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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3年春列宁因病离开工作岗位到1953年3月，斯大林实际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30年。在这30年中，特别是二战之后，面对诡谲多变的国际政治形势，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党和国家进行非凡外交工作的同时，依据对国际关系和世界形势的认识与估计，形成了一系列的对外政策理论，这些理论不仅给苏联的外交实践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而且由于当时斯大林和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特殊地位，这些理论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同程度地产生过影响。本文就此作一些探讨，求教于大家。
一、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
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源于一战之后，二战后进一步得到完善，并成为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直接影响到苏联对战后国际关系割据的最根本的估计，决定着苏联对外战略的主要态势和取向。
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资本主义能够达到战前的水平，能够超过战前的水平，能够使自己的生产合理化，但这不是说——还远不是说——资本主义的稳定因此能够持久，资本主义能够恢复它在战前的那种稳固性。恰恰相反，正是从这种稳定中，……产生着最深刻、最尖锐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这种危机孕育着新战争和威胁着任何稳定的存在。从局部稳定中产生资本主义危机的剧烈化，日益增长的危机又破坏着稳定——这就是现今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辩证法。”（注：《斯大林全集》，第一版，第10卷，第234页。）“如果可以认为1920至1921年在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引起内部紊乱和外部关系破裂的暂时的战后经济危机已经过去，并紧接着来了一个局部稳定的时期，那么由于十月革命胜利和苏联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的总的和根本的危机不仅没有过去，反而日益加深，使世界资本主义生存的基础发生了动摇。稳定不仅不能阻止这个总的和根本的危机的发展，反而成为这个危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根源。”（注：《斯大林全集》，第一版，第10卷，第243-244页。）1929-1933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进一步强化了斯大林的这种认识，他指出：“目前的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资本主义总危机早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就爆发了，它破坏着资本主义的基石，促进了经济危机的到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结束，说明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说明世界经济危机在许多国家必定转化为政治危机……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注：《斯大林全集》，第一版，第12卷，第216、222-223页。）针对日益迫近的战争危险，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七大的报告中指出；“没有根据可以推断说，战争能够给予真正的出路，恰恰相反，战争必然会使情况更加混乱，而且战争一定会引起革命，并使一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存在本身发生问题，就象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进程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样。”（注：《斯大林全集》，第一版，第13卷，第261页。）联共（布）十八大是在二战爆发的情况下召开的，斯大林在其政治报告中对业已爆发的战争作了深刻的分析后，指出：“由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以及伟大十月革命后这种危机加深与尖锐化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成为事实了。”（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
，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5页。）
二战后，东欧、亚洲一系列国家相继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团结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相比之下，资本主义世界由于战争的打击而比战前有所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战后斯大林对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作了更进一步的论述。他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特别是在欧洲和亚洲的各人民民主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后，展开了总危机的第二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一次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二次危机，应该看作不是个别的、彼此隔离的独立危机，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发展的两个阶段。”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新条件，“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稳定的论点”，列宁关于“资本主义虽然腐朽，但整个来说，资本主义却较以前发展得更迅速无比得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的”。斯大林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世界总危机“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总的即全面的危机。”（注：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6、51、28页。）
如果说斯大林在二战前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分析还有某些可取之处的话，那么，二战结束后，在世界资本主义出现一系列新变化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对世界革命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这一理论过分夸大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危机的程度及其发展的不稳定性，忽视了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趋势，以及它们进行内部调整的能力。由于这种乐观的形势估计，使苏联不能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而且由于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概而论，这就不能不在实践中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斗争的打击面，从而使苏联对外政策表现为僵硬和缺乏灵活性。战前苏联在反法西斯问题上的失误、战后初期对“马歇尔计划”的抵制等，就严重受到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的影响。同时，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对苏联在战争与革命问题上的认识，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共产国际时期在“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下所推行的“左”倾路线就是典型的例证。
二、关于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
对战后存在新的世界大战的认识，是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斯大林对此问题的论述包括两个方面，即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和资本主义体系与苏联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当然两者之间又是相通的。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其著名的选民大会演说中断言：“战争的发生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世界各种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发展的必然结果。”（注：《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8页。）言外之意，在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条件下，资本主义世界仍将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并在它们之间发生战争。斯大林在其最后一部重要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将他关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战争不可避免的论点进行了更为绝对地阐发。他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和历史经验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国家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间的矛盾更加激烈。”据此斯大林认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依然存在的，而且完全可能首先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爆发。和平运动可以暂时延缓新的战争，但“不足以根除资本主义国家间战争的不可避免性”，“要消灭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29页。）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在斯大林看来，战争、掠夺、奴役等超经济强制手段，实际上是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这里应该看到，二战后，由于第三次科技浪潮的兴起，为世界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注入了全新的因素。譬如，发达国家交叉性投资的增多，开辟了投资市场的新领域和新的投资结构；发达国家的相互贸易占其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科技革命所造就的新材料的开发和能源的节约，使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原料的依赖状况大为改观；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仅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减少了世界市场上和整个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稳定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等等。这一系列新变化使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不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而且相互依赖，兴衰与共。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在战后发生作用的特点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其中科技成为最重要的因素。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在新科技革命中立稳脚跟，抢占至高点，用高科技、高生产率的竞争取代了以前那种两败俱伤的殖民地占领和军事争夺。此外，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和发展、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也从外部拟制了资本主义内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共同的利益，在所谓“共产主义威胁”面前更趋团结。总之，战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政治、经济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矛盾相对缓和，合作成为主流。因此，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在战后将很快陷入相互残杀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
斯大林关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同苏联发生冲突可能性的分析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斯大林一再强调西方国家和苏联有进行合作的可能性，认为，只要双方愿意，两种制度之间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另一方面，斯大林又指出：“应当把合作的可能性同合作的愿望区别开来。合作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但合作的愿望却不是始终都有的。如果一方不愿合作，那结果就会发生冲突、战争。”（注：《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25页。）因此，斯大林所主张的和平共处更多的是缓和战争的手段，而两种制度之间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则是他的主要观点。所以当美国等西方国家拒绝苏联的合作建议，执意将冷战强加给苏联时，斯大林便一再发出可能发生战争冲突的警告。纵观战后的国际形势，斯大林在这方面的认识也是同实际情况存在差距的。
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确实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恨之入骨，并调动各种力量进行遏制，但西方国家想借助战争手段铲除这一心头之患，是受到一系列客观因素制约的。其一，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只有美国一权独秀，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因自身问题困绕而自暇不顾的情况下，它们无力立即再从事另一场战争去消灭自己的对立面。第二，从纯军事的角度看，苏联在欧洲地面军事力量对峙中的明显优势、1949年美国核垄断地位的丧失以及西欧安全地位的脆弱等因素的存在，使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不敢轻易地发动对苏战争。第三，对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有着出色表现的苏联发动战争，将为世界舆论所不容。更为重要的是，在战后西方各国人民和平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各国政府相调动人、财、物力从事反苏战争是非常困难的。
由于斯大林战后在战争问题认识上的偏差，使苏联战后确立的积极防御战略在实施中出了问题。一方面，为了应付战争的需要，苏联肯定并继续实行战前已经确立的片面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国内经济发展战略，使本来已经比例失调的国民经济结构更加畸形发展，拉开了战后苏美军备竞赛的序幕，使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军费负担。另一方面，苏联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在自己的国境四周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地缘行动，有些是通过正当的途径，但更多的是含有大国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因素，这既伤害了周边各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也加深了西方的疑虑，造成更为紧张的国际局面。另外，苏联战后采取的行动往往只是对现实作出的被动反应，因而考虑欠周，措施不当。如柏林封锁就不能说是合适的。尽管苏联战后一再表示和平的愿望并发起和平运动，但由于对事态作出一系列僵硬的反应，降低了和平行动的实效，也无法阻止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局面。
三、关于“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
这一理论是斯大林于1952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的，在随后的苏共十九大上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并被作为苏联对外经济战略的理论基础，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斯大林认为，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的统一市场瓦解，出现了两个平行的、彼此隔绝的世界市场；西方的经济封锁使社会主义的世界市场更加巩固，它不仅不需要西方国家的商品输入，而且自己还有大量的剩余产品输往他国；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的存在与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日益缩小；由于日益狭窄的国际市场，资本主义各国的国内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逐渐加强，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大战不可避免，而且完全可能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首先爆发。（注：参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斯大林的这一理论也不例外，它是战后两大阵营关系破裂、西方对苏东国家实行经济封锁的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冷战的现实，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理论的提出和运用，对粉碎西方国家的遏制封锁政策，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克服困难，集中有限的力量进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一理论并没有正确而全面地反映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
首先，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其前提是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的出现和扩大，而产生国际分工和交换的根源又在于社会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因此，世界市场的形成及其发展趋势归根到底是受生产力和分工的国际化程度制约的，世界市场这种经济现象并不会因国与国之间、阵营与阵营之间的对立而发生内在的断裂。
其次，世界经济本身包括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经济成分是一种十分自然的现象。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虽然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但两者在经济发展上却有着共同的趋向和利益要求，那就是发展自己的生产力。为此，它们都需要从统一的世界市场中，通过交换、竞争和利用，得到各自经济进步所需的东西，以人之长补己所短，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无论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还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实际都是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绝不会由于出现两种社会经济体系而使原来统一的世界市场分裂为两个绝对对立、彼此隔绝的世界市场。
斯大林之所以把由政治冷战造成的世界经济联系的断裂、国际贸易的隔绝当作两大社会体系对立的必然结果，当作一种正常的规律，甚至当作与西方国家对抗的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国际斗争战略的一部分，除了战后冷战的形势所迫这一客观因素以外，主要是由于主观认识上的偏差。这一理论的提出，既是列宁去世后苏联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在如何利用西方先进技术、发展同西方贸易等问题上，长期存在不正确看法的逻辑结果，也与斯大林战后在世界革命问题上的主观臆断有着密切的关系。
实践表明，斯大林“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以及据此形成的对外经济战略是有害无益的。这一理论只看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否认了二者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放弃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来打破西方经济封锁的努力，从而使自己在外部封锁的条件下，走向自我封闭。从长远观点看，这种理论导致了与世界先进科技的隔绝，影响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理论提出后形成的封闭环境，造就了人们因循守旧、坐井观天的习惯，使自己越来越封闭，在夜郎自大中拉开了与世界先进科技的距离。
四、对国际团结和独立自主关系的认识
摆正国际团结与独立自主的关系，其核心是如何处理好国际主义和民族利益两者的关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使这一问题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没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从而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共产国际时期也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一问题而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
共产国际时期，斯大林认为，苏联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是进行世界革命的基地和大本营，世界革命的进程就是以苏联为中心向外扩展。因此，要搞世界革命，则必须首先保卫苏联。他进而指出，是否愿意无条件地、绝对地捍卫苏联是“各种各样的集团、派别和政党间的分水岭”，是检验他们革命性和反革命性的标准。谁决心保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反之，就是反革命，就会滚到敌人的阵营中去。（注：《斯大林全集》，第一版，第10卷，第48页。）这显然把国际主义同民族利益对立起来。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无疑为各国党独立自主地解决本国的革命问题提供了机会，但共产国际的解散并没有使长期以来在国际主义与民族利益关系问题上形成的错误观点得到纠正，对“社会主义祖国”苏联的态度仍然是苏联共产党衡量各国共产党是否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标准。
基于这种认识，加上二战后苏共实际处于领导党的地位，势必使苏联把自己的意志加强给各国党。当战后苏联把保卫国家安全作为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时，苏联的安全利益就被置于意识形态利益之上。为此，它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教导西欧国家的共产党放弃夺取政权，又可以要求东欧各国共产党加快革命的步伐，按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当某些国家的共产党想要寻求独立自主的道路时，就会被扣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帽子，遭到苏联各方面的压力。斯大林在这一问题上的误识严重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主义与民族利益一致性的原则，是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典型表现。
实践证明，各国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离开各国自身的决断来谈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有害的。任何外来的强制和包办代替，或者只许按照一个模式行事，只能使别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受挫折，从而损害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
五、关于民族民主运动的理论
民族民主运动作为二战后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在国际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从斯大林对民族民主运动的态度来看，他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蓬勃发展的民族民主运动，一般是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的。但对那些摆脱了殖民枷锁获得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中掌握政权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领导人，却采取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因为，斯大林认为，这样的国家及其领导人仍然受到西方国家的控制。因此，斯大林采取的政策是，鼓励那些国家的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推翻新独立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这种自相矛盾的态度主要受下面两个理论认识的影响。
其一，根据传统的理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其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从而日渐失去原有的革命性而走向反动。据此，斯大林认为，当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后，曾经领导过解放斗争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领导人已经不可能继续领导人民进行斗争，必须由共产党起来领导人民进行第二阶段的革命。因此，战后斯大林一再把新兴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人，如印度的尼赫鲁、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埃及的纳赛尔等形而上学地一概斥责为“帝国主义走狗”、“法西斯式的篡权者”，认为他们与前宗主国的“帝国主义走狗”没有什么两样。
其二，战后斯大林提出“两大阵营”的理论，认为随着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世界已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对立的阵营。按照这一理论，在两个对立的阵营之间是不可能有中立国家存在的。实际上，斯大林持“中间派是最危险敌人”的观点，这种非此即彼的、简单的主观臆断，无视客观现实，自觉地把新兴的民族国家推倒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对立面。
由于理论上的缺陷，苏联对战后新兴民族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总体作用及其发展趋势的估计，习惯于依据它们与苏联关系的状况和一些国家对外政策中的暂时现象，忽视了这些国家随着经济独立的增长而在政治和外交上独立自主、摆脱西方大国控制和支配的倾向，也忽视了它们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愿望，从而使苏联对民族民主运动的政策显得消极和软弱无力。因此，这一时期苏联在国际舞台上很少得到新兴民族国家的强有力支持，与西方相比，陷入较被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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