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战线》艰苦而辉煌的初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线论文,社会科学论文,艰苦论文,辉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3)07－0016－06
我于1978年5月从前郭县东风公社教育助理的岗位，以“借调”方式走进《社会科学战线》(下简称《战线》)编辑部，当上历史编辑。回忆35年前开始的一段历史，感慨万千。
一、综合大刊，适时而生
“四人帮”倒台之初，学术界已经清冷了10年，“大家”们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倒，在这漫长的10年时光里，没有地方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专著。1977年11月，刚刚返回吉林省委主持宣传文教工作的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与在原东北文史研究所基础上组建的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佟冬商议，根据社会科学战线必须拨乱反正、大干快上的形势，决定办一本全省性的社会科学学术杂志，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立即筹办。定位就是综合性、学术性、大厚本、百家争鸣、图文并茂、季刊、全国发行，目的是组织、带动全省社会科学战线并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加强联系，“共同战斗”。
怎么展开这项工作呢？就是要充分依靠学术界有权威、有影响的大专家、大学者开道。也可以说是要用这个大厚本杂志，给当年挨批判的社会科学领域权威设置学术平台，优先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因此，《战线》开始就树立了“靠各领域学术名人打天下”的特色，要把他们沉积了10年的“旧稿”，其实也正是坚守学术圣地的文化精品展示于天下。
随后，编辑人员草拟了《关于筹备创办吉林省社会科学学术刊物的初步设想》和《〈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八年创刊号组稿计划》，并拿到吉林省理论干部会议(1977年11月15日至12月14日)和全省宣传文教工作座谈会(1978年1月4日至14日)上征求意见，获得一致肯定。1978年1月15日，第一次《战线》编委会在春谊宾馆举行。主持人宋振庭的总结讲话非常精彩，他说：要办“全省性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带动研究，带动工作，带动整个社会科学战线”；“要办杂志，不是一般的理论刊物”，“是综合性的，要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要办“季刊”，“搞它几十万字，一年几大本”；“一定要组织外稿”，“要和全国社会科学战线建立联系，闭塞不好”；“要提倡大胆争鸣”，“学术性较强的可以先搞”；“编辑委员会要扩大，方方面面的人都搞一点”；“吉大、师大两个学报可以继续办”，但“这个刊物要优先出版”，“全省各文科大学从人力、物力、稿件都要支持”。最后说“我公认我确实是这个刊物的后台”。宋部长的讲话长期影响杂志的走向和发展。
1978年2月24日，经吉林省委常委办公会议讨论，并正式下达文件，同意创办《社会科学战线》杂志。此后不足两个月，经王慎荣、周雷等人编辑的“创刊号”——厚厚的一大本就惊人地闯入学界了。创刊号发行之后，各地反响强烈，遍及全国的读者来信一致反映，“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社会科学繁荣昌盛的表现”，“有气魄，敢想敢干，思想解放”。
二、收揽人才，专业至上
《战线》的成功创办和步步走高，说到底还在于编辑团队的班底和能力。宋振庭对此看得很准，为了能组织好班底，他只说了一句很简短却非常深刻的话：“编辑委员会要扩大，方方面面的人都搞一点。”这里的“方方面面”，绝不止于学科，而是内含超当年政治观念的人才观，就是要真才实学，完全不考虑你在不正常年代曾经扮演过什么角色，此即“广罗人才、收揽人才、专业至上”的本意。
为此，宋振庭、佟冬决定把原东北文史研究所研究人员周雷从北京找回来，任《战线》编辑部副主任，实际做《战线》创刊的具体工作。周雷，何人也？原名周程武，吉林大学历史系1962级毕业生，东北文史研究所骨干研究人员，因从事《红楼梦》研究，“借调”到北京，与现已是著名红学专家的原吉林大学历史系1965级毕业生胡文彬在一起。此人专业好，人脉广，有办刊经验，又特别能干，“棱角”也很突显。继而，佟老又安排北京大学历史系调干生、毕业后调入东北文史研究所的王慎荣任编辑部主任。《战线》于此创刊。谈到胡文彬不妨多说几句。原《战线》副主编宋焮说过，《战线》初创年代，胡文彬就是我们驻北京的联络站，很多名家文稿也是经他之手转过来的，我们去北京组稿，也一定先去见见他。
轮到挑选各编辑组负责人，当时确定的原则也是找专业担当能力强的人，敢于突破“政治底线”。仅以各学科领域带头人来说：历史编辑组由宋德金负责，他原为林彪的文字秘书，林彪事件后遭贬回到长春，在某工厂劳动；哲学编辑组负责人李惠让，他1965年调入《红旗》杂志社工作，“文革”中卷入政治风波，遭贬调回吉林省，安排到东丰县粮库。这些出了点“问题”的专业骨干，都被宋振庭和佟老提拔起来，放到《战线》担负起学科责任。继又找来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的毕万忱负责文学编辑组、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系的刘英杰负责综合编辑组。另由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黄树民负责经济组、毕业于东北师大中文系的宋焮负责编务组。黄、宋二人后提升为编辑部副主任。
我则是由周雷提名调入。“文革”开始时我是吉林大学历史系学生，后分配到前郭县卡拉木农场，当工人、宣传干事。1975年初，调入前郭县东风公社任教育助理。1977年年末，报考吉林大学先秦史研究生，后阴差阳错而被李时岳先生录取为近代史研究生。与此同时，《战线》创刊，急需专业人才。周雷立即想到当年办过刊物并与新华印刷厂很熟悉的我来，很快获知我在前郭的信息，遂亲往前郭县委组织部商议调转事宜。“文革”后前郭县也开始使用“文化人”，县委组织部乃以“正考虑使用此人，拟调任县教育局领导岗位”为由不同意调转。周雷则打出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的旗号，以“借调一个月”的方式，暂时把我调入《战线》编辑部。
到编辑部工作后，佟老亲自接见，给予鼓励，我这时才说出很快将进入吉林大学读研究生之事。佟老即让王慎荣找我谈话，希望我“留下当编辑，不要读研究生了”。还说，佟老有态度：立即办理正式调入手续，安排住房，并把家属户口全部迁入长春。当时我两个儿子都在4至6岁间，面临上学，乃决定放弃读研究生，同意直接调入。王慎荣当即亲往吉林大学代我办理了退出研究生录取名额的手续。我就此当上一名光荣的历史学编辑，直到1983年调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三、学术大家，自然造势
我走上《战线》岗位是在1978年5月，正在创刊初期，我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联系省内名家，吸纳最优秀的学术文稿。经回忆主要联系过以下各位人士：于省吾、孙晓野、关梦觉、杨公骥、张松如、林沄、林志纯、金景芳、高清海、李时岳、罗继祖等。经我联系的省外名家主要有：李学勤、杨向奎、邓广铭、苏双碧、白寿彝、瞿林东、陈直、罗福颐、林干、王鍾翰等。特别与于省吾、罗继祖、张松如、关梦觉等成为忘年交，写过多篇介绍其学术的文章。仅以于省吾教授为例就有多篇，如《古文字学与古史研究》刊于《战线》1980年第2期、《于省吾谈中国古文字研究》刊于《百科知识》1983年第7期、《关于古文字学的若干问题》刊于《学术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至于罗继祖教授，我们的师生情谊超越父子，他的大量学术短文全部交给我转《战线》发表。
与我保持密切通信联系的，就有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教授林干、通辽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瞿林东、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陈连开、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傅衣凌、《史学月刊》编辑部主编赵希鼎、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室资深编辑刘伯涵、陕西省西北大学教授陈直、中华书局编辑张忱石、南开大学教授杨志玖、北京大学教授张芝联、《光明日报》编辑苏双碧、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秦佩珩、中华书局编辑吴树平、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教授裘锡圭、河南安阳博物馆李建武、《历史教学》杂志编辑吉敦谕、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斯维至、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罗福颐等，都是著名学者。
《战线》很注重图版，创刊号就登出黄永玉的木刻画《人民爱总理·总理爱人民》、《库伦二号辽墓墓道北壁壁画》；第2期登出鉴真塑像的照片，明代画家孙隆的《花鸟草虫图卷》，黄永玉的国画《放》(封面)，郭沫若、赵朴初的行书原迹；第3期登出金代画家张瑀的《文姬归汉图》、西周微家族窖藏铜器和扬州园林与住宅的照片；第4期登出《毛主席在延安》、《郭沫若同志鉴定殷墟文物》、《有毛主席光辉形象的解放区邮票》等照片。此后各期都有配文彩图，既高雅，又鲜活，开学术杂志之先。而更具“开先”功效的则是登出学人的照片。1979年第1期，以“纪念老舍诞辰八十周年”为题，登出老舍一组12帧照片；第2期，为配合《曹禺戏剧语言艺术的成就》一文，登出“曹禺戏剧剪影”一组14帧照片；第3期同样是以配文为由，登出“艾思奇”一组5帧照片、“诗人郭小川”一组9帧照片。此后又有新变化，敢于把多位学者的照片组合群上。1979年第4期刊出“经济学家王亚南”、“史学家陈垣”、“郑景康摄影作品”。到1980年第1期，又在封底上刊出一组“中国社会科学家近影”，包括马寅初、顾颉刚、周谷城、费孝通、王朝闻、侯仁之等。到1980年第2期，仍在彩页上刊出学术大家的照片，但主题文字又有变化，改为“本期部分作者照片”，这是为什么呢？也有故事。
一天，几位骨干编辑在办公室里闲聊。有人提出，我们拜访学者，留下不少照片，挺宝贵的，似应利用每期杂志的封底或另加彩页选登，增加学术气氛。周雷很以为是，说干就干，于是便有了一组“中国社会科学家近影”，刊发于1980年第1期。据在场的知情人宋焮讲，我们不过是一本吉林省的学术杂志，随意就确定某某是“中国社会科学家”恐惹是非，下一期再登出姚雪垠、李希凡、蓝翎、张松如、金景芳的照片时，标题文字就变化为“本期部分作者近影”了。可见那时的编辑工作还是相当谨慎的，而从图文并茂的角度，还是又添新彩了。
还有一件事可以一说：湖南省某大学文学系一位教授给我们寄来一部30多万字的书稿《诗论发微》，希望能作为《战线》丛书的一种出版。作者也是名家，且书稿主题是依据毛主席给陈毅谈诗的一封信，作为代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诗论”，“发微”细述，写了12讲，长篇大论。说实在的，当时我们拿不定主意。遂把书稿送交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诗人张松如先生审阅，他细读全稿后写出一篇长达16页的《读稿杂感——关于〈诗论发微〉的几点意见》，他在文中直抒己见：
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确实如信中所自称，乃是“随便谈来”，从中使我们看到老一代革命家——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亲密无间的同志友谊。如果把它作为代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诗论”，见仁见智，固无不可；可是，从而“发”起“微”来，写成几十万字的名篇巨论，这可真是“一句顶一万句”了。假如毛主席自己看到这样的著作，不知将作何感想？全书30多万字，引用了大量中外古今的贤哲语录及精彩有趣的诗话、词话、画论、剧论，如果潜心阅读一遍，定能获益不浅。不过，我感到此书不必列在我们的《战线》丛书中作为一种来出版。这部稿子两个“凡是”的气味太浓了，形象化了“一句顶一万句”的公式，是不足取法的。所谈的有关形象思维问题，在理论认识上不明确，没有新内容，甚至不免混乱；所谈的有关新诗发展的实质问题仅为一家之言、个人意见，不会对创作实践起到指导作用。如果照此办理，诗歌的道路将会越走越窄，越脱离人民。人民需要的是好诗，能够反映时代精神的好诗，不是一定由什么人规定好了的什么形式。
以上这段话能够表明我们所依靠的各界大家，不但敢于讲真话道实情，还真肯于付辛苦，为我们办实事、做实事。这16页原稿手迹，今天应该也是一件颇有文化价值的文坛文物了。
1979年4月上旬，我接到《中国史研究》编辑王春瑜来信荐稿，原信尚存：
上海的八十七岁老人廖克玉先生，其前夫是晚清两湖总督瑞徵。耳闻目睹，颇涉名流、要人，回忆成文，足资治史者参证。最近，她给本刊寄来回忆录《沧桑爱俪园》，用切身见闻，画出哈同夫妇的种种丑态，行文流畅、幽默，读来饶有兴味。其中有些事实，是第一次披露，弥足珍贵。我曾将此稿给京中的“老上海”杨廷福、姜辛眉等同志看过，他们均认为颇有史料价值，本刊与《中国史研究动态》，当然均不适合发表此类回忆录，贵刊兼收并蓄，似适合发表。现特推荐寄上(我已将题目改为《哈同夫妇见闻录》)，请审阅。如不合用，请仍退我处理为盼。
这当然是一篇难得的历史重要人物之亲历亲闻稿，遂立即安排，以《哈同夫妇轶事点滴》为题，发表在1979年第3期上，还配发了“昔日哈同花园一角”等两帧照片。由此也可以看出，我刊的“综合性”较之“单一性”学术杂志确有优越处。当然，也证明我们的人缘不错，友刊拿到了好稿子也会想到我们。
四、“四人帮”倒，首开研讨
打倒“四人帮”后，我国学术界第一次大规模的“古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就是由《战线》和《历史研究》联合举办，会场设在长春南湖宾馆，我参与了这项工作的筹备和实施。佟老把具体操办这次会议的任务交给了《战线》编辑部历史组组长宋德金和《历史研究》副主编田居俭(原为吉林大学历史系讲师、诗人，笔名“束棘”)，但他们很信任我，具体事宜几乎全部由我过眼过手。会后由我草拟了会议综述，题为《敢于冲破禁区 勇于百家争鸣》，以“《历史研究》记者、《社会科学战线》记者”署名，先在《历史研究》1978年第12期、《战线》1978年第4期发表。继又以我个人署名，在《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3期、《百科知识》1980年第2期刊出，《光明日报》也作了大版面报道，报道内容也由我拟稿。这次会议活跃了全国的学术空气。外电也纷纷报道。
这里也有故事：1979年4月下旬，我忽然接到来自《百科知识》编辑部的一封信。内容如下：
王庆祥同志：
读了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综述》一文，觉得很好。我们准备转载，已征得《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同意，不知您有什么意见，或有什么补充？我们拟登在1980年一或二月号上。您如有意见，请即来信见告。
敬礼！
《百科知识》编辑部梁从诫
四月廿四日
原来我写的“古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综述文章在《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3期发表后，立即引起发行量很大的《百科知识》杂志关注，此后我同从未谋面过的梁从诫先生通信多封(其中4函保存至今)。直到最近，我才从电视上看到梁先生的形象，获知他竟是中国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之孙、大建筑家梁思成和建筑学家、作家、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的林徽因之子！真是缘分啊！梁先生非常谨慎，嗣后又把拙文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请“几位同志”看过，得到认可，这才发表在1980年第2期上。在告知刊登信息的来信中，梁先生还代表《百科知识》表示说：“希望你今后不断给本刊以支持，贵刊如有需要我们效力之处，一定尽力而为。”
还是经由梁从诫先生之手，我又把介绍《战线》另一位“大家”的文章《于省吾谈中国古文字研究》交给《百科知识》。此文开篇就说：“1979年秋，我有幸在一间四壁都被书箱、书架和书橱覆盖了的书室中多次长时间访问于省吾教授，就古文字学的继承、基础、重点和展望等重大学术问题深谈，于老侃侃而谈。”谈话中，于老还对古文字学的现状和前景，作出简明而深刻的概括：“现已发表的甲骨文字不重复者有5000个左右，其中大半不识；现已发现的金文也有数百篇之多，其不能识者尚多。古文字学的许多重大课题都有待深入研究。我愿为此再尽绵薄之力。活一天就干一天！”写出这一细节，希望读者能够了解当年我们联系作者、拜访名家究竟做了怎样的工作，绝不是说几句“约稿”的话就走，而是要与大学者们结下深厚的专业情谊。
再说梁从诫先生接到此稿即回信告知“本刊决定采用”。随后，作为该刊重点文章，使用黑体字标题，发表在《百科知识》1983年第7期上。交往经年，我却对其不凡家世仍是懵然无知。
五、五省座谈，八方来聚
1979年8月，我代表《战线》出席在呼和浩特举行的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会后，我本着“扩大影响，呼唤名家”的《战线》“宗旨”，就近前往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河北五省区，召开“《战线》与当地学术名家交流座谈会”，各省都能按我所代表的《战线》要求，由省委宣传部派员主持，把本省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名家、教授召集在一起，由我介绍《战线》，扩大影响，号召“大家”们为杂志撰稿，学者们也纷纷在会上表态。
我至今仍保留着一份由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盖章签发召开座谈会的通知，该通知于1979年8月21日发到出席会议的单位，再转交专家、教授。我当时住在“西安市止园招待所三楼20号”，就在那里收到一份，是打印件，内文如下：
《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手写单位名称)：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和吉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的同志来我省征求意见和组约稿件，要求在八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时在我院(本市小寨西路23号省委党校内)二楼会议室召开座谈会，会议内容是：1、对《社会科学战线》的批评意见；2、对《社会科学战线》的要求与希望；3、介绍《社会科学战线》组稿计划。根据吉林同志的提议，请你单位王庆祥(手写人名)同志届时到会，望准备意见。致
敬礼！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公章)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我又找到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某先生当年给我的信，说明参加郑州座谈会人员的情况：“贵刊编辑部在郑州召开的座谈会，共有五个单位的同志参加。其中郑州大学五人：史书苑、高敏(历史系副主任、讲师)、陈书生、陈培基(政治系讲师)、何均地(中文系讲师)；省委党校四人：李宁(哲学教研室)、吴警旭(党史教研室)、舒新甫(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闫荫丰(校刊编辑室)；省出版社一人：吴朝林(理论编辑)；省博物馆二人：许顺湛、张家泰(《河南文博通讯》编辑部负责人)；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四人：张风昌(副所长)、吴士英、王宗虞、代国庆(职称均未定)等。”
会后，我还要单独走访当地名家。如呼和浩特翁独健，西安陈直，天津郑天挺，北京启功、杨向奎、裘锡圭等。回到长春后，我撰写了座谈会《纪要》，发表在《战线》的附属内刊《〈社会科学战线〉通讯》上，同时我还写了“通讯”和“学者访谈”一类短文，以加强《战线》与学者的联系。如《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战线》1979年第4期)、《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应当继续讨论》(《史学月刊》1980年第2期，《光明日报》1980年12月14日专文介绍)、《应怎样对待关于宋江投降的史料》(《战线》1980年第3期)、《陈直和他的摹庐丛著》(中华书局《学林漫录》1981年第4集)等。
六、同溥仪研究，始于《战线》
在赴外地组稿期间，我在1979年9月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黄振华先生提供珍贵信息，获知溥仪夫人李淑贤健在，并在她家中亲眼看到溥仪先生的日记、文稿、书信等一大批珍贵遗稿，极为兴奋。回到长春立即向佟老和王慎荣汇报了情况。佟老曾在全院大会上谈及此事，指示编辑部，可以让我继续与李淑贤联系并建立合作关系，整理溥仪遗稿，也可以先在《战线》上发表或连载由我整理的溥仪日记片段。1980年10月31日，我与李淑贤签署了由《战线》加盖公章的第一项合作协议——《关于溥仪遗稿整理与出版有关事宜的协议》。
可以说，溥仪研究的全面展开始于《战线》。而今，溥仪研究已在国内外有了大气候、大影响，然而，第一篇溥仪研究文章的发表，《溥仪日记》在全世界的最早披露，是在《战线》1981年第1期上，白纸黑字的开创之功，永存于世，不可泯灭。
随后走上我的溥仪研究之路。这几年，我在人民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团结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和再版多种新书，大主题还是围绕着溥仪人生中的“改造”二字。如《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溥仪的后半生》、《“皇帝”的背叛——溥仪与“九一八”》、《我的丈夫溥仪》、《最后的“皇妃”》、《随侍溥仪三十三年》、《溥仪日记(全本)》、《伪满洲国皇宫揭秘》、《〈我的前半生〉背后的惊天内幕》、《末代皇帝溥仪的生死时刻》、《末代皇帝溥仪改造全记录》等。值得一提的是，我的新版书中还有外文版和台湾版新书问世，包括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我的丈夫溥仪——中国的末代皇帝》、英文版《溥仪的后半生》及中国台湾中文繁体字版《梦断紫禁城：溥仪的后半生》、《末代皇帝和他的政治敌友》、《末代皇帝和他的五个女人》等，能让溥仪走向世界也让我很欣慰。此外，我还以主编或副主编身份参与编著了《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飘泊沉浮多少事——解读溥仪》、《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末代皇帝溥仪在苏联》等书。
在我年近古稀的溥仪研究人生中还有新的计划么？反正还想写。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溥仪与伪满洲国》一书已经完稿，与沙曾熙和刘淑芸两位八旬老人合著的一本新回忆录《旷世奇缘——我为末代皇帝保大媒》也已经有了初稿。这两三年也可以算是撰写和出版著作的小高峰期了，衷心感谢千千万万理解我的读者同仁。
《战线》是我学术人生中难忘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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