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域外题材文学的主题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域外论文,新时期论文,题材论文,倾向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年代初期，郁达夫以一曲深沉悲壮的《沉沦》显示了域外题材文学作为一种独有风韵的文学形式的最初的萌芽和发展。六七十年后的今天，因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扩大和涌动不止的出国热潮，域外题材文学，又称留学生文学或新移民文学，再一次猛烈地爆发出来，构成了近年来十分耀目的文学风景之一。虽然时过境迁，域外题材文学不再以《沉沦》式的控诉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封建势力统治的罪恶社会为创作主题，也不再刻意抒写弱国子民在异邦所受到的屈辱冷遇，以及渴望纯真的友谊与爱情而又终不可得的失望与苦闷，但是，字里行间，仍然透视出生活在异国他乡的炎黄子孙们由于中西两种不同民族文化心态的碰撞挤压，所产生出的种种从肉体到灵魂、从生活到感情的痛苦与困惑。这是新时期任何一部域外题材文学作品都永远无法摆脱的创作母题。而在这个宽泛的母题世界里，无疑又可以分列出更多更细致的主题倾向。
一 “淘金者”形象的变异及酸甜苦辣
80年代蓬勃兴起的出国热潮，在很多人眼里，无异于当年美国西部的淘金热。于是，一批又一批做着强烈的发财梦的人们或通过正常手段或不择手段，急不可耐地跨出了国门。然而，他们或许没有想到，外国的土地上并不是洋饷、洋财任人捡拾，迎接他们的往往是在此以前根本想象不到的艰辛和磨难。这种艰辛和磨难不只来自身体的不堪重负，更多的是源自心灵的压抑疲惫。一些域外题材文学作品就将镜头视角对准了这些“淘金者”，细致生动地描画了他们在异国他乡艰窘的生存状态。这是域外题材文学常常表现的一个主题。
《梦断莱茵河》（作者鲍光满）就是一部比较有代表性的描写“淘金者”生活，刻画“淘金者”形象的作品。主人公章丛由于沾染上了赌博恶习，致使自己承包的原本相当出色的公司破产倒闭。于是，他便萌生了到国外撞撞大运的念头。后来，在蛇头的引诱策划下，他借了4万元巨款，买了个尼日利亚签证，在德国转机时，趁机跑了出来，滞留在法兰克福，算是圆了出国梦。然而，由于他没有身份，没有在法兰克福公开打工的权利，于是，便只好找私店，打黑工。而且还仅仅局限在华人开的餐馆中。两年多的时间里，他累死累活地拚命干，也最多只能赚800马克一月，不到正常打工者月收入的三分之一。每月扣除吃穿住等日常开支后，已所剩无几，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债务。因此，他的精神整日处在恍惚之中，不断自责自问：“我到外国干什么来了？”这不是章丛一人的自诘，实际上，他道出了好多“淘金者”醒悟后的心声。后来章丛凭借自己的手艺，好不容易在“华夏酒楼”找到了一份二厨的工作，虽然工资依旧比别人低很多，但他已是相当满足了。因为对他来说第一次拥有一份较为固定的工作是何等的宝贵。然而，谁也想不到，贪心的老板为了牢牢地控制住章丛，准确地说，是把持住章丛的手艺而不致于外流，竟想出了一个十分卑劣的办法，用赌博来钳制章丛。用章丛的话说，就是“老板看上我的手艺，千方百计让我欠他们钱，我就可以给他们干一辈子。”可怜的章丛别无他路，只好将命运寄托在赌博上。然而，从小赌到大赌无论章丛怎样费心劳神，到头来总是一场空。最终在赌的问题上，章丛倒了大霉。在偶尔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赢得3万马克还没来得及额手称庆时，便被早己盯梢在后的歹徒捅死在马路边上，落了个人财两空。
在许多域外题材文学作品中，我读到过许多相类似的情节。无论以何种方式出国的人，也无论以前在国内是什么身份，干什么工作，到了国外，总是首先以打工者的姿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或涮碗洗盘，或杖扫庭院，或当小工，或背死尸……哪样挣钱就干哪样。为什么会落到这部田地呢？章丛留给友人的一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颇能启人思考，他说：“只有一种结论，出国对于我，不仅不是一种解脱，而是陷入了一个更加无法挣脱的误区。”从这句话里，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域外题材文学的一种主题意蕴。
如果说，描写纯粹意义上的“淘金者”，还只是一种浅层次的主题所在，那么，对于变异的“淘金者”形象的刻画及其酸甜苦辣的描写，则是一种更深意义上的主题旨意。我们承认，在出国的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奔着外国经济上的富裕而去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而且相信，还有更大的一部分人是奔着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而去的，是一种更有意义的文化“淘金”、科学“淘金”或技术“淘金”。然而，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到了外国后，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沦为金钱的奴隶呢？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是把金钱、经济利益当作一切文化的目的。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钱只能当推磨的鬼。中国留学生欲想完成学业，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前提必须是在经济上站稳脚跟。而欲在经济上有所保障，就得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艰辛的劳动。因此，他们不得不一面打工，一面学习，或者为了将来更安心于学习，而首先选择打工。完全可以这样说，域外题材文学作品中的那些学者型的打工者、“淘金者”，无一不是金钱文化异化的结果。
《天涯客》（作者王小鹰）中，在美国波斯坦大学留学的小叶，为了拿到奖学金，常常熬得双眼凹陷，嘴唇焦裂。到了暑假，别的学生都到风景宜人的外地度假去了，而她却为了凑齐下学期的学费，不得不到餐馆打工，整天忙得晕头转向。如果说，身体倍受煎熬还能调整过来的话，那么，精神、心灵、人格上所受的屈辱折磨却是难以平复的。由于小叶长得比较漂亮，就惹出了一系列麻烦：酒鬼无事纠缠；同事“卷毛”借护送之机想占便宜；最后，因为拒绝了经理的非分要求而被借故炒了鱿鱼。生活逼得她走投无路，为了坚持学习，她把自己的血和肉、脑力和体力、青春和美貌全都拼上了，以致于她常常不寒而栗地想到：“等我念完书，肯定会变成个又老又丑的老太婆的。”生存如此艰难，何谈学业事业？人到中年才先后赴美的大司徒夫妇，为了生存下去不得不弃学从商开餐馆。可这条路也布满荆棘！他们先是被心狠手黑的洪先生讹去了四处筹措的4千元钱，后又遭亲弟弟小司徒落井下石，真是雪上加霜，寒透了心。经过一番奔波苦斗，餐馆终于开起来了，而且生意还算不错，但是，一想到自己曾是清华毕业的工程师和复旦新闻系的研究生，他们又怎么能高兴起来呢？只有满心的酸楚无处诉说。更可悲的是，他们不知道还要在这条路上走多长时间，还能不能重新捡回自己那些已经失落的梦。
二 文化矛盾人的尴尬困境
对文化矛盾人的尴尬困境的艺术再现，是域外题材文学的又一个重要的主题所在。顾名思义，文化矛盾人是特指那些生活在多种文化因素环境中的人们。一方面，他们身上乃至心灵上烙印着不可磨灭的母体文化胎记，另一方面，当他们进入一个全新的文化环境时，又必然地受到新文化因素的洗刷和冲击。生活在这种文化夹缝中的人们，受多重文化观念的挟持和影响，在其精神状态、人际交往、生活习惯、行为规范等方面往往感到像不适和困惑。文化逆差越大，则不适感越强，矛盾困惑越大。可以说，80年代新近出国的一批人，都是文化矛盾人。出国前，他们沐浴在东方古老民族文化的氛围里，已完成了传统文化对他们人格、精神及其行为习惯的洗礼和雕塑，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认知世界和建构世界的传统模式。然而，当他们一旦跨入到另一个与己格格不入的文化环境尤其是西方文化环境里的时候，传统的文化秩序即刻被新文化因素所打破，于是，他们处处感到茫然失措。在他们的身体倍受打工的煎熬时，灵魂又掉进了文化的炼狱之中。
爱情婚姻伦理以及与之相连的性观念，是中西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要芥蒂所在。在西方文化观念中，对爱情婚姻伦理及性关系的认识是呈开放状态的，爱情婚姻与性之间可以不划等号，甚至可以并行不悖。而中国传统的性爱观，则向来是将婚姻与性紧紧连接在一起的，一切婚姻之外的性关系，都将被视为不道德的。中西传统文化观念在这一问题上的巨大反差，必然要成为困扰中国留学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卜琳》（作者易丹）就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女留学生卜琳在爱情婚姻方面遇到的这种困扰和烦恼。出国后的两地相隔，使卜琳和国内的男友方明之间那本来就不太称心如意的恋爱关系日渐疏远，而由于工作的关系，又使她对自己学业上的导师、年轻的教授菲力蒲产生了好感。但是，卜琳毕竟是在东方文化环境中长大的知识女性，在性关系问题上，她还恪守着东方道德。因此，当菲力蒲在尚未明确表示与妻子离婚，与她建立正式的婚姻关系前就想占有她时，她便不顾一切地拚命反抗。尽管讨好菲力蒲并与他结合，对卜琳来说，将会意味着彻底改变过去艰窘的生活状况，但是，受中国文化浸熏的卜琳却认为，不能那样做。一个要追求建立在理想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和婚姻关系上的性爱，另一个则只是为了填补妻子外出后的性饥渴的满足。中西性爱观的迥然相异，使卜琳和菲力蒲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无法沟通，无法建立起双方都满意的婚姻关系及性爱关系，因此，其结局必然是不欢而散。而一旦散了，卜琳又必定陷入无尽的懊恼之中。
在一些域外题材文学作品中，尽管也有些人从主观上非常羡慕西方人在两性问题上的洒脱，行为上竭力打破自身文化系统的束缚，力争尽快地和西方文化认同，但是，早已浸透于全身每一个细胞、每一滴血液的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却使他们在实际上根本无法和西方人一样洒脱自如地对待两性关系，无法彻底地认同西方的爱情婚姻尤其是性观念。因此，就其实质来说，更具悲剧意味，例如《到美国去，到美国去》（作者查建英）中的伍珍。和卜琳比起来，伍珍这个把出国作为摆脱不幸婚姻和改变后半生命运唯一途径的已婚少妇，在美国的两性生活似乎要开放、超脱一些。她出国不久，就很快偷尝禁果和柴荣上了床，以后又是山姆和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的美国朋友。尽管如此，其骨子里，却仍然盘踞着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观念。她那种形似放浪的处世方式，实则是生活的逼迫和文化离间的结果。伍珍到美国后，为了挣钱来求学谋生，却四处碰壁，走投无路之机，只好像千百年中国妇女一贯做的那样，希望通过婚姻嫁个好丈夫来改变自己的境遇。然而，她的这种想法在奉行性解放的美国社会中，无异于天方夜谭。因此，她只好在中西两个民族不同文化的夹缝里，像浮萍一样，到处漂泊。后来，她虽然靠上了腰缠万贯的约翰·王，经济困顿暂时解除了，但是，做一个年龄可以当自己父亲的性无能者的情妇，那种心灵与肉体上的双重苦痛，又该是多么地沉重而又难以言传啊！
在《北京人在纽约》（作者曹桂林）中，作者对文化矛盾人的尴尬困境表现得更充分、更细致，对王起明、郭燕、阿春等的矛盾心态和行为，也刻画得更深刻，更淋漓尽致。王起明、郭燕、阿春之间的悲欢离合的关系，实际上是中西文化交融碰撞的产物。到美国以前，王起明和郭燕相濡以沫地生活了十几年。可是，到美国后不久，他俩的关系便土崩瓦解了。为什么？因为在美国社会中，有比感情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金钱。有钱便有一切，没钱便会失去一切。然而，当他们真的离异以后，却又时时感受到来自传统道德的叩问和诘责。王起明和阿春之间的情人关系，也是处在两种文化观念夹缝中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妥协行为。他们想以结婚来摆脱那种丈夫不丈夫、妻子不妻子的尴尬处境，却受到了来自女儿站在传统习俗认识上的强有力的反对，而要和美国人那样做一对露水夫妻，情理上又实在说不过去。所以，他们只能彳亍在文化的漩涡中，倍受感情的折磨。同样，在郭燕和大卫的矛盾纠葛中，郭燕如果现实一点，也许能和大卫重归于好，然而，她那种传统的没有爱情就没有性爱的婚姻观却始终左右着她，使她和大卫不复结合。
总之，戴着镣铐跳舞，是一切文化矛盾人共有的特征，也是域外题材文学着意表现的一个主题。
三 绵绵无尽的乡愁情怀
乡愁，作为客居他乡的一种感情寄托，自古以来，一直受到文人骚客的歌吟与传唱，已经成为文学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域外题材文学更是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表现内容。如果说，前面表述的两个主题只是在新时期才有意识地倍受重视的话，那么，乡愁，作为海外游子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则早已自觉不自觉地出现在作家们的笔下。在郁达夫的《沉沦》中，主人公虽然表面上沉溺于异国他乡的风花雪月，但那种悠悠的乡思愁绪却无时无处不包绕着他。尤其是当他感受到外面世界的严酷与凄凉的时候，温馨的乡情便会梦幻般地出现在他的回忆之中。至于他的自虐与自戕，则是乡愁无法排解时的一种自我宣泄方式。他那种“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哟！”的呼天抢地的呐喊与激情，又何尝不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乡愁体现！盼祖国早日富强起来，感情是多么地真挚与热烈啊！
同样，新时期的域外题材文学作品，也无不浸润着这种或浓或淡的乡愁情怀。尽管有的人出走时抱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决绝态度，但是，一旦他真的在异国他乡定居下来，谋生的艰难，两种文化差异造成的心灵阻隔和人际关系的淡漠，却又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不断涌出思恋故土、怀念亲朋的感情体验。《天涯客》中的老航，为了报答寡母的养育之恩，在美国拼命读书，拼命工作，以图取悦老板，早日拿到梦寐以求的“绿卡”，好把母亲接去养老，一尽孝子之心。谁知“绿卡”还未拿到，慈母已撒手西寰。老航这五尺男儿经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击，一个人在公寓里关了三天三夜，等出来时，前额上部已全秃了。思念母亲，三天秃了前额，全是因了乡愁。
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正是因为有了乡愁，有了排解郁闷愁苦的有效渠道，海外游子们才有生活下去，奋斗下去的勇气和力量，有了一根坚强的精神支柱。《梦断莱茵河》中的章丛有多少次濒临走投无路的绝境，但是，每当他想起两万英里以外的祖国有等他盼他早日平安归去的老父老母，便顿觉浑身骤添了力气，再苦再累也不怕了。直到他倒在异邦的土地上，乡愁乡情一直是支撑他精神力量的一根巨柱。
乡愁，固然弥漫于打工者阶层，是打工者厄逆困顿中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但也绝对没有因为人们经济上的好转而有所减弱。作为一种心理积淀，它早已和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人们感情世界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海外林林总总的华人街的存在，从现实上形象地证明了这一点。《北京人在纽约》中，王起明用比美国人还美国人的奋斗方式赢得了生意上的成功，成了富翁，但他却严格要求自己的女儿不要忘了自己是北京人，根在中国。好像对他来说，越是有钱了，才越是有了维护根基的资本。所以，当女儿宁宁开始模仿起美国青年人的生活方式及行为习惯时，王起明是多么地伤心和痛苦呵！在这儿，乡愁情怀已化作一种宗教式的虔诚，深深地烙印在了王起明的灵魂上，一旦受到侵犯，悲苦可想而知。记得台湾留学生文学的鼻祖於梨华在其成名作《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借主人公牟天磊的口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和美国人在一起，你就感到你不是他们中的一个。他们起劲地谈政治、足球、拳击，你觉得与你无关。他们谈他们的国家命运、学校前途，你觉得那是他们的事，而你完全是个陌生人。不管你个人的成就怎么样，不管你的英语讲得多流利，你还是中国人。”可以说，牟天磊的这种身居异国的思乡孤独之苦，比较典型地代表了旅居海外的华人共同拥有的一种怀乡恋国的情结。20年前的台湾同胞感受如此，20年后的大陆同胞感受同样如此。
在新时期众多的域外题材文学作品中，把乡愁情怀写得最细腻深切的要算是《陪读夫人》（作者王周生）了。蒋卓君为了满足丈夫要有个家的愿望，辞去了国内称心如意的工作，带着儿子森森，不远万里到美国陪读。虽然在美国的生活远比在国内舒适轻松，但蒋卓君却处处感到像受了软禁一样。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理内涵，给她设置了许多障碍，使她步履维艰。她已是一个上小学的孩子的母亲了，自以为做母亲还称职，但是面对美国的风俗习惯，她却手足无措，照顾一个婴儿还时常受到责备。因此，她经常陷入失落与懊悔之中，不得不靠回忆来填补精神的空虚，甚至连梦中也大量闪回过去的生活景象。关于《陪读夫人》到处散溢着的思乡情绪，森森有一段话很形象。他追逐着一只七星瓢虫，自言自语地说：“小不点儿，你干吗到这儿来呢？这不是你的家，也不是我的家。没什么好玩的，连个小朋友都没有。……这里真没意思，你还是回家吧。你有家吗？每个人都有家的，我的家在中国，很远很远……你知道吗？在别人家里很痛苦的……”这段话，其实道出了很多海外华人思恋故国旧土的焦渴情绪。
可以肯定地说，只要域外题材文学存在，乡愁就不会是一首风骚一时的流行歌曲。它永远会生生不息地传延下去。
以上，本文从三个方面简约地概括了一下新时期域外题材文学的主题倾向。其实，这三个主题，是经常揉合在一起的，有时很难从同一部作品中加以明确地区分。如果说，它们是流光溢彩的分声部的话，那么，组织起来，就是一首雄浑辉煌的交响乐。这首交响乐，比较准确地唱出了海外华人的行为和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