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新学与理学的消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宋论文,理学论文,时期论文,新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5,B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2)03-0004-07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国内宋史界在学术思想研究上存在着两个偏向，一是以理学代替宋学，二是忽略了荆公新学的历史地位。进入八十年代以来，经过邓广铭、漆侠、杨渭生诸先生的研究，纠正了这两个偏向，即：理学只是宋学中的一个支派，直到宋理宗以后才取得官学地位，而荆公新学在北宋后期60年间则是居于独尊地位的官方哲学。（注：邓广铭：《略谈宋学》，1984年《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4页。漆侠师《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文史哲》1995年第1期。杨渭生《王安石新学简论》，载《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45～362页，下略。《两宋文化史研究》第十二章，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陈振《略论南宋时期“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派》，《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60～468页。）这两个纠正基本上得到宋史学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但是宋廷南渡以后荆公新学和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对新学的发展还存在着不尽相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北宋覆亡后，新学犹如昙花一现，迅速地凋谢了，甚至说到宋高宗朝，新学被废止，新学经义也无人问津；有的学者则认为荆公新学从宋高宗至宋宁宗时期仍是儒家诸学派的主流，对这二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笔者拟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 南宋时期王安石新学衰落的历史轨迹
王安石新学既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也是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主要学派，特别是熙宁八年(1075)七月《三经新义》正式由朝廷颁发到全国各级公立学校后，直到北宋末年，新学作为官学在儒家诸学派中独领风骚达五、六十年之久，“熙宁以来，学者非王氏不宗”（注：汪藻：《浮溪集》卷17，《胡先生言行录序》。），“自熙宁、元丰以来，士皆宗安石之学，沈溺其说”（注：刘一止：《苕溪集》卷30，《知枢密院沈公（与求）行状》。），“当大观、政和间，士唯王氏三经义、字说是习”（注：周必大：《附鸿庆居士集序》。），“自王氏之学达于天下，其徒尊之与孔子等，动之以卓诡之行，而矜之以华丽之文，如以锦绣蒙覆陷宑悦而从之，鲜不坠者，行之以六十余年”（注：陈渊：《默堂集》卷12，《十二月上殿札子》。）。
北宋末年，蔡京集团垮台，洛学传人杨时在论及蔡京集团祸国罪责时，上溯至王安石变法，并把矛头直指新学。新即位的宋钦宗为了挽救危局，争取人心，在革除宋徽宗朝的一些弊政的同时，解除“元祐学术”的禁令。自此，王安石新学丧失了独尊的官学地位。宋廷南渡以后，宋高宗多次表示“朕最爱元祐”并把北宋亡国之罪由蔡京集团追及王安石，王安石变法遭到彻底否定，新学亦受到相当大的冲击。虽说新学在南宋初年遭到很大的冲击，但作为一种学术流派却并没有很快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因为(1)“士之习王氏学取科第者，已数十年”，他们反对完全抛弃王安石的学说，“忽闻以为邪说，议论纷然。”（注：《宋史》卷428，《杨时传》。）(2)创建于熙丰之际的理学，其传人虽趁南宋初时局转变之际，力倡理学，理学由此兴起，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理学的传播多限于理学的门人和一批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政客，因而在其兴起之时，在社会上还缺乏替代新学所必须的影响和坚实基础；(3)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南宋最高统治集团还没有把王安石的新学与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的政事完全等同起来，即所谓“安石政事不善，学术尚可取”（注：《宋史》卷379，《陈公辅传》。），宋孝宗也认为“安石前后毁誉不同，其文章亦何可掩。”（注：《朝野杂记》乙集卷4，中华书局，2000年，第569页。）鉴于这三个原因，新学在南宋孝宗乾道、淳熙以后才真正走向式微，而被彻底否定，则要到宋理宗淳祐以后。这可从以下三方面得到验证。
1、从朝野士人对新学的议论看新学在南宋的地位
绍兴年间，理学的传人胡宏曾对孔孟儒学的正传有一段议论
大宋之兴，经学倡明，卓然致力于士林者，王氏也、苏氏也、欧阳氏也。王氏盛行，士子所信，属之王氏乎？曰：王氏支离，支离者不得其全也。曰：欧阳之文典以重，且韩氏之嗣矣，属之欧阳氏乎？曰：欧阳氏浅于经者，浅于经者不得其精也；曰：苏氏俊迈超世，名高天下，属之苏氏乎，曰苏氏纵横，纵横者不得其雅也；然则属之谁乎，曰：程氏兄弟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注：《五峰集》卷3，《程子雅言后序》。）
虽然，胡宏此段文字的宗旨是要为二程争孔孟儒学的正统传人，但他也不能不承认“王氏盛行，士子所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绍兴时期理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尚不能完全与新学相匹敌。
乾道、淳熙间，四川士大夫员兴宗曾论及洛学（即理学）、蜀学、新学的优劣：
昔者国家右文之盛，蜀学如苏氏，洛学如程氏，临川如王氏，皆以所长经纬吾道，务鸣其善，其善鸣者也。程师友于康节邵公，苏师友于参政欧阳公，王同志于南丰曾公，考其渊源，皆有所长不可废也。然学者好恶，入乎彼则出乎此，入者附之，出者污之，此好恶所以萌其心者，苏学长于经济，洛学长于性理，临川学长于名数，诚能通三而贯一，明性理。以辩名数，充为经济，则孔氏之道满门矣，岂不休哉……（注：《九华集》卷9，《苏氏、王氏、程氏三家之学是非策》。）
本师漆侠先生在《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文中引用此段材料后说：“员兴宗对三家所学之长的评论是否正确，是另一问题，但他认为三家各有所长，不可偏废，则值得注意，从这一侧面也反映了荆公之学即使到宋孝宗时在社会上仍然有它的重要影响”。（注：《文史哲》1995年第1期。）
乾道、淳熙以后，理学因张栻、朱熹、吕祖谦等人的传承，程朱学派已臻成熟，在社会上的传播日益广泛，从而也扩大了它的影响（详见后论），加之理学家们对王安石新学不懈地批判，乾淳以后，新学便呈式微之势，理学的影响终于超过了新学，宁宗嘉定十三年九月，理学信徒胡卫有一段关于宋代文风三变的议论：
臣闻河洛由文兴，六经由文起，皇朝承五季陵夷之后，士气卑弱，二三圣人作而新之，朝廷之上号大手笔如杨亿、王元之，虽尚拘崐体，而场屋间，王曾试有物混成赋，识者即以公辅期之，自后欧阳修、尹洙专以古文相尚，天下竞为模楷，于是文风一变，遂跨于唐矣。
熙宁以来，凡典章号令若王安石之造意平雅，苏轼之发语纯明，体律之至，弗可及巳，譬犹木，在扶质以立干，不止于垂条而结叶也；程颢、程颐又以洙泗之源流，兴于伊洛间，士之所趋一归于正，于是文风再变，遂越于汉矣。
南渡之后，视草代言之任，间有作者，大抵属对精密，加之温丽，而其弊至以颂上之辞为谄下之语。近在淳熙，惟文祖嘉尚正学，粤有洪儒，新传益粹，薰陶渐染，一时学者，皆根柢乎义理，发明乎章句，文风三变，几至于道。……（注：《宋会要辑稿》选举6之41至42。）
胡卫在这里虽然讲的是宋朝文风变化的三个阶段，但由于他开章即说“河洛由文兴，六经由文起”，因而这三个阶段实则也是儒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亦即宋初至仁宗时代是儒学复兴阶段，熙宁以后则形成了王氏新学、苏氏蜀学和二程理学，而至淳熙前后，理学得到极大发展，文风至此三变，这恰好说明淳熙前后是新学、苏学与理学并峙向理学一尊转关的时期。
宋宁宗时期，方大综在《本朝诸儒之学》中论及北宋以来的儒家诸学派，已不再言及王氏新学。
国朝道统一正，师儒辈出，视昔为盛。粤自柳仲塗以先秦文倡天下，尹公继之，欧文忠公又继之，而古作大振，陈图南以先天之学授明逸，一传而穆伯长，再传而李挺之，又再传而邵康节，学始有源，伯长又以太极图授周濂溪、二程子师之，杨、谢、尹、游辈其流也。性理广学广矣。安定之门如刘彝以善水利称，其他如钱、如孙、如范间以渊笃、纯明、直温、简亮名世，率皆发明体用之极致。眉山之学，雄伟博洽，门人如六君子者，从而光大之，卓卓为一时冠。横渠张氏，徂徕石氏、泰山孙氏与司马氏、刘，或崇经学、或阐理窟、或以力行，笃实为之倡，承学者和之，然翕丕变矣。夷而考之，自大道既隐，扶持羽翼之功，齐驱并驾，诚未易窥涯矣。（注：《铁奄集》卷27。）
方大综所论的诸儒之学虽然大体是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但他还是提到苏氏之学，却只字不提王氏之学，说明王氏之学己被从儒学的流派中剔出，这与淳熙以后新学被斥为异端邪说在时间上是大致相吻合的，大致成书于理宗后期的《大事记讲义》即是把王安石之学作为异端邪说加以批判的。
从胡宏、员兴宗以王学与理学、苏学并峙于绍兴、乾道、淳熙，到宁宗以后士人或不再把王氏新学列入儒学流派，或视作异端学说，这正是新学在南宋时期社会影响逐渐消退的发展轨迹。
2、从官办学校的课程和教材的废罢看新学在南宋的地位
王安石新学在北宋后期的官学地位，主要是通过熙宁八年以后将《三经新义》《字说》颁行为官办学校和科举考试的教材和取士标准得以确立的。宋钦宗以后，开元祐学术之禁，王氏新学独尊地位不复存在，但在南宋前期，宋高宗至孝宗朝，王安石新学仍与洛学相互参用。
靖康元年五月十日，左谏议大夫冯榖奏：“愿陛下明诏有司，训敕中外，凡学校科举考校去取，不得专主元祐之学，亦不得专主王氏之学，或传注、或己说，惟其说当理而已”奉圣旨依奏，（注：《靖康要录》卷6。）南渡以后直到淳熙依然如此。
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乙酉，叶谦亨曾向宋高宗报告科举考试的情况“举术粹驳，系于主司去取之间，向者朝论专尚程颐之学，有主说稍异者，皆不在选，前日大臣则阴佑王安石，而取其说稍涉程学者，一切摈弃。……愿诏有司，精择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说……上曰：“赵鼎主程颐，秦桧尚安石，诚为偏曲，卿所言极当”于是降诏诣行下。（注：《系年要录》卷172。）
淳熙五年，侍御史谢廓然言：近来掌文衡者主王氏之说，则专尚穿凿，主程氏之说则务为虚诞……今省闱引试，乞诏有司公心考校，毋得徇私，专尚程王之末习，从之。（注：《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6。）
以上三例是新学在科举考试上与理学相互参用而争衡的表现。在官办学校的课程和教材上，王安石新学也有很大影响，据研究，建炎至开禧之际，公立学校的主要课程是经术、诗赋、论策。主要经学教材，经典为：诗、书、易、春秋、周礼、礼记、论语、孟子，而注疏则有孔颖达《五经正义》、徐彦《公羊传疏》、杨士勋《穀梁传疏》，贾公彦《周礼注疏》和王安石《论语解》（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1下，《王介甫论语解》卷10“绍兴后亦行于场屋”。又参见袁征《宋代教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70页。）。可见王安石的经学著作在宁宗前期仍是学校的主要参考书之一，而同时期理学家们的经学著述还没有在公立学校登堂入室。
绍兴十二年六月，有举子上书乞用王安石三经新义，因宋高宗反对而未果（注：《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8。）。但据林之奇的奏言，绍兴后期则一度恢复过三经新义的教学地位，“某伏见近有请于朝者，欲以王氏三经义复使学者参用其说，而有司以升沉多士，朝廷已有新降指挥行下。”（注：《拙斋文集》卷6，《上陈枢密论行三经事》；《宋史》卷433，《林之奇传》。尤值得注意的是在廖行之的《省斋集》卷6《代上武冈守书》有一段关于新学教官的记述，“某之父顷为新学教官，实以朝命来，辛勤于溪山之中，与徭獠居逾三载，幸无阙事，新学教官法满三载有文学之赏，昔郡既列上于朝，而有司持之未决，今又有审核之命，须大府保实，则其济否在此举也……”按武冈在荆湖路邵阳军。廖行之(1137-1189)，其父廖知彰任右朝散郎通判荆湖军府事，“廖氏世有力于学校”，淳熙十一年廖行之进士及第已年届47岁（《省斋集》首卷《永嘉戴溪原序》、卷10《宋故宁乡主薄廖公墓记》），从廖行之生平材料来看，这篇《代上武冈守书》最早应作于宋高宗绍兴后期，最迟当在淳熙年间。）绍兴后期，新学似一度成为公立学校专授的课程。
在教学方法上，浙东学派主将陈亮更是主张兼容并取，他说：“昔庆历有胡翼之学法，熙宁有王文公学法，元祐有程正叔学法。今当请诸朝廷，参取而用之”（注：《陈亮集》（增订本），卷12，策·变文格，中华书局，1987年，第136页。）而在使用教材设置课程上，理学大师朱熹与陈亮可谓是同调，他也主张兼容并蓄，朱熹在《学校贡举私议》长文中说：
近年以来，习俗苟偷，学无宗主；治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今欲正之，莫若讨论诸经之说，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为主，如《易》则兼取胡瑗、石介、欧阳修、王安石、邵雍、程颐、张载、吕大临、杨时；《书》则兼取刘敞、王安石、苏轼、程颐、杨时、晁说之、叶梦得、吴棫、薛季宣、吕祖谦；《诗》则兼取欧阳修、苏轼、程颐、张载、吕大临、杨时、吕祖谦；《周礼》则刘敞、王安石、杨时；《仪礼》则刘敞、二戴；《礼记》则刘敞、程颐、张载、吕大临；《春秋》则啖助、赵正、陆淳、孙明复、刘敞、程颐、胡安国；《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则又皆有集解等书，而苏轼、王雱、吴棫、胡寅等说亦可采……（注：《朱文公文集》卷69。）
陈亮、朱熹同为文化巨擘，他们对王安石新学均持否定态度，但他们又都主张兼容并取王氏新学中的合理部分，说明新学在孝宗时期的学校教育、科举取士上有着不可低估的社会影响。乾淳以后，随着理学地位的日益提高，特别是宁宗嘉定以后，理学家的著作被列为官学教材，理学在学校教育、科举取士中的影响不断扩大，王氏新学才渐次沉寂。
3、从享祀孔庙的兴废看新学在南宋的地位
以孔子儒学有德行和贡献的传人祀享孔庙始自唐朝开元年间，而以本朝人从祀孔庙大致始自宋人。李心传在《元丰至嘉定圣配飨议》中对王安石祀享孔庙的兴废过程有一简要的记述：
自唐以来，学校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后以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至元丰间乃封孟子为邹国公、与颜子并配而荀扬韩子列于从祀，足以补前世之未及矣。蔡京得政，乃封王介甫为舒王，与颜、孟并，而王雱在扬、韩之次。其后、陈莹中诸公但改荆公坐像为僭，而不知三代之礼，大飨先王，功臣皆与飨焉，则尸像必不立受，今不论其学术乖戾，而第以坐视人主之拜为逆理，此学术不醇之过也。
靖康间，杨文靖公为谏议大夫，首论荆公不当配飨，降于从祀。
绍兴六年冬，张魏公独相，始用陈公辅言，禁临川学。明年春，胡文定公以祠官上疏乞追爵二程、邵、张四贤、列于从祀、不报。
乾道五年春，魏元履以布衣为太学录，复请去荆公父子，而以二程从祀，陈正献公为相，难之。淳熙三年冬，赵叔达（粹中）为吏部待郎，论王安石奸邪，乞削去从祀，上谓辅臣言：安石前后毁誉不同，其文章亦何可掩。时李仁父为礼部侍郎，上与共议，欲升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而黜王雱。仁父乞取光、轼而并去安石父子。上又欲升光、轼于堂，仁父上章称赞，且言若亲酌献，则暂迁其坐于他所。疏入，上命三省、密院议之，密院王季海依违其词，赵温叔言仲淹自以功业名，修当时亦有微玷，不若止用光、轼，而三省龚实之、李秀叔皆以为不可，事遂不行。久之，但除临川伯雱画像而已（四年六月癸丑降旨）
嘉定二年，仲贯甫为著作佐郎，转对请追爵周、二程、张列于从祀、未克行。……（注：《朝野杂记》乙集卷4，中华书局，2000年，第568～569页。）
透过李心传的记述，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是自靖康至嘉定二年，王安石祀享孔庙的地位在不断下降、即由配飨到从祀、从从祀到罢去王雱的画像。如果说把确定是否配飧、从祀至圣文宣王孔子视作官方对儒家学派正统地位认定的重要标志的话，那么虽然王安石飨祀孔子地位在下降，但直到嘉定二年，新学的创立者王安石仍是宋廷最高统治集团确认的孔子儒家学说的正统传人。二是要求罢去王安石从祀与要求确认理学奠基者从祀的呼声此伏彼起，反映了理学与新学争官学地位的斗争是相当激烈的，理学真正取代新学不仅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时间，而且经过了艰难曲折的斗争。新学的社会影响直到宋宁宗嘉定时期仍在延续。
二 南宋理学的兴起发展与新学衰落的关系
理学建立于北宋熙丰之际，虽然理学与王安石新学都是讲道德性命之理，但在对待儒家的一些基本观念，如义利之辩等问题上相互对立，而在新学居于官学独尊地位的北宋后期，理学还是一个影响不大的新儒学派，但理学自建立之初就很重视师道和通过教育讲学在民间传道，因而一旦新学失去官学地位，学术上又呈现多元色彩时，理学便在南宋初期最高统治者打击王安石学说，表彰元祐学术之时，乘机扩大了它的影响，从此走上了显学的道路。
编于理宗端平前后的类书《群书会元截江纲》对理学的兴起与发展有一简要叙述，现摘录于下：
本朝朱熹夫子大抵治无常盛崇极而圮从古固然，而道学之盛衰，亦犹之。天朝天圣、嘉祐以来，文化极矣，道学盛矣。未几，而王金陵以新经之似，乱儒学之真，人心失所师向，道统无与维持，上赖天相斯文，硕果不食，有若周濂溪者，独探无极、太极之妙，深得孔孟以来心传之学，倡道东南，而二程、横渠从而和之，自是道统传授，文教兴行。
虽厄于崇观、厄于宣靖，而不能不复萌蘖于炎、绍，又不能不复枝干，华实于乾道、淳熙。吾观乾淳之际，异人辈出，正学大明，张之教行于荆，吕之教行于浙，朱之教行于闽。如笙簧之并奏，无非雅乐之正条也。迄今朱子之学尤盛，上下之人表章而至再、至三，下之人发出崇信而且敬、且慕者也，朝廷节惠之典，犹有所待，近年曰宣、曰诚、曰文之谥，以周、程、张、吕数先生皆以子见称矣。（注：《群书会元截江纲》卷35。）
此段对理学兴废的概述，其主旨是从发扬理学的正统思想而言，但也透露出理学在南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的消息。
其一，建炎、绍兴时期是理学兴起的阶段，它争得了与新学、苏学并峙的地位，且呈现出显学的发展态势，所谓“蘖于炎、绍”，其用词是十分恰当的；其二，乾道、淳熙时期是理学在民间大发展并臻于顶盛的阶段；其三，嘉定至淳祐是理学确立一尊官学地位的时期。
但是理学由兴起定于一尊，这条发展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李心传在《道学兴废》一文中就简要勾勒了理学几起几落的过程，现摘录于下：
自熙宁、元丰间，河南二程先生始以道学为天下倡……中立（杨时）、彦明（尹燉） 遭遇靖康、建炎、绍兴之间，致位通显，天授（谯定）入朝于靖康，而不合，绍兴中再召，不起，后隐青神山中，建安胡康侯（胡安国）学春秋于伊川而不及见，以杨、谢为师友。绍兴初，秦会之为亚相，引康侯（胡安国）学春秋于伊川而不及见，以杨、谢为师友。绍兴初，秦会之为亚相，引康侯侍经席，一时善类多聚于朝，俄为吕元直、朱藏一所逐，朱、吕罢，赵元镇（赵鼎）相，彦明以布衣入侍讲，经生学士多召用焉，元镇罢，张德远（张浚）独相，陈司谏公辅首章力排程氏之学，以为狂言怪语，淫说鄙论，镂榜之郡国，切禁之。……其后，（秦）会之再得政，复尚金陵，而洛学废矣。中立传郡人罗仲素，仲素传郡人李愿中，愿中传新安朱元晦；康侯传其子仁仲，仁仲传广汉张敬夫。乾道、淳熙间二人相往来，复以道学为己任，学者号曰晦庵先生、南轩先生。东莱吕伯恭其同志也，南轩侍经筵，不久而去，晦庵屡召不起，上贤之。久之，王丞相淮当国不喜晦翁，郑尚书丙始为道学之目。王丞相又擢太府陈寺丞贾为监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缙绅有所谓道学者，大率假其名以济其伪，望明诏中外，痛革此习……晦翁遂得祠。
又数年，周洪道为集贤相，四方学者稍立于朝，会晦翁除郎以疾未拜，而林侍郎栗劾其欺慢，且诋道学之士，乃乱臣之首，宜加禁绝。林虽罢去，而士大夫讥贬道学之说，迄不可解，甚至以朋党诋之，而邪正几莫能辩。至绍熙末，赵子直当国遂起晦翁侍经筵，而其学者益进矣。晦翁侍经筵数十日而去位，子直贬永洲，何参政澹为中执法，复上击道学之章，刘枢密德秀在谏列，又申言之，于是始有伪学之禁矣。先是，光宗登极，刘德秀为殿中待御史上议极言两疏交攻之祸，诏下其章，后五年伪学乃禁。（注：《朝野杂记》甲集卷6《道学兴废》，中华书局，2000年，第137～138页。）
以上可知，宋廷南渡以后，理学伴随着南宋政治的发展，在八十余年当中，成为统治者借否定理学打击政敌的口实，这种政治斗争与理学发展绾结在一起的严酷现实，是理学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能取代新学的重要因素之一。
就理学的发展而言，笔者以为，理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即是理学得以完成建构庞大体系的阶段，也是从与新学、苏学的并立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的关键阶段，这可从二方面得到验证：
其一，二程洛学传至乾道、淳熙时期，张栻、朱熹在继承的前提下，又有新的重大发展。朱子的门人黄幹曾总结说，理学的传承“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注：《宋史》卷429，《朱熹传》。）陈龙川说：乾道、淳熙“二十年之间，道德性命之说一兴，迭相唱和，不知其所以来。后生小子读书未成句读，执笔未免手颤者，已能拾其遗说，高目誉道，非议前辈以为不足学矣”。“新安朱熹元晦讲武夷，而强立不反，其说遂以行而不可遇止。齿牙所致，嘘枯吹生，天下之学大夫贤不肖，往往系其意之所向背，虽心诚不系而也相应和。”（注：《陈亮集》（增订本）卷24《送王仲德序》，中华书局，1987年，第270页。卷36《钱叔因墓碣铭》，同上书，第483页。）楼钥也曾说：“乾道，淳熙间，儒风日盛，晦庵朱公在闽，南轩张公在楚，而东莱吕公讲道婺女，是时以学问著述为人师表者，相望惟三先生，天下共尊仰之。”（注：《攻媿集》卷55，《东莱吕太史祠堂记》。）以上三人关于乾道、淳熙时期理学的发展状况的论说，归纳起来不外是说明朱熹等人的道德性命之说已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得到社会上的广泛承认，并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这应是理学取代新学而成为主流学派的经学基础。众所周知，王安石新学之所以在北宋中叶诸学派中脱颖而出，是与王安石在阐释道德性命之理方面，取得了超迈前人和同时代学者的成就分不开的。南宋晁公武，于《郡斋读书志》中的《王介甫临川集》下，于《读书后志》中的《王氏杂说》下，都引录了蔡卞所作《王安石传》中的一大段话，已故邓广铭先生曾稍加并合，引录如下：
自先王泽竭，国异家殊，由汉迄唐，源流浸深。宋兴，文物盛矣，然士习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
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
晚以新学，考字画奇春耦横直，深造天地阴阳造化之理，著《字说》，包括万象。与《易》相表里。
邓广铭先生认为，从王安石对儒家学说的贡献及其对北宋后期的影响来说，王安石应为北宋儒家学者中高踞首位的人物。因而王安石学说不仅可以风行于北宋后期，而且在南宋前期与思想体系还未完善的理学并峙，然而在两个学派并争之时，新学后继乏人，而理学传人辈出，及至张栻、朱熹集理学各家之大成，兼收并取，从而使道德性命之理的学说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正如近人冯友兰先生所言“到了朱熹，程朱学派或理学的哲学系统才达到顶峰。”（注：《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51页。）所以，朱熹等人对理学的大发展，不能不是结束理学与新学并峙局面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就是说，当乾淳以后，程朱一派的理学家的思想和著述，在社会上占据了绝对优势，被贬斥的新学自然不可能再继续受到学术界和思想界的重视。
其二，与程朱理学门生众多成反比例相对应的是，新学再传弟子不多，日渐零落。《宋元学案》所附“荆公学略”开列的新学体系大致到北宋末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归纳为二点：一是由于南宋初年最高统治集团竭力将北宋亡国的罪责加于王安石身上，政治上的否定给新学的传播造成了极为不利的环境。尽管绍兴以后，乃至乾道、淳熙时期为了考取功名仍有士子温习荆公新学，但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打着王安石的旗号继承和发扬新学。邓广铭先生曾做过一个假设：“假如王安石不曾参预大政，不曾变法改制，他的那些学术思想见解，在他生前虽未必能风行于一时，到他的身后，却必定还要被治经术的儒家们长久传承的”，（注：《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86页。）二是王安石新学的兴起固然与王安石在阐释道德性命之理上取得了超迈前人及同时代人的成就分不开，但也不可否认，王安石的经学思想更侧重于为现实服务，为社会变革奠定理论基础。即所谓“内之在知命厉节，外之在经世致用，凡其所以立身行已与夫施于有政也，”（注：梁启超：《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204页。）因而从学新学者不可避免地多带有政治功利的目的，一旦政治环境转变就容易出现张舜民《哀王荆公》其一、其二所写的那种零落局面：
门前无爵罢张罗，元酒生刍亦不多，
恸哭一声唯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其一）
乡闾匍匐苟相哀，得路青云更肯来，
若使风光解流转，莫将桃李等闲栽。（注：《画墁集》卷4。）（其二）
这与理学重师道传承，有所谓“程门立雪”故事的流布形成鲜明对照，发人深省。
要之，从新学的衰落和理学的兴复来看这两个学派在南宋的发展，概言之，新学自绍兴中期至乾道、淳熙在社会上仍有巨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官方把王安石的政事不尽等同于学术的观念一直持续到宁宗嘉定年间，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就新学传承而言，新学在南宋已构不成一个主流学派，在大多数场合下，新学成为政客们打击政敌的一种工具和士林考取功名的阶梯而已。理学乘南宋初政局转变之际扩大了自身的社会影响，但其发展常与政治斗争绾结在一起，因而几起几落，颇为不顺，直到宋理宗宝庆以后才可说理学完全取代了新学的地位。而乾道、淳熙时期，朱熹、张栻等人对理学各家的一集大成，则是理学最终取代新学并取得定于一尊官学地位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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