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思维在现代管理理论中的凸显及其知识论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论文,理论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现代管理学的发展中，整体思维经历了从产生到扩展再到成熟的过程。整体思维是现代管理学历史发展中所隐含的哲学意义的思维方式，对其进行反思、概括和提升，是管理哲学实现根本创新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现代管理理论开端中的局域整体思维
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其理论内容具有基本的合理性外，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这一理论开创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新的思维方式。这就是从企业生产效率整体乃至更大范围的效率整体和长远的角度看待管理和劳资关系的思维方式。我们把他的这一思维方式概括为局域整体的思维方式。
首先，也许泰勒研究和实施科学管理的初衷并非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但至少他后来认识到实行科学管理对于美国减少由低效、管理不当等原因所造成的资源浪费的重要意义。换句话说，他最终是从整个社会提高效率而实现资源节约这一高度来看待科学管理的，并且由此认为科学管理的根本原则适用于一切社会行为的管理，即家庭、农场、商业、教育、社团、政府各部门的各种管理。
其次，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洞见了对组织进行系统管理的重要性，强调提高效率的关键是依靠科学的系统管理，而不是依靠某个或某些非凡的个人。他明确提出，管理体制是第一位的，好的管理体制可以发掘一流人才，并且可以更有把握和更迅速地把他们提升到重要岗位上来。
最后，泰勒力图把劳资双方的经济利益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看待，强调劳资双方通过整体合作、和谐共济，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增加双方的整体和长远经济利益，并将其视为科学管理的实质所在。泰勒特别地论证了劳资双方利益一致的具体内容，这就是低成本与高工资的结合。
然而与此同时泰勒的科学管理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他的思维方式只具有有限的整体性，因而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第一，由于泰勒把科学管理主要看作是一种节约劳动、提高效率的手段，一种使工人取得更高工资、使雇主取得更大利润的手段，因而他实际上把经济利益、经济效率放在了决定性的位置，把经济利益或物质利益看作是组织成员特别是工人的主要追求，把长久地提高经济效率看作是企业的最高目标。
第二，泰勒强调了组织中生产的优等工人的效率和工人个体之间的收益差别，而忽视了组织中本来存在的工人们在工作、生活等方面互助共存意义上的社会一体关联，也就是说，忽视了组织中工人成员的团体社会性质。
第三，泰勒把组织成员绝对地区分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把管理仅仅理解为管理部门的工作，而忽视了一般员工参与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作用。
然而，也正是由于泰勒在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上尖锐地凸现了他在整体思维方面的严重不足，才使后来的人们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在管理思维方式上逐步走向更加全面、更加充分的整体思维。
二、社会认识论整体思维方式的初步形成
从管理思维方式演进的逻辑来看，与泰勒的思维方式形成直接的历史补充和对照的，是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由霍桑实验引发的对工人生产行为所作的社会和历史维度的研究，形成了具有社会历史认识论特征的整体和历史主义思维方式。梅奥无疑是这一思维方式的重要代表人物，梅奥之所以形成比较突出的整体和历史主义思维方式，除了工业化进程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历史本身的巨大变化外，也由于他受到了完型心理学的心理活动是一个整体、帕累托的社会是一个系统等整体观念的影响。
梅奥敏锐地把捉到了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及其相应的社会变化对工人的生产行为状况（有意限制产量、对管理者反感等）所产生的根本影响，强调保持处理人事关系的能力与处理物质技术的能力的平衡，是组织长久存在的根本条件。
梅奥已经开始不再像泰勒那样，只是从企业组织内部来思考员工的“磨洋工”、有意限制产量等生产行为，而是从整个工业和社会的巨大变化来思考问题。也就是说，梅奥已经认识到了企业与工业技术变化、社会变化的历史关联，力图从整个社会运动的层面探寻企业或团体内部发生问题的原因。
梅奥的整体和历史主义思维方式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把人类的存在看作是一个从本性上需要社会合作的过程，因而看到了人类在不同团体层次上的整体合作的重要性，看到了实现物质需要与维持整个组织的合作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通过在霍桑实验过程中的实地考查和深入研究，梅奥提出，在人类的本性中包含了合作、交流、共同参与的倾向，这正是人类实现有效生存和不断进步的根本。
梅奥的整体和历史主义思维方式的第三个方面表现在，他在探讨如何实现组织的持久合作时，深刻认识到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整体，个人利益、物质利益不是人们工作的根本动力。他尖锐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关于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组织的基础的观点，强调除了经济利益、物质利益的追求以外，员工还有实现社会价值的需要，人格尊重的需要，情感交流的需要，希望充分反映自己的意见、主动创造和自主负责的需要等。
总之，与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局域整体思维不同，梅奥力图从社会整体变化的角度探讨工厂管理所遇到的问题，认识到了团体合作、社会合作对于工厂管理的重要意义，开辟了研究组织管理的社会整体视野。
三、整体思维方式的成熟
巴纳德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以后所创立的组织理论，则标志着现代管理理论中整体思维方式的成熟。
首先，巴纳德认识到，在任何社会，不仅存在着具有共同目标和确定机构的正式组织，而且存在着没有共同目标和没有确定机构的非正式组织。社会主要是由正式组织构成的，人们的有目的的、建设性的活动主要是在正式组织中进行的，正式组织基本上决定了社会体系的结构和过程。但与此同时，正式组织必然受到非正式组织的态度、理解、习惯等的影响。
其次，巴纳德深刻地认识到，正式组织是协调人们的活动或力量的社会体系，是协调不同人们的努力的整体，因而是不同个人活动的社会化，是各个活动部分的相互关联。
最后，巴纳德明确指出，正式组织作为人们在具有共同目标、做出贡献的愿望和信息交流基础上的社会系统的行动过程，其最终和根本上是组织与整个外部环境的平衡。外部环境不仅包括外部的物质事物及其规律，而且包括社会规律、社会信念、人们的活动准则等。
可见，巴纳德正是从组织是多维的整体、是内部状况与外部环境的统一出发来分析管理活动的，因而极其自觉地把管理看作是组织活动的整体协调过程。
第一，从管理人员的职能来看，一方面，管理人员的职能就是制定目标，提供信息交流的合理配置体系，促成必要的个人努力，使组织的各种活动或力量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整体；另一方面，管理人员的这些职能本身，也只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组织过程的部分或方面，是协作体系的各种努力的一部分，它们并没有单独的存在。
第二，从所涉及的组织体系的内部因素来看，管理活动或组织活动就是对物的因素、人的因素、社会因素所进行的有意识的整体协调活动。巴纳德指出，当时组织理论的根本问题是没有整体地、全面地研究组织，因而对管理活动的研究也是如此，以致在实践中造成了管理上的许多失败；而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科学专门化所导致的思想的片面化。
第三，从组织管理内外相统一的角度来看，管理活动是协调整个组织和环境的努力。管理过程作为组织过程的基础方面，也必须从组织和环境的关联整体的角度来考察。既然一个组织持久存在和动态平衡的根本是组织的有效果和有效率之间的平衡，所以管理过程必须适应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不断地实现这种平衡。
第四，由于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相互作用，所以，管理正式组织就必须充分认识非正式组织的特点及其对正式组织的影响，充分调动非正式组织的各种功能和力量，以保证正式组织的健康持续发展。尽管巴纳德没有明言，但实际上他所说的非正式组织也属于正式组织的外部环境，因为他所说的非正式组织所形成的态度、信念、理想、习俗等，本身就是社会影响的产物。
第五，正是由于立足于组织与环境的关联来探讨管理，所以巴纳德头脑十分清醒地指出，不是有了协作和组织的科学，有了全面的管理理论，就可以把各种社会力量很好地结合起来。成功的协作要求把个人的眼前利益从属于个人的长远利益和公共利益，因而要求人们对此形成坚定的信念，但这却是由社会的价值观条件所决定的。
总之，巴纳德的组织理论的创立标志着现代管理理论中整体思维方式以及动态思维方式的基本成熟。这种思维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其意义决不仅仅是管理学的，而更是哲学的或管理哲学的，实际上就是从管理学到管理哲学的一种历史升华过程。
四、现代管理理论整体思维方式的历史和知识论定位
现代管理理论中整体思维方式的凸显和成熟，既是现代管理理论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当时西方社会实践和知识发展的产物。
从当时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实践的角度看，当时的社会生活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电力技术的发明及其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产生了经济生产的新的工艺组合方式，因而要求经济组织及其管理方式作出相应的改变。二是当时西方的市场经济尚不成熟，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因而经济波动乃至严重的经济衰退时常发生，由此导致许多工商业组织处于动荡多变的宏观经济环境之中，破产现象十分突出。这也十分尖锐地提出了经济组织如何在外部经济环境极其不确定的情况下实现发展的问题。三是国际政治、军事矛盾复杂尖锐，形势极不稳定，其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引发了国际政治关系的巨大变化和格局重组，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各国政治管理方式的某些重要改变。上述经济、政治领域的复杂矛盾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同时并存，要求各国政府必须把社会的技术变化、经济发展、政治生活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处理，必须从社会运转整体的角度对管理方式作出变革。正是现代西方社会实践的这些深刻要求，客观上推动了管理理论的整体思维方式的产生和发展。
从知识进展的角度看，当时西方社会的各种重要知识，除了管理理论本身的进展以外，也产生了日益走向整体思维的趋势。在经济学领域，张伯伦和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从不同的方面走向对市场经济的有限性和克服方式的认识，表现出揭示经济生活的整体联系的重要努力。在社会学方面，正如雷恩所指出的：除了韦伯的社会学视野下的官僚制理论以外，帕雷托提出了社会系统概念。在生物学领域，贝塔朗菲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强调要把生物作为一个机体系统来研究，并且正在进行创立一般系统论的努力。在心理学方面，把各种心理活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完型心理学已经产生，而且产生了研究人们的心理品质与特定工作的关系、人们对工业环境的心理满意与效率的关系的工业心理学。在哲学上，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生命哲学，把人的生命的精神活动和人的外部生活理解为一个整体；20世纪30年代之前已经产生的存在主义，特别是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哲学，把人的存在理解为与社会环境不可分割的共在过程；而怀特海所提出的有机体哲学，则突出强调所有事物都是有机的整体，被雷恩视为构成巴纳德组织理论的分析方法之一。
因此，从知识论的角度，我们试图从对上述各种重要知识进展的思考中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从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30年代，整体思维或系统思维已经在西方社会的主要知识领域开始涌动，管理理论中的整体思维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既是管理理论自身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包括管理理论在内的许多主要知识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第二，并非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产生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才有管理理论的整体思维，恰恰相反，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理论的产生，不过是在此之前的人类各主要知识领域中整体思维或系统思维的集中表现，或者说，它们只是人类各主要知识领域中已经日益凸现的整体思维的横向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