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研究方向的新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方向论文,新变化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底，世界银行和迈克阿瑟基金会在华盛顿主持召开了一次发展经济学研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探讨21世纪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趋势、新重点和新方向。发展经济学家一致认为，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会出现重大变化，除了研究的侧重点和方向会发生转移外，还会出现新的热点和新的研究领域。
一、从重视物质资本投资到关注技术知识开发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强调物质资本的作用，认为资本存量的规模，尤其是资本积累的速度，是促进或限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批判了这种片面性的观点，作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发展）的源泉和决定性因素的分析。舒尔茨(T.W.Schultz,1990)等人则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从劳动力要素的角度切入，探讨人在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认为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是刺激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所在。以罗默(Romer.P.)、卢卡斯(Lucas.R.)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80年代中期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究与开发以及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综合考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商品和劳务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技术知识、信息、教育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明显提高，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一国对新知识的获取、利用及开发改进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缺少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比物质资本更为稀缺。种种迹象显示，一种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知识经济在西方国家初露端倪，成为未来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热点。一般认为，以智力资源为首要依托，以高技术产业为第一支柱，以知识的生产、分配、消费为主流的创新型的经济体系就应属于知识经济范畴，在知识经济时代，发展中国家何去何从显然是发展经济学的题中之义。为了加速技术知识向发展中国家的传播，有必要对技术知识是纯私人产品的属性加以反思，当今社会是信息社会、知识社会，尽管许多技术知识的开发成本相当昂贵，但在现代社会中却能够很便宜、很快捷地复制出来。这就在客观上为其传播提供了前提，而这种传播对社会经济发展将是十分必要的。很多技术知识本来就不是很好的私人产品，它们一产生就会转化成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据此，发展经济学家认为，面对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信息化的发展环境，世界需要更多的作为公共物品的技术知识与信息，政府与多边机构应该增加其研究与开发支出，并为其成果的转移与扩散提供更多的政策、技术与财务支持。
二、从侧重一般发展理论到强调制度分析
20世纪经济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可能是制度经济学的兴起，发展经济学也不例外地受到了它的影响，目前，中国经济学家对转型期间各种经济问题的分析，正是这种影响的显著表现。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多偏重于纯理论研究和一般政策分析，忽略了对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制度因素分析，即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将制度要素看成是既定的外生变量；另一方面，以科斯(R.H.Coase,1960)为代表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也忽略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尽管像舒尔茨、缪尔达尔、刘易斯(W.Lewis,1989)等人在其发展理论中掺杂着制度因素分析，但这种分析并不彻底。因而，努力打破发展经济学与制度分析互不包容的现象，对经济发展的制度功能开展广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实现发展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交叉与融合，有可能成为21世纪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
人们发现，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要素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他们更需要变革，需要制度创新和制度设计，他们对制度的需求具有相当大的弹性，而制度的供给远远跟不上需求。中国已有的实践表明，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将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它包括政府的组织与营运能力、社会的政治适应性、公平分配与再分配的制度、规范与非规范的交换协议、反腐败的制度、激励机制的设计等等，这些制度因素存在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约束或激励人们的行为，决定经济效率水平，并最终决定政策的实施效果。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计划与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密切注意制度变量的作用。
三、从注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到寻求政府与市场的协调
发展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不再那么重要，21世纪真正会对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构成挑战的，是要在加速发展的大前提下，从实践的层面上弄清政府与市场的行为特征，并据以制定和实施能够使二者有效协调的发展政策，这或许正是以往主流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缺陷之一，简而言之，21世纪的发展经济研究应当是务实的，不是务虚的。
目前，人们已普遍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在信息不完备、市场竞争不完全的环境下，政府积极、有效的干预，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PraetoImproving)，即可实现所谓的在不使其他人状况更坏的前提下而使某些人状况获得改善的资源再配置。过分依赖市场的效率，盲目减少必要的政府干预的政策，起码对大国来说是不太适宜的。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与发展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不应完全在自由贸易和最少的干预下进行，政策必须反映这样的现实：经济并不一定仅在市场中出现增长，其市场运行往往是次优的，例如，如果具有垄断地位的贸易商攫取垄断租金，那么，贸易自由化就可能不会带来更低的价格；如果简单地以私有部门代替国家垄断，则私有化很可能不会带来福利水平的提高。
发展经济学家一致承认，上述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新趋势，要求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与实践相结合，其中实证性的案例研究应成为今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流，尤其需要加强发展中国家市场功能、市场与政府失灵和发展的政策效果的研究，要以综合数据而非单一数据为基础，加强纵向的发展案例研究，以在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实现发展经济学的突破。
四、从注重效率研究到对不公平分配问题的关注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注重效率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最致命要害是没有效率，因此，如何提高经济效率水平，成为传统发展经济学家广泛注意的问题。诸如分析资本的形成、技术进步、政府干预政策、人力资本的作用、经济发展战略等等，其目的都在于探索发展中国家提高经济效率水平的对策。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也讨论收入分配问题，也关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但总的说来，传统发展经济学更注重效率研究。
21世纪的发展经济将更加注意发展中国家的不公平分配状况，即收入分配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密切关系。不公平分配现象似乎是一个与发展中国家市场化改革伴随而生的社会经济难题。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不公平分配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对经济绩效产生不良影响：其一，不公平分配导致政治动荡，使投资环境明显恶化；其二，不公平分配会导致集团间的“讨价还价机制”失灵，降低集团或团体间相互接受与融合的能力；其三，不公平分配会从根本上损害一个社会的效率促进规范，对诚实、守信的商务伦理构成挑战；其四，不公平分配会降低激励机制的效果。此外，财富的分配也会通过对非市场机构即社会组织方式的影响而对经济绩效产生作用。例如，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非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往往会加深社会阶层的隔离性，穷人会长期依赖于这种不正规的保障机制，而富人却可以存在于这种能够免于支持穷人的保险网络内，这显然会加剧社会的不公平分配。为此，如何建立公平有效的财富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也就自然要成为今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应当看到，目前多数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旨在调整不公平分配的再分配政策，在制度保障、政策设计和执行力度等方面还远远没有到位，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应当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五、从笼统地关注经济环境到具体地防治腐败的分析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十分注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像投资环境、外资外贸环境、自然环境，甚至政治、文化环境，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环境好坏直接影响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便利的财政税收体制、外贸外汇体制，努力营造和谐宽松的人际关系环境，构成了以往发展经济学分析的侧重点。
与此相对应，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仍然必须关注这一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的腐败现象十分严重，它会加剧发展的制度障碍，侵蚀经济增长的根基，妨碍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应当看到，发展经济学迄今对其成因、效应和治理措施的研究很不充分，相关文献对腐败经济影响的分析与阐述，或囿于现有的理论泛泛地做一般性的解释，或仅以个案资料为依据做出带有明显主观色彩的判断，缺乏全面、综合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甚至有人根据东亚一些国家高增长与高腐败并存的现象，提出所谓经济中的行贿、受贿是增长的润滑剂的观点。对此，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有义务在有关腐败的经济分析上做出努力。
在这方面，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就防止腐败所作的综合分析，有着重要的探索与引导意义。该报告援引一项对69个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公务员受贿和法律制度受到损害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最严峻的挑战”，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发展中国家的腐败情况相当严重，但号称法律完备的发达国家也同样难免受其害，仅德国公司每年就发生10万起腐败案件，世界银行估计，全世界每年贿赂额可达发展中国家外来直接投资和进口的5%，即每年近800亿美元。腐败行为对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所起的恶劣影响众所公认。世界银行指出，在腐败最猖獗的国家中，投资只占GDP的12%，而在较廉洁的国家中，投资的比例则超过21%。
什么是腐败？发展经济学家的定义并不一致。Robert Klitgaard说，“腐败等于垄断加随心所欲减责任心”。Cheryl W.Gray指出，“对腐败的一般性定义是公为私用。它包括贿赂和敲诈，这两种形式必然涉及两方面的人，腐败还包括官员能独自进行的其他形式的违法乱纪行为，比如贪污和欺骗”，而意大利经济学家Paol Mauro的定义则是，腐败就是“滥用职权谋取私利”。这些对腐败的定义尽管不完全相同，但都是大同小异的。在腐败成因的研究方面，一项综合了39个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1)政府官员的自由决定权越大、责任感越弱，腐败行为就越多；(2)政策扭曲程度越大、透明度越低，腐败就越严重；(3)法律制度尤其是司法制度越不健全，腐败就越广泛；(4)官员和公务员薪金越低，腐败动机就越强。据此，世界银行提出了政府减少腐败的关键，即健全法规以严格限制官员自由决定的范围、鼓励通过契约方式将有关事项交给与政府无特殊关系的企业处理、规范公共采购制度、提高政策和法规的透明度、精减政府机构并引进竞争机制、强化监督和惩罚力度等。这些研究成果，深化了腐败的经济学研究，但仍不能算作具有普遍意义的权威性成果，21世纪的发展经济学将对此问题展开全面、综合的分析与研究。
我们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关注腐败的经济学研究，它与世界银行合办的《金融与发展》季刊有很多文章探讨这一问题。意大利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一局经济学家Paolo Mauro以《腐败：原因、后果及进一步研究的议程》为标题，进一步考察了腐败对经济发展的恶劣影响，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7年工作报告是由Caroline VanRijckeghem和Beatice Weder两人完成的，他们的题目中《腐败与诱惑单：行政机构的低工资是否是产生腐败的原因？》这一报告细分了腐败产生的原因，从一个具体的侧面探讨了腐败可能存在的理由。这对今后发展经济学研究方向的变化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