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理论模型与测度的实证研究_经合组织论文

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理论模型及测度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型论文,体系论文,理论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Freeman等为代表的欧美学者创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以来，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不断深入，从理论走向政策，成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研究、制定创新政策最重要的分析工具之一，各国将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随着经济、科技全球化的深化发展，创新资源的国际流动、创新主体的跨国互动、创新制度的国际化不断推动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化。实际上，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化已成为全球创新活动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关于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国际创新研究领域的前沿性课题。近年来，已有许多学者和机构在此方向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2003年，Carlsson对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1]，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概念、演化和分析维度[2-5]，也有学者尝试对国家创新体系际化的开放性程度和模式进行刻画和测度[2][6-8]。然而，整体而言，从国家宏观层面分析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研究还非常有限[9]。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分析模型及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及典型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开展比较分析，有利于明确我国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为制定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战略、发展模式及实施路径提供参考。

1 相关研究进展

1.1 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进展

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是由Freeman和Lundvall等在20世纪80年代研究各国科技政策及其绩效的过程中提出的[10][11]。经过30多年的发展，NIS的概念和应用得到广泛的拓展，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12]。从近年来的研究进展看，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即：NIS理论研究，NIS理论在国家层面应用，NIS理论在产业层面的应用。

(1)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研究。Nasierowski[13]分析了国家创新体系绩效以及结构的差异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Fromhold-Eisebith[14]则关注了国家创新体系如何在区域、国家以及国际三个层面进行相互连接。Kravchenko[15]分析了国家创新体系测量和评估过程存在的问题，认为系统化方法比线性方法的适用性更强，尤其是在创新行为主体互动的背景之下。(2)关于NIS理论在国家层面的应用。OECD以及欧盟等国际组织应用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开展了广泛的应用研究，对其成员国以及其认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学术界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对单个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另一类是对跨国比较。Sun和Liu[16]利用RSC系统对中国八大经济区1999年以来的国家创新体系的转型进行了分析，认为自1999年提出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以来，中国在若干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例如在区域层面企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明显提高。Chaminade等人[17]建立了一个评价国家创新体系的评估框架，利用调查数据分析了泰国国际创新体系国际化存在的问题。Marxt和Brunner[18]采用国家创新体系的系统化分析方法，对瑞士的国家创新体系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如何保持甚至进一步强化其全球创新绩效首要位置的建议。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比较研究，如Pan，Hung和Lu[19]采用DEA方法比较了欧洲和亚洲的33个国家NIS的绩效。Johnson和Chuang[20]对中国台湾、日本以及中国大陆的创新体系在主要指标上进行了对比分析。(3)关于NIS理论在产业层面的应用。Hung和Whittington[21]以及Lo，Wang和Huang[22]分别应用NIS理论对中国台湾的IT产业和光伏产业进行了研究。Mowery[23]分析了纳米技术与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关系。

1.2 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研究进展

Niosi和Bellon[2]把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演化分为三个阶段，即区域创新网络→国家创新体系→开放国家创新体系，创新主体数量的增加，创新要素的流动边界的扩展以及由此形成的创新网络的复杂化是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演化过程的重要特征(见图1)。Bartholomew[24]从生物技术产业的角度对美国、英联邦国家、日本和德国的创新体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各国生物技术研发模式与国家制度结构特征相联系，形成了一个既可增进又能阻止知识在科学和产业界扩散的系统。曾德明和彭盾[3]基于耗散结构理论对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进行了研究，认为国家创新体系不能局限在一个国家边界之内，开放性是国家创新体系在选择与进化过程中的基本特征，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化主要通过跨国公司的R&D国际化与东道国的组织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刘云等[4]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主要包括3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创新制度和组织网络的国际化、创新资源流动和配置的国际化以及创新主体互动和创新活动的国际化。此后有学者[5]构建了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研究的“功能-阶段”模型，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10大功能，并认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演进总体上表现为依附型、追赶型和自主型三个阶段，各阶段有着不同的国际化特征。

图1 国家创新体系的演化

资料来源：Niosi和Bellon[2]。

Niosi和Bellon[2]提出了创新体系的开放度(openness)概念，并从跨国公司的研发、国际技术联盟、国际技术转移、资本和高技术产品国际贸易、科技人力资源国际流动以及国际合作发表论文等6个维度和7个具体指标，测度比较了美国、日本及主要欧洲发达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开放度，认为不同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速度、类型以及不同指标上的表现有很大差别。Fransman[6]在Niosi和Bellon工作的基础上，利用类似方法以日本为案例对其20世纪80-90年代的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程度进行了研究，认为日本政府尤其是通产省在加强日本科技挤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的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孙玉涛和苏敬勤[7]以研发强度(R&D/GDP)、技术流动(技术国际平衡指标)和创新能力(百万人口拥有三方发明专利)作为创新体系国际化的表征变量，研究了G7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演化路径，认为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应借鉴加拿大和日本的经验。王元地和刘凤朝[8]使用USPTO定义的专利发明人和专利权人地址信息，并通过建立了一个3×3的分析矩阵来识别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实现模式。

1.3 国家创新体系以及国家创新能力评估研究

近10年来，国家创新体系受到广泛的关注，其相关理论和方法在国家、地区、产业等多个层面的创新研究中得到应用。2009年，OECD发布了Measuring China's Innovation Sysiem—National Specificties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报告，作为OECD中国创新政策研究(2008)的重要部分，该报告提出了一个“投入-联系-产出”模型，用于描述中国国家创新体系。该模型通过对中国创新体系(科技系统)中创新主体、创新投入和产出等主要科技指标的分析，详尽分析了中国创新体系的主要特征，并与美国等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见图2)。欧盟ERAWATCH年度国家报告(Erawatch Annual Country Reports)以一个结构化的、可用于国家间比较的方式来描述和评估国家研究和创新体系以及相关政策的绩效。该报告主要针对欧盟成员国、欧盟第七框架相关国家以及部分选定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该报告主要从国家创新体系结构、资源流动、知识需求、知识生产、知识循环等方面对各国创新体系进行分析。

图2 OECD中国创新体系投入-联系-产出分析模型

资料来源：OECD，2009[26]。

国家创新体系运行效率高低将决定国家创新能力的大小，OECD认为国家创新体系就是用于各国国家创新能力评估的重要工具。自1999年以来，OECD每两年发布一期OECD：Science，Technology and Industry Scoreboard报告，提供了一个对OECD成员国以及其他选定国家在科学、技术和产业活动绩效方面进行比较的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2011年《科学、技术和产业记分牌》主要从知识经济：趋势和特征、构建知识、与知识的连结、瞄准新的增长领域、在企业中释放创新、在全球经济中竞争等6个方面进行评价，涉及57个具体指标。本文还对波士顿咨询集团《全球创新指数》等6个有关的国家创新能力评价报告进行了分析(见表1)。上述报告关于国家创新能力的评价，均从一个“线性”的视角出发，即主要关注创新体的投入、产出以及由投入转化为产出这一过程中的创新基础环境和设施。从国家创新体系的定义来看，对各创新行为主体的关联与互动的关注还有待改进。OECD在数十年的创新跟踪与测度实践中，发展了一系列理论、模型、方法和指标，然而相关指标和数据离低成本、一致、全面评价各国创新体系的目标相差还甚远，尤其对于新兴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采集还很不健全。

1.4 创新国际化与全球化的相关研究

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化(或全球化)，是国际化的高级形态。OECD定义了一套用于衡量全球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的指标，同时提供了各国编制相关指标数据的方法和统计准则。其衡量经济全球化的指标主要分为3类：参考指标、补充指标和实验指标，其中参考指标是使用最频繁的一类指标，对于研究国际化以及全球化来说必不可少，也是OECD成员国最为全面、统一的指标。OECD用于表征全球化的参考指标包括外国直接投资、跨国公司的经济互动、技术国际化和贸易全球化等[25]。20世纪60年代以来，OECD发布了Frascati Manual、Oslo Manual、Canberra Manual和Patent Statistics Manual等测量创新的一系列手册，先后提出了专利合作、国际技术平衡表、专利发明的跨国所有、研究的国际合作、研究人员及科学家的国际流动等指标衡量创新国际化水平的指标。欧盟创新记分牌中，把开放的创新体系作为一项重要的指标，用每百万人口国际合作论文、非欧盟国家的博士生数占本国博士生总数的比例、高技术产品出口占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产品出口的比重等来表征创新体系的开放性程度。世界经济论坛(WEF)以每百万人口PCT专利申请量作为创新开放度的表征指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了技术成就指数(Technology Achievement Index)，用于表征各国参与创新网络的能力，其主要指标包括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人均海外获得的版税和许可费额度等。

2 理论分析框架

2.1 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概念

关于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学术界至今仍无明确、一致的界定。如Niosi和Bellon[2]的开放度(degree of openness)概念实际上仅仅从关键指标角度对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进行了表征；Bartholomew[24]以及Carlsson[9]提出的相互依赖性(interdependence of NIS)以及国际化程度(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NIS)用于评价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近年来，中国学者尝试对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概念进行界定，主要包括：刘云等人[4]认为，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主要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方面：(1)创新制度和组织网络的国际化，具体表现为国家创新制度和政策的相互学习和互动，以及国际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发展；(2)创新资源流动和配置的国际化，具体表现为创新资源跨越国家边界的分布、流动及在国际和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3)创新主体互动和创新活动的国际化，具体表现为创新主体跨越国家边界的交互作用，以及在国际和全球范围内开展创新活动。上述研究实际上是以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系统构成作为定义。此外，郑长江和谢富纪将国家创新系统国际化定义为：国家跨越国界配置其国内创新资源，有效利用国际创新资源，构建与其它国家创新系统之间的良好关系，提升国家在创新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促进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过程。孙玉涛和苏敬勤[7]认为，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是以国际化的研发经费和研发人才投入为根基，以技术和知识的跨国界流动为表象，以国家创新水平增长速度和创新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为最终导向的开放式创新活动。本文采用刘云等人[4]关于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界定作为评估基础，即重点关注国家创新体系中要素流动、主体互动和制度设计的国际化。

2.2 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分析框架

Freeman等人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的旨在分析国家创新的专有特征(international specialization)[10][11]。不同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有不同的结构、类型和创新功能，例如，Sun[26]就提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明显不同，中国正由以政府为主导(pre-2006)向以企业为主导转型(post-2006)，然而区域内仍存在非常大的发展差距。Balzat和Hanusch[27]认为目前国家创新体系方法还缺乏允许进行更加系统地跨国比较的一致性理论背景和方法。上述差异性增加了创新体系国际化国家间比较的难度。

Kravchenko[15]系统总结了关于如何测量创新的相关研究与实践：在20世纪50-60年代，主要采用R&D以及科技人力资源的支出(投入)指标；在20世纪70-80年代，则主要采用专利、论文、产品及质量等结果指标；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创新调查、指标体系以及标杆管理创新能力等过程指标；21世纪以来，则主要采用知识、无形资产、网络、集群、管理技术和系统动力学等系统化测量方法。在上述4个阶段中，前3个阶段是线性模型阶段，第4个阶段为系统模型阶段。相关研究方法在由线性模型(linear model)向系统模型(system model)进化的过程中，由于更加关注创新行为者或利益相关者[22]之间的关联，创新的评价和测度难度明显增大。而本文还加入国际化维度，以至于需要在全球化视野里、跨越国界来分析创新者之间的互动以及甚至国家作为主体之一的互动，研究难度进一步增加。OECD、欧盟委员会以及联合国系统等国际性组织/机构在衡量创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在进入第4个阶段之后，建立了大范围的指标体系以及数据调查分析机制。

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从系统性视角分析国家创新体系更有意义[28]。系统化的分析思路能关注到影响创新过程的因素而不是形成创新过程的因素，因而更能够激发创新政策的制定。现有研究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模型已经比较成熟，而针对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分析模型仍处于初步阶段。国外学者，如Niosi和Bellon[2]、Fransman[6]的研究，只是选定了某些角度，缺乏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分析的理论依据，这些研究的优势在于对可用数据指标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利用，缺点也在于受限于指标本身，对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全局性和整体性把握不足。孙玉涛和苏敬勤[7]、王元地和刘凤朝[8]等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理论缺陷。刘立等人[5]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研究的“功能-阶段”模型，是基于对国家创新体系“主体-结构”模型的改进而提出。“主体-结构”模型着重考察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政、产、学、研等行为主体、组织结构及其互动关系，而“功能-阶段”模型的主要特征在于考察国家创新体系的10种“功能”在“依附”、“追赶”以及“自主”三个阶段的国际化“表现”。实际上，从概念上看，主体、结构、功能以及阶段都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构成。

基于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分析，结合开放创新以及全球创新网络等理论，引入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演进的视角，本文构建了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4维分析模型(如表3、图3所示)。这4个维度分别为：要素、制度、功能和阶段，简称“EIFP”分析模型。

图3 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模式

(1)要素(Elements)

要素是指与国家创新体系相关的创新投入与产出，主要包括知识、技术、资金、人才等。创新要素在国家创新体系、全球创新网络中的流动与配置是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知识和技术的生产、扩散、转移和应用的复杂系统[10][11]。通过跨越国家边界配置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创新资源，国家创新体系在全球创新链中将上述资源转化为新知识和技术，产品以及经济社会价值，并在此过程中促进人才的培养。

(2)制度(Institutions)

制度是调节不同个人、群体和组织间关系和互动的习惯、规范、既定做法、规则或法律。专利法以及其他相关调整和影响企业与高校关系的法律法规就是非常典型的制度[29]。制度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Freeman[10]、Lundvall[11]等人的界定，国家创新体系以创新行为主体的互动和关联构成了一个政府制定政策、建立制度进行规范、保护、激励创新的机制。各国创新体系在制度方面的差异非常明显，例如，根据美国专利法，发明人可以再申请专利前发表其发明创造，而在欧洲则不允许。在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创新体系之间的相互依赖在不断增加。国家创新体系制度国际化有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制度因素是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重要因素[9]，国际规则(regulations)如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标准、WTO政府采购协议、TRIPS协议、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UNFCCC)等对各国参与全球研究与创新活动的作用日益明显。其次，对于特定国家而言，国际化日益成为其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相关制度、政策的重要内容。例如，芬兰科技政策委员会2002年发布的《知识、创新与国际化》的研究报告认为：国际化必须在作为整体的创新体系的水平上进行。

(3)功能(Functions)

功能是指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对于本国科技、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所发挥的作用。Jacobsson[30]等人的研究指出，国家创新体系的功能性分析提高国家创新体系间的可比性，也更有利于政策指导。根据Edquist等人[29]的观点，创新体系有：研究开发，知识创造等10种功能；Bergek等人[32]在提出了技术创新体系的7种功能，分别为：知识的生产和扩散、影响研究方向、创业性试验、形成市场、正当化、资源动员、正外部性的开发。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功能在于促进本国产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与技术，促进本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创新网络，促进本国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产学研创新主体品牌，最终促进一国科技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显著提升。

(4)阶段(Phases)

国家创新体系的演变存在阶段性特征。法国国家创新体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使命导向型(mission-oriented)走向扩散导向型(diffusion-oriented)[33]。Innovation Union Scoreboard根据不同国家在创新方面的表现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别，即弱创新者、中等创新者、创新追赶者和创新领袖，这四种划分实际上对应着国家创新体系的不同发展阶段，根据2011年的报告，瑞典、丹麦、德国和芬兰属于创新领袖型。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将全球140多个国家的发展阶段划分为：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段三个阶段。上述三阶段的划分方式也同样被Niosi和Bellon[2]所采纳，他们认为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经历了从区域创新网络、国家创新体系到开放国家创新体系的历程，在进化过程中，创新主体的数量、活动以及创新要素的流动边界在不断扩大，以此而形成的关系也日益复杂。王元地和刘凤朝[8]根据发明专利的发明人-专权人信息，将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划分为引进、合作和自主三个阶段(或发展模式)。本文借鉴Sun和Liu[16]以及刘立等人[5]的观点，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科技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的演进特点，将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依附、追赶和自主三个发展阶段。

根据本文所构建的四维分析模型，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在依附、追赶和自主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其要素、制度和功能维度的阶段性特征参见表3，各阶段的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特点和模式参见图3。EIFP模型是一个系统化模型，其要素、功能和制度维度体现了国家创新体系创新资源互动以及政产学研等创新主体间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其发展阶段维度，则体现了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动态演进特征。

3 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指标体系设计

3.1 设计原则

本文基于“EIFP”四维度分析模型，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评价体系。在指标体系建立过程中，主要遵循科学性、系统性、权威性和可行性等原则。由于需要进行国际比较，本文尽可能采用有关国际组织的相关评估报告和数据库，主要包括：WIPO《全球创新能力指数报告》、OECD《主要科学技术指标》及其数据库、World Bank《世界发展指数报告》及其数据库、WEF《全球竞争力报告》、国际电信联盟《世界电信发展指数报告》及其数据库、WTO和联合国贸发会关于货物、服务贸易以及国际投资的相关数据库等。此外，尽管有的指标与国际化不直接相关，如政府效率和监管质量等，但是，作者认为其是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制度因素的重要组成。为了便于国际比较，部分指标根据GDP、人口等因素做了适当调整。

3.2 指标体系设计

(1)主要设计思路

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如表4所示，共包括3个一级指标，12个二级指标和53个三级指标。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要素维度，主要考虑资金、知识、技术和人才4类关键要素跨越国界的流动与配置。其中，资金国际化采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跨国并购价值来进行表征。专利和论文引用是比较常用的知识溢出和流动的指标，然而这些指标在用于多国比较时的数据获取上难度较大，本文采用版税和许可(知识产权)支出和收入分别占服务进出口额的比重、ICT接入和使用指数以及篇均论文(SCOPUS)被引频次来表征知识的跨国流动。技术跨国流动与其所承载的商品和服务的流动密切相关，此处主要通过信息通信技术(ICT)产品、服务流动以及高技术产品的国际化流动来表征。人才跨国流动的理想指标是科技人力资源的跨国流动(EU统计局有相应统计指标)，但是该指标数据不易获得，本文采用了高等教育学生跨国流动和跨国拥有专利数量来表示人才的流动。本国拥有国外发明专利的数量可以表征本国专利权人对国外科技人力资源(发明人)的应用情况；反之，外国拥有本国发明专利的数量则可以表征本国科技人力资源被外国专利权人应用的情况。

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制度维度，主要从创新支持和保护政策、贸易与投资促进政策以及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应用三个方面进行表征。政府投入占GERD比重直接表明了政府对于创新的重视程度，政府运作绩效和监管质量对创新体系国际化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提高对投资者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是政府吸引外国企业到本国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措施。此外，关税政策、贸易壁垒程度、海关程序负担等对于创新要素的跨国流动也非常关键。在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应用方面，本文以加入PCT以及WTO的年数来表示，一般来讲，加入时间越久，对于这些国际规则和制度的应用就更加主动和熟练，也就越有利于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发展。

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功能维度，主要从促进国际水平知识创造、推动国际科技合作、融入全球价值链和创新网络、提升企业品牌和竞争力、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等5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通过国际化发展，国家创新体系产出了具有国际水平和影响力的科学论文、专利和商标，在此过程中，国际科技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强化，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创新网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产出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企业和品牌，国家科技竞争力水平达到较高水平。此处以跨国拥有发明专利的国家数、国际论文合作国家数、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来表征一国在全球价值链和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国际认证企业数量、品牌500强、财富500强、创新100强等指标表明一国品牌和企业竞争力，以SCI论文发表和引用情况、PCT专利申请量、研发经费投入和人员投入等指标表征一国科技竞争力。

(2)主要指标解释

本文所设计指标体系中的数据主要分为3类：第一类是客观统计数据；第二类是主观调查数据；第三类是本文提出的新指标。主观调查数据主要包含在制度维度，即指标2.1.2至2.2.1，这些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和世界经济论坛的相关调查结果。本文所提出的新指标主要包括1.4.2、1.4.3、2.3.1、2.3.2、3.3.1、3.3.2以及3.3.3。本文指标体系中，除2.2.2(贸易关税高低)为成本型指标外，其余均为效益型指标。需要作出说明的一些指标，如高技术产品是指具有高研发强度的产品，例如航空航天、计算机、医药、科学仪器、电气机械。(ICT)信息与通信技术产品出口包括电信、音频和视频，计算机及相关设备；电子元件；其他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其中软件不包括在内。知识的跨国流动同全球信息的使用情况直接相关，而使用全球信息的能力跟ICT技术条件和使用情况密切相关。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定义，ICT接入指数是以下5类ICT指标的算术平均值：每100名居民规定电话线路数、每100名居民移动蜂窝电话数、人均国际互联网带宽、家用计算机比重、家庭互联网接入百分比。ICT使用指数是三类ICT指标的算术平均值：个人使用互联网的比例、每100居民固定(有线)宽带互联网接入数、每100居民活跃移动互联网接入数。版税与许可费是指居民和非居民之间为在授权的情况下使用无形、不可再生的非金融资产和专有权利(例如专利、版权、商标、工业流程和特许权)，以许可的形式使用原创产品的复制真品(例如电影和手稿)而进行的付款和收款。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标(the GVC participation index)由OECD和WIPO合作开发，用于表明一国在一个垂直的生产过程中参与程度，该指标细分为两类：前向指标(participation index，forward)表明一国的中间产品及服务对其余国家出口产品增加值的贡献程度；后向指标(participation index，backward)表明一国出口总额增加值中，国外中间产品的贡献程度[34]。

专利跨国拥有是创新国际化的重要形式，根据OECD的界定，专利跨国拥有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本国拥有国外发明专利(domestic ownership of inventions made abroad)；另一种是国外拥有本国发明专利(foreign ownership of domestic inventions)，前者是指本国专利权人拥有且至少含有一个外国发明人的专利，后者的含义是本国发明人参与发明且被外国专利权人持有的专利。在进行国际创新活动的相关比较之时，USPTO授权专利、EPO申请受理专利、PCT申请专利以及三方专利(triadic patent families)是4类重要的指标，这4类指标各有侧重和优缺点，本文对4类指标进行了综合应用。本国拥有海外发明专利数是本国专利权人拥有海外发明人发明且分别在USPTO授权、EPO申请受理和PCT申请的三类专利数之和，同理，海外拥有本国发明专利数是指国外专利权人拥有本国发明人发明且分别在USPTO授权、EPO申请受理和PCT申请的三类专利数之和。本国拥有海外发明人的国别数以及海外拥有本国发明人的专利权人国别数也基于上述指标进行界定。三方合作专利数是本国与国外合作发明的USPTO授权专利、EPO申请受理专利、PCT申请专利三类专利数之和。

4 实证分析

4.1 主要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实证评价

为了反映中国以及主要发达国家及新兴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发展水平，本文选择中国等21个样本国家作为实证分析对象，采用前文所构建指标体系进行实证评价。

(1)数据处理与评价方法

本文中的数据以2012年为主，如果部分指标不能获取最新数据，则以最近年份替代。本文首先采用功效系数法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和规范化处理，将所有4级指标数据转化到[0.1，1.1]区间中，即，对于效益型指标按处理，对于成本型指标按处理。然后采用熵权法将预处理之后数据进行集结，最终获得各层级指标得分及评价结果(指标权重见表4)。在计算过程中，考虑到在评价模型各个维度上指标数量的差异性，本文先在各个维度分别采用“熵权法”进行评价，然后将三个维度得分加总获得综合评价结果。为方便比较，本文将最后得分转化为百分制。

(2)评价结果分析

中国等21个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水平评价结果如下表5所示。美国的综合得分最高，其次为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中国排名第15，在所有发达国家之后、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之前；俄罗斯和阿根廷排名最后。从要素维度来看，排名前3的地区分别为美国、瑞士和荷兰，中国排名第9，巴西和南非排名最后；从制度维度来看，英国、芬兰和荷兰排名前3，美国排名第8，中国排名第19，俄罗斯和阿根廷排名最后；从功能维度来看，美国、日本和德国排名前3，中国排名第5，而墨西哥和阿根廷排名最后。可以看出，各国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发展呈现“三个梯队”：超级大国美国综合得分最高，实力最强；中国、墨西哥、南非、印度、巴西、俄罗斯和阿根廷等8个发展中国家得分较低，不及美国的50%；而英国、德国等12个其他发达国家得分也明显超过发展中国家，但与美国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最大差距主要体现在功能维度，排名最后的阿根廷在此维度得分仅6.1，仅为排名第一的美国的1/7。

4.2 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与国家创新能力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创新能力以及国家竞争能力是国际上常用的国家发展状态及能力比较的指标。表6给出了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水平与上述标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采用SPSS17.0计算)。其中，人均GDP参考世界银行2012年数据，国家创新能力参考WIPO全球创新能力报告2013年数据，国家竞争力指数参考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能力指数2012年数据。可以看出，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综合水平与人均GDP、国家创新能力以及国家竞争力存在显著线性相关关系，但与人均GDP的相关性系数为0.72，明显小于与国家创新能力得分以及国家竞争力指数的相关性系数。

4.3 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差距

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综合排名第15，得分49.1，不足美国的50%，与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也非常明显，与意大利和韩国则比较接近。中国在要素、制度和功能维度的排名分别为第9、第19和第5，可以看出，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最大差距主要来自制度维度，南非、墨西哥、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在制度维度也优于中国。本文选取几个关键指标，对比分析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如下：

(1)制度维度

中国在制度维度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最为明显。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与分析结果，中国在政府效率上的得分仅0.1，而芬兰、瑞士和美国分别高达2.3、1.9和1.4；中国在监管质量上的得分仅为-0.2，与芬兰(1.8)、瑞士(1.6)和美国(1.5)的差距也非常明显。在投资者这保护力度上，中国除比瑞士得分略高之外，同美国、日本、芬兰等国差距十分明显；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上的得分为3.9，与芬兰(6.3)、瑞士(6)和美国(5)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中国贸易关税水平(11.5)在21个样本国家中仅低于印度(12.6)和巴西(11.6)，远高于芬兰、美国和瑞士等发达国家。

(2)要素维度

在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量占GDP比重方面，中国为1%，而瑞士高达6.9%，英国和美国也分别高达2.9%和2.1%，可以看出，中国在外资利用方面的差距比较明显。中国版税和许可收入占服务出口总额比重为0.5%，而版税和许可支出占服务进口总额比重却高达6.16%，中国对国外知识产权的依赖程度非常高，是典型的知识输入型国家；瑞士和美国版税和许可收入占服务出口总额比重分别高达19.6%和17.3%。中国ICT使用指数为1.7，不到美国的一半，与瑞士、德国等差距则更加明显。

(3)功能维度

尽管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发明专利申请大国，PCT专利申请总量全球排名第四，然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价值专利申请量却明显落后与发达国家。中国每十亿美元GDP的三方专利申请量仅0.9件，与瑞士、芬兰、美国等差距非常明显。中国拥有的海外发明专利数为1165件，而美国有10858件，瑞士、英国等国也明显超过中国。中国每百万美元GDP海外商标申请量仅9.5件，而瑞士达到450.9件，美国有41.3件。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指数为13.4，而瑞士和美国分别为24.0和28.5，这表明中国产品对全球价值链的平均增加值的贡献程度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尽管中国有超过90个企业进入世界500强，但是这些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国外企业相差甚远，在Thomson Reuters评出的全球创新100强中，中国无一企业入选，而美国有47个，日本有25个。尽管目前中国研发强度(GERD占GDP比重)已经达到2.0%，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差距。

5 结论

在如何选择发展路径的问题上，孙玉涛和苏敬勤认为应选择发展水平较为接近的优势国家作为学习对象[7]。本文根据上述思路，在要素、制度和功能三个维度，分别找出得分与中国最临近的3个国家，作为中国学习的对象。在要素维度，中国应主要向英国、日本和韩国学习，在积极推动本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更加注重吸引和利用国外资金；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基础上，要积极推动中国知识和技术的输出；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与服务推广，提升全社会知识接入和利用的能力；进一步优化人才环境，吸引国际一流人才到中国创新创业。在制度维度，中国应主要借鉴韩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发展经验，深化制度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努力营造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和创新的制度环境，进一步降低关税水平，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为创新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在功能维度，中国应主要向日本、德国和瑞士学习借鉴，进一步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尤其是技术领域合作，鼓励企业到海外建立研发机构，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跨国企业。

总之，本文构建了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要素-制度-功能-阶段”四维分析模型，设计了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首次对中国等21个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开展了评估分析。研究发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体现在制度维度。关于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发展的政策建议，孙玉涛和苏敬勤认为中国应该以加拿大和日本作为学习对象，实现创新体系国际化[7]。王元地和刘凤朝认为，中国应以技术引进—外源主导为主，逐步向自主创新—内源主导方向演化[8]。本文的研究在三个维度给出了最合适的学习对象以及学习和改进的主要内容，上述建议更加系统和具有针对性。

基于上述模型所构建的指标体系，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权威性，主要参考和借鉴了国际组织和机构相关评估指标和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足。此外，受限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仅在横向上对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进行了评价和对比，并不能反映出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在纵向上的演变。上述问题的解决将有待今后的继续深化研究。

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理论模型与测度的实证研究_经合组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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