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时间序列演化与区域差异分析_产业结构优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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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4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5)09—0040—08

      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中结构偏差和扭曲一直存在，新旧结构问题具有继起性和交互性，并形成叠加效应[1]，显示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的特点。2013年，三次产业增加值的占比分别为10.0%、43.9%和46.1%，而2011年中等收入国家三者分别为10.03%、36.87%和53.09%[2]，差距明显。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尚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省份产业结构属于不够优化的过渡状态，呈现出“合理化程度低下和高度化不足并存”的态势。产业结构转变和优化升级是后发国家加快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3]，是实现经济起飞和跨越式发展的必经之路[4][5]，也是能否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影响因子。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挖掘主要在于有效发挥结构配置效应[6]，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实现包容性增长。科学测度产业结构高度值和合理度，辨识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有助于寻求结构优化的冯·诺依曼路径，实现经济总量和结构优化协调发展。

      一、中国产业结构优化测度和时序演变

      (一)理论基础

      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互为因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集合既塑造了当前的产业结构，也将助推产业结构演变。产业结构优化是合理化和高度化的有机统一。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产业之间协调能力加强和关联水平提高的过程，其主要衡量依据是产业之间发展是否协调、产业之间能否实现资源配置有效。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产业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技术密集型顺次转换，由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向生产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占优转换的过程，表现为生产率水平的持续增进和绿色化。合理化是高度化的基础，高度化是合理化向更高层次进行转化。就业人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影响因素，经济服务化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一种重要特征[7]。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空间效应包括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差异性两种：前者主要表现为区域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互动影响；后者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地理空间上匀质性的缺乏。区域间的空间联系和区域内的互动有利于加快整体产业结构升级速度。

      (二)测度方法及数据来源

      1.产业结构合理度测度。借鉴田新民(2012)的合理度测算方法，以hamming贴近度为原理，计算三次产业结构与标准结构离差的平均值，再用1减去这个平均值，测算公式如下：

      

      其中，R是产业结构合理值，n是产业的总数，i是n个产业中第i次产业，i=1，2，3，

是第i次产业的实际比例值，

是第i次产业的标准结构值，R∈(0，1)，R越接近1，说明其越接近标准结构，合理化程度就越高。“标准结构”中2008年及以前的数据来自WB，2009-2012年则是采用了七个国家或地区(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和中国香港)的数据并进行了平均(见表1)。

      

      

      (三)合理度—高度化评价矩阵构建和大道路径选择

      1.合理度—高度化评价矩阵构建。本文建立能反映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耦合发展的评价矩阵，用全国水平作为参照形成类似波士顿矩阵评判标准(如图1)。

      2.大道定理和冯·诺依曼路径。根据大道定理，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应于生产率差异导致的产业非平衡增长(弯曲大道)的过程；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则对应于经济均衡增长的过程(诺伊曼大道)。在理想情况下，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最优路径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保持产业均衡增长，发挥产业协调效应；二是产业结构的转换应瞬时，即应瞬间通过弯曲大道。从图1可以看出四种路径：(1)第一象限内部移动路径。产业结构已经处于优化阶段，其主题是经济又好又快地均衡增长。(2)对角线式发展路径，即D-A路径。其特点是路径短、成本低，合理化与高度化平衡发展，是典型的诺伊曼大道。(3)直角弯道式发展路径。包括D-B-A和D-C-A两条路径，其路径长、成本高，出现合理化与高度化的非均衡性发展，相比而言，不应当成为最优路径选择。(4)“随机游走”发展路径。其介于对角线和“直角弯道式”之间，具有高度的不确定和随机性，可借鉴洛伦茨曲线原理来说明其有效性。

      (四)实证及结果分析

      1.1980-2012年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度测度和机理诠释。历年全国和各省市的三次产业GDP构成以及就业比例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3》。对比表1中的标准结构，从表3可以看出：一是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是不断向好的，且产值合理度较为稳定，在0.744到0.790之间变动。其中，产值结构合理度和就业结构合理值都是递增的，且贡献率为正值；二是相对而言，产值结构合理度更加贴近标准结构，但是就业合理度上升趋势较为明显，意味着就业结构的合理化速度要快；三是目前中国产业结构离标准模型还有差距，2008年最高值仅为0.768；四是中国产业结构还是存在新的不合理。2008年产业结构合理度值出现拐点。从宏观层面分析，这是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农民工转移过程出现回复和反弹，还有政策激励扭曲原因。同时，随着城乡居民的需求结构和需求层次的变化，第一、三产业两者呈现“跷跷板”趋势。

      

      

      图1 二维评判矩阵结构与地区产业结构优化

      

      具体机理诠释如下：(1)第一产业的产值变化幅度较大，从30.17%下降到2012年GDP总量的10%左右，但与标准结构1.14%相比仍显较高；从内部结构看，种植业比重逐渐下降，牧、渔业比重快速上升。农业就业比例幅度大约为1980年的一半，但农业仍然是主要的就业产业之一，2012年农业就业人口超过1/3，相对农业总产出1/10占比而言，农业现代化面临“低效益和产业结构约束”[8]。(2)第二产业的比重变化较为稳定，呈有波动的小幅度下降态势。工业化中后期，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产业在发生改变；总体来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呈现“U”型发展特征，从1979年的41.7%下降到1990年的41.3%，之后又开始逐渐上升，2013年为43.89%。从内部结构看，中国的工业结构是先轻、重工业平分秋色、后重工业化明显。中国工业发展都呈现出过度工业化的特征，形成对第三产业的挤压。第二产业就业比例仍处于稳定上升的阶段，与标准结构下降趋势存在逆趋势，说明中国发展能从城市集聚和国际产业转移中获得动力，需要进一步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3)第三产业发展不足，产业带动能力有限，难以发挥产业间联动效应。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达到了44.59%，但与标准结构78%的水平相比仍较为落后。从2013年开始，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46.09%)超过第二产业(43.89%)，产业结构呈现“三二一”型的现代经济特征。但是，第三产业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强，产业发展潜力还有待发掘。(4)就业结构的合理值仍然滞后于产业结构合理值。中国的就业结构变化是巨大的，在10%左右的年均经济增长中，解决新增长就业的部分约2%(即贡献率在20%左右)，而用于提升就业结构的部分约8%(即贡献率在80%左右)[9]。目前，只有上海和北京的农业人口从业比重低于10%，基本实现了与产业结构同步。张抗私等(2014)[10]的研究表明，2011年三次产业结构偏离度分别为-0.71、0.58和0.21，这印证了中国就业结构相对落后。

      2.1980-2012年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值测度和机理诠释。从表4看出，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值是持续上升的，从1980年的0.025上升到2012年的1.271，且增速近十年来较为显著，2000年之后的增长值是过去20年增长值的3倍，这与简新华(2011)[11]的附加值衡量法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具体机理诠释如下：(1)结构红利假说。要素有效配置导致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产业部门占比不断上升，“结构红利”使得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共同提高。卡尔多定律使得中国经济仍可依靠第二产业的发展实现快速增长，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但是潜力还是在第三产业的发展[12]。(2)科技进步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技术进步效应对第一产业就业份额下降和第三产业就业份额上升的贡献率分别为8%和17%[13]。中国技术集约程度在不断提高，拥有的专业技术设备不断增加，专业技术人员和研发支出不断增加，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1978年以来第一、二产业的生产率累积增速均值达到1.029%)，产业就业比重得到不断优化。(3)资本深化因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中国经济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资本深化驱动了工业向服务业的结构转型[14]。资本深化效应对第一产业就业份额下降和第三产业就业份额上升的贡献率分别为61%和67%[13]。资本偏离度从2007年的0.5下降到2011年的0.4，研发偏离度从2004年的0.4下降为2011年的0.1[15]。

      

      3.1980-2012年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度衡量。从图2和图3可以发现：(1)中国的产业结构处于优化的趋势中，平稳渐变。在图2中，两条趋势线呈“剪刀态势”：在2007年以前，合理值要大于高度化值，由于农业的基础性和产业结构的完整性，使得其存在类似于固定成本的结构调整初始点，而基于生产率基础上的高度化值初始起点很低；2007年以后，高度化增速要远远超过合理化值，且随着技术进步和发展方式转变，高度化是快速递增的。2007年正是建设“两型社会”目标提出之年，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确立，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快速推进之时。此后，中国发展方式转变步伐、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明显加快。在图3中，横轴是合理度，纵轴是高度化值，拟合发现曲线斜率为正值，合理度和高度化是正相关关系，两者总体保持了上升的趋势。(2)在高度值一直攀升的同时，合理度在2008年出现一个拐点，即拟合曲线出现了向后弯的情况(见图3)。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产业同构和产能过剩严重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度的提高。(3)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度提升的源泉来自于合理化和高度化的互动互促。合理度在向着“标准结构”发展的同时，劳动生产率也得到了提高；反过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能促进产业结构和就业比例合理化。但是，在“二三一型”结构成长中，就业人口转移的速度仍然滞后于产业增加值的变化速度。(4)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内生的弱质性和发展阶段性，同时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中国农业基础不稳，工业不强，服务业很弱，市场的内生力量和部分扭曲的激励体系共同作用导致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呈现出自我修复、调节和螺旋式的上升过程。

      

      图2 1980-2012年我国产业结构合理值和高度值的变化趋势

      

      图3 1980-2012年中国产业结构优化趋势图

      二、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度的区域特征、机理分析和路径选择

      (一)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度的区域特征描述和矩阵分布

      1.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度的区域特征描述。产业结构与产业空间结构是一个具有明显耦合性和协同性的发展系统。集聚效应是空间产业结构演进的直接动力。空间结构决定了产业的分布特征和生产效率。考察中国2012年各省(市、区)的产业结构情况，且与全国水平进行对比(不包括中国的港、澳、台地区)，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度呈现“总体上分异、区域内聚类发展”的特征，总体上分为四个区域，但是每个象限内的省份有明显聚类性，这体现了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并存的特征(见表5)。

      2.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度的矩阵分布。利用合理度—高度值评价矩阵划分出四个区域(见表6)：A类地区以北京、上海领衔，高度值和合理值都高，其中上海的高度值为全国之首，北京的合理度最高。B类地区只有西藏，这与西藏发展的特殊性分不开。C类地区有11个省(市、区)。高度值大于全国水平，但合理度小于全国水平，主要是由于二、三产业的发展程度较高。以内蒙为例，GDP中54.6%的产值来源于第二产业，而相应的就业人口只占就业总人口的17.4%，高度化值相对比较高，而合理化不及全国水平。D类地区有15个省(市、区)，其高度值和合理值都低，中部六省都集中在此区域，说明我国经济发展中“调结构、促转型”要求的迫切性和艰巨性。

      

      

      (二)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度区域特征的形成机理分析

      1.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度呈现“总体上分异”的机理分析。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度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于生产效率的差异，合理化度不是其主要原因。合理度最高的北京市达到0.984，几乎接近理想值1，而甘肃只有0.68，但是与全国水平0.757差距较小。高度值上的区域差异较大，最高的上海达到了3.636，最低的安徽只有0.579。高度值逐渐形成“东高西低”和“自东向西扩散”的态势，高度值前10名中，东部省份占7个。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高度化值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更加关键的问题。机理分析如下：(1)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决定了总体外贸优势和产业空间分布，产业空间布局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是一致的。(2)历史工业转移和路径依赖。始于1964年的三线建设是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重要助推器。A类地区的4个省市和C类地区的8个省市属于一线，D类地区中11个省市属于三线。由于一线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动力是第三产业，而三线区域更多地源于历史工业基础，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发展特征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3)经济发展的目标和路径。渐进式改革和级差式发展的路径，使得经济体制改革在区域上高度级差化，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则是各产业的获利性非均衡和区域产业发展政策差异。(4)市场效率。东部省份的市场竞争相对更为激烈，产业结构变动幅度高。(5)财政支出和政府引导。东部省份政府效率较高，政府支出规模分别对三次产业产生不同的影响。政府提供优惠政策或特殊待遇的竞赛以及差别性产业政策诱导，结果是区域产业增速呈现差异性[16]。(6)人力资本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决定因素和永久动力。人力资本在区域间分布的不平衡影响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强弱。(7)城镇化的差异。城镇化是资本深化的动力和放大器，资本深化是产业结构形成的主要供给驱动力，新型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一般产业结构层次较高。

      2.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度呈现“区域内聚类发展”特征的机理分析。中国产业结构区域分工不明，各地产业同构度极高，主要表现在：一是从合理度看，国家水平为0.757，说明离最优比例值1尚有一段距离，省市之间的合理程度相差不大。二是从聚类层面看，各省市呈现空间集聚的特征。处于C类的省份有11个，占总样本的35.48%，处于D类的有15个，占48.28%，处于A类的都属于东部地区，而且处于D类的除福建和海南外都属于中西部地区。原因可能是：(1)历史工业转移的结果。产业结构比例失调、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经济封闭导致产业结构普遍升级迟滞。(2)区域平衡政策。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平衡战略刺激了中西部的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科学发展观提倡区域和谐发展、平衡发展，使得区域差异在缩小。(3)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路径相对是可预期的，很容易在投资上出现“潮涌现象”[17]。各地企业向政府财税支持的行业蜂涌导致产业结构趋同。(4)所有省份的全要素劳动生产率都非常低，工业科技进步增长率偏低，尚未形成空间梯度，导致产业区域转移的核心动力缺失，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阻滞。

      (三)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路径选择。从图1和表6看，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路径主要有：(1)A类内部移动路径。这是高起点的“查漏补缺，锦上添花”，它往往是一种深度调整和突破性调整，是瞄准主导产业、进退有序地调整，可实现空间布局优化、优化质量提高和国际竞争力提升。(2)D-A路径。遵循高度值和合理值的协同提升，这也是实现跨越发展的最佳路径。努力方向是调整产业间比例、关联水平，推动主导产业更迭，创新提高生产效率，提供产业空间优化、产品升级换代、产业价值链升级、基础设施建设等配套措施。(3)B-A路径。需要大幅度提高产业结构高度值，需要实现产业生产率的提高。(4)C-A路径。需要实现产业升级和就业升级、产业转移和劳动转移“同步”，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

      三、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

      中国的产业结构处于优化的趋势中，平稳渐变，其源泉是合理化和高度化的互动互促，呈现“总体上分异、区域内聚类发展”的特征。高度化值与合理度两条趋势线呈“剪刀态势”。合理化水平是不断向好的，但是离标准模型还有差距，在2008年出现往后弯的拐点；高度值一直是递增的。应因地制宜构建符合大道定理的产业结构优化路径。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对产业结构演进趋势判断和顶层设计。按照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平衡协调发展。锚定产业结构优化方向，实现向资本、技术和知识等要素密集型产业转变，实现向高加工度和高附加值产业演进；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两型农业生产体系，走新型工业化和立体式工业化道路，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突破口建设现代服务业新高地。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的社会职能、公共管理职能，实施产业适时干预政策。构建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的体制机制，进一步发挥市场的内生动力，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激励相容。通过公共投资和消费需求推动产业发展，摆脱对国内低端要素和国外高端要素的“双重依赖”格局，培育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2)依靠技术进步，实现产业优化升级。积极建立财政投入稳定增长的机制推进自主创新。加快产业结构优化的平台建设和基础设施的投入，优化制度环境和金融体系。提升产业技术水平，转换经济增长动力。贯彻科技兴农，推进新型工业化，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进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培养新型经营主体，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增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力度。(3)实行因地制宜选择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从空间价值最大化、空间联系优化、空间竞争力重塑和空间创新能力挖掘等层面构建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体系，选择适合区域特点、符合大道定理的产业结构优化路径。合理选择产业成长模式，合理定位产业结构优化重点和政府职能。东部要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向中高端提升、向研发领域拓展，淘汰落后产能。中西部地区要加强产业规划，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发展特色产业链，形成区域间产业发展的合理梯度，建立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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