足了德国的相关要求。1926年2月8日，德国政府正式申请加入国联。9月10日，德国加入国联，并且成为常任理事国。如果说洛迦诺会议是德国恢复其国际社会平等成员资格的开始，加入国联则标志着德国重新迈向政治大国。
必须指出，施特雷泽曼并非一味倒向西方，而是继续实行对苏友好政策。在他看来，德国加入国联后，其主权仍被凡尔赛和约各种条款所束缚。协约国军队仍未撤出莱茵地区，德国的军备仍受到严厉监督，萨尔问题仍无进展。所有这些，都使得保持对苏友好关系显得十分重要。它既是对西方施压的手段，也可使德国免于孤立。就在1925年10月的洛迦诺会议期间，德国与苏联签署了经济条约，其意义不言而喻。1926年4月24日，德苏又签订了一项政治性的友好条约。据此，缔约一方“以爱好和平方式行事”而遭到第三方进攻时，另一方保持中立。德国因此可以回避国联对苏联的集体制裁，使自己处于左右逢源的境地。
施特雷泽曼的第四个步骤是积极改善德法关系，为彻底摆脱凡尔赛和约创造条件。施特雷泽曼知道，德国要完全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必须得到法国的认同，因此，发展对法国的友好关系必不可少。在这一想法的指导下，德国主动与法国对话，出现了1924到1930年间“德国在领着法国打牌”(40)的状况。就法国而言，它需要取得英国和美国的金融支持，法国工业和农业界也要求得到德国销售市场，而负责对外事务的法国外长白里安也始终坚持法德和解理念，这些都为德法友好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德国加入国联不久，施特雷泽曼就提出了与白里安会面的愿望，并得到后者的响应。1926年9月17日，两人在法国小城图瓦里进行了会谈。会上施特雷泽曼提出了三个问题：结束盟国对莱茵地区的占领；取消对德国的军事监控；萨尔地区回归德国(41)。白里安答应德国的要求，作为交换条件，德国必须在财政方面提供15亿金马克的帮助，以便法国摆脱货币危机。虽然图瓦里协议最后因法郎的重新稳定和法国国内的强烈反对而流产，但德国方面还是获得了部分成果。国际联盟行政院决定于1927年1月31日召回在德国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从此，德国在军备问题上有了更大的空间。
此后，施特雷泽曼继续在裁军、结束对莱茵地区占领等问题上寻求与法国对话。他明确表示支持白里安和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起签订的“非战公约”，以表明德国的和平愿望。德国方面同时指出，法国的安全已经通过洛迦诺公约和德国加入国联而得到保证，协约国军队继续占领莱茵地区已经失去理由。1928年7月，德国正式提出外交照会，要求协约国在国联的监督下从莱茵地区撤军。8月，施特雷泽曼利用赴巴黎签订“非战公约”之际，与白里安和普恩加莱会面。法国方面同意提前撤军，但要求以一个新的赔偿计划作为基础。9月，各列强和德国开始就撤军及赔款问题进行谈判。
德国恢复大国地位的进程虽然艰难，成果却很显著。首先是赔款问题的解决。1930年1月30日，以美国经济专家杨格命名的新赔款计划正式通过。据此，德国赔款总额为1120亿马克，60年内还清。与此同时，取消协约国对德国财政经济的监督，撤销赔偿委员会。杨格计划对德国而言不仅意味着减少了年赔款额（比道威斯计划减少20%），更重要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德国的经济和财政主权。其次，撤军问题也有新进展。1929年8月的海牙会议上，施特雷泽曼在英国的支持下，以退出会议为威胁，迫使法国在撤军和萨尔问题上做出让步。根据协议，协约国将在3个月内从科布伦茨地区撤军；美因茨地区的撤军将在杨格计划批准后进行，最迟于1930年6月30日完成；至于萨尔问题，虽然法国没有让步，但根据此前在凡尔赛达成的5年内全部撤出莱茵地区的协议，实际上已经有了明确的期限(42)。
1929年10月3日，施特雷泽曼因病在柏林去世。由于他采取了巧妙的“修约政策”(Revisionspolitik)，此时的德国已经摆脱了战败国的阴影和凡尔赛和约的束缚，恢复了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大国地位。有学者认为，施特雷泽曼外交政策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当其他德国人视修改凡尔赛和约为德国复兴的必要前提时，他却认为德国力量的复兴必然导致凡尔赛和约的修改。他像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俾斯麦一样，在欧洲采取了和平而非对抗的政策。不同的是，俾斯麦推行和平政策的目的是要维持现存秩序，保持德意志帝国在欧洲大陆的强势地位，施特雷泽曼则要通过和平的“修约”政策创建一个新格局。他在努力维护欧洲和平并获得人们对德国信任的同时，也使重压于德国人身上的凡尔赛和约逐步得到了修改(43)。
收稿日期 2010-03-01
注释：
①姚华：《试析德国施特莱斯曼外交成功的原因》，《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杨华：《从法德缓和看施特雷泽曼的务实外交》，《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3期。
②关于凡尔赛和约导致的德国领土损失情况，国内许多著述虽有涉及，但不甚清楚。相关情况可参见：Udo Sautter,Deutsche Geschichte seit 1815:Daten,Fakten,Doku mente,Band 1,Daten und Fakten,Tübingen:A.Tübingen und Basel:Francke Verlag,2004,S.216; Geoff Layton.From Bismarck to Hitler:Germany 1890-1933.London:Hodder & Stoughton,1995.87-88; Hajo Holborn.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1840-1945.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569.
③(18)(22)(23)(28)(41)(42)Raymond Poidevin,Die unruhige Groβmacht:Deutschland und die Welt im 20.Jahrhundert,Freiburg:Verlag Ploetz,1985,S.111,S.112,S.114,S.113,S.117,S.123,S.125.
④王铁崖选译：《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29页；Robert-Hermann Tenbrock,Geschichte Deutsehlands,München:Max Hueber-Verlag,1977,S.257-258.
⑤Geoff Layton.From Bismarck to Hitler.,Germany1890-1933.118.
⑥⑩(21)(30)(31)(38)(39)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第三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289页，第290-291页，第286页，第365页，第388页，第585页，第577页。
⑦魏玛共和国初期，由于国际国内处境维艰，政府更迭频繁。1919年2月13日—6月20日：谢德曼政府；1919年6月21日—1920年3月26日：鲍尔政府；1920年3月27日—6月8日：缪勒政府；1920年6月25日—1921年5月4日：费伦巴赫政府；1921年5月10日—1922年11月14日：维尔特政府；1922年11月22日—1923年8月12日：古诺政府。
⑧(11)Gottfried Niedhart,Die Aussenpolitik der Wei marer Republik,Münehen:R.Oldenbourg Verlag,1999,S.11-13,S.13.
⑨(12)(19)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34页，第569-570页，第565-566页。
(13)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上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84页。
(14)Gustav Stopler,Deutsche Wirtschaft seit 1870,Ttihingen:J.C.B.Mohr,1966,S.98.
(15)Raymond Poidevin,Die unruhige Groβmacht:Deutschland und die Welt im 20. Jahrhundert,S.115.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1919-1984)》（上册），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74页。
(16)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1919-1984)》（上册），第8-9页；Raymond Poidevin,Die unruhige Groβmacht:Deutschland und die Welt im 20.Jahrhundert,S.112.
(17)Raymond Poidevin.Die unruhige Groβmaeht:Deutschland und die Welt im 20.Jahrhundert,S.112；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下册），第566页。
(20)(40)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1919-1984)》（上册），第21页，第93页。
(24)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下册），第672页；Anthony Adamthwaite.The Lost Pea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urope 1918-1939.London:Edward Arnold,1980.63-64.
(25)(27)(29)John Hiden.Germany and Europe 1919-1939.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84.86,86-87,87-88.
(26)(43)John Laver.Imperial and Weimar Germany1890-1933.Hodder & Stoughton,1998.59,60.
(32)Anthony Adamthwaite.The Lost Pea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urope,1918-1939.72-73; Raymond Poidevin,Die unruhige GroBmacht:Deutschland und die Welt im 20.Jahrhundert,S.119.
(33)Hajo Holborn.A History of Modern Germany 1840-1945.618.
(34)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Bd.4,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s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1914-1949,München:Verlag C.H.Beck,2003.252-253.
(35)Eric D.Weitz,Weimar Germany.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143.
(36)Diether Raff,Deutsche Geschichte:Vom Alten Reich zur Zweiten Republik,Mütinchen:Max Hueber Verlag,1985,S.250.
(37)Anthony Adamthwaite.The Lost Pea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urope,1918-1939.70-72；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第三卷），第572、5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