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_李斯特论文

论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_李斯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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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使用“生产力”一词的要数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派,他们以当时经济学的发展水平与角度出发、定义“生产力”为经济能力的一种量度。马克思由此出发,但并没有囿于此,而赋予“生产力”以哲学的意义,从而使之在质上得到一个规定。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形成和发展相一致,它大概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巴黎笔记》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是生产力理论的萌芽阶段,其含义在不同的场合不尽相同,但基本上延用了古典经济学派的“生产力”概念。第二阶段约从1845年2 月的《神圣家族》及稍后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到1857年7 月马克思写作其他经济学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和资本》等,这是生产力理论的初步形成和发展阶段,它与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相一致。马克思力图使生产力上升为哲学概念,但经济学概念的生产力也不时出现。马克思的后期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和《资本论》是生产力理论的完善阶段,是对生产力的经济学和哲学双重含义的高度融合,这一阶段为篇幅所限,暂不论及。

在评析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之前,有必要厘清作为经济学和哲学两重意义的“生产力”概念的确指。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生产力是与生产关系相对应的一个哲学范畴,它从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动力源泉这个最原始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规定生产力范畴,把生产力规定为物质生产诸要素本身,并承认人自身也是生产力。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力则纯然指决定具体经济过程的一个因素,是人们生产具体的劳动产品,创造物质财富(使用价值)的能力和力量,它以物质生产诸要素为其物质承担者,但又非这些要素本身,而是蕴含于其中的生产的实际能力,如机器的生产力和劳动者的生产力等等。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两重含义,是在他的经济理论和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中孕育成熟的。1842年——1843年,马克思为《莱茵报》的主编,遇到了令他苦恼不解的问题——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这个问题的实质也就是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这促使他从纯哲学的研究转到政治经济学上来,此时他主要延用古典经济学派的生产力概念,只具有经济学的意义。《巴黎笔记》上就有“生产能力”、“生产力”、“自然生产力”、“土地生产力”、“一国的生产力”等经济学意义上的提法;而对古典学派的评语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如《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评价到:“那么,这样并没有创造任何追加的资本,而只是提高了原有资本的生产力。”〔1 〕另外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摘要》中也使用“生产能力”这样的概念:“土地的价值应当根据面积相等的土地在劳动量相等的条件下所具有的生产能力来计算”。〔2〕显而易见,这里生产力的概念只限于经济学意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系统阐述了“劳动生产力”这一思想。“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进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日益精致。”〔3 〕在第三稿中马克思谈到斯密的观点时说:“分工给劳动以无限的生产力。”〔4 〕这种生产力包含的内容是什么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未正面回答,不过马克思在引述波兰经济学家斯卡尔贝克的观点时,曾把这种生产力看成是:第一“人生来就有的力量,就是他的智力和他从事劳动的身体素质。”第二,“来源于社会状态的力量,就是分工的能力和在不同的人中间分配不同工作的能力……。就是交换相互服务和交换构成生活资料的各种产品的能力。”〔5〕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即生产能力的思想,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表现,而这一思想在他1845年上半年所著的《神圣家族》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的生产力思想具有了两重意义。一方面是延续了生产力即生产能力这一思想,如马克思在批驳那种认为土地的开垦“创造充分的土地所有权”的错误论断时指出:“其实这里只创造了物质的新的生产能力。……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6〕另一方面《神圣家族》又是批判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力作, 唯心主义史学,由于忽略或不知道生产力的作用,因而在描述或解释历史事件时往往失去了物质基础,就像《神圣家族》中所批判的“鲁道夫式”的救世主,正是这样的人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主宰着社会的前进。从这一角度来考察已显示出生产力概念的历史哲学的性质。

1845年春,马克思在《评费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既揭露了李斯特唯心主义的生产力观,同时又进一步完善了唯物主义的生产力范畴。李斯特把生产力和交换价值对立起来,把生产力看成一种精神力量,以此表明,他追求的不是非精神的物质财富,不是交换价值而是精神本质,即无限的生产力。事实上,生产力并不是独立的精神本质,并不是一种不可捉摸的“幽灵”,而是一种物质力量。这里,马克思在批判李斯特的生产力理论中,使生产力概念具有了两重含义。生产力作为历史哲学范畴这第二层涵义,指明人不仅是劳动者,而且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劳动资料不仅是增加物质财富的手段,而且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结果,是社会实践的器官。李斯特似乎很关心人,关心生产力,而生产力似乎是人自己本性中产生的目的,即目的本身,因而关心生产力就是关心人自身,而实际上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物质财富。他们并不关心发展工人的一切才能,发挥他们的生产能力。在他们看来,“如果弯腰驼背、四肢畸形、某些肌肉的片面发展和加强等,使你更有生产能力(更有劳动能力),那么你的弯腰驼背、你的四肢畸形、你的片面肌肉运动,就是一种生产力。如果你精神空虚比你充沛的精神活动更富有生产能力,那么你的精神空虚就是一种生产力,等等。……〔7〕因此, 所谓生产力无非是“致富的手段,致富的生产力。”李斯特把创造财富的力量同财富本身区别开来,以此表示对人的重视。实际上结果和原因是不可分的。结果的性质包含在原因之中,原因中包含着结果所具有的某种规定性。资产者把无产者不是看作人,而是看作创造财富的力量,这种对人的赞扬就是对人的贬低。假如资产者认为使用人力不如使用牲畜、机器更有利,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以牲畜和机器来代替人。李斯特所谓的生产力论,把人看成是创造财富的原因,这并不是把人作为真正的主体,而是作为资产阶级创造财富的机器。在这里,马克思已把生产力放在与生产的社会形式的关系中来论述,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能驾驭“工业用符咒招引出来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今天,这些力量仍是资产者的奴隶,……明天,它们将砸碎自身的锁链,表明自己是会把资产者连同只有肮脏外壳(资产者把这个外壳看成是工业的本质)的工业一起炸毁的人类发展的承担者,这时人类的核心也就赢得了足够的力量来炸毁这个外壳并以它自己的形式表现出来。”〔8〕这里,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力同它借以活动的条件(私有制)划分开来,把私有制称之为“锁链”、“外壳”、而把工业生产力的发展看成是“砸碎”、“炸毁”这些“锁链”的力量,并把无产阶级看成能掌握这些生产力并同它相适应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类的核心”。这种从工业本身矛盾所引出的革命结论,比起李斯特从人的本质和存在引出的结论,更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同时,马克思在对李斯特生产力的批判中,也不是把人看成生产物质财富的手段,而是立足于历史观的高度,肯定了人在生产活动从而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主体性意义。

同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生产力范畴及其在历史观中的意义。对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需要、才能、个性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对生产力与社会结构的联系,对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等问题作了大量的论述。《形态》第一次使生产力范畴成为哲学历史观的核心范畴之一。首先从生产力概念本身来说,哲学层面的生产力概念占据主导地位,而这恰恰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态》中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发展相一致。如“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社会状况”,“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等等,并具有“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一实质性的思想,从而使历史的发展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生产力不仅仅是历史运动的物质基础,而且是一个不因个人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因此,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的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所以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态,因而必须始终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进而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生产力状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的变化发展依赖于一定水平的生产力。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在一定时期的生产力基础上产生,并构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同生产力发生矛盾,并由适合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在此马克思已明确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而且这个矛盾“每一次都不可避免要爆发为革命。”〔9 〕所以《形态》中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的原理,使生产力范畴含有鲜明的哲学义蕴。

与《形态》相比,1846年《哲学的贫困》对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决定和制约机制的表述则更精确化了;且已广泛使用生产对象、生产手段、生产前提、生产力等这些专门术语,旧的术语如“交往形式”的使用明显减少,这是与唯物史观相联系的生产力概念的又一重大发展。马克思曾于1846年12月28日给安年柯夫的信中,把生产力的哲学含义表达为“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活动的产物”、“人们实践的结果”、“文明的果实”、“人们全部历史的基础”。随后的《哲学的贫困》更为具体生动地表述了这层涵义:“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义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10〕同时区分了人的生产力和物的生产力,明确了人也是生产力的思想,这是一大进步。但《哲学的贫困》在哲学高度运用生产力概念的同时,又认为“机器是一种生产力”,把生产力视为“社会的物质条件”,因而使之不失经济学的认知意义。

《共产党宣言》中,经济学层面的生产力所概括的范围更广了,马克思曾把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生产中的应用、铁路的通行、电报的往返等看成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的标志。而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应不断发展的生产力性质的唯物主义观点,也已经成熟。他们认为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向前发展,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已经阻碍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于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便取而代之,而资本主义的消灭同样也是必然的。马克思说:“现在我们眼前又发生着类似的运动。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连同它的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曾经象魔术一样造成了极其庞大的生产和交换资料,现在它却象一个魔术士那样不能再对付他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1〕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同封建的生产关系一样被打破,而代之以另一种适合新生产力发展的新生产关系。1849年的《雇佣劳动和资本》对这一原理又作了深入浅出的阐释:“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12〕而社会所以不断变化,从古代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然后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其最终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力即物质生产资料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同时,人是生产力的观点,在这本书中,也更加明朗化。马克思例举到,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变成了一种简单的生产力,”“短工则拿他的生产力(他正是把这个生产力让给了农场主)换到五银格罗中,并用它换到迟早要消费掉的生活资料。”〔13〕

由此,我们可明晰,从马克思1845年的《神圣家族》到1849年的《雇佣劳动和资本》,其生产力概念随着唯物史观的不断丰富和发展而深化,兼有双重含义,其一是经济学层面的,主要指人口、物质、技术等的生产能力;其二是历史哲学层面的,它扬弃了经济学领域的生产力概念,而进入哲学领域,上升到哲学高度。生产力不仅是财富增长的原因,而且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一个社会形态进入另一个社会形态的动力。而这一层的生产力理论又内蕴了“人是生产力”的思想;一方面,人在掌握运用生产力,即一切文明的果实时,本身构成一种生产力,推动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对人本身的发展又具有重大意义:生产力不仅在于提供一定的生活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人们的吃喝住穿问题,因而使得一部分人获得闲暇去从事政治、文学、艺术、科学等活动,而且更重要的是,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了人们上述活动中主观素质发展的最深刻的基础。由此不难看出作为一个复杂整体的人,既可以是创造生产力的动力(经济学意义),又可以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推动社会进步(哲学意义),因而,“人是生产力”的思想实质上综合了生产力的双重含义。 这一点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获得更明确而深刻的论述, 而宏篇巨著《资本论》又推进了这一思想的进程,使之达到了最为成熟和完善的阶段,并使生产力概念在经济学和哲学两重含义上高度地融合。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111页。

〔2〕〔3〕〔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页、 55页、147页、146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8页。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0页、258—259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3页。

〔10〕〔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471页。

〔12〕〔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5页、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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